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的童年
1845年，我出生在一个名叫福尔迪布莱宁的小村庄。这个村庄位于威尔士的凯尔马尔森郡，它名字的意思是“国王的山谷”。我的父亲提摩太理查德起初是位铁匠——与我祖父一样，不过后来开始掌管农场。
我的父亲被誉为整个地区最风趣的人之一。他是伯特利与撒冷两地浸礼会的执事及秘书，经常充当敌对政党间的和平使者。我的外公是一名雷特尔克村的农民，也是拉尼比特尔附近亚伯度阿尔村的浸礼会执事。至于我的母亲埃莉诺雷特尔克（Eleanor Llethercoch），著名的威尔士牧师吉尔斯比琼斯曾这样写道：“在‘威尔士值得称道的人’中，他再未见过谁像她那般为人诚实性格温和，而且她的煎薄饼手艺也是无人匹敌的。常回想起当有人冤枉她或说她坏话时，她只说：‘好吧，这么做对他们的坏处比对我的更大。’”
1858到1860年间，复兴运动如燎原之火般席卷了美国、北爱尔兰、苏格兰、挪威和瑞典。在这次运动中，即便是最坚定的无神论者也缴械投降，皈依了基督教。一些人宣认了对基督的信仰并在我家附近的一条河里受洗，我也是其中之一。
不久之后，在一次并非特别涉及传教的讲道中，我第一次有了献身传教工作的念头。那次讲道的经文我记得很清楚：“服从胜过祭献。”[1]从撒冷堂回家的路上，我告诉比我年长四岁的哥哥约书亚，在整个讲道过程中，似乎有个声音命令我去外国传教。他听了有点惊讶，因为他心中从未有过这种念头。
2.求学
我就读的第一所学校是公理会办的，就建在属于我父亲农场坦耶斯盖尔的一块地里。我在这里一直读书到十四岁。我十五岁时，父亲希望我能来农场帮助哥哥约书亚，但母亲和几个哥哥却认为我应该继续学业。我告诉父亲，只要再支持我读一年书，以后就不用帮助了。于是他把我送到约二十英里开外，一个叫做十字客栈（Cross Inn）的地方，在一所由一个表兄开办的学校就读。除去日常课程，我还要和小学教师一起参与额外的课程，并且学习首调唱名法等音乐知识。年末，校长收到来自潘尼格罗斯（Penygroes）的学校需要教师的申请，他便派遣我去了。
这所学校在矿地上，我不仅白天要教小孩子，晚上还要给矿工们开夜校，有些矿工的年纪足以当我父亲了。有了上课挣的钱，我能够为自己支付一所在拉尼比特尔的语法学校的学费。语法学校的校长一有事外出，就会让我来管理学生。学校附近的人们常说他们总能知道是谁在上课，因为孩子们在我上课时要守规矩得多，也安静得多。一想起这点，我觉得自己应该能取得一些谅解。
往南几英里有个叫新客栈（New Inn）的地方，那里的校长在毫无通知的情况下关闭了学校，去他处谋职。于是我被派遣立马前往新客栈担任临时校长。当天下午，那里的孩子们也被告知学校第二天早上会照常开放，只不过换了一位新老师。离开新客栈时，我已有经济能力支持自己进入一所天鹅海（Swansea）的师范学校。
我没在师范学校待太久，因为家中农场的哥哥约书亚打算冬天去学校上学，便要我到农场代替他干农活。我熟悉各种农活，无论是耕地、割草、挖渠道，还是修剪篱笆、盖稻草堆。看到我返回农场，邻居们都说我读了那么多书，到头来还是只得回来干农活，真可惜呀！
3.教学
然而有一天，我最年长的哥哥大卫给我带来一张报纸，上面有则康维尔艾乐维特（Conwil Elvet）资助学校招聘校长的广告。而哥哥约书亚愿意回农场干活，如果我得到这个职位的话。递交应聘申请后，我得到一封回信说有六十个人在我之前申请了。又过了一星期，我收到第二封信，通知说六十个人中只有两名合格的申请者，即当地浸礼会牧师的儿子和我。几天后我收到应聘成功的通知。我并不认识那个地方的人，所以我非常惊喜。可是我到那儿时才知道当地一名堂会理事是学校委员会的成员，而他的儿子和我在天鹅海是同班同学。牧师的儿子没能获得职位在当地引起极大反感，许多父母接走了自己的小孩。因此我开始教书时，只有二十一个小学生。不过十八个月后，三所乡村小学因招收不到学生被迫关闭，而我却有一百二十个学生了。
我给高年级的学生组织开办了《圣经》研读班，每星期花一个晚上为他们讲解保罗的生平。他们非常喜欢以至于请求每晚都上这门课。我没有答应，不过研读班还是经常上课的。我离开那里不到一年时，每个听课的人都加入了教会。
4.在西哈维津神学院的经历
接下来我成为潘布洛克郡西哈维津（Haverfordwest）神学院的学生。有个亲爱的同学叫西维斯（Chivers），考试成绩公布时，他的名字和我的总是靠在一起。神学院一毕业我们便彼此分别，后来的近三十年里各自忙着发展自己的工作直到1897年才偶然相见。当时我正在返回中国的路上，途径伦敦时听闻一个浸礼会的互助会在一所教堂举行会议。作为一名完全的陌生人，我去了那里听取工作报告。
会议开幕后，主持人说道：“很高兴看见西维斯博士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也都乐意知道他在芝加哥的工作进展。”主持人话毕，一位正好坐在我前方的男人站起来走向讲台。他向我们说了他正通过办一份期刊来努力使美国南方和北方的年轻人联合为一个浸礼会肢体，以改变一个国家里两个独立的浸礼会的局面。
等他回到座位，我的手放到他肩上并问道：“你记得提摩太·理查德吗？”经过打量，他认出了我，便马上起立对主席说现场有一位他在威尔士时的亲密同学，已在中国传教近三十年，他相信大会成员会乐意听我说一番话。于是我走到讲台，向听众简短叙述两个来自威尔士偏僻小地方的同学受到上帝大能的召唤从而领导传教工作——西维斯博士影响着美利坚合众国浸礼会的年轻人，而我在辽阔的中华帝国的众学生中做工。这不可思议的事实让我深受震撼，同时也领悟到不要轻视渺小的事物，因为如果上帝愿意，从中也能生出伟大的结果。
5.开始在中国内地传教
1866年兴起了一场向中国传教的运动，这注定在传教工作上起着深远影响。这是传教运动向中国内地的首次起航。那时戴德生（Hudson Taylor）先生发表的一些文章被称作《不定期报》，他在其中阐释了他的传教原则——相信上帝一定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相信上帝会用特殊带领来回应我们的祈祷，而非通过出发传教前的特殊学习；乐意到内地传教；着当地服装；住当地房屋；吃当地食物；并做好一生奉献自我的准备，而非一生在口岸享乐，尽管一些别的传教士会沉溺于此。
这一传教运动在浸礼会传教会中引起极大反响，以至于1868年，我听到金尼斯夫人（Mrs.Grattan Guinness）为中国内地传教事业的声援时，被这一极具英雄气概和自我奉献精神的计划吸引了。
那时正值我将从西哈维津神学院毕业之际，我决定加入他们。不过因为我属于浸礼会，他们便推荐我向浸礼会传教会提出申请。我提出了申请，并渴望被派至中国北方。当浸礼会传教会委员会询问我为什么想去中国北方时，我回答中国是非基督教国家中最文明的国家，中国人皈依后可以将福音传到较为落后的国家。欧洲人在北方地区传教，也能更好地适应气候，并且中国北方人成为基督徒后，能使整个帝国的国人皈依。
起航前的最后一刻，他们又问我能否保证十年内不结婚。这个问题让我很惊讶，因为我还没考虑过太多结婚的问题，只是觉得带着妻子进入内地是危险的，因为当时中国内地就像非洲野外一样鲜有人知悉。于是我答道我是在十天内还是十年内结婚都由是否利于传教工作而定。结果我是九年后结的婚。
1869年春，浸礼会传教会接受了我去中国传教的申请。潘布洛克郡一个我常去讲道的教堂里有个人名叫瑞斯（Rees），他总是载着我回到离教堂十五英里远的西哈维津。他和他的妻子都是我的好友，听到我要去中国传教很受感动。我们的友谊如此真挚，他们只要有钱就会和我分用。我们在无声的泪水中告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