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娲或以为妇人司马贞《三皇本纪》：女娲氏亦风姓，有神圣之德，代宓牺立，号曰女希氏，以木德王。是女娲，古帝王之圣者，古无文字，但以音呼，后人因音而傅以字，适得此“女娲”二字，初非以其为妇人而加此号也。《风俗通》云：女娲祷祀神，为女婚姻置行媒自此始。《路史》因之，谓女娲佐太昊，祷于神，而为女妇，正姓氏，职婚姻，是曰神媒。则女娲亦但系创置婚姻媒妁之人，而非女身也。乃后人因女娲之名，遂有以为妇人者。王充《论衡》引董仲舒之说：雨不霁，祭女娲。谓仲舒之意，盖以女娲古妇人为帝王者，男阳女阴，二气为害，故祭女娲以求也。充又云：今俗图女娲多为妇人之像。则女娲之讹为妇人，其来久矣。《北史》：祖谓：陆令萱实妇人之英杰者，女娲以来未见其比。程伊川《易传》于坤六五亦云：妇居尊位，女娲氏、武氏是也。则伊川亦以女娲为妇人。炼石补天皇甫谧《帝王世纪》及司马贞《三皇本纪》皆谓女娲氏炼石补天，其说本于《列子》及《淮南子》，谓女娲炼五色石以补天，语极荒幻，宜乎王充非之也。然充徒以为天非玉石之类，岂石所能补；且女娲虽长，岂能及天，不能及天，又安有阶级可上？此则三尺童子皆能知之，何烦辨驳？须得其讹传附会之由，乃为笃论耳。陆深以为古时生民甚朴，茹毛饮血，未能尽火之用。女娲氏炼五色石以通昏黑之变，辅烹饪之宜，所以补天之所不及。后世焚膏继晷、爝火代明，皆此意也。其说稍近理，然直以为上古未有火，至女娲始取火于石矣。此以之属燧人氏可也，而何以属之女娲？况取火何必五色石耶？吾乡黄芷御进士谓：五金有青黄赤白黑五色，而皆生于石中。草昧初开，莫能识别，女娲氏始识之，而以火锻炼而出。其后器用泉货无一不需于此，实所以补天事之缺，故云炼石补天也。此论虽创而甚确。
蚩尤为黄帝相《国策》：苏秦谓秦王曰：“昔黄帝伐涿鹿而擒蚩尤。”《史记。黄帝本纪》：蚩尤作乱，不用帝命，帝乃与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是古来皆以蚩尤为黄帝所诛也。然《管子。四时篇》：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遂置以为六相之首。又云：蚩尤明于天道，故使为当时。注云：知天时之所当也。则蚩尤又尝为黄帝相矣。《韩非子。十过篇》及王充《论衡》亦云：黄帝合鬼神于泰山，毕方并辖，蚩尤居前。而《周礼》表祭貊，郑康成云：祭黄帝蚩尤。又《汉书》：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盖亦以蚩尤始作兵而为黄帝臣故同祀之也。岂此蚩尤别是一人耶？抑或蚩尤本有非常之材，能察阴阳，造兵器，被擒后黄帝仍赦而用之，而史迁所纪多一杀字耶？吴仁杰辨《汉书》祠黄帝、蚩尤句，谓乃是祭蚩尤旗之星耳。蚩尤已为黄帝擒杀，何得既祠黄帝，又祭蚩尤云云。此第知蚩尤与黄帝战，而不知黄帝之相有蚩尤也。况天星本何名，亦以此星主兵，而蚩尤实始造兵器，故以其名名星耳。而谓是星非人，岂此星自谓人曰“吾名蚩尤”哉！
湘君、湘夫人非尧女湘君、湘夫人，盖楚俗所祀湘山神夫妻二人，如后世祀泰山府君、城隍神之类，必有一夫一妻，以及《蓼花洲闲录》所载杜拾遗讹为杜十姨，而以之配伍子胥也。屈原《湘君篇》明言“望夫君兮未来”，夫君即指湘君也，若女子则不应称夫君也。下云“扬灵兮未极，女婵媛兮为余太息。”则原自言布精灵以求感格而尚未应，故姊Ч为我太息，喻己之忠诚不能悟君，而姊规之，非指湘君为女也。《湘夫人篇》“帝子降兮北渚”，曰帝子者，犹云天帝之女，并未确指为尧女也。《天问篇》所述舜、禹、夷羿等事，铺张最多，若以湘君、湘夫人为尧女，则歌中必亦引用南巡苍梧之事以为波澜。乃两篇中并无一字，以此知屈原本未指为尧二女也。《山海经》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其曰帝女，亦谓天帝之女，并未指为尧女也。曰居之，亦谓帝女子所居，而非以为死而葬此也。《山海经》所附会舜事甚多，如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宋丹朱葬于阴；又苍梧之山，舜与叔均之所葬；以及娥皇生三身之国为姚姓之类，不一而足。使以尧二女为葬于洞庭，必又有几许铺缀，而其书并无一字，则《山海经》亦尚无尧女葬洞庭之说也。自王叔师注《楚词》湘君、湘夫人，谓尧二女娥皇、女英妻于舜，舜往征有苗，二女从而不返，道死于沅、湘之间，因而张华《博物志》等书皆承此说，湘君、湘夫人遂为尧二女矣（按《博物志》但云舜二妃曰湘夫人，不言湘君也）。叔师之说，盖本于《史记》秦始皇浮江至湘山，大风不得渡，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对曰：“尧之二女为舜妃，死而葬。”此叔师所由误也（郭璞引《河图玉版》亦同此说）。而博士之说，盖又本《檀弓》“舜葬于苍梧之野，三妃未之从”之语，遂以为舜妃从驾不及而死于此，为湘山之神。此又博士所由误也。殊不知《檀弓》所云，本谓古无夫妻合葬之制，如葬舜苍梧而妃嫔不同葬，明乎合葬之制自周公始，初不言二妃从舜不及而死于洞庭也。况《檀弓》言三妃，而此以二妃当之，尤见其牵强不相合也（刘向谏起昌陵疏亦云：舜葬苍梧，二妃不从，则讹三妃为二妃已久矣）。古来惟郭景纯识其误，而未识其致误之由，且亦以湘君为女神，故特辨之。
隶书不始于程邈《书断》云：秦下わ人程邈，字元岑，为县吏，以罪下云阳狱，精思十年，益小篆方圆而得隶书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为御史。时以篆字难成，乃用隶书，以为隶人佐书务趋便捷，故曰隶书。是以古来皆以隶书为邈所作。然《封氏闻见记》谓郦道元注《水经》云：临淄人发古冢，得铜棺，前和外隐起为隶字，言“齐太公六代孙胡公之棺”，惟三字是古篆，余同今书，则知隶书非始于秦也。封氏又谓：此书在春秋之前已有之，但诸国或用或不用，程邈观其省易，有便于时，故修改而献，非创造也。然则隶书非起于邈矣。又按许氏《说文自序》云：秦李斯省改史籀大篆作小篆，又有隶书，以趋约易云云。似隶书亦李斯所作。其下文又谓：新莽改定六书，一古文，二奇字，其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佐书，即秦隶书云云。是许氏于隶书不言程邈所作，而反以小篆为邈作。
造笔不始于蒙恬冯鉴《事始》载：蒙恬造笔，蔡伦造纸。《学斋占毕》谓：恬乃秦人，而《诗》中已有彤管，乃女史所载之笔，又《传》谓史载笔，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绝笔于获麟。《尚书。中候》云：元龟负图出，周公援笔以时文写之。又《尔雅》及《说文》云：秦谓之笔，楚谓之律，吴谓之不聿，燕谓之弗，其来尚矣。孙膑诱庞涓，斫大树白而书之，当亦椽笔醮墨所书，若用刀刻，昏夜岂能辨识乎？马大年乃附会以为简牍之笔乃今竹笔，非毫也，至蒙恬始用兔毫耳。不知《庄子》书中有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舐笔和墨之语，则以毫染墨明矣。庄子在恬之先，则非造于恬明矣。《韩非子。饰令篇》亦有三寸之管之语，韩非亦先于恬。崔豹《古今注》：蒙恬之为笔也，以柘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亦非谓兔毫竹管也，则笔不始于蒙恬明矣。或恬所造精于前人，遂独擅其名耳。至蔡伦造纸，亦有疑其不始于伦者，谓伦及后汉人，而前汉《外戚传》赫蹄乃小纸也，则纸字已见于前汉矣。然《后汉书。蔡伦传》古书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而简重，不便于人，蔡伦乃用树肤麻头及敝鱼网以为纸，天下咸称蔡侯纸。则古时本以缣帛为纸，《前汉书》所谓赫蹄小纸，盖亦缣帛所成，而非树肤麻头所造也。然则造纸实始于伦，非如蒙恬之前已有笔也。王充《论衡》云：竹木在山林，未知所入，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断木为椠，析之为板，刀如加削，乃成奏牍。按王充与蔡邕同时，已在伦之后，其时尚多用简牍，可知蔡伦所造流布尚未广也。（按古时漆书本用竹笔，如今木工墨斗中所用是也，故笔字本从竹。今外番亦尚有用之者。平西陲时，文书檄谕外夷，须用唐古特字，无能书者，惟降酋巴朗能之，乃令入军机处缮写。余见其所用笔，正与木工之竹笔相似，乃知外番尚多用竹笔也。）
左右袒不始于周勃《史记》：周勃入北军，令曰：“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此事实有所本。按《仪礼》凡吉凶事皆袒左，惟受刑袒右，本古制也。《左传》：吴阖庐之入楚也，使召陈怀公。怀公问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事在周敬王十四年（亦见《说苑。善说篇》）。《战国策》：齐有一女，二家求之，母语女曰：“欲东家则左袒，欲西家则右袒。”其女两袒，曰：“欲东家食西家宿。”以东家富而丑，西家贫而美也。《史记》：周赧王三十六年，齐淖齿杀王，王孙贾入市呼曰：“欲与我诛淖齿者袒右。”市人从者四百人。又《汉书》：陈胜起兵，令其众袒右以示异。此皆在周勃之前。又《晋书》：淮南王允欲诛赵王伦，率帐下兵直出曰：“赵王反，佐淮南者左袒！”又是左袒者甚众。梁平侯景，群臣多劝元帝还都建业，元帝意不欲，乃大集文武曰：“劝吾去者左袒。”于是左袒者过半。此又后世之踵事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