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请大家允许我们就刚刚写下的书名本身，向我们的读者做一个简短的说明。我们一起谈天说地已经有二十年了，以下这几行字，非但不会削弱我们的老交情，反而要加深这份感情，我希望是这样。
自从我们上次谈论的最后几句话到现在，中间发生了一场革命[1]。这场革命，我早在1832年就宣告它即将来临，并且阐述了引发这场革命的原因。我追踪了革命的进程，一直记录到革命成功之日；另外，十六年前，我就预言了八个月前我所做的事情。
我写的《高卢与法国》一书的结束语很有预见性，请容许我在这里抄录那篇后记的最后几行。
“这里就是将要吞没现任政府的深渊。我们在它的行进道路上所点燃的灯塔只会照耀它走向毁灭，因为，即使这个政府想改弦易辙，现在也做不到了：卷走它的水流太湍急了，吹动它的风太猛烈了。不过，在它沉没之际，我们作为人的眷恋之情终将战胜我们作为公民的冷漠淡泊，人们将听到一个声音在呼喊：‘让君主制灭亡吧，但愿上帝拯救国王！’
这个声音就是我的声音。”
难道我的预言没有得到证实吗？在一个王朝坠落之际，向一份尊贵的友情告别的法国唯一的声音，难道还不够响亮？人们还是听不到吗？
因此，我们所预料和宣称即将到来的革命并未让我们措手不及。我们就像对待一件命中注定、意料之中的事情那样迎接它。我们并不期待它会更好，反倒担心它会更糟。二十年来，我们深入研究了各国人民的经历，我们知道革命是怎么回事。
我们不谈那些参加了革命的人以及从革命里捞到了好处的人。任何暴风雨都会把水搅浑，任何地震都会把地底翻上地面。随后，根据平衡的自然法则，每个分子都将回到原来的位置。大地更加坚实，水愈发纯净，混沌一时的天空，也在永恒的湖水上映照出它那些金色的星星。
于是，我们的读者会发现，1848年2月24日之后，我们还是以前的老样子，只是额头上添了一条皱纹，心口上多了一道伤痕。这就是在刚刚过去的可怕的八个月中间，我们身上所发生的全部变化。
我们以前喜欢的人，我们依旧喜欢他们；我们以前畏惧的人，我们不再畏惧他们；我们以前蔑视的人，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蔑视他们。
因此，在我们的作品里，如同在我们身上那样，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也许在我们的作品里，就像在我们身上一样，只是添上了一条皱纹或者一道伤痕。仅此而已。
到目前为止，我们写了大约四百本书。我们仔细挖掘了好几个世纪，认真回忆了众多人物，在作品出版的大日子，他们会因为重见天日而眼花缭乱。
好吧！我们恳请全世界所有亡灵都来评说，在我们以他们的罪过、恶习或者美德维持生计的这段时间，我们是否曾经凭空捏造、损毁他们的名誉：对国王、显贵和民众，我们总是讲述事实真相，或者我们认为的事实真相。然后，倘若死者像生者那样提出抗议，正如我们从未对生者收回任何一句话那样，我们也不会对死者收回任何一句话。
在某些人心里，任何不幸都是神圣的，任何失败都值得尊敬；无论是生命的陨落还是从王位上坠落，他们对打开的坟墓、对破碎的王冠鞠躬致敬时，内心总是一片虔诚。
当我们在本书扉页上方写下我们的书名的时候，可以说，这个书名并非是我们的随意之选，而是因为它出场的时刻到了，因为轮到它上台了。时间表固定不变：1774年之后，1784年应当接踵而至；《约瑟夫·巴尔萨莫》[2]之后，《王后的项链》理应现身。
不过，那些谨慎小心、极为敏感的人大可放心，既然历史学家今天可以畅所欲言，他们就是诗人的审查官。对于身为女性的王后，我们没有妄加猜测；对于身为殉道者的王后，我们没有大胆质疑。人类的懦弱，王室的傲慢，我们都将描绘，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我们犹如那些理想主义画家，他们擅长撷取事物相似之处的美好一面；我们也正如那些艺术家，当他们在心爱的情妇身上又找到了圣母的形象的时候，就以天使的名义进行创作。在那些低级下流的小册子[3]和华丽夸张的颂歌之间，我们将忧郁、公正而庄严地遵循着诗歌如梦似幻的思路进行描绘。这个女人，刽子手曾经举起她苍白的头颅向人民示众，面对后世，她当然有权利不再脸红羞愧。
大仲马
1848年11月29日
注释：
[1]指法国二月革命。1848年2月22日，工人和学生上街游行，要求推行改革；2月24日，七月王朝崩溃，诗人阿方斯·德拉马丁成立了临时政府，建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12月，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当选共和国总统。（译注）
[2]《约瑟夫·巴尔萨莫》（Joseph Balsamo，1846—1849），大仲马的上一部小说，灵感来自德卡廖斯特罗伯爵的生活和个性，故事从1770年写到1774年路易十五驾崩为止。（译注）
[3]小册子（pamphlet），源自12世纪的拉丁情诗《为人人所爱》（Pamphilus seu De Amore），这首诗印在未装订的活页纸上，后来，任何类似小册子统称为pamphlet。18世纪，法国出现了“政治淫秽小册子”，内容荒诞离奇，胡乱编造王室贵族及教会阶层人士的淫乱腐败故事，文图并茂、尖刻粗俗。玛丽王后尤其成为这类色情读物的攻击目标。（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