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设朝，仍与侍臣议论时政得失。忽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奏曰：“宣饶之地银大发，陛下遣人采之，岁可得数万缗。”上曰：“朕贵为天子，所乏者，非财也。但恨无嘉言可以利民耳。与其得数百万缗，何如得一贤才？卿为御史之职，未尝进一贤才，而专言银利。昔尧、舜弃璧于山，投珠于谷；汉之桓、灵，乃聚钱为私藏。卿欲以桓、灵待我耶？”是日，罢黜万纪官职，使还乡里。
贞观十一年春正月，太宗将幸洛阳。车驾至显仁宫，上以官吏阙少储偫，皆被责。魏徵谏曰：“陛下以阙储偫，重责官吏。臣恐承风相效，异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昔隋炀帝讽郡县献食，视其丰俭，以为赏罚，故海内叛之。陛下所亲见也。奈何效之乎？”上惊曰：“非公不闻此言！”因谓长孙无忌曰：“朕幼年过此，曾买饭而食，租舍而宿。今供烦如此，岂得犹嫌不足乎？”无忌曰：“陛下体此，足可止冗费也。”车驾至洛阳，与侍臣载舡泛积翠池游观，顾谓侍臣曰：“炀帝作此宫以结怨于民。今悉为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之徒，内为谄谀，外蔽聪明故也，可不戒哉！”侍臣以为然。
秋七月，车驾未回长安。值大雨，连三日不止，平地水深四尺。自谷、洛溢入洛阳，荡坏官寺、民居无数，溺死者六千余人。侍臣奏知，上乃诏被水所毁宫室少加修整，恐劳百姓；命废明德宫、玄圃院，以其村给与遭水民家。令百官上封事，极言过失。明日谓侍臣曰：“上封事者，皆言朕游猎太过。今天下无事，武备不可忘。但与左、右猎于后苑，无一事烦民，夫亦何伤？”魏徵曰：“先王惟恐不闻其过。苟其言无取，亦无所损，乃皆劳而遣之。”上是其言。侍御史马周上疏以闻。疏曰：
以为三代及汉历年多者八百，少者不减四百，良以恩结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才二十余年，皆无恩于人，本根不固故也。今之户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给役者，兄去弟还，道路相继，营缮不休，器服华侈。陛下少居民间，知民疾苦，尚如此，况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万岁之后固圣虑所当忧也。臣观自古百姓愁怨，国未有不亡者。人主当修之于可修之时，不可悔之于既失之后。贞观之初，天下饥歉，斗米直匹绢，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忧念不忘故也。今比年丰穰，匹绢得粟十余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复念之，多营不急之务故也。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以蓄积多少，在于百姓苦乐。且以近事验之：隋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都积布帛，而世充资之；西凉府库，亦为国家之固，至今未尽。夫当积贮，不可无。要当人有余力，然后收之，不可强敛以资寇敌也。夫俭以息人（民），贞观之初，陛下所亲行也。岂今日而难之乎？欲为长久之计，但如贞观之初，则天下幸甚！又陛下宠遇诸王过厚，亦不可不深思也。魏武帝爱陈思王，及文帝即位，遂遭囚禁。然则武帝爱之，适所以苦之地。又百姓所以治安，惟在刺史、县令。今重内官而轻州县，刺史多用武臣，或京官不称职，始补外任。边远之处，用人更轻。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出《通鉴纲目》）
疏上，太宗览而称善久之，谓侍臣曰：“刺史之职，朕当自选。县令宜诏京官五品以上，各举一人，中书省奉旨而行。”是时魏徵亦上疏以奏，疏曰：
人主善始者多，克终者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盖以殷忧则竭诚以尽下，安逸则骄恣而轻物。尽下则胡越同心，轻物则六亲离德，虽震之以威怒，亦皆貌从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樽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壅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兼是十思，而选贤任能，则可以无为而治矣。又曰：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谴罚积多，威怒微厉，乃知贵不期骄，富不期侈，非虚言也。在昔隋之未乱也，自谓必无乱；其未亡也，自谓必无亡。故赋役无穷，征伐不息，以致祸将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鉴形莫如止水，鉴败莫如亡国。伏愿取鉴于隋，去奢众约，亲忠远佞，以今之无事，行昔之恭俭，则尽善尽美矣。夫取之实难，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难，岂不能保其所易乎？又曰：“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访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疏；遇小人也，轻而狎。狎则言无不尽，疏则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岂无小慧。然才非经国，虑不及远。虽竭力尽诚，犹未免有败。况内怀奸宄，其祸岂不深乎？夫虽君子，不能无小过。苟不害于正道，斯可略矣。陛下诚能慎选君子，以礼信用之，何忧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出《通鉴纲目》）
太宗览疏罢大悦，亲赐手诏褒美曰：“得公之谏，朕知过矣。当置之几案，为朝夕便视。”贞观十二年二月，太宗车驾离洛阳，至蒲州，刺史赵元楷整饰楼观，丰盛储偫，上怒曰：“此亡隋之弊俗也，安用哉？”悉令毁去之。闰月，帝还宫，设宴于东宫，赐五品以上之官。是时魏徵、王珪、房玄龄等俱在席。使中官行酒，至数巡，上曰：“贞观之初，从朕经营天下，玄龄之功也。贞观以来，忠言直谏，使朕不蹈过失，魏徵之功也。皆赐之佩刀上殿。”玄龄、魏徵起拜谢恩，上谓之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徵对曰：“威德所加，比往年则远矣。人心悦服，则不及也。”上曰：“何也？”徵曰：“陛下尝以未治为忧，故日新其德；今以既治为安，故不及。”上曰：“今日所为，亦何以异于往年耶？”徵曰：“陛下初年，恐人不谏，尝导人使言；中间，悦而从之；〔今则勉强从之〕，而犹有难色也。”上曰：“其事可得闻欤？”徵曰：“陛下昔欲杀元律师，孙伏伽谏以为不当死，陛下赐伏伽以兰陵公主园，直百万钱。或云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来，未有谏者。故赏之此，导之使言也。’司户柳雄妄诉隋朝资级，陛下欲诛之，纳戴胄之谏而止，是悦而从之也。近有皇甫德参，上书谏止修洛阳宫，陛下怒之，虽以臣言而罢，实勉强从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是日宴罢而散。
第七十二节 唐太宗大兴文学 侯君集兴师讨罪
贞观十三年春正月，上以房玄龄为太子少师。太子欲执师生礼待之，玄龄恐太子拜，不敢谒见而归国，人美其有让。玄龄以度支粮谷之官，系天下利害，尝有阙职，求其人未得，乃自领之。上尝问侍臣：“创业与守成，二者孰难？”玄龄曰：“草昧之初，与群雄并起，必须较其才力，而后臣之，是创业难矣。”魏徵进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失之于安逸。守成难矣。”上曰：“二公之论皆是。玄龄与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创业之难。事既往矣。魏徵以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谨慎。”玄龄等拜曰：“陛下之言及此，四海之福也。”静轩先生有诗曰：不易兴王守业难，君臣相与吐衷肝。唐朝三百传来位，犹忆当年保治间。是月，永宁公王珪卒。上闻之伤悼不已。既退便殿，见武臣尉迟敬德尚未出，太宗召问之曰：“人或言卿有叛，何也？”敬德曰：“臣从陛下征伐四方，身经百战。钱九陇、公孙武达、李安远、樊兴、屈突通等，尽已物故。今之存者，皆锋镝之余也。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瘢痍以示太宗。太宗见之流泣，抚之曰：“卿之心，寡人足知矣。寝室赠金之言，朕尝不忘。今将反言以试卿耳。”敬德叩首曰：“臣虽年迈，报陛下之心，绻绻于怀。自不知出于何日也，敢有过望哉。”太宗厚慰而退。他日复召敬德入宫中曰：“朕欲将公主嫁卿，何如？”对曰：“臣妻虽陋相，与共贫贱久矣。臣虽不学书，闻古人云：‘富不易妻。’今陛下以公主妻臣，此非臣之所愿也。”上悦其至诚，以为鄜州都督。仍诏宗室功臣，得袭刺史职。
中书舍人马周奏曰：“尧、舜之父，犹有朱均之子。倘有孩童袭职，万一骄愚，百姓被殃，国家受败，则与毒害于见存之百姓，宁使割恩于已亡之一臣矣。是则向所谓爱之者，乃所以伤之也。臣请宜赋以茅土，畴其户邑。必有材行，随器授官，使其人得奉大恩，而子孙终其福禄，乃长计也。”长孙无忌亦奏曰：“纵使陛下封臣，臣亦不愿之。国（因）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内宁一。奈何弃之外州乎？”太宗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义。朕欲令公子孙世为有土之君，而公不愿。朕岂强公以茅土耶？”乃诏停之。
话分两头。却说高昌王麹文泰部下，有牙将赤健阿、天汉军二人，皆有万夫之勇，部落约数万。文泰自恃居西域冲要，人马精雄，欲起叛谋。是时西路进贡，皆由高昌而过，年年被文泰遏绝。遇中国有通使者，即拘留之。边廷屡次报入京师。诏令入朝又不至。自是为恶尤盛。附近之民，被其侵掠，不得宁居。声势颇张。太宗乃御书遣使问状，使命领得敕旨，径诣高昌，来见文泰，正遇文泰与众部落在帐中商议，听的中国遣使人到，召入问之。使人将圣旨宣读，文泰众跪听罢，问使者曰：“鹰飞于天，雉伏于蒿，猫游于堂，鼠噍于穴，各得其所，岂不能自生耶？何用圣旨恼吾辈乎？”即令：“将使者临下，看大唐奈我何否？”左将赤健阿进曰：“今上威风咸仰，中国谋臣勇将如云。大王不闻征突厥、吐谷浑之事乎？今监一使而惹天兵来到，吾辈岂得安生？不如以温言遣之，斯可保后虑矣。”文泰从其言，始放使者还国。
使命得脱高昌，漏夜奔回长安，朝见太宗，以文泰言奏知。太宗怒曰：“蛮鬼敢纵言以侮朝廷哉！”即下诏发兵讨之。会薛延陀可汗遣使请为向导，上意决行。众臣皆谏，以为：“西域不服王化，人习顽性，陛下以诏抚安之，虽未得利，亦无所损。如大军一动，劳费不资，甚非利便也。”上意亦望文泰悔过，复下玺书以示祸福，召之入朝。使者仍赍敕书至西域安抚。文泰部落报入帐中：“天朝复差使命来此。”文泰召入，使者以玺书呈进，拆读玺书曰：
朕以君临天下，皇风所披，四夷宾服。奚尔高昌不遵声教，徒恃犬羊之众，有犯中原之意。即将发兵遣将，芟除恶孽，以靖边界。朕念禽兽亦贪生而惧死，何况略近于人性。是以征讨之诏，止而不下，朕今以往者不追，来者宜鉴，敕尔文泰轻骑入朝，拱手称臣。非惟可以免罪，犹或有所颁赐。如仍然以天子之牒，视如故纸，天兵一临，玉石不分。文泰其自谅之。
文泰看玺书毕，以示部将赤健阿等曰：“天子召我来朝，可行否？”众皆劝之曰：“朝廷屡次诏下，今不往，恐得罪反重。不如入朝谢罪，或可以保洗前愆。”文泰惧罪，乃曰：“若去必无还理。只且自守其地，唐兵便能擒我耶？”由是竟称疾不住，使人回奏曰：“文泰专肆其志，称疾不来。”太宗大怒曰：“不诛麹文泰，何以服四夷？”乃遣总管侯君集及薛万均，发精兵十二万，征讨高昌。”君集等领旨，辞帝出师，不在话下。
太宗以君集兵马既行，与魏徵、房玄龄幸国子监观释奠，命祭酒孔颖达讲《孝经》，赐诸生有差。因谓魏徵曰：“治道不明，由《五经》未备。朕将以国子生讲明圣人之道，以著为经。卿等试为区处。”徵曰：“欲使圣经灿然如星日，必在硕儒才学者能之。陛下可召天下明儒入国子监，授以学官职，得与儒臣互相参详，日与讲解。不出期年，无患治不若古，道弗明也。”上悦曰：“卿之言，金石论也。”乃大征天下名儒为学官，使之讲论。学生能明一经以上，皆得补官。增筑学舍千二百间，增学生满三千二百六十员。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乃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升讲筵者，至八千余人。他日上谓魏徵曰：“用公之策，果致治平。是知好学之心，人皆所向慕者也。”徵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然。理固如此也。”忽报：“太史令傅奕卒。”上闻之，顾谓侍臣曰：“临湖之变，傅奕常以星变告我。朕当时疑其有附会之说。及事定，始知其不妄也。今闻其死，朕甚伤焉。”魏徵曰：“天人一理也。陛下德符上天，而先著其兆，岂偶然哉？今后犹当以天变为惧，日新其德，妖孽自成祯祥矣。”帝深然之，命有司给官钱，与奕丧礼。傅奕精究术数之书，而终不之信。遇病不呼医饵药。
有僧自西域来，能咒人使立死，复咒即生。上试之，以验告奕。奕曰：“此邪术也。臣闻：‘邪不胜正。’使请咒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咒奕。奕初无所觉，须臾，僧忽僵仆，遂不复苏。又有婆罗门僧，言得佛齿，所击辄碎。长安士女辐凑（辏）如市。奕谓其子曰：“吾闻有金刚石者，性至坚，物莫能伤。惟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试焉。其子如言叩之，应手而碎。观者乃止。奕年八十五卒。临终，戒其子无得学佛书。又集魏晋以来驳佛教者为《高识传》十卷，行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