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园区，我听到这样的故事很多，而且每一个故事都让我极为感动--这就是苏州人的创造与创新。话得从建设园区之前和初始开始：
一个城市的成长其实与一个人的成长差不多，在起步的时候通常也会被一些最简单的事弄得焦头烂额，甚至有些放不到台面。我们知道，让新加坡人帮助办工业园区，是因为我们中国人除了没经验外，最主要的是没钱。但当园区建设一上马，人家新加坡人干什么都是按美元或新元付酬的。可苏州人不能，即使已经明确是筹备组的那14个“园区元老”，他们也还只能拿原来的工资。
“按照双方明确的协议，新方的律师，每一个字一新币--一新币是5元人民币，可我们中方律师只能拿‘基本工资’。新方人员加班，是可以拿双倍甚至更多的薪金，但我们苏州人加班加点就是通宵也最多给一个面包，或者一包方便面。园区筹备组成立时，连间办公室都没有，开始借了市政府老干部活动室，后来人家有意见，我们只得搬出来。好在财政局支持，我们从他们那里借了100万元作为园区筹备组的筹备经费。筹备组既然已经开始工作了，总得有个地方办公吧！最后为了省钱，我们在金鸡湖旁找了一个闲置的度假村租用了几间房子，算作‘根据地’，这还是通过章市长与郊区书记的交情才算有个着落。现在留在新加坡的苏州工业园区开发史料中有一张照片就是当年我们筹备组办公的旧房子。办公算有了临时一个地方，但那时的金鸡湖一带，几里路内找不到一户人家，我们工作人员吃饭、喝水都成了问题。最后全部靠外包送大锅饭才解决了我们的难处，所以后来有同志总结说我们苏州园区筹备时靠四个桶起家的：一只盛汤的桶，一只盛饭的桶，一只装菜的桶，还有就是我们这些整天泡在外面晒得黑乎乎的‘肉桶’……”吴克铨回忆说。
“中新方成立联合公司后，我出任行政总经理，为了显示我们中国人的同等尊严，我们要求参加联合公司的中方人员也应该与新方雇员拿一样的薪水。后来这虽然争取到了，我这个行政总经理的工资每月是11万人民币。可我们自己清楚，这是名誉工资，我拿回来的钱是到不了我手的，实际上还是拿原来的一个月2500元。但我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亏，因为所有参加园区建设的同志心里都明白：我们是在为苏州、为中国做一件前人从未做过的大事。奉献是我们的全部责任！”周志方说。
当然，后来在园区工作的同志待遇相对提高了一些，但与新方人员相比，仍然是工资上的“一国两制”，远远比不上他们，可即使这样，在市机关的不少人难免有些眼红了，因为在他们眼里，那些在园区没日没夜工作的人如果不是诱人的高工资、好待遇的缘故，怎么可能拼了命在为“资本家”干活呢？
有段时间，针对这种议论，市委书记杨晓堂在干部大会上严厉训斥道：“你们不要老盯着他们的待遇，你们有没有想过两个问题：一是他们才多少人，知道他们一个人要干几个人的活吗？二是他们为我们苏州创造了多少GDP？多少财政收入？再说，把他们这些人拉下来，对我们这些人、对整个苏州有什么好处？”杨晓堂这么一说，以后基本上就再没有人提这样的事了，倒是园区人那种奉献精神、拼命工作的事常常传到市机关和市民耳中。而最根本的是，人们从昔日那片烂湖死塘的金鸡湖旁看到每天都在发生的变化，这变化真的是日新月异、气象万千，而且携带的是具有世界最先进管理模式与全球化新经济色彩的时代浪潮……于是往日的那种怀疑甚至是幸灾乐祸的心态，化作了新鲜、欣喜、感动和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关注与关心园区大建设之中。
新加坡的“软件”确实有其非常科学和代表当代世界最先进的经济管理与运营现代化城市的独到之处。不说首期8平方公里面积和后来的70平方公里面积的烂湖河塘的低洼地统统要填高几十厘米的巨大填土工程，不说负责规划的专家在考虑一个路灯的样式时要向全世界灯业设计界进行招标，单就水、电、线、管……那些繁琐复杂的地下工程，他们可以做到一次成功、几十年后可以不再需要“开膛剖肚”的完美和超前规划设计，让苏州和中国的同行们无不敬佩至极。
在地面工程和招商引资尚未见影子时，新方坚持一定要把一个投资数亿元的污水处理厂建起来，而且要求开发区的70平方公里面积上的污水做到全部实现自流通畅，这样的标准和超前水平，在中国建设工程史上可以说也是闻所未闻的，但苏州园区建设一开始就必须这样做。施工开始了，新加坡承包商们驾着巨型凿掘机，在9米深的地心飞旋凿进，而地面则毛发无损……苏州人看在眼里，感叹在心中：人家的“软件”其实是建立在硬件之上的，而这样的硬件是建立在科学理念的“软件”之上。
还有一件事让苏州人不能忘记的是：后来随着园区迅速发展扩大，中新双方的合资公司越来越需要资金注入，中方的35%股份不是虚设的，得把属于你中方的那部分股份的真金白银划到账上呀！苏州人一次次冒虚汗。而在这个时候，中央和朱镕基、李岚清等国务院负责同志出面了，在他们的组织调度下，中国国内的大老板们纷纷参与进入了苏州工业园区，“中国财团”们踊跃认购中方股份中的股份，甚至连中央电视台也有了苏州工业园区的股份……
园区的首期开发是8平方公里，主开发区是70平方公里，最后的园区面积达到288平方公里。按照中新合作协调规定，中方交给CSSD公司运作的园区土地，必须是“零”移交的。所谓的“零”移交，就是所有准备开发的土地上，你苏州人不能留下任何影响我开发与招商的一切有代价的物体，说来更直接一点的是，你苏州既然把土地给了我们，我们在这里开展招商等商务与建设活动时，你们不能有一点点诸如安置农民、房屋拆迁之类的破事留下尾巴，否则都是属于违反两国协议的行为。国际间的违约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苏州人清楚这一点，关键还有一个问题是：新加坡人也在看我们中国人，看我们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讲不讲信誉，中国共产党政府有没有强有力的执政能力。
这既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工作，又是一个关乎到党和国家的形象问题。苏州人哪个敢怠慢？然而谁都知道：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广泛、全面地展开，工业和城镇建设用地上的居民安置和房屋拆迁问题，是个最令人头痛的事。这是涉及到千千万万的百姓利益，没有人敢在这一问题上拍胸脯。
苏州工业园区建设中的居民安置和房屋拆迁工作是做得相当细致与周到的，十几年来安置了二三十万各类居民，在我走访的那些“园民”中，他们现在的日子都过得非常安定与祥和幸福，园区带给他们的福利和社会保障也比一般的市民要好，在园区内基本上实现了零待业。但当时在拆迁房屋和安置区域内的农民和居民时不是没有矛盾，而是苏州政府及园区建设规划时的政策得当，加上工作细致，才有了好的结果。不过当时因为园区涉及要取消几个镇的行政编制和需要从别人身上“割肉”，阻力也不小。
第一个反对的自然是“地主”--当时还没有合并到苏州市区的吴县。现在吴县已经一分为二，并入苏州市区，成为苏州市区的厢城区和吴中区。工业园区初建时，吴县还是苏州的“六虎”之一，位居全国百强县前列。工业园区要把几百平方公里的面积划走，吴县人肯定心疼。其实就是在苏州市里也有人对上面这事不举赞成票。1993年11月，经过江苏省省长办公会议上定下的一个将吴县5个镇划归苏州工业园区的文件发到苏州后，反对的和赞成的势均力敌。这事连省里都急了。1994年春节刚过，省委书记、省长一肩挑的陈焕友带了20多位省厅局以上干部，专门来到苏州坐镇现场办公，先是做市里的工作，市里思想统一后又马上赶到吴县，省里几位大员亲自对着吴县的书记、县长开会，当面问他们二人：对省政府的决定执行还是不执行？那架势确实有些你不同意也得同意的味道。结果自然是“坚决服从省委、省政府的决定”。
那天我在园区采访时正好路过园区内的“城市广场”，于是就顺着湖边的湖滨大道走了半小时。在这半小时中，我感觉自己真的有种进入了天堂的感受，我甚至有些怀疑这真的就是我的家乡苏州吗？因为它实在太美丽，美丽得完美无缺--那宽阔的沿湖大道，各种名贵树木和绿地毯一般的绿地，无数别致、充满水乡风情与现代化的装饰景致，以及碧波荡漾、白鹭戏水的湖面和停泊在岸边的一艘艘银色游艇，还有那些欢笑、奔跑与玩耍的孩童……那一刻，我真想留下不走，尽享美轮美奂的物景和倾听从花卉音箱内传出的悠扬而柔软的家乡评弹……
这是现在的苏州工业园区的一角。这样的美景在园区内到处都是。而置身于这样的人间仙境内，你想象不出就是在这样的地方，竟然就是每一平方公里（工业用地）创造20亿元人民币的GDP和世界最先进之一的现代化工业基地！
这就是李光耀先生和新加坡人构想与移植至中国的“软件”，也是我们苏州人、我们中国人成功移植并再度创造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工业园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