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良厌恶肥城的一切。这是在一年前或者更早几年的某个三月的某天之后，周良愿意把具体的时间忘了。一个春天的夜晚已经悄然布满肥城的时刻，他送一个女人去城南火车站，回来的公交车上，他脸紧紧贴着阴冷的窗户，遥望满城灿烂的千万灯火，光影在他幽暗的面颊上倏忽而过。他感到一种久违的温暖。他想象着，他看到了，和以前一样，就在车外，在柔和的灯火之下，那个女人挽着他胳膊，他们依偎着徜徉而过。就在他的面前，他们随着前进的步伐向后退去，渐行渐远。他抑制着自己，尽力抬起头，泪水还是顺着耳根下来了。在一个空旷的转口，他又看到了那座高高在上的宝塔。被浮华的霓虹灯勾勒得仿佛空中楼阁的此刻突然显得圣洁无比的宝塔。他开始觉得，一切都不重要了，他都不计较了。他快速地发出短信：我又让你像鸽子一样飞走了，但我手中始终握有长线，是吗？他收到了回信：一把刀很便宜的，我有许多把剪刀，你知道。他深深地埋下头来，他的眼里开始充满黑暗。他还是能想象出来，车窗外，温情的灯火依旧鬼魅似地摇晃着，但他的眼里已只充满许多只蠢蠢欲动的愚蠢而肮脏的脚了。
周良下午三点十分从火车站出来，路过801公交站牌。在一天最为慵懒的时刻，等车的人依然如此拥挤。周良茫然等待了几分钟，四十多岁骨瘦如柴的司机坐在车门紧闭密不透风的车内悠闲地抽着烟，目不转睛但毫无表情地观望着紧簇在车门前做好冲锋架势的人们。门前所有的人包括老人和小孩都双眉紧蹙心事重重。周良索性朝前走。后面有人喊他，一个豁嘴的小姑娘赶过来向他推销手中的花。周良凝视她并不单纯的眼神半晌，重重地挥挥手让她走开了。
右拐上了胜利路，十分钟后到了水湖路，周良在元一时代广场面前停下来，这所欧式风格的建筑即使摆在肥城的东南角依然显得突兀。不久之前，周良在里面转过一下午，狭窄的空间却非尽复杂之能事，仿佛东方的曲径通幽和西方的粗犷野蛮风格的奇怪混合物。周良在里面几次迷路，他发现有专门的服务员为人导路，为他服务的人从未重复。一个月前，这个广场在报纸上征集宣传标语，周良曾以“一场一世界”去应征但未见下文。但现在周良分明看见该标语飘扬在场内的许多地方。周良询问某个导路员得到的答复是，据他所知，该标语出自他们一个素有才子之称的副总之手。
周良继续往前走，因火车驶过城市中心而设置的路障耽搁了几分钟，半小时后赶到长江中路的鼓楼面前。早在肥城电视台大造声势的全国平民街舞选拔赛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了。一个年轻的外国佬坐在不大的场地中央充当评委，同时接受所有中国观众的欣赏和质疑目光。周良和在场的所有中国人一样，无法弄清楚他到底来自西方哪个国家。当然这无关紧要。台上的小伙子姑娘们满地翻滚，充当着扫帚、拖把甚至吸尘器之类的洁具。这无疑是中国最不需要搞善后卫生的一项聚会。当他们躺倒或趴倒在地，头从裤裆里钻出来，或者极力保持表情平静、自信乃至愉悦地把双脚伸到脑后的时候，周良不由想象此刻世界在他们眼中颠倒、曲折、七拐八弯的模样。周良不得不在一阵阵肆意尖叫声中灰溜溜地离去。
五点左右的光景，秋日的太阳已经软弱无力地被黑云侵吞了一半，但其仍然企图以被映射出虚幻彩色的黑云边缘向并无情趣的世人展示其多余的魅力。周良已经走上了操兵巷。一个人迎面而来，在半明半暗灰不拉唧的光线中老远就朝他打招呼。用人们的话说，周良总是容易被人记住。所以此刻周良费了很大力气仍然想不起来此人姓甚名谁但对方却十分热情。
短暂的寒暄之后，此人略显突兀地问，你现在从事什么工作。周良想了半天不知该如实回答还是随便编造一个，对方却仿佛瞬间洞彻他心理似的宽容且意气风发地说，不方便说是吧，没关系，我最近遇到的一些老朋友都好像不约而同地对自己的职业讳莫如深，但据我所知，确实有一个你我共识的老朋友考上了公务员，进了安全局，你我都知道，他以前就是一个刻苦的家伙，充满可笑的野心。不过他现在的处境确实值得羡慕。那说什么都是一个好职业，我偷看过他的银行存折，令人惊恐，也让人感到匪夷所思和不安。听说，他家里安了四重锁，你我都能理解，这个社会报复与反报复总是在同一时间并行不悖。周良微笑着一言不发，他注意到右侧橱窗映出自己的脸，黝黑且疲惫不堪，像某个经久不用被遗忘的鸟巢。此人伸出胳膊来热情地按住周良的肩膀，一股白日贪睡过度的陈腐气息扑面而来，他言辞激烈地邀请道，我一个不大来往的朋友的妻子去世了，但说什么也得去一下，你不妨和我一起，多看死人对我们这些活不出滋味的活人有利无害，说完就视为周良同意地拉着他走。周良对他最后一句话表示首肯。
他们赶到安然殡仪馆时，死去妻子的男人已在盛情地把一拔又一拔的客人往车上塞。看到他们，男人悲戚与笑意交加的脸布上了一些不合时宜的欣喜，不等他们说什么，就也给塞进了车里。车子一刻钟后就到了目的地——古井假日大酒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