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座谈会上，菏泽地委书记告诉我，菏泽县佃户屯公社通过调整领导班子，实行“精‘官’简政”，大队一级干部由258名减少到112名，生产队干部由1 140名减少到684名，大队、生产队两级干部总数比以前减少了43％。通过“精‘官，简政”，不仅干部职数大大减少，而且带来三个好处：一是干部队伍比过去年轻了，全公社32名大队党支部书记，2/3以上年龄都在45岁以下；二是责任明确了，办事效率高了；三是减轻了农民负担。
听了地委书记的介绍，我觉得佃户屯公社党委解决了当前实际工作中的一个大问题。我们立即到佃户屯公社采访，写了一篇《生产队也要“精‘官’简政”》的“记者来信”。《人民日报》在发表这篇“记者来信”时，加了一段很长的按语。“编者按”指出：“长期以来，农村许多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脱产人员多，占用大量补贴工分，社员负担很重……佃户屯公社及时抓住这个问题，对生产队进行精‘官’简政，实现干部队伍年轻化，提高办事效率，减轻农民的负担，一举三得，这个作法值得提倡。”
这篇“记者来信”发表三年之后，我到山东省烟台、临沂等地农村采访，发现社员群众对实行“大包干”责任制以后干部的高补贴、高报酬、高奖励很有意见。有的说：“社员才不吃大锅饭，干部又端起铁饭碗！”有一个公社每个干部每年除如数承包责任田和口粮田，还享受800元的现金补贴，有的干部全年的报酬和奖金甚至高达数千元。有的社员向上级领导干部口头反映，有的写人民来信，一时间人们对干部的高补贴议论纷纷。我觉得社员群众反映的问题牵涉到农村干群关系的改善，如果不及早采取措施加以解决，有朝一日，势必在农村形成一支庞大的、端着“铁饭碗”的脱产干部层。一旦出现这种结局，要想解决就困难了。根据群众的议论，我写了一篇题为《社员才不吃大锅饭，干部又添铁饭碗》的调查报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民群众的呼声和要求。
“问题”和“题材”不等于“主题”
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搞清楚“问题”和“题材”同“主题”的关系，误认为抓准了问题就等于捕捉住了主题。由于对“主题”的认识比较模糊，所以，对于新闻事件的认识往往停留在表面上，写出来的稿子缺乏深刻的见解。
为了弄清“问题”和“主题”这两个概念，我阅读了一些文艺理论著作。我发现这些著作对“问题”“题材”“主题”的解释各不相同。一种意见认为“问题”就是“主题”，例如苏联的阿布拉莫维奇。他说：“作家在作品中提出的基本问题，那个把作品内容的各个方面组织成一个整体的问题，就叫作主题。”也许阿布拉莫维奇发现把“主题”同“问题”等同起来有不恰当之处，他在对“主题”和“问题”作了上述表述之后写道：“作家不仅是提出这些或那些问题。他们，如我们所知，而且要解决这些问题，提出自己对所描写的事物的主张，用他所肯定的社会理想来衡量这个被描写的事物。因此，作品的主题是永远与作品的思想牢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说——作家所提出的问题，跟作家对这个问题的某种解决是分不开的。”“解决作品提出的问题，也就是这部作品的思想。”
根据阿布拉莫维奇的论述，我们可以把他对“主题”的理解归纳成两个公式：
——作家在作品中提出的基本问题＝主题；
——作家解决作品提出的问题＝主题思想。
在前一个公式里，阿布拉莫维奇在“问题”和“主题”之间画了等号。
另一种意见认为题材就是主题，例如俄国学者维拉格拉多夫。他在《新文学教程》一书中写道：“作家是为着从自己的立场上描写艺术的情景，描写某种生活现象，而研究人生的。作家所选择、所描写的生活现象，叫做作品的主题（theme）。”这显然是把“主题”和“题材”混为一谈。
其实，“问题”和“题材”都不等于“主题”。
主题这个概念，本来是文学艺术创作中的一个专用术语。在音乐创作中，主题指的是乐曲中具有特征的、并处于显著地位的旋律，它表现一个完整或相对完整的音乐思想，为乐曲的核心，亦为其结构与发展的基本要素。在文艺创作中，主题又叫“主题思想”，也就是作品通过描绘现实生活和塑造艺术形象所表现出来的中心思想。主题思想是作品内容的核心，是作家经过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体验、分析、研究，经过对题材的提炼而得出的思想结晶，也是作家对现实生活的认识、评价和理想的表现。由于主题这个概念同非文学作品所使用的“中心思想”类似，所以，在研究新闻作品时，也常常借用“中心思想”这个术语。新闻作品的主题应该是记者对自己在新闻报道中所反映的某种生活现象和某种社会问题的基本看法和态度。
所谓问题，指的是需要解决的矛盾，或者是要求回答和解释的题目。一篇新闻作品，如果带有一定的指导性，那么，它必须提出一个什么问题，然后加以分析。新闻作品中提出来的主要问题，实际上就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的、迫切需要解决的各种矛盾。我们在深入实际的过程中，敏锐地抓住人民群众迫切需要回答的、实际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就算抓准了问题。
然而，由于新闻记者的立场、观点不同，思想水平和生活经验不同，所以，在反映同一社会问题时，他们所持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也就是说，对于同一社会问题，不同的新闻记者往往会得出不同的认识和评价。例如关于生产队自主权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中央确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贯彻，农村生产队开始有了自主权。这一变革在人们心头激起了波澜。有一段时间，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埋怨声：“生产队自主权强调过头了，现在下面都不听指挥了……”说这类话的不仅有县、社干部，也有城里的机关干部。有人还列举了农村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似乎这一切都应该归罪于生产队有了自主权。在这种形势下，如果新闻工作者赞同上述观点，写出来的新闻作品所表现的就是“生产队自主权强调过头了”这一主题。同是反映这一问题，《辽宁日报》记者范敬宜却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他走访了辽宁省的一些社队，有针对性地回答了“生产队有了自主权有些什么好处？”“生产队的自主权是多了，还是少了？”“有了自主权的生产队是不是都‘不听指挥’了？”“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为什么会遭到非议？”等问题。作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复杂的现实生活进行了剖析，引导人们分清现象和本质、主流和支流，从而对变革中的农村形势有一个比较清醒、比较深刻的认识。这篇新闻述评在《人民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后，在全国城乡产生了较大影响，许多同志从中受到启发，受到教育。由此可见，要写出对实际工作有推动作用的新闻作品，不仅要抓准问题，而且对所反映的问题要有正确态度和深刻见解，要在“抓问题”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
“题材”与“主题”也是不相同的。题材指的是作品中具体描写的、体现主题思想的生活事件或生活现象；主题是指通过作品中具体描写的生活事件或生活现象所表达的作者的某种倾向、某种思想。作品的主题思想要靠题材来表现。如果没有题材，主题思想的表现就成了一句空话。然而，主题思想对于题材又不是完全消极的。主题思想一旦形成，会对题材起统帅作用。题材表现主题、主题统帅题材，这就是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尽管题材的选择非常重要，但是，选准了题材，并不等于提炼出了正确而深刻的主题。在写作实践中，由于作者世界观的差异，同样的题材往往可以揭示不同的主题。例如同样是选取1958年“大跃进”的题材，不同作者的作品所表现的主题思想大不相同。当时，有一首题为“五谷丰登图”的诗歌写道：
稻粒赶黄豆，
黄豆像地瓜。
芝麻赛玉米，
玉米有人大。
花生像山芋，
山芋赶冬瓜。
一幅丰产图，
跃进农民画。
与此同时，彭德怀同志视察湘潭，同样选取“大跃进”的题材，却写出了这样一首诗：
谷撒地，薯叶枯，
青壮炼铁去，
收禾童与姑。
来年日子怎么过？
我为人民鼓与呼！
两首题材相近的作品，却反映了完全不同的主题思想。
搞清了“主题”与“问题”及“主题”与“题材”的区别，我渐渐懂得作为一个好的新闻记者，不应满足于学会抓问题。有时，即使抓住了一个重要问题，又选取了好的新闻题材，如果不能孕育和提炼出深刻的主题思想，那么，写出来的稿子仍然苍白无力。我们应当力求将自己想要反映的问题“吃透”，从中提炼出较深刻的主题思想。
孕育主题的途径
新闻作品的主题是怎样孕育和形成的呢？我认为至少有两条途径；
第一条途径是记者借助长期的生活积累，包括素材积累和思想积累，初步形成自己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和见解。在采访实践中，一旦受到某一生活事件的触发，就会孕育出比较深刻的主题思想。
这一途径同作家孕育主题的途径相类似。许多文艺作品的主题思想都是从作者的生活经验中产生的，是由生活暗示给作者的，例如李凖写的《不能走那条路》。1953年6月间，李凖有个叔伯哥（乡党支部书记）买了两亩地。以后他对李凖说他爹还打算再买几亩。李凖记得一位领导同志在一份整顿农村党的基层组织的文件中批判过这些东西，因此就劝他哥哥不要买，此后李凖就思考起这个问题来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买地现象？买地现象的出现说明了什么问题？当时，总路线还没有明确提出来，所以，李凖对这件事的本质意义还弄不清楚，觉得写成文学作品普遍教育意义不大。后来，他和税务局的同志扯起来，税务局的同志说：“咱们土地交易税是经常超额完成任务！”这句话使李凖暗暗吃惊。他觉得农村很可能起了“分化”。他回乡一看：去临汝贩卖芝麻的，倒卖牲口的，放高利贷的都有。一亩地的地价由60元涨到80元。恰巧这时发表了邓子恢《农村工作的基本任务与方针政策》一文，里面讲到要防止农民两极分化，必须引导农民走共同上升、互助合作的道路。这段话，使李凖感到买地确实是个问题。
题材和问题抓住了，怎么解决？李凖还是不大明确。他曾经征求过别人的意见，有的说：“自由买卖是政策，你这样写怕有影响。”李凖想，政策是允许自由买卖，但绝不是提倡，也绝不是坐视其分化。农村中的党组织应该保证不使农民两极分化，应该引导农民走向共同上升的社会主义道路。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凭政策，而且要靠教育。直到这个时候，李凖才从“题材”中提炼出明确而深刻的主题思想。
主题思想一旦确定，人物的影子就在李凖的脑子里活动起来了。他很兴奋，仅用了半个月就写成《不能走那条路》，把酝酿了半年的“主题思想”表现出来了。这篇作品成为李凖的代表作。
新闻记者采写新闻通讯要讲究时效，因而不可能每一篇作品都像作家那样经过长时间的孕育。但是，确实有一些新闻作品的主题思想是在长期生活实践中逐步孕育而成的。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体验。
1980年秋天，我来到菏泽地区东明县的耿堂大队，采写了一篇题为《政策牵动故乡情》的通讯，反映“五风”迫使农民离乡背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确政策使外流户重返家园的生活事件。这一主题思想就是借助十多年的生活积累和思想积累孕育而成的。
我最早接触社员外流问题是1966年。那时我参加了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住在日照县城关区大古城大队。春天，青黄不接，本来就十分贫苦的社员，不少户断了炊。工作组的同志商量，全都到断炊户去，把自己每月12元的伙食费买成糠和地瓜干，和社员同吃。第五生产队副队长孙彦民实在熬不下去了，他找到我，说是要闯东北。我左说右劝，他答应不再去东北了。接连三天，他早出工，晚收工，工作非常主动。我以为他的情绪稳定下来了，谁知第四天一大早，队长孙彦桂来找我，说孙彦民天不亮偷着走了。我赶忙到他家一看，原来他们夫妻哭了半夜，最后还是选择外流东北这条路。这件事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深刻印痕。
1975年我在胶南县搞农村调查，又详细了解了三年困难时期这个县社员外流的情景。“五风”过后，胶南县大批农民流落东北。当时，县里在胶县火车站、王戈庄汽车站设立了六个“劝阻站”，负责劝阻和收容准备外流的社员，但仍然制止不住。1978年11月，我到诸城县采访县委书记王树芳的事迹时，再次接触到外流户的问题。前些年，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这个县的一些社、队把社员外流看作是“资本主义倾向”。为了解决“外流户”的问题，有的公社举办了外流人员家属学习班，又扣口粮又罚款，但还是解决不了人口外流问题。
1980年秋天，当我访问山东省菏泽地委书记时，他告诉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地区有七万多个外流的社员返回了自己的家乡。
“劝阻站”没有把他们劝回来，“大批资本主义”没有把他们批回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村经济政策的落实，菏泽地区农村像一块巨大的磁铁，把散居在全国各地的“外流户”吸引回来了。这本身就是一条很有价值的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