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08年以来，我国连续发生了一些大事，从年初的冰雪灾害，到拉萨“3·14”事件，奥运圣火传递，到“5·12”四川汶川大地震，世界各国甚为关注，也引起世界传媒广泛而强烈的复杂反应。从众多而繁杂的媒体声音中，我国民众识别了友好、善意的朋友，也看到了西方仇华、反华舆论的猖獗；识别了西方某些媒体虚假报道后面的反华心态，看到了我国面临的外部舆论形势的严峻，领悟到媒介教育的刻不容缓。
媒介教育自20世纪末期传入中国，并进入我国媒介研究和教育视野，在迫切的需求下，这期间有了一定的发展。白传之、闫欢两位博士经过多年的研究积累，撰写了《媒介教育论》一书，就媒介教育的历史发展、目前主要国家的实施状况等进行对比和归纳，就媒介教育的本质、对象、理论和理念等基本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究，并努力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讨了中国施行媒介教育的范式与模式，提出了“人—媒”融合的见解和中国媒介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具体构想。据我所知，这是一部国内媒介教育方面理论性与实践性比较系统、全面的专题著作。
当今世界，信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人们被各种信息所包围，谁都不可能置身其外。信息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很难想象，一个人生活在与信息隔绝的状态下，将会是什么样子。大量信息主要来自各类媒介的传播。客观事物自身的复杂性，再加上媒体人的认识、观念和利益的渗透，使得本来众多而繁杂的媒介信息，变得更为复杂，真伪难辨。个人离不开信息，必须学会在信息包围中生存，有效地利用信息，辨别和拒绝不良和有害的信息。这种对媒介信息的有效甄别和取舍的思辨能力，主要靠媒介教育来提高媒介素养而获取。作者认为媒介素养“是指人们批判性地解读和欣赏多种媒介信息与作品以及利用媒介获得自身和谐发展的能力”。《媒介教育论》一书的主旨，正是围绕如何教育人们增加对新闻传播知识、规律和特质的认识，洞悉媒介信息背后的运作和传播过程，以提高对新闻媒介及其资讯的自主辨析能力，从而能正确解读各种信息，改变对媒介信息的被动接受和盲从意识。正如作者所言：“媒介教育的最终目标和意义则是审视、研究与调适‘人—媒’关系，促进人类自身全面和谐发展。”
媒介教育的主要对象是对青少年，特别是未成年人，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这是有道理的。青少年在成长中表现出许多特点和对未来的期盼。媒介教育不是被动应付的产物，是全民应有的一种素质教育。作者认为“媒介教育的对象为全体公民，是各阶层的媒介使用者”。我支持这种看法。由于我们长期接受传统的正面教育，长期接触的是国内的正面报道，我国国民对当今媒介信息，尤其是大量涌来的国外媒介信息的免疫力不强，遇到不良舆论的心理承受能力还太脆弱，甚至出现惊慌失措，这也是国民心理素质不健康的症候之一。须知，我们今后永远摆脱不了对我国的负面或恶意媒介信息，我们必须从容面对，保持健康、良好的国民心态。
媒介教育要重视对我国媒介信息的研究。我国媒介的发展（尤其是网络媒介）和体制的转换，使得媒介信息趋向多样化、多元化，通过媒介教育可以使民众更有效地利用和辨别媒介信息，加强对媒介的监督，保持正确导向，形成良好、和谐的舆论环境。中国的媒介教育有自身的特殊性，要从国情和实际出发，在普遍性中着重研究和突出其特殊性，找出符合自身的教育规律和特点，与中国政体、新闻观和民众需求想适应。《媒介教育论》中对此做了有益的探讨。
媒介教育是一个连续的不断提高的过程，它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舆论的变化而发展变化。可以预见，中国将进一步走向富强，必将面临一个更为复杂的国际关系和舆论形势，这是不以人们的愿望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我们同样可以预见，时间对我国有利，客观了解中国的人必定越来越多，但是多种因素决定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外部舆论环境不会发生有利于我国的根本性转变，甚至有时候更为险恶，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准备。
我认为，有效地应对这种舆论挑战，加强媒介教育是重要的步骤之一。今天的中国与昨天的中国不同，中国正由自然状态的大国走向不断加强综合实力的大国，正由近代的弱国走向未来的世界强国，意识形态的交锋也是在所难免。通过媒介教育着力提高我国青少年乃至全体公民的媒介科学文化素养，加强自身对西方媒体舆论的辨析和防范能力。
我们要自立、自信、自尊、自强，但决不可自傲；我们要理性地对待和处理好各种关系，趋利避害；我们要冷静地应对各种变故，处惊不变，增强我们的心理承受能力。这是一个大国国民应有的素质。国民综合素质的提升，媒介教育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2008年8月
杨正泉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副主任
中国传媒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