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于同一段历史，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描述。
比如孔子说过什么，老子说过什么，这些属于“文化史”的内容。
古人什么时候开始农业种植，什么时候使用青铜器，这属于“经济史”和“科技史”。
我们平时最常谈论的是“政治史”。一般单独说“历史”两个字，指的就是政治史。我们对历史时期的划分，也是依照政权的变化——我们常用“唐、宋、元、明、清”来划分历史时期，这些朝代即是政权更替的标志。
本章讲的是“大变革”，指的就是政治制度上的变革。
具体是什么变革呢？是中国结束了奴隶制社会，进入了封建社会。结束了分封制，开始了郡县制。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变革，以商鞅变法为标志。不过，变革的真正主导者并不是商鞅。前面说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变革背后的真正原因是生产力的进步。正是因为社会财富变多了，人们才有能力选择新的政治体制。当时各诸侯国因为生产力发展，都在进行内容类似的变法改革。商鞅不是唯一的改革家，却是最成功的一个。
到底怎么变革呢？
在春秋时代，主要的生产方式是奴隶制，土地的管理方式是分封制，大致的情形是这样的。
周代的奴隶（严格说是“农奴”），有一定的人身权力，可以有自己的财产，生活比夏、商时代的奴隶好一些了。但是他们还没有人身自由，必须在贵族规定的土地上耕种。他们交税的方式很有意思。
周代的农耕制度称为“井田制”。意思是，把一块田地用“井”字划分成九个格。周围八个格子叫做“私田”，“私田”的所有权是贵族的，但提供给八户人家（农奴）种植，所得收入是这八户人家自己的。中间一个格子叫做“公田”。八户人家在贵族的公田里免费劳动，产出都是贵族的，这就相当于农户上交的赋税。
要注意，这个“井”字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在真正的历史上，并没有把田地都严格地画成“井”字。但这个说法的大意不错：劳动者靠种公田的方式来给贵族交税。
井田制的弊端很明显：种公田对百姓没有任何好处，他们在公田劳动时自然会投机耍滑，能少干就少干。贵族为了利益不受损失，只能用武力逼迫百姓生产。所以要实行井田制，必须配合武力胁迫下的农奴制。农奴制的弊病前面已经说过了——贵族多花费了很多管理成本，百姓的劳动积极性却不高，公田的收成总是不如私田好。
春秋时候，各国战争频繁。战争胜负依赖于国力强弱，在这生死存亡之际，各个国家都绞尽脑汁地提高生产力，很多政治家发现了井田制的弊端，决心改变这种低效率的生产方式。
最先摒弃井田制的并非秦国，但秦国的商鞅做得最好。
在讲解商鞅的改革方案之前，我们先回答一个大问题：为什么要对社会制度进行改革？改革对提高生产力有什么好处？
社会制度之所以会影响生产力，在于两个方面：
一、大部分人本性好逸恶劳，想光拿钱不干活。好的社会制度能刺激人们努力工作。
二、人的能力有高低，利用同样的资源，不同人的生产效率不一样。好的制度能把生产资源尽量交给生产效率最高的人。
井田制以上两个问题都没有搞定。第一，劳动者种植公田没有积极性，不想努力工作。第二，井田是王室分封给贵族的，不能随意买卖。不管这个贵族善不善于农业生产，这块田地只能归他种。这人要是个纨绔子弟，这块地的生产力就浪费了。
商鞅的做法是，废除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自由买卖”。
这样做的第一个好处是，废除了井田制后，农民给贵族的赋税不再采取“种植公田”的形式，而是直接用财物来交税。税赋是相对固定的，这样一来，农民生产的粮食越多，自己的所得就越多。这就最大化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国家的生产效率也就提高了。
第二个好处是，在井田制下，每个贵族拥有的土地大小是固定的。变法以后，拥有多少土地都可以，这就鼓励人们去开垦荒芜的土地。等于国家不用花一分钱，全国可以耕种的土地就变多了。
还有第三个好处。允许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的结果是，可以通过市场的力量，最高效地利用每一份生产资源。说白点，就是让那些不善于农业生产的贵族，主动把自己的田地交给善于生产的贵族。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举个例子，如果有一个贵族A，他的生产能力差，种一亩田地只能收获100担粮食。这一亩地对他来说的价值相当于100元钱。另一个贵族B，善于组织生产，在他手里一亩地能种出200担粮食，那这亩地对他来说就值200元钱。这样一来，贵族A就可以把这亩地按照150元钱的价格卖给贵族B，两个贵族都很满意，都觉得自己赚了50元钱。同时，通过这个交易，这块土地的生产效率提高了，能为国家提供的生产力变多了，国家也从中获益了。
所以这个交易，是一个买方满意、卖方满意、国家满意的三全其美的方案。国家不需要付出任何管理成本，全国的土地就可以在每个人趋利避害的本性的趋使下，自动流到生产效率最高的那个人的手里，达到了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1]。
不过，这么做也有坏处：会带来土地兼并和扩大贫富差距。随着不断地买卖，土地必然会集中在生产效率最高的一群人手里。那些不善于组织生产的人只能失去土地，沦为贫农甚至流民。这样一来，有能力的人变得越来越有钱，没能力的人变得越来越贫困。贫富差距增大，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甚至会造成政权覆灭。
不过这都是后话了，眼前，废除井田制还给商鞅带来了另一大好处：兵源增加了。
前面说过，西周的时候社会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贵族，一种是奴隶。这其实是简化的说法。说得更详细点，可以分成三种人：最上面是贵族，中间是“国人”，最下面是奴隶。
所谓“国人”，他们没有贵族的那些特权，但也不像奴隶那样失去人身自由，他们靠着自己的劳动赚钱，生活在城市内，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普通市民。
西周和春秋时的战争场面和我们在大部分古装片中看到的都不同：那时的主力兵种是战车，由一个人驾驶战车，一个人在车上射箭，一个人拿着长矛负责近距离作战。但光有战车也不行，还需要步兵协同作战。相比战车，步兵的战斗力要小很多，对士兵的技术要求也低很多。
在西周和春秋时，军队由贵族和国人组成：军队的主力，也就是在马车上作战的，是贵族和专业的武士。马车周围的步兵，就是国人。
这个制度有个大问题：相对于全国的总人口来说，贵族和国人的数量太少了。奴隶倒是人数多，但是奴隶没受过军事训练，打仗对他们也没什么好处，一般不让他们上战场。就算勉强被赶上了战场，战斗力也非常堪忧。
商鞅废除了井田制，依附在井田制上的农奴变成了普通的农民。农奴没有多少财产，打赢了仍旧是无产者，所以他们不愿意打仗，战斗力极低。农民就不同了，他们有家有业，只要给予足够的奖励，就可以成为优秀的士兵。
商鞅规定：任何人只要杀了一名敌兵，就可以立刻当官。杀得人越多，官当得越大。杀到一定程度还可以当贵族。
这套系统我们今天觉得平平无奇：不就是奖惩分明嘛。但在当时是革命性的：当时中国还没有科举制度，老百姓没有机会出人头地。更何况在分封制下，人由血缘定身份，老百姓更不可能出头了。
商鞅的这个政策，等于给了普通百姓一个改变身份的机会：参加打仗，就有机会成为贵族，进入上层社会。这刺激了百姓为国效力，也为国家选拔出大量优秀的战争人才，战国时代秦国名将辈出，军事上无往不利，和这一政策是分不开的。
全民都可以参军的政策还扩大了战争的规模。春秋时代最大的战争也就二十几万人参加，战国时代就已经达到上百万人的级别了。前面说过长平之战秦国动员了一个郡所有15岁以上的男丁参战，这种全民动员的情况，也只有商鞅变法之后才能发生。
二
前面讲西周分封的时候曾经说过，分封制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出现了贵族。贵族之所以是贵族，是因为他们永久占有一块土地。现在，允许土地自由买卖了，意味着有些贵族会因为经营不善等原因失去自己的土地。他们连生活保障都没有了，怎么还能算是贵族呢？
所以，允许土地私有化和自由买卖，就意味着贵族阶级的消失。
而且商鞅变法还更进一步，不仅允许贵族消失，还要主动促进贵族消失。在变法以后，贵族的身份不再是永久的了，而是谁为国家贡献得多，谁就能进入上层阶级。那些对国家没有贡献的贵族，国家要取消你的身份。
这条规定其实是改变了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记得我们前面说过马克思对生产关系的看法吗？马克思把社会成员分成了劳动者和财富占有者，认为什么时候劳动者和财富占有者是同一个人，什么时候这个社会就和谐了。不要以为这是现代人才有的时髦观念，这种朴素的平等思想，在人类文明的初期就已经存在了。
商鞅推行这条政策，和马克思的想法类似，就是要把好处给那些对国家真正有贡献的人。用现代的话来说，叫作“按劳分配”、“奖惩分明”，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鼓励百姓为国家做贡献。
分封制消失了，奴役农奴的贵族消失了，新兴的土地拥有者就不能再称为“奴隶主”或者是“贵族”了，而是改称为“地主”。相应的，劳动者也不再是“农奴”，而是“农民”。
从秦朝开始，中国进入了封建社会。
贵族消失了，还带来一个问题：谁来帮助国王管理地方事务呢？
我们介绍分封制时说过，西周之所以采取分封制，是因为国家没有能力建立一套完善的官僚系统，只能把地方事务交给诸侯管理。现在到了战国时代，社会生产力提高了，官僚系统终于可以建立起来了。
这就是商鞅建立的郡县制。
郡县制对诸侯的诱惑力极大。前面说过，分封制是一级一级的，周王室把国土分给了诸侯，诸侯又把自己的国土分给了下面的臣子。既然诸侯能凭借封地反抗周王室，那他们下面的臣子也同样会反抗国君。这样的事在春秋战国时屡见不鲜：春秋末年，晋国的三家大臣瓜分了晋国。战国初年，齐国的大臣杀掉了齐国的国君，自己取而代之。所以郡县制对国君们很有吸引力，各个诸侯国都踊跃变法。
郡县制有利于国家稳定。
前面说过，在分封制下，天下是一个个诸侯的私产，地方官吏都是诸侯任命的，官吏的财富、权力都是诸侯给的，这些官吏只效忠诸侯，不效忠中央朝廷。这样做的结果是诸侯逐渐独立，都不听中央朝廷的话。
变成郡县制以后，所有地方官员的财富和权力都是中央朝廷给的，他们因此只效忠于中央朝廷。而且地方官拥有的权力并非终身，朝廷可以随意撤换，地方独立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从秦朝统一中国以后，中国的各个朝代一直采取郡县制。直到今天，我们的“省、市、县”的行政结构，仍旧属于“郡县制”。秦朝以后，一些王朝也分封过诸侯，结果每一次都是以诸侯直接或者间接导致的战乱告终：
刘邦建立汉朝后分封了一些诸侯，后来朝廷通过谋杀和战争把诸侯相继消灭掉。晋武帝建立晋朝，分封了不少诸侯，结果导致八王之乱，以诸侯夺取大权告终。朱元璋建立明朝，分封了几个儿子当诸侯，结果他死后一个儿子朱棣起兵造反，夺取了皇位。满清顺治皇帝入主中原，分封吴三桂等人当诸侯，结果顺治死后出现三藩之乱，康熙以战争手段平乱。
郡县制的优越性显而易见。
改分封制为郡县制，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治水。
农业种植依赖淡水灌溉，所以古代农业发达的地区都在河流附
近，我们谈到古文明地区，都说“某某河流域”。但是，未经治理的河水有时会旱，有时会涝，两者都会给附近的农业生产带来巨大灾难。要想改变这种情况，需要治理河道。
治理河道对于没有工程机械的古人来说，是一项极大的工程。在分封制社会里，每个诸侯国的国力有限，谁都负担不起这样大的工程。而且一条河流灌溉的区域很大，会流经很多诸侯国，哪个诸侯国也不愿意单独治理河道，便宜了其他国家。还有一些国家只在本国治理河道，不管下游，以至于给下游国家造成灾难。甚至还有诸侯国故意挖开河道，水淹其他国家的。所以在分封制时代，人类就算有能力治理河道，也很难实现。
在郡县制时代，上述问题都没有了。中央朝廷可以调动广大地区的力量，集中在一起治理水道。
从更大的角度说，郡县制有助于抵抗各种自然灾害。中国古代自然灾害很多，面积越小的国家抵挡灾害的能力越差。在分封制时代，一个国家受到灾害只能求助于邻国，但是邻国未必愿意帮你呀。春秋战国时因为诸侯国之间拒绝救灾引起了不少战争。郡县制下，各地都听从中央朝廷的号令，只要中央一声令下，就可以调富庶地区之有余，补受灾地区之不足，全国的防灾能力因此提高了很多。
现在，我们再回来看商鞅变法。商鞅变法的大环境是全社会的生产力提高。直接原因是有商鞅这个聪明人制定了一系列合理的变革措施，这些措施消灭了过去的分封制和奴隶制，代之以更先进的郡县制和封建制，提高了秦国的社会生产力。秦国的国力变得强大，因此可以在兼并战争中打败其他国家，最终统一中国。中国的社会制度也从此由分封制变为郡县制，由奴隶制变为封建制，并延续了两千多年。
所以我们把商鞅变法称为“大变革”。
注释：
[1]土地是中国古代最安全的资产，除了土地外基本上没有其他的投资途径，因此古人轻易不会出售土地。再加上古代的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较高，因此土地交易不会像文中描述的那么理想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