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认为，教学，主要同育人有关，主要同文化传承与选择有关，这是办大学的首要任务，是工作主旋律；研究（也包括开发等），主要同治学有关，主要同文化创新与升华有关，创新是前进不竭的动力，这是办大学的关键任务；交流与传播，开放办学，主要同治学有关，也同育人有关，主要是文化交流，这是办大学的活力来源；储存与服务，主要同服务社会有关，主要是通过育人为社会提供人力资源，通过治学直接为社会提供学术成果服务于社会，这是办大学的生命所在。显然，归根结底，高等学校有两大任务，一是育人，二是治学；当然，这两者均服务于社会。从这两大任务之间的关系，自然可以认识到专业建设与学科建设的关系。专业建设，以专业所需的课程组织作为体系，从基础开始，核心是教学，主要服务于育人；而学科建设，以专门领域所需的知识组织作为体系，可以重点突破，核心是研究，主要服务于治学。显然，专业建设必须立足于学科建设，学科建设必须首先服务于专业建设。
归根到底，就是说，“育人”与“治学”，是大学作为教育机构、作为学术机构的两大特征，而这两大特征又统一于“文化”，两者不可分割。
如何深刻地认识与准确地处理育人与治学之间的关系，是“办什么样的大学，怎样办好大学”关键之所在。特别是对重点大学更是如此。但在办大学的实践中，这两者的关系往往被割裂。2006年美国出版了哈佛大学哈佛学院前院长H.Lewis所写的《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这一专著，旗帜鲜明地对美国本科教育现状提出了深刻的批评，重点是极其尖锐地抨击了哈佛大学的教育，特别是本科的教育。H.Lewis明确指出：什么是哈佛的“卓越”？追求众多学术领域中的第一，用我们现在的话讲，争取众多学科建设中的领先。什么是大学的灵魂？就是教育的宗旨，就是“把年轻人培养成对社会负责的人”。哈佛为了争取众多学术领域中的第一，而忽视了对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我们将H.Lewis的批评与抨击归结为五重五轻：重学术，轻教育；重研究，轻教学；重研究生教育，轻本科生教育；重教授的学术博大精深，轻教授的品德对学生的影响；重市场经济功利对学生的要求，轻学校对学生人格尊严的培养。以上五重五轻实质上是重近期的“有形”、“有用”，轻长远的“无形”、“无用”。重，完全正确，必须如此。轻，绝对错误，危害深远。当然，这一批评与抨击是激烈的，但并未动摇哈佛大学处于世界一流大学的顶尖地位，然而，这确实指出了研究型大学办学中根本问题之所在。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还不完善情况下，急功近利的浮躁之风，甚嚣尘上，乃至高等学校中学术道德失范情况日益加剧，以导致上述五重五轻，“五重”中有的并不重，而“五轻”中有的却加倍地轻，这不能不令人极为忧虑，特别值得我国的重点大学一再深思！
其实，早在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全世界首届高等教育大会所发表的《宣言》中已明确指出：学校的首要任务是培养高素质的毕业生与负责任的公民。作为学生是高素质的，而进入社会，作为社会公民，这个高素质就表现为对社会的责任感。显然，这就是“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德，特别是在科技高度发达、高速发展、科技双刃剑的正负作用日益明显的今天，首要的是对社会负责任。
对社会负责任，为社会服务，这是一个人特别是高级人才首要素质，亦即思想道德素质。这绝非将学术、将才放在次要地位，而是必须深刻认识与准确处理育人与学术、德与才的关系。我国传统文化一贯重视德与才的关系，一贯提倡“德才兼备”。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论述得最为精炼：“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特别是对高级人才更为如此。以才作为德的载体，来体现德、来升华德；无才，无载体，以什么来体现、来升华德呢？以德作为才的统帅，来率领才，激活才；无德，无统帅，才既无强大动力推动，更无正确方向引导，势必走入邪路，危害社会；而且，才越高越多，危害社会越严重。今天，我们讲，要提高思想道德素质与科学文化素质，可以认为，前者主要是德，后者主要是才；提高这两个素质，就是提高“德才兼备”的素质，就是全面发展。
要解决好“办什么样的大学，如何办好大学”这一根本性问题，其中就要处理好继承、借鉴、创新的关系。继承，就是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借鉴，就是开放，吸收国外成功的经验；创新，就是在继承和借鉴基础上的新的发展。文化既具有世界性，又具有民族性。同样，大学也兼具世界性与民族性。从18世纪开始到19世纪中叶，在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开始从古典型转向现代型，从宗教性的大学转向世俗性的大学。根据社会学家本.大卫的研究，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其间依次出现了法、德、美三个世界性的学术中心（也就是高等教育强国），以及英国这个相对稳定的次级中心。而学术中心的每一次转移，总是在借鉴前一个中心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本国、本民族的文化进行综合创新的结果。这一结果直接为高等教育增加了具有世界意义的新的特质。本土文化是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创新的酵母。战败于法国而引发的强烈的民族文化意识，催生了德国研究型大学的产生；同样，由于具有强烈的本土文化意识，使得100多年前的美国大学虽然对德国大学充满了无比崇敬之情，却依然保持着强烈的民族文化意识。100多年前，在哈佛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艾略特校长的一段话，值得我们深思：“美国的大学至今仍为从自己深厚的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它必须由种子长成，而不能从英国、法国或者德国移植过来美国的大学应该植根于美国的社会和政治传统。美国的学院是独一无二的机构；美国的大学同样具有独创性。”[3]试想，如果美国人一味跪倒在德国大学模式之前，对其顶礼膜拜，那么，美国的高等教育顶多也只是一个二流的复制品，美国也就不可能成为新的高等教育强国。继承、借鉴、综合创新，是建设新的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的必由之路。显然，我国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也必须遵循这一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逻辑。更具体地讲，必须背靠五千多年，坚持“三个面向”。
三
素质教育思想的提出和实践，其中，作为高等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切入点和突破口的文化素质教育的实施，为解决好高等教育的两个根本性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
素质教育是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想与模式。它是在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的指导下，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充分继承与弘扬我国优秀的教育理念与传统，大力学习与吸取国外先进的教育思想与经验，在我国伟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深入的教育教学改革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总结，不断发展，所形成的我国本土化的教育理念与模式。也可以说，素质教育就是现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观。
高等教育同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相比，固然在“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育人”这一根本任务上是完全一致的，但是，由于高等学校的固有特性与存在基础是“治学”，高等学校的育人这一首要任务与“治学”密切攸关，密不可分，因此，高等学校“育人”的内涵与外延就更为广泛、更为深刻、更为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