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大致是国内学者关于“中国模式”概念比较权威的观点。综合来看，国内学者们对“中国模式”的概括显然要比国外学者的概括更全面、更深刻，更接近于问题的实质。
三、“中国模式”的科学定义问题
在中国模式问题上的概念之争，与“中国模式”的科学定义问题直接相关。如果能够给出“中国模式”的科学定义，概念之争是可以回避的。但是，如何给出“中国模式”的科学定义呢？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相关观点，本人认为首先应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问题：1.如何以一种科学态度来讨论中国模式的定义问题；2.定义“中国模式”要特别关注哪些问题；3.如何确定中国模式的权威定义。
1.如何以一种科学态度来讨论中国模式的定义问题
从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国模式”问题的主要观点看，科学定义中国模式，必须强调客观、公正。以科学态度讨论“中国模式”的定义问题，以下几个相关问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
第一，谁首先提出这个概念是否重要？以科学的态度，这个问题不重要。外国人首先提出这个概念，只要对中国发展有好处，我们可以采用它，承认人家的发明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些概念，都是外国人提出来的，我们都采用了。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宣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一点也没有影响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也没有降低中国人民的国际地位。
第二，“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有无实质性差别？以科学的态度衡量，没有实质性差别。如果把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看做一项伟大的事业，而不把它看成一个僵死的概念，那么，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本来就没有实质性差别。概念之争往往很无谓甚至很无聊。如果认真分析国内学者关于“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主要观点，其基本内容也是很一致的。再引述一下两个比较权威的观点：程恩富认为，“‘中国模式’在经济建设上主要体现为‘四主型制度’”；“在政治建设上体现为‘三者统一、四层制度’”；“在文化建设上体现为‘一个体系、两个主体’”；“在社会建设上体现为‘一个格局、一个网络、四个机制’”。[2]包心鉴认为，“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建设进程及其有机统一。”[3]人们基本上看不出二者之间的实质性差别。
第三，关于中国模式，我们重点关注什么？是过多地关注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总结概括，还是更多地关注它的历史进程？以科学的态度来思考，应该更多地关注它的历史进程，应该更多地关注中国模式是否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也就是说，要客观地研究和讨论问题。而目前，国内外学者大多关注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总结概括。这样，往往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往往更容易受个人主观因素影响，更容易受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影响，因而更难作出科学判断。所以，在如何以一种科学态度来讨论中国模式的定义问题上，我们有必要先对自己进行一番科学方法论方面的训练。
2.定义“中国模式”要特别关注哪些问题
从现在掌握的材料看，国内外在定义“中国模式”时，大多过多地关注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总结概括，而没有更多地关注它的历史进程，在如何科学定义中国模式问题上缺少比较一致的看法。科学定义“中国模式”，首先要强调，这是对一种社会发展模式进行科学定义。既然是一种社会发展模式，就要明确它产生的时代背景和起始时间；其次，要明确它的主体：中国的模式，中国共产党是领导者，中国人民是实践者；第三，要大致规定它的基本内涵和外延，中国模式的核心内涵是什么？哪些东西可以归入“中国模式”名下？第四，要描述它的一般特点和本质特征，与其他模式相比，这个模式有什么特点，有什么根本性区别？第五，要高度关注概念内容的合法性，即中国的国家权力机关对中国模式或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如何规定的；第六，要描述它的历史进程：过去、现在、未来，这个模式将会如何发展、演变？综合考虑以上6个方面，才可能给出“中国模式”的科学定义。
3.如何确定中国模式的权威定义
这是一个一般性问题。可以从几个角度分析：从学术角度看，关于中国模式的比较权威的定义是在学术讨论中自然形成的；从政治角度看，关于中国模式的权威的定义一般在中国共产党的某种正式会议上予以明确；从法律依据角度讲，关于中国模式的权威的定义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从历史发展进程看，关于中国模式的定义将是可修正和补充的概念，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把这些方面综合起来考虑：通过学术形式充分讨论中国模式的定义问题，形成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观点；党的会议充分讨论并充分尊重学术界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形成关于中国模式的基本意见；国家立法机关就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模式的基本意见的核心内容以法的形式予以明确规定；学术界再综合党的会议和国家法律关于中国模式的意见和规定，形成“中国模式”的权威定义。同时，明确一个基本理念：对权威定义也可以从学术角度进行深入探讨，提出不同观点。这样，对中国模式的权威定义也不会变成僵死的教条，中国模式的科学定义问题也比较容易解决了。
四、“中国模式”概念的定义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可以用较为繁琐的文字来概括或定义“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探索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过程中，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从本国国情出发，在比较世界上各种社会发展模式并汲取其成功经验而逐步形成的中国社会发展模式。从目前发展状况看，“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简称。具体地说，中国模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遵循价值规律的市场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的有机结合。它的思想理论和道德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各国优秀文化精华；它的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政治协商、人民当家作主、公有制为主体与共同富裕、依法行政与政府宏观调控、以人为本与和平发展；它的最近目标是全面完成“小康社会”的各项建设任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它的最高理想和长远目标是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逐步实现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崇高理想。
这样定义中国模式，是在客观总结中国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其他政策性文件概括出来的。其具体内容，本书相关章节将展开论述。
第二节 莫衷一是：中外学者论中国模式的内涵
一、国外学者（媒体）对中国模式的内涵的概括
1.关注中国模式的经济方面的特征和影响力的观点
对于中国模式，国外学者（媒体）主要是根据自己的观察、理解，作出客观描述。“北京共识”概念的首创者乔舒亚·库珀·雷默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榜样。雷默认为，中国的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北京共识”还包括许多非经济思想，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问题。从雷默关于“北京共识”的概括可以看出，他关于中国模式内涵的表述，集中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式方法方面，以及它的影响力方面，而对中国模式的基本制度和理论基础则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
墨西哥《每日报》2004年5月24日刊登戴维·马克斯·阿亚拉的文章，分析中国取得成就的原因，他指出：“中国只是简单地依照自身的情况，理智地制定社会经济政策……社会主义经济向开放的、高效的多种形式经济过渡的过程，并不意味着国有公共企业就应该消失，也不意味着不再需要政府的指导、管理以及再分配的作用。”日内瓦大学当代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维为博士将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历程描述为“重大的经济改革和较小规模的政治改革的有机结合”。这种模式即“以一种循序渐进、摸索与积累的方式，从易到难地进行改革，并吸取中外一切优秀的思想和经验”。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主任乔纳森·霍尔斯拉格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毫无疑问是上个世纪以来最为成功的。他引用世界银行统计数据证明这一论点：自1978年以来，已有6.3亿中国人脱贫。并且在经过30年的快速工业化后，中国人民仍然坚信，持续的经济增长将继续改善他们的生活。正是这种期待使中国创造了第二个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社会正享受着历史上最为稳定与和平的时期。霍尔斯拉格经过潜心研究，总结出“中国模式”的4条成功经验：第一，通过将廉价劳动力与东亚市场充裕的资本相结合，为中国打开了一扇独特的机遇之窗：一项被证明非常有效的战略。这一做法，就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推行的“外向型经济战略”，包括“来料加工”、引进劳动密集型外资企业等等。第二，持续稳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有效治理。霍尔斯拉格对此十分赞赏。他认为，中国进入全球市场后，继续实行开放政策，使中国工业化进程发展得又快又好，与许多19世纪的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的过渡期治理则是相当成功的。第三，成功的外交。主要指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的时间里，与世界上发达国家、新型市场经济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发展了良好的经济合作关系，以及良好的政治互信关系。第四，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中国人民巨大的创造力。霍尔斯拉格极为赞赏中国人民的刻苦耐劳精神，他认为正是中国亿万劳动者日复一日的辛勤劳动，才创造出中国的经济奇迹。他还认为，中国政府必须意识到这些仅仅是过渡时期相对容易的阶段。要保持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仍然需要更多政治勇气。目前而言，需要巩固经济增长，建设和谐社会。应该积累新的经验，当问题出现时要尝试新的解决办法。
显而易见，这些文章对中国模式内涵的关注点也是集中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式方法方面，以及它的影响力方面，而对中国模式的基本制度和理论基础也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
2.关注中国模式的内涵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的特征的观点
西方也有另一类分析，不少出自资深的政治家和有影响的学者之口。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2005年5月出版了一本题为《未来列强——明日世界的赢家与输家》的书，他在书中写道：“如果西方的一些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觉得自己在道义上有权就如何处理民主和人权问题指责中国人，那么，大多是因为对中国在三千年历史进程中发展起来的文化缺乏知识和尊重。中国的市场经济将进一步发展，其政治文明也会进一步发展。谁只要大体上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他就会明白：中国不需要任何监护。而我们的美国朋友尤其应当理解这点，对中国进行任何方式的‘监护’都是不现实的。”他还写道，他反对在德国实行中国的政治制度，但“中国现行体制所保障的政治稳定是必要的，对中国人民及其邻国来说都是有益的”，“如今中国人在自己国家里享有的自由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波士顿大学中国问题学者约瑟夫·史密斯说：“俄罗斯在建立民主政府方面遭遇的失败可能是影响当前中国国内舆论的最重要因素。在中国，没有人希望中国从一个强大的国家跌落成一个四分五裂、衰弱不堪的国家。”[4]这是西方人较多关注中国模式内涵在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方面的特征的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