以钱锺书的博学睿智，他当然知道权力与代价的关系——你享受了怎样的权力，就该付什么样的代价。所以，他一向对因拥有权力而可能带来的尴尬持警惕态度。杨绛在《我们仨》一书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抗战胜利后，“朱家骅曾是中央庚款留英公费考试的考官，很赏识钱锺书，常邀请钱锺书到他家便饭——没有外客的便饭。一次朱家骅许他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的什么职位，钱锺书立即辞谢了。我问锺书：‘联合国的职位为什么不要？’他说：‘那是胡萝卜。’当时我不懂‘胡萝卜’与‘大棒’相连。压根儿不吃‘胡萝卜’，就不受大棒驱使。”
不过，这种“不吃胡萝卜”，所以“不受大棒驱使”的做法到解放后似乎行不通了——因为当时提倡的是组织叫干啥就干啥，你没有选择余地。钱先生学问虽大，智慧虽深，也逃不出这样的网络。于是——仍据《我们仨》记载——一九八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要聘钱锺书为文学研究所顾问，他力辞得免后高兴地说：“无官一身轻，顾问虽小，也是个官。”钱先生不愿为官，正为辞去“顾问”而得意。不料，第二天却又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主事者胡乔木告诉他这么做是“为社科院增添些学术气氛”，深知“胡萝卜”
与“大棒”关系的钱锺书当然极力推辞：
先是说自己没时间，可胡乔木告诉他：“一不要你坐班，二不要你画圈，三不要你开会；”钱锺书又借口：“我昨晚刚辞了文学所的顾问，人家会笑我‘辞小就大’。”胡乔木说“给你辟谣”，如此这般，钱锺书“这番捉将官里去也”。一年之后，钱锺书向胡乔木提出辞职，辞呈写：“尸位素餐，于心不安”。胡乔木点评了八个字：“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结果这官一直做到一九九三年。
虽然网开一面，又不坐班又不画圈又不开会，可既然你坐了那个位置，该你干的活你就还得干——或者说“吃了胡萝卜”，就免不了受“大棒驱使”，于是，钱锺书也就不得不面临一些自己并不愿干，可又不得不干的尴尬事了。
据杨绛先生的回忆散文《车过古战场——追忆与钱穆先生同行赴京》（后收入杂忆与杂写》一书，花城出版社1992年版）介绍：一九八五年要举行盛大的苏州建城二千五百年纪念大会，自然，这也是个统战机会，于是有关方面打算邀请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参加，长期寓居台湾的钱穆老先生（字宾四，1895-1990)亦在其列，当时除了用公家的名义正式发函邀请之外，又特别请钱锺书以个人名义写信去劝驾，邀请他回来“观礼”。
所以让钱锺书先生出面写信邀请钱穆，首先当然是因为钱先生是着名学者，又是是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让这样一位德高望重，又位高权重的学者来邀请钱穆，在有关方面看来，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其次，还因为钱先生与钱穆有历史渊源。钱锺书与钱穆同出一钱，都是五代十国时着名的吴越王钱镠的第三十四世孙，同宗而不同支。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先生曾在一九二三年推荐本家新秀钱穆到无锡省立第三师范教书。据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回忆，民国十二年(1923年)钱穆应钱基博之邀任教于省三师，时钱基博已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因任省三师四年级课，欲待其班毕业，故仍留校兼课，每周往返。课毕，钱穆常至其办公室长谈。“当时其子锺书方在小学肄业，下学，亦常来室，随父归家。子泉(钱基博字——作者注）时出其课卷相示，其时锺书已聪慧异常人矣。”“及余去清华大学任教，锺书亦在清华外文系为学生，而兼通中西文学，博及群书。宋以后集部殆无不过目。”一九二七年，商务印书馆要出版钱穆的专着《国学概论》，钱穆请钱基博为之写序，钱基博把此事交给了钱锺书，钱锺书立马写就，一气呵成，钱基博读后竟一字未易交稿，就这样，出版后的《国学概论》冠名钱基博的序言实际上是出于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钱锺书之手。而据杨绛在《车过古战场——追忆与钱穆先生同行赴京》一文中回忆：一九二三年秋天，她跟钱锺书订婚时，在苏州某饭馆宴请两家至亲好友时，“钱穆先生也在座。参与了这个订婚礼。”
既然两家素有渊源又交往甚深，有关方面让钱锺书以钱氏宗亲的身份和名义写信去邀请钱穆回大陆，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总之，无论从公从私，让钱锺书出面邀请钱穆回来，在有关方面看来，都是势所必至，理固宜然的。
那么，钱锺书是不是也这样认为呢？
显然不是。
这首先是因为这次“纪念会”所以邀请钱穆参加，有统战意味。而钱锺书一生对政治都保持了尽可能大的疏离——关于这一点，易中天先生在《顾准与钱锺书》一文中有这样的说明：“钱锺书是一个纯粹的读书人。读书人不等于就不问政治，却可以不介入政治，从而做到慎思不妄言。而且，钱锺书还不像中国许多读书人（比如冯友兰）那样，把自己看得非常重要，认为自己应该而且能够‘为帝者师’、‘为王者师’；也不像中国许多读书人（比如顾准）那样，认为自己腰杆是硬的，肩膀是铁的，可以担尽天下的忧乐，挽狂澜于既倒。他十分清楚自己不过一介书生，能做的只有学问。而且，把学问做好也不容易。能让学术薪尽火传，就对得起每天吃的那份粮食了。因此他能超脱。”既然如此，他对这样的活动显然不感兴趣，也不会愿意出面邀请什么人。
而且，我们还应注意到：钱锺书对什么“纪念会”之类一贯持嗤之以鼻的态度——不妨举一个例子：华中师大领导决定于一九八七年为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的百年诞辰时开个隆重的纪念会。其时钱锺书的学术声望正蒸腾日上，自然想邀请他出席。在接到有关方面邀请后，钱锺书写了这样一封回信：“祖年我兄大鉴：音问久疏，忽奉惠书，并示先君事略，感刻感刻。谨删易数字，以塞虚怀。纪念会事，盛意隆情，为人子者，铭心洽髓，然窃以为不如息事省费。比来纪念会之风大起，请帖征文，弟概置不理。今年无锡为先叔父举行纪念会，弟声明不参预。三不朽自有德、言、功业在，初无待于招邀不三不四之人，谈讲不痛不痒之话，花费不明不白之钱也。贵乡王壬秋光绪九年日记载《端午》
绝句云：‘灵均枉自伤心死，却与闲人作令辰！’慨乎言之，可以移咏流行之某某百年诞辰纪念会矣。弟去冬患血压高，服药稍减，尚未平善，又不慎中寒，喘疾几复发。
草复，不尽。即颂近祉！弟钱锺书上二十日”。对自己父亲的“纪念会”尚且如此，他又怎么会对“苏州建城二千五百年纪念会”
感兴趣，还出面邀请什么人？
其次，事实上也是更重要的是——以钱锺书的见识，他不难判断：有关方面对钱穆的邀请是一厢情愿，对方根本就不会来。我们不妨先来看看钱穆的简历。
钱穆与钱锺书同宗不同支，钱锺书是其侄辈，钱穆又称钱基博钱锺书父亲）为叔。钱伟长是钱穆长兄钱挚之长子，钱穆的亲侄。钱穆九岁入私塾，一九一二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中小学。一九三〇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钱穆居北平八年，先后授课于北京、清华、燕京、北师大等名校，与学术界友人时相切磋。
抗战军兴，钱穆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华西大学、齐鲁大学、四川大学、江南大学各大学。撰写《国史大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之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着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