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和一定律
按常理来讲，人多比人少力量大，人多比人少办事快，但很多普遍的规律在中国并不适用，在中国，得按中国的逻辑与规律来运作。这便有了各种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和现象。
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
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两个中国人就是两条虫，三个中国人就不如虫。
一个中国人做事，两个中国人说事，三个中国人坏事。
民谣和谚语来自于民间，发于实况，无所修饰，往往比官方言辞精美的文章和堂皇亮丽的口号，来得真切。上述的民间谚语起于什么时候，已难以考证了，大概是明清，也可能是明清以前。这已经不重要了，现象的产生与延续，都已跨越了时代，深植于民族肌体中，实难拔除。
曾经有人用“密度法则”来解释这个问题。所谓密度法则，是指当一个群体的密度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群体为了生存，就会表现出一种“自疏”的行为，而要达到“自疏”，便会通过一系列自相排挤、冲突，甚至残杀的手段得以实现，以达到某种各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状态。还有个“最后产值恒定法则”，也就是说达到一个时期后，财富增长到了个临界点，而人却在不断变多，密度过高，这时候也要“自疏”，互相争斗打压，实在不行，只有残杀灭敌了。
这个“密度法则”或许能解释一些现象，而且和中国历来的情况相符，中国长期都是人口众多、稠密，人口密度大了，而生存空间有限，自残内斗难免剧烈。可人口密度大的国家又不止中国一国，日本、印度的人口密度就比中国大得多，西欧各国的人口密度也不比中国小。奈何古代中国成了长期以来内斗、内耗最频繁、最突出的国家？
其一，人人相亲，人人相轻。亲是外表，轻才是内质。一伙人在一堆，笑容满面，和风徐徐，但背地里却是互相嚼舌，谁谁没本事，谁谁没德行，谁谁靠的某人，谁谁喜欢挑拨离间，攻讦其他人的同时，却干着完全一样的行径。
其二，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内战有术，外战无方。都希望别人在前面冲锋，自己在背后捡便宜。都希望别人卖力，自己在偷偷抢功劳。嫉妒是无能者的通病，面对外敌猛攻时，实无一策，却能将文章、口水、谗言变为利器，将外战有功者打倒，历史上的名将没几个能得善终的。
其三，个人主义，团队内讧。中国古代帝制虽维护共体，压抑个性，实际上却将人人都人格分裂化，一面是口号响应忠君爱国，一面是忙于偷奸耍滑、损公肥私。叫一群人集体办事，很难有人会有团队协作精神，很难有人会把集体的利益放在首位，尽管表现得大公无私，同舟共济。
其四，疑神疑鬼，互不信任。有“二人不看井”的说法，即两个人在井边，没人敢低头去看井，怕另一人将其推下。古代时期，无法律精神，无契约文化，从孩童开始，便普遍地公然说假话，人人之间不厌诈，人人之间不透底，哪怕是把酒言欢，称兄道弟，相互之间心墙堤防，各存猜忌。
其五，无视制度，推卸责任。在权面前，制度便矮了一截，多是钉在墙上，写在书上，说在嘴上，作为共同利益保障的制度，是很难有人会诚心去尊重的，至于遵守、执行，更是天方夜谭。发现了问题，捅了篓子，很少有人会出来承担责任，能躲则躲，能溜则溜，非要有人来扛时，则有人会背黑锅，一般都是权力等级与各势力斡旋的结果，谁无实权，谁关系不牢靠，他就是天经地义该背黑锅的人。
其六，和而不同，包而不容。中国古代是提倡和谐与包容的社会，外表看起来确实如此，常常是一团和气，融融洽洽，皆大欢喜。实质上，那只是一项体面工程。人与人之间往往只是泛泛之交，各自都有其圈子、帮派，虽对人客气，却从未把那人看作是“自己人”，一到关键时，就知相互之间到底客气不客气了。
其七，南辕北辙，东西相压。古代中国人在常年的浸淫之中，提炼出自己的一番政治哲学，非此即彼，非你必我，一方主张的，另一方必然要反对，一方力挺的，另一方必然力拒，无所谓是非对错，而口中却言必称大局、天下。
内斗、内耗之源
关于国人为何有内斗内耗情结，自古都有诸多论述，固有鞭辟入里的，有发人深省的，但我个人认为，虽是精彩，却还没看到实质。
凡物皆有重心，非外而内，非上而下。古代中国在绝大多数时期都是防御性、内向性的帝国，不求向外拓展，而是在内部掠取，重心在内。
上文中讲过的帝国体制下，唯二要务——控制与维持。控制臣民、局势，维持秩序与现状，以图将帝国内的人、事、物都连在国家机器上，使其在掌控之中。
再高明的管控手法，再森严的政治体系都无法超脱最基本的经济原理，控制与维持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其真实的目的是支配与分配。
支配主要是指对人，文臣武将，天下百姓，国家乃人之集合，控制国家的要点是控制人，控制了人，才能全力的支配人，而且是以一种既定的方法、手段来支配人，最后形成惯性力量，君王无须事事来管，各类人群在惯性力量驱动下，国家机器照样运作。办法越来越多，体系越来越严密，个人成了国家机器中的一个零件，难以分离，不管他是否真心情愿，只有扮演自己该扮演的角色，做自己该做的事，他想要去改变，那就是对抗整部国家机器。
分配主要是对物，土地、财物、资源等，创造财富的目的是用来享用，人人要生存、生活，都从社会财富总量中分得自己的那一部分。维持国家秩序与现状，是对权力、地位、等级的维持，因为分配财富的原则，是按官秩、地位、等级这三大要素来的，不管公平与否，成了社会惯例与规则，最后是名正言顺，理所当然，各人也就默默地遵守。国家秩序与现状发生变化，分配财富的次序便会乱，纷扰由此更多，这个国家便乱了。
不管哪种社会，其核心就是支配与分配，如果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便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现在很少说“支配人”，因为这词太强硬了，太没人情味，大多时候会说对“人力资源配置”，或“人力驱动方式”。在农业社会，人的驱动方式主要是政治权力，在商业社会，主要是商业利益，在现代社会，主要是商业资本与市场机制。任何社会都要靠权力来推动，譬如市场机制下，老板给你配定目标，上司给你指派任务，客户要求你做某项事务，你必须得去做，这是别人拥有的合法的、合乎规则的权力，即使你觉得很憋屈，很不合理，也没有办法去拒绝。
同理，分配上不管是任何社会，也几乎难以做到公平。“公平”这个事大概和所谓的“天堂”一样，是很多人希冀已久，却永远达不到的。在中国古代社会，贵族比平民分得多，官员比百姓分得多，贵族与官员，无耕作之劳，无奔波之苦，却锦衣玉食，风花雪月，那自然是极不公平。换成是现代，老板指派下属去工作，管理层守着劳工操作，老板和管理层，他们穿着西装，吹着空调，和客户谈笑风生，不用在外奔波劳苦，不用卖力干活之疲惫，却香车美酒，豪宅藏娇，肯定有不少人认为不公，因而不少人都有仇富情绪。
虽仍是不公平，但相比古代，还是要好，至少有严明的人身、财产的保护措施，而在古代，这方面就太差强人意了。在强权面前，律法为其服务，民权极其脆弱。
“人怕出名猪怕壮”，这一谚语从何而来？是从富商身上来。商人想要赚取暴利，便必须勾结官府，他们赚得的大部分钱财，都要分出去。商人经营致富了，便成为各级官吏的敲诈对象，除了名义上的各类捐税，官吏们私立巧立的也必须得给，有商人不愿给的，被弄得家破人亡。生意不好做，富人不好当，明清两朝的三言二拍、几大名著，以及其他文学作品，对当时的商业现状，都做过大量的描述。
若商人成为巨富，腰缠万贯，富甲一方，就会成为皇帝或朝廷的目标。如果发生对外战争，或朝廷用资浩大，国库紧缺，有的皇帝便会向富商“融资”，当然是不还的，作为补偿，会按融资的多少，给予富商爵位或虚衔。这算是半强迫性质的，也有纯强迫性质的，有皇帝为便于敛财，将全国最有钱的商人一起收监，叫家人拿钱来取，否则“撕票”，这纯属绑架了。还有皇帝派专人到地方搜刮的，万历皇帝最是拿手，他专设“税监”、“矿使”，到各处去敲诈商人、手工业者。晚明的工商业本是异常繁荣的，可在他手里，几乎处于崩溃边缘。朝廷和朝中权贵，也会挥动手中权柄，敲向富商。历史上著名的撬杠能手，有梁冀、刘瑾、和珅等。刘瑾、和珅最主要的聚敛手段是贪污受贿，敲诈商人尚属“次业”，将其作为主业的是“跋扈将军”梁冀。梁冀掌权后，对全国的财富进行普查，把富人的姓名、地址、资产等情况逐项登记造册。确定目标后，便不择手段，迅猛出击，以构陷冤狱方式，将其捕捉入狱，严刑拷打。富人知道梁冀要的是钱，便招供交赎金，交不起或者不认罪的，便给残杀或流放，其万贯家财还是被梁冀没收。当时有个士孙奋的巨富，梁冀觊觎已久，他向士孙奋借五千万钱的巨款，士孙奋是个“铁公鸡”，闻听这笔数字，全身的“鸡毛”都在抖，明白梁冀是有借无还的，但畏惧梁冀权势，便同意借三千万。梁冀大怒，骂士孙奋不识抬举，随后即密令地方官府，诬陷士孙奋之母偷了梁家白珠一千二百斤，紫金一千多斤。这血口喷人的污蔑，居然被审理得实，官府判“物归原主”，士孙奋被抄家，其一亿七千余万的庞大家资全为梁冀所有。后来梁冀倒台自杀，其财货合三十余万万之巨。
商人虽钱财丰厚，但在古代中国，主体还是农民，他们是被盘剥最为严重者。在王朝稳定时，税赋徭役是比较恒定的，不会胡乱变动，同时吏治也比较清明，各地对百姓的搜刮相对较轻。但王朝一旦出状况，国家受困，最终买单的，毫无疑问便是农民。
譬如异族来攻，镇压叛乱，兵饷节节高升，朝廷便加赋增税，还硬拉百姓去当兵御敌。各地方又擅自加码，然后摊派任务给执行的小吏、差役，民间一见穿皂衣的人，便色变而逃，如避瘟神，皂衣是古代差役们常穿的衣服。杜甫的名篇《三吏》、《三别》，便是描述安史之乱中，为镇压叛军，官府派衙役征收粮税，强拉壮丁，闹得民不聊生、骨肉分离的真实情形，将官吏差役的穷凶极恶与百姓的疾苦与辛酸，跃然于纸上。
再譬如中央混乱，朝纲腐败时，朝中大员们忙着争权夺势，各地方官吏忙着鱼肉百姓，反正纲纪都荡然无存了，无人来管了，更是肆无忌惮。几乎外戚宦官专权时，朋党之争时，奸佞当道时，都会出现上述情况，在无休无止的挤压下，不计其数的人倾家荡产，成为流民，道乞求食，他们成为农民起义军的最大来源，敲响王朝丧钟的往往就是他们。
莫说商人、农民等普通百姓，即使是达官显贵，一旦被皇帝猜忌，被其他大臣扳倒，命运同样凄惨，一般就四字：抄家灭门。翻开史书，尽是这样的例子——昨日显赫高位，众人齐赞其功高卓著，德行清高，谁知一瞬间即崩倒，其家财没入充公，其子孙被杀或流放，其妻女没籍官奴，其役从被收编官府。众人也由齐赞变为揭丑、攻讦、詈骂。曾经给予你的地位、财富、荣耀，也可随时收回来。
一句话可以大体概况，古代中国社会，皇权、强权决定一切，可任意宰割，随心所欲，这便是权力最诱惑人的地方。
一个人，一个民族，整国的国民，一个时代的所有人，其行为模式，往往不是自己决定的，是由当时的环境与氛围决定的。人充其量，不过是社会肌体中的一个细胞。
中国人有全世界最强的两种能力：观察力与总结力——善于观察，察言观色，审时度势，窥测形势，而这本来就是生存必备技。从某个事件，某个动作，某句话，某篇文章上，往往能管中窥豹，得其真谛与妙诀。观察力是总结力的基础，只要有了这种神乎其神的观察力，便能快速总结出一套东西出来，该怎么办，该如何趋利避害。
这种观察力与总结力，全靠的是直觉与经验，说不出个所以然，也没有必要。即使古代历史上那些先贤圣人的著作，都极其简略的，基本上一个套路：寥寥数句对现状或案例的阐述，再寥寥数句的论述，最后得出的道理却是一堆一堆的，当然大多是辞藻的堆砌，精要的便是格言式的那几句。一般人的水平无法与圣贤比，他们无法用辞藻表述自己的所想，直接用行动来表示。
身在官场的聪明人往往明白一个道理：谁做的蛋糕不重要，关键是谁分蛋糕。
要想分得多，就要夺得权力核心或更高的地位，至少离蛋糕近些。
争斗的类型
关于争斗，有很多惯用的词语，争权夺利，巧取豪夺，争名好胜，争风吃醋，其实已经揭示人们明争暗斗的主要目标了：权力，地位，财富，名声，异性，人世间的万般争夺，大体不脱离此五大元素。也有其他的，如争一口气，争个面子，意气之争，那就是人的情绪作祟了，但有理性、会计算的人，是很少会这么去做的，这些争，虽也是时有所见，但还是属于支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