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曾卓《听笛人手记》
一
2002年4月，我写过一篇《曾卓的火车，不再回返》，发表在我自己编的《文汇报·书缘》版上。那时曾卓刚去世，我是在一个周末，含泪写的。一边写，一边回忆，下笔很快；但写完后，却一遍遍地推敲、修改，一字一句地琢磨，不知改了多少遍。到后来，忽然身上发冷，才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地发烧了。这样的事情我遇到过两次，还有一次是为一个刚去世的老学者写纪念文章，这是位才华过人却又经历坎坷的前辈，我觉得我能真正理解他，那篇文章很长，写到后来，身子有点打颤，一量体温，也是发烧。这时候我会想到灵魂的相通，虽然明知这是不可能的。大概因为过分投入，才有了这样的神秘经验吧。
要不是因为薛如茵阿姨的电话，约我再为曾卓先生的纪念集写一篇文章，我真的不敢相信，已有将近十年过去了！当初写稿的情景，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但我确实还有很多话要说，因为心里还憋着一团感觉，多年来一直未有机会抒发。本来，自20世纪80年代初，在《文汇月刊》（一开始还是《文汇增刊》）上读到署名曾卓的《笛声》和“外一章”《火车》，这感觉就腾地一下在心头涌起，随着读他的作品越来越多，这感觉在酝酿，在发酵，但我始终没把它理清楚。在我当了《文汇月刊》的编辑后，曾想请萌萌和曾卓搞一个对话，谈谈散文艺术，谈谈《听笛人手记》，但终因自己的拖延和其他原因，没有搞成。那时总觉得时间会无限地多，总是不珍惜眼下不显得过于急迫的机缘，这是年轻时代的通病吧。而现在，曾卓和萌萌都已不在人世，思之泫然。看来，我只有自己下工夫发掘和清理，将这酝酿几十年的感觉写出来了。
二
我重读一遍《听笛人手记》，仍然感动，仍感到轻微的震撼。这不仅因为回忆，也是我的新体验。过去那团感觉还在，堵在嗓子眼。
我发现，曾卓之所以让人感动和震撼，首先在于他那独特的阅读状态（其实也可以说，这应是一种多么正常的状态呵）——这是非功利的阅读，这又是成为人生第一需要的阅读；这是摒弃了一切外缘的阅读，这也是投入全部生命的阅读；这是全无禁区的阅读，这又是由自己灵魂来选择的阅读。
曾卓是那种离开了书，离开了阅读，精神难以维系，亦即难以生存的人。在《听笛人手记》中，看得出他读书之细，之精。他常常回忆起自己过去所读的书，将以前读的和现在正读的书放在一起对比、思考，也常常让自己的思想在不同的书中流动、穿行，碰撞出新的灵感，引发新的精神的升华。他的文章常以这样的方式开头：
最近借到了巴金同志在30年代翻译的、匈牙利作家巴基的中篇小说《秋天里的春天》，这是我念初中时所喜爱的一本小书。这次重读时，我好几次流了眼泪，而且也正是当年感动过我的那几个章节……（《永远的春天》）
有一本书，在我处境艰难、感到痛苦和失望的时候，曾经使我得到安慰和鼓舞，而且给我以很大的艺术享受。——这其实只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严格地说，它甚至不是文艺作品。我指的是罗莎·卢森堡的《狱中书简》。（《战士·诗人·哲人》）
整整两年前，1979年的3月，一位年轻的友人送我一本新版的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使我很喜悦。我在那场浩劫中丢失了大批书籍，《贝多芬传》也是我有时念及的一本。友人还在书的扉页上题了几句话……他没有想到的是，那一天正是我的生日，他送我这本书，于我乃是最珍贵的礼物。（《让火燃着》）
看得出，这是一个真正的爱书者，他的人生长河是由一本本有意味的书连缀起来的，它们成为他记忆中最美的涟漪。他的精神在阅读中变得丰富、细腻、坚忍，这就对比出了周遭的粗野和浅陋，而更使他充满自信与悲悯，也使他的精神难以摧折了。
现在读书人越来越少，即使坚持阅读者，有不少也出于工作需要，或求学，或参考，或掌握书情、舆情……真正作为享受的闲读，即像曾卓那样，把读书视为日常人生第一需要的人，就更少了。这不啻是人生最大的损失。
其实，曾卓在拿到一本好书，在如饥似渴阅读时，他是摒弃一切外缘的，也就是，没有任何预设的目的，也没有任何现成的思想、律令可以限制他，此刻的情感和思维是完全自由的，他只以自己的生命与书本相拥抱。在这场精神冒险过后，他会沉思，会回忆，会重读，甚至反复阅读。——这样，每本书的阅读，也就成为一个新的情感和思想的出发点。人的“升华”，就是这样形成的。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而这样的阅读，可以让人和他人的生命相交融，他的精神世界也就扩展了无数倍。
读《听笛人手记》时所受到的震撼，往往是因为作者如实披露了自己阅读的经历，让人看到了这种高贵的生命的交融，看到了灵魂创造和升华的过程。
三
曾卓让人震撼，也因为他那独特的写作状态——其实，这也应是最为正常或寻常的状态，只是我们早已忘记了这种状态，从而使写作变为一种异化了的工作。
曾卓写他读书的感想，正如他阅读时一样，是没有任何限制的，既没有思想的限制，也没有形式的限制，他只把自己最重要的感受，把自己压抑不住的情感，把在阅读中获得的心灵的升华，如实表达出来。所以《听笛人手记》中提到的书，大多和他的亲身经历有某种呼应，有灵魂和血肉的联系，因为这样的作品最能感动他，也最能引他进入新的思考。
较早面世的《笛声》，是用曾卓自己的方式，复述了柯罗连柯中篇小说《盲音乐家》的故事。其中的小男孩子不喜欢母亲用高度的技巧为他弹奏的钢琴曲，却爱上了马棚里的马夫吹出的笛声，这使那位高雅的母亲十分惊讶。晚上，当那个外形粗鲁的马夫吹起自制的木笛时，笛声里震荡着草原的气息，悲怆的乐声与夜色融合在一起，一个失明的孩子坐在一边聆听；临近的一座高楼里，一个少妇倚在窗口，也感动地倾听笛声，思索着艺术的奥秘……写这篇文章时是1974年，正是“四害”横行的“文革”期间，但各地的“文艺刊物”也一个个办起来了。作者难以忍受那些充满政治高调的虚假的“创作”，这和他心中的艺术离得太远了，于是给这篇优美的短文加了这样的结尾：
我多么希望，在我的窗口也能听到那样动人的笛声，有着特别真挚的情感、有着纯洁诗意的笛声。
另一篇《火车》也写于1974年，这更是美得让人震惊的佳作（也许因此文谈感想多于谈作品，曾卓未将其收入《听笛人手记》，以至许多读者很难找到它，我为此向作者抱怨过多次）。文章一上来引了两句美国女诗人米莱题为《旅行》的诗：“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也不管它往哪儿开。”通篇以一种孩子般单纯的心情，写出了对旅行的渴望和羡慕，对由于“各种原因”不能旅行的无奈，以及那种深深的寂寞。那其实是写了一种无法施展的幽困，以及对于突破幽困获取新的生活的无时不在的渴念。这是在“文革”长夜中流露的渴望和憧憬。发表时，文末有两行写于1979年10月的附记：“今年，我终于坐上了火车，那是向北京开的。”我后来才知作者是一位老诗人，因被划为“胡风分子”而遭受了二十多年的迫害。这样的文章，在写作的时候，并不想到发表，更不考虑外界的允许与否，他首先是要把一腔真情写出来——这才是纯粹的写作状态。
其实，如集子中的《海的沉默》和他写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那几篇妙文，在写作的当时，甚至在发表的时候，也都是“不合时宜”的。前者写一个德国占领军军官和一位法国少女的暧昧的恋情，作者对他们抱以赞许的感情（不要忘记那是在文艺思想并未真正开放的1980年）；后者，则以他的巨大的诗人的热情，推出了一位“并不伟大”、“缺乏浓厚的社会内容”的作家。但曾卓的文章打开了读者的思路，推进了中国文学的多样化发展。正如他对巴乌斯托夫斯基的评价：“当所要表现的题材与他的心完全交融无间，可以让他的想象奔驰的时候，他就能达到艺术的峰巅。”只是那时的文学界还看不见这“峰巅”罢了。
不仅思想上无所羁绊，艺术形式上他也无羁绊。记得中国作协第一届散文杂文奖评选的时候，我正在北京组稿，当时有几位评委对《听笛人手记》大摇其头，说这不是散文，只是“外国文学评论”，有的甚至说是“外国小说故事”，但最终它还是得奖了，并且受到了读者真诚的喜爱。我想，作者不是按着当时的散文的样式写的，他要把自己的真情和感受完整地表达出来，他不受任何诱引，也没有谁可以动摇他。事实上，只有像这样写，世上才可能有最新最美的作品。而一旦写出来了，也就“文成法立”。这是真正的创造。
因为精神是自由的，也因为内心的愈益丰富和过人的才华，他的审美眼光具有独特的穿透力。他的这些鉴赏性的文字能发现别人所忽略或一时无法把握的美，他与作品的深层次的对话发掘出了不仅为当时的批评家、研究者所看不到的东西，还常常走在了整个思想界的前面。
四
由阅读状态、写作状态再往上追索，我们看到的，就是作者的人生状态了。这是一位有阅历、有思想、有个性的真正的高人。他有着美的、充满诗意的灵魂。我以为，他是那代由19世纪文学（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契诃夫）养育出来的人文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们有一颗忧郁而悲哀的心，本质上却又是乐观向上的。他们真诚地对待世界，充满对生活的爱，他们的作品总是沉甸甸，而不会是轻飘飘的。他是当年的革命者群体中，最有文化，最有诗情，最爱美，也最有向往的一位。这样的人，是具有永久魅力的。他的文章的魅力，正是这种人的魅力的外化。
趁此机会，我想说说我所受到的曾卓的影响。精神上性格上由景仰而生的影响过去已说过，这里想说的是文章上的“心向往之”。他在《听笛人手记》的“后记”中写道：
考虑到我写的作品未必都是读者读过的，而且，也为了写得较为生动，我对作品都作了简短的复述。这是一项看来容易而在我是异常费神的事。我不仅要表达出那主要情节，而且想传达气氛和情调。在情节的复述中，也就夹杂着我的议论和感想。总之，我试图不要写得那么干燥和枯涩，不要败坏了读者对原作的印象。
我以为，这是一段非同小可的话。现在的大学文科教育，那些文学概论和文艺批评的课，其实都应该将这段话作为金科玉律。因为批评而不知复述，批评而不会复述，或者批评而不善复述，那就不是真正好的批评。这只要读一下当年别林斯基的批评，就可以明白。至少我自己，是牢牢记住了这段话，我在写批评文章时，总要尽力将原作的精髓复述出来。做不到这一点，就说明自己还未吃透原作。也因此，每一篇批评，我都是作为散文来写的；而同时，又要有学理的高度。当然这只是“虽不能至”的目标，真要达到《听笛人手记》那样的文学性，则几乎是不可能的。
曾卓走了近十年，他的火车的回声，的确时时响在耳畔。一年多前，我在评价一位学人的文章时，想到了巴乌斯托夫斯基的文学地位，便引用了曾卓当年的大段评述。这篇文章在《南方周末》发表时，受到了一些读者的好评。四年多前，我读一位武汉作家的一部感人而有深度的长篇小说，看到其中有一位有思想有修养而又独立不羁的离休老干部，看到他对年轻一代的人生带来深刻的影响时，不禁拍案：“这是曾卓！”我看得出，这个人物的原型，一定就是这位仍活跃于年轻作家心中的高人。
是的，一定有许多人，像我一样，还常常听见那火车的回响。
2011年中秋，写于上海香花桥畔
·附
曾卓的火车，不再回返
没有
我不肯坐的火车，
也不管它往哪儿开。
当我默念起这两句诗的时候，我忍不住内心的一阵悸动。我赶紧转移自己的思绪，以免眼泪真的涌上来。整整22年前，我还不足30岁，第一次读到它们，我的心受到了震动。我能体会到诗句里那种心酸和渴望，以及那份来自童年、但已远非童年的悠远的痴迷。这两句诗出现在《文汇月刊》创刊号上——在一篇短短的散文《火车》里。作者的名字“曾卓”，那时对于我是完全陌生的。但从那一刻起我就相信，我和他的灵魂一定是相通的。
后来我不断读他的文章（他在《文汇月刊》上开了一个“听笛人手记”的散文专栏）；再后来我调到《文汇月刊》，如愿以偿地成了他的“手记”的编辑（说心里话，在我办理调动手续时，确曾为今后能与曾卓打交道而暗自窃喜）。很快，我与他成了忘年交。我们见面不多，谈话也不多；来往信件不少，但信都不长。然而，我和他的心真的靠得很近。记得在安徽芜湖的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他，他马上送我一册刚印成的诗集（其实来开会前，他赠我的那册已寄出了）。我连夜看了一遍，第二天早晨，一见他就说：“其中有一辑，我最喜欢。”他眼睛亮亮的，用右手的食指指着我说：“‘有赠’？”我点头。他笑了，我也笑了。以后，上面在发言，我们就常在下面轻轻地聊。我们年龄相差近一倍，但说话时都如小孩，谈到心仪的作家或作品，总爱打断对方的话头，而说出的竟常常是一样的话。当声音同时出口，两人愣一愣后，接着便是会心的笑。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种多么美好、多么难得的人际交往呵！一个人一辈子，能有几次这样的交往，那可真是一种福分。
在曾卓的性格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坦率和真诚。他从没有客套和那种夸张的寒暄，初打交道时甚至会觉得他有点冷，而其实他是热的，只是热得内在而又实在。他对每个人，都像对老朋友一样，只说心里话，不说废话。所以他的话又是直率的，有批评的意思也总是当面说出来，但不会叫你难堪，只让你觉得温暖。这是我最为向往的一种性格。现在我的性格中，如果还有一些优点的话，那么我敢说，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向曾卓学来的。
后来，在他武汉的家中，我们有过一下午的长谈。他对黄裳的文章推崇备至；而对周作人，更是佩服无以。我本来就喜欢黄裳的文采和学养，对他的称赞，深觉会心之喜，并为自己欣赏的眼光而暗暗得意。但他作为一个在抗战前夕参加革命的、有“老红军”资格的人，会对周作人作品倾心如此，实出于我的意料。现在想来，这大概是他艺术家的气度和非凡的鉴赏力所决定的吧。我那天就跟他说了，今后很想花点时间研究知堂散文。要是没有他的鼓励，我后来那本《解读周作人》，一定也是写不出的。
曾卓对于文坛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是与绿原、牛汉等齐名的“七月派”诗人，除了“有赠”那样纯情、纯美的诗，他还有大量铜琶铁板的战斗的诗章，而在被划为“胡风分子”的岁月里，他那首凝聚了自己的悲愤和热血的《悬崖边的树》，更是成为那一时代诗歌的绝唱。由于他的艺术修养和理论素养，他又很自然地成为继胡风之后这一诗歌群体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家。但我总觉得，他的散文，尤其是那本《听笛人手记》，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意义，更其远大。他这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系列散文创作，因为感情真挚和风格的别致，很快赢得了大量读者。但散文界却有人对此不屑一顾，或干脆称其为“外国文学评论”。其实那是真正的散文，虽然多以西方文学的名著作为话题，但他的议论，甚至对于情节的复述，都深深地融进了自己的经历和感情；凡与自己的经历和感情无关的，他决不写。这是这些作品之所以独特的奥秘，也是他的成功奥秘。当时的作家们所追求的，大抵还是较强的外在效果，真正返归这种“有我之境”，我以为，还是自曾卓始。他在这一时期的另一贡献，是发掘了巴乌斯托夫斯基。当然，这位苏联作家的《金蔷薇》早为中国读者所喜爱；但曾卓在“听笛人手记”中，一连写了好几篇发自真情而又见解独特的美文，使人们对他又有了新的认识。正如曾卓所说：这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他没有为我们带来时代的丰碑和生活的惊涛骇浪，他怀着一颗过于柔和的，善良而温情的心，在生活中追求美和发现美，他的作品使我们的心灵轻轻颤动，使我们以愉悦的心情体会生活的美，并激发了对生活的爱——这是具有着恒久魅力的牧歌式的作品。这些话，现在看来也许觉得平常，但在文艺思想还相当单一乃至僵化的当时，则无异于旱地惊雷。他哪里只是介绍了一个巴乌斯托夫斯基？他是从一滴水里，让我们看到了文学和人生无限的丰富和多样！
曾卓终于老了，病了。去年，他在病中迎来了80大寿。在他晚年，我有两件事甚觉欣慰：一是我的一本书稿，被编入了他与周翼南联合主编的“跋涉者文丛”；二是我发表的一篇关于《文汇月刊》的回忆文章，引起了他的注意。去年元旦前夕，我收到了他从医院里写来的信：“回忆文章已读过（在你寄来以前，已有友人复印寄我）。谈人论事，有章法，有情趣；没有想到的是，对我用了如此的重墨，使我有惶恐。不知你是否由于偏爱而溢美了，但我总还是欣慰而且受到感动的。……”我在文中，提到了在创刊号上最初读到他两篇作品时的心情：“他的《笛声》美得令人心醉，而‘外一章’的《火车》，却美得让我震惊。”我在那一段的结尾写道，“多少年了，每想到这篇文章，我的心仍禁不住微微的颤动；而那两句诗——没有我不爱坐的火车，也不管它往哪儿开——此后就一直隐隐地伴随着我了，它们也许将伴我一生。”我这些话，都是真诚的。而曾卓所说的“欣慰而且受到感动”，也一定是真诚的。我甚至还固执地觉得，这种欣慰和感动，一定在他心里保持了很久，因为在将近一年之后，他自称是“投入了自己全部心血”的那首短诗（这也许就是他最后的作品），题目就叫《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这肯定是他的又一首杰作，一如弘一法师所写的“悲欣交集”，将长留于人间的。如果真是因我的回忆勾起了他的创作冲动，那我是会觉得幸福的——虽然这很可能只是我的痴想。
就在几天前，曾卓离开了我们。我仿佛看到，他登上的火车，慢慢地，永不回头地开远了。一段多么艰难曲折而又温暖美丽的人生，就这样，永远结束了。然而他的书仍在读者心里流动，它们将陪伴一代代的读者，继续寻找那更温暖、更美丽的世界……
写毕于2002年4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