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两册丛刊中，揭载了丰子恺的三幅漫画，最知名的是《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郑振铎说：“虽然是疏朗的几笔墨痕……我的情思却被他带到一个诗的仙境，我的心上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美感。”其实，另外两幅《黄昏》和《三等车窗内》，也一样“迷人”。尤其是《三等车窗内》画的二女子自玻璃门窥头等车之状，颇令人深思和玩味。三等车的乘客为什么要窥探头等车呢？显然是羡慕头等车的舒适，尤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然而，其时朱自清等人却每每挤在三等车里奔走于宁波与上虞白马湖之间，欣然地做着省立四中与春晖中学两校的“火车教员”。朱自清在给友人的信札中说，“半年来，弟仍碌碌两校，火车生活，竟习以为常矣”，就在萧甬线的三等车里，朱自清等人常常切磋着文艺。1924年3月间，俞平伯为和朱自清商讨《我们》的办刊事宜，专程从杭州取道上海来宁波探访朱自清。他们在由上虞乘车返宁波时，在三等车厢里不啻探讨着俞的《鬼劫》，还兴致勃勃地鉴赏白采的诗稿《羸疾者的爱》。（俞说：“佩弦在车中取吾中《鬼劫》及白采的诗《羸疾者的爱》读，均赏之。”）此事俞平伯曾作如是记：“三月间游甬带给佩弦看。于柠檬黄的菜花初开时，我们在驿亭与宁波间之三等车中畅读之。佩弦说，这作品的意境章节俱臻独造，人物的个性颇带尼采式。”足见其兴味之盎然。三等车中的“文学滋味”，亦赫然闪出。
俞平伯十分欣赏白采的《羸疾者的爱》，觉得它“琼枝照眼，宝气辉然：愈读则愈爱”，希冀把它初刊在《我们的六月》上。他致信白采征询，以“至缄札累万言”（朱自清也念诗能编入，他问俞云：“白采——长诗不知可索否？乞试一信。”），可惜因白采“不愿传露”而欲付梓于单印本，终未能如愿。白采也是有情义的人，他遂将唱和《微音》主编程本海的诗《自己墓上的徘徊》，交《我们》刊载，并复书云：“承你带我的劣诗上火车与友同阅，此情趣可描画，不过仅为劣诗，二君太失身份耳。”三等车上同阅白采诗，而且“情趣可描画”，这不失为浙东新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
关于朱自清对白采此诗受了尼采影响的评论，白采甚感知己之言。朱的评语是在三等车里跟俞平伯说的，时为1924年3月。第二年8月，朱写了专评《白采的诗》，发表在《一般》月刊1925年10月号。朱自清是看到俞平伯在《文学周报》第187期（1925年8月23日）的《批评〈羸疾者的爱〉的一封信》后呼应而作的。后来在写《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时，又专门书写了一段精辟的评述，称白采为“这一路诗的压阵大将。他不靠复沓来维持它的结构，却用了一个故事的形式”。这与俞平伯说的“此作虽有六千言而绝不冗长，正缘一气舒卷之故”的鉴评，可谓同出一辙。正是因为长诗有着充实、鲜活的故事，加上作者恰到好处的叙写，安章造句，自然成篇，便成就了中国新诗坛上的这篇杰作。
O·M社同人似乎特别能体味三等车的“滋味”。刘延陵的《巡回陈列馆》全然写江南夜里三等车厢里的滋味。该文刊于《我们的六月》，配图为丰子恺的漫画《三等车窗内》。它以焦墨作成的黑白画面，应和着刘文所描写的“火车之外的黑魆魆”之景。俞平伯特欣赏此文，他的《城站》开首写了一大段：“读延陵君的《巡回陈列馆》以后（文载《我们的六月》），那三等车厢中的滋味，垂垂的压到我睫下了。在江南，且在江南的夜中，那不知厌倦的火车驮着一大群跌跌撞撞的三等客人归向何处呢？难怪延陵说：‘夜天是有限的啊！’我们不得不萦萦于我们的归宿。”《城站》传达的只是夫妻小别之余、重逢之际的微妙心境。离情客愁写得很淡，很从容，微苦与微甜杂糅。作者由旅愁开始，写在那江南夜中三等车厢里的滋味，然后转写客愁，引出归思，最终落脚于夫妻深情上。起笔则特意援引了刘延陵的文字。可见其对“三等车”的情深！叶圣陶写过一篇《二等车》，文中直言“我的嗜好，却是四等车”，并讲了一大通嗜好的理由，道出了他的趣味——“我颇想坐四等车”。叶的这个趣味是根植于人间的，有别于淡漠。他关注现实，坚持为人生而作，这与后来论语派提倡的“趣味”很不一样。叶圣陶是个天性淳厚的人，“他写散文时的文体，温和谦逊”，汉学家夏志清的评析，实为佳评。这也表明叶的散文在文风上是与“幽然雍容”对峙的。
O·M社这班先生如此关注火车的三等车厢，一个直接的原因是，他们当中多为宁波省立四中与上虞春晖中学的教员。其时，经亨颐主政两校，教师们两校兼用，一周之中，三天在奉化江边任凭“江上清风”吹拂，三天又在白马湖畔沐浴着“山间明月”，碌碌然欣欣然地两头奔走。大家的交通工具，便是来往宁波与上虞驿亭的火车里的三等车厢。
而其深层的原因，则是他们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即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现象，表现有关人生的一般问题。也就是文学研究会宁波分会所奉行的把文学看作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一种事业”。对O·M社同人来说，他们着意于真实的人生。叶圣陶便是如此。这在朱自清给俞平伯的信札里就有所反映：“圣（陶）迩来小说，弟觉其太真实的，缺少想象的分子，曾据实告之。他（指圣陶）说，意在把握真实的人生。”叶圣陶是以他敦厚的感性加上敏锐的观察力，看待人生与现实，所以他一眼看穿《二等车》里那“某君”，欲“贬他一贬”，对于“某君”的“傲然”，“我只能对其最卑鄙的东西”不屑一顾地“笑笑”。叶以为，“在尚有三四等车时，坐头等二等就不免带点儿僭越的意味，如有人非坐二等不可，那简直是最卑鄙的东西”。写于同期的《“怎么能……”》一文云：“人间如真有所谓英雄，真有所谓伟大的人物，那必定是随时考查人间的生活，随时坚强地喊‘人间怎么能……’，而且随时在谋划在努力的。”确实，把握住现实的思想，植根于“人间”的趣味，才最能体味这三等车的“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