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初识李鸿章
李鸿章生于安徽省，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他是曾国藩手下的主要将领之一。李鸿章在担任苏州总督时，英国政府派去的戈登将军，就是去协助李鸿章的。
我第一次接触李鸿章是在1875年，当时，他正在烟台签署《烟台条约》。而我当时正和一个当地助手一起，负责我们教会的医院。发现李鸿章的许多士兵因为患有疟疾和痢疾而纷纷涌进我们的医院，我便把奎宁和止痛药作为礼物送给这位将军，让他分发给他的随从和警卫人员。为此，他还给我送来一封感谢信。
回到烟台后，我反复思考一个问题：究竟应该在内地的什么地方定居。经过打听，我在青州府附近找到了一个地方，那里离烟台有两百英里，大约八天的行程；那里有几个本地的教派，并有很多的信徒，他们所追求的真理，要比中国三大宗教中的真理更高。于是，我便断定，这是一个天赐的、传播福音的好地方，就这样，1875年1月，我决定到青州府去。当时，在烟台有一个约莫十四岁的少年，他是一个船长的儿子；当时那里没有学校，所以他无法完成他的学业。于是，我们决定，他跟我一起上路，我每天晚上负责督促他学习。
由于天气恶劣，我们在路上遇到了许多困难。其时正是冬天，路上的积雪很厚。一起前往的一共才三辆马车。第一天，我们只行了十英里。第二天艰难跋涉了一整天，到半夜时分才抵达了我们要去的客栈，这一天我们只走了五英里。那一带是山区，风把高处的雪吹刮下来，这样，路上就被飘下来的雪覆盖，根本无法弄清那积雪究竟有多深。山坡上的田是梯田，并被两三英尺或四英尺高的篱笆围住。由于积雪太深，我们只好离开道路在田里行走；有时，为了通行，我们不得不拆掉一些篱笆。这就使得我们的行程耽搁了不少。
在离青州府还有两天的路程的时候，我们遭遇了一场可怕的暴风雪。地上的积雪虽然不厚，但是风力很大，狂风把细碎的雪末吹起，漫天飞舞，天地间的一切似乎都被刮尽了。我们既看不见路上的车辙，也看不见太阳，我们便找不到方向了，因为在中国的大平原上行走，就跟在海上航行一样，太阳就是指南针。有的地方路上积雪太深，我们虽然看见前面的路，但就是过不去。碰到这种情况时，我们就不得不先离开大路，从田里走；可是，在田里走着走着，再找大路时，我们却又失去了方向感。尽管如此，经过五个钟头的跋涉，我们在穿过了漫天的暴风雪和严寒后，终于走到了一处客栈，这让我们大大地松了口气。客栈老板担心别的人可能会迷路。事实证明，他们真的迷了路。第二天早上发现，有两辆马车的确迷了路，有些人最后冻死了。
青州是一个州府，它下辖十一个县。在过去的某个朝代，它一度是某个亲王的都城。当初，它管辖的面积甚广。就是在今天，它的面积也是一般的城市的两倍，而它的城墙，则是全山东最好的之一。
抵达青州府之后，我们并没有花心思去租住房子，而是在一个客栈里住了下来。我较为系统地学习中国文学和宗教，而那个小男孩则跟着我继续完成他的学业。我们让当地人感到非常好奇。由于我们穿的是欧洲服装，每当我们从街上走过时，全城的人都会回头打量我们，一些好奇心强、胆子又大的人则会跑到客栈去看我们。我尽量和和气气地接待他们，不过，我也经常因此被打扰，这让我反感。
2.在青州府的医疗工作
1875年秋，雨季之后，很多人都得了疟疾。我当时带着不少奎宁，我便免费把它送给他们。周围的人无不称奇，因为通常一剂药八到十粒，足以一下子解除疟疾带来的痛苦。后来，他们又来向我求药医治他们的其他疾病，不过，我告诉他们，我并不是医生。尽管如此，我还是有几种特效药的。
我发现利眠宁是一种很有效的药。这年夏天，霍乱是一种很危险的疾病，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夺取人的生命。幸运的是，我用樟脑油成功地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一天，警察局长拜访我，说他的妻子患上了霍乱，正奄奄一息，问我是否愿意去看看她。我跟着他去了，发现她被摆放在露天院子里的一张草席上，很显然，她的家人以为她很快就要断气。我把樟脑油滴到糖水里给她服，每五分钟一次；不到一刻钟，她神志清楚了，并开口说她觉得舒服些了。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于是，消息便传开了，都说虽然跟我讨药很难，但是，只要我肯给药，我看病就是个神医。
3.入乡随俗
在思考服装问题时，我在想，假如我穿中国传统服装，我会不会拥有更多的上流社会的客人呢？于是，有一天我穿上了当地人的服装，剃了头，还在脑后披挂了一条假辫子。我像往常那样走出客栈去散步时，碰到了卖饼的男孩，他习惯每天来客栈里兜售一番。只见他头上顶着一托盘的饼子走了过来。见我穿着中国服装，他吓了一大跳，一托盘的饼子哗啦一下散了一地，把过路的人逗乐了。我顺着街道走下去时，消息像电流似的，传遍了家家户户，男女老幼纷纷跑出来，瞪大了眼睛看这一奇观。我听见有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说，“哈！现在他看起来像个人了。”
就在那天下午，我被邀请到一个房子里去喝茶了。现在我终于明白，我以前不被邀请不是没有原因的。如果穿着外国人的衣裳，我的样子一定是很怪异的，当我在一个屋子里的时候，各种各样的围观者会趴在纸糊的窗户上。他们一个个会不声不响地用口水沾湿手指，在窗户纸上戳一个小洞，然后把眼睛凑在上面。每次到一个人家去拜访，都害得主人修补一回窗户纸。服装一换就不一样了，当这个外国人穿上了中国人的衣裳，他看上去就跟中国人一样，也就不值得去盯着看了。
这之后不久，大清帝国经历了巨大的不幸——同治皇帝去世。根据这个国家的习俗，为了表示沉重哀悼，任何人不得理发。全体人民一律不理发，那景象一定非常奇怪。既然已经穿上了中国人的服装，在这一点上我也就入乡随俗了，跟别人一样不理发。
4.租住房子
就这样一个多月过去了，这期间，司库每天都跟我在旅馆里聊天，有一天，他忽然说：“你是一个很忙的人，不应该总让那些闲得无事的人到客栈里来打搅你。你为什么不自己租住一个房子呢？”
我回答道：“我很想有一个自己的房子，可是，如果没有人为我做担保，证明我是一个诚实的、温和的人，我便没法租到房子。我是个外国人。我在这里举目无亲。人们觉得外国人都很坏。”
他回答道，“喔，这就是你没有租房的唯一原因吗？”关于这件事，他再也没有说什么。
然而，第二天他来告诉我，说有一处房子我可以租住，而他愿意为我做担保。于是我便跟他一起去看那座房子。房子紧挨着官府的衙门，每个月的租金是九块钱（约三十先令的样子）。三天后，我不声不响地搬了进去。
我的房子坐北朝南，前面是一个小院子，约二十码长，十码宽。我的房东喜欢养花种草，在院子里养了许多盆景，长了许多花丛，这些他每天都要打理。院子的北侧是房子的正屋，也就是我住的地方。正屋共有三间，中间是最大的一间，起先是用作客厅的。西侧的房间地上铺了石砖，下面埋着烟道，有一个可以从外面生火的火炉。我发觉，冬天住在这里很舒适。我把这一间用作卧室兼书房，而且无需另加火炉。另外那个房间的地面是泥地。在这正屋的后面是一个半英亩大小的果园，里面长满了桑树，它的叶子可以用来喂蚕。这房子包括这地皮以及少量家具的年租金，花去我大约四个半墨西哥元，也就是每年六英镑的样子（中国还是按照月亮的圆缺来计算时间的，不是按照我们的月份）。至于房东料理园子的费用，我不用付分文。那是他的爱好。
我吃的很简单。早饭主要是小米粥，这种很像燕麦粥的东西，是由我的仆人从街上买来的。小米粥上总是盖着厚厚的一层红糖，冬天的时候它可以使下面的粥一个小时内都不会冷。一大碗这种粥才五文钱。通常我还要吃一块小米饼，它跟纸差不多薄，按周长算，它跟一块威尔士奶酪差不多大小。这饼要花三文钱。不过，有一点我倒是挺奢侈的：我总要在那薄饼上抹上外国的黄油。总之，我的早饭，包括茶，从来不超过十文钱；按照当时的汇率算，这差不多是半个便士。我的午饭也是让我的仆人从街上买的。午饭是四只粽子，街上的小贩子叫卖的这种粽子，包在很宽的叶子里；四只粽子加起来用不了一个便士。
我的晚饭非常丰盛。晚饭我通常下馆子，而不是在家吃。在饭馆里，晚饭我会点上一道烩鸡片（一道汤煮的、味道很好的鸡肉），晚上还要点一道煮鱼片（一道用风味独特浓汤煮的鱼片）。在点了肉和鱼之后，我还会点四只小笼包，其形状和大小相当于一只小玻璃杯。除了这些就是当地的茶，茶水想喝多少就喝多少。一顿晚饭的花销算是可观的，但加起来也不超过一百二十文钱，也就是十六便士的样子。
冬天的时候，开始吃晚饭之前我经常喝两小盅温过的糯米黄酒，这大概要花六文钱。这点酒下肚，冰冷的双脚不一会儿便暖和和的，舒服得很。
为了换换口味，我经常去清真馆子，大家都认为清真馆子比中国馆子要干净些。在清真馆子可以吃到烤牛排、烤羊排，味道好极了。
山西发生大饥荒的时候，人们的饮食简单到了极点。任何肉类、任何蔬菜都断了货源。不过，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替代食品，当地人叫它“果皮”（即橘子皮）。客人在中午或晚上到了一家客栈，他们能点的就是这个东西。点上之后，店老板便取出面粉，加上水，和成面团，再把它在一口平底锅里压扁。接着，他便把那薄面饼用拇指和食指捏住，一点一点地掐出来，再把掐出来的疙瘩倒进锅中滚开的水里。不大一会儿，这些小面片便都煮熟了，可以和着一些汤料，装进大碗里。最后，再往大碗里加点醋和一点点盐。这样，“橘皮”面便做好、上桌了。这东西非常健康，做起来也很快。
5.一个仇视外国人的退休官员
青州城里住着一位已经退休的前任知县，他对外国人怀着强烈的偏见。于是他去拜访警察局长，也就是我现在的房东，并狠狠地把他骂了一通，说他居然敢把房子租给一个洋鬼子。而这位警察局长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对这件事处理得也非常公道。他回答说，道台（就是管理着包括青州府在内共三个州的官员）最近有令，警告老百姓不要欺负外国人，以免引起国际麻烦。他又能怎样呢？如果他拒绝把房子租给这个外国人，道台就会找他的麻烦。而且，这件事还得考虑到司库的面子，因为他已经为这个外国人做了担保。
这个前任知县碰了一鼻子的灰。在警察局长——以前曾是他的下属——那里游说失败后，他非常生气，便跑到现任知县那里，大发牢骚，说外国人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制造麻烦，并要求他把我从城里赶走。知县给他的答复是，鉴于他的上司知府大人——管理着十个县的官员——现在就住在城里，他最好去拜见他，如果他下令，那么，他作为知县便可以采取行动。
于是，这个前任知县接下来便去拜访了知府大人，一个满族人。不过，他得到的答复却是：“北京城里住了那么多的外国人，但那里并没有什么麻烦。我听人说，这个外国人把药送给别人，为穷人做了很多好事。如此说来，无缘无故地找人家的麻烦没有道理。当然啦，如果你听说他做了什么错事，要让我知道，我会过问的。”
在中国，不管做什么事，都没有秘密可言。这个前任知县所碰的钉子，全城的人不久便全知道了；他的无理取闹被现任官员制止住了，却没有人同情他。这起风波之后，普通民众也就不敢刁难我了，我也就获准平平安安地住在城里。
后来，这个前任知县又要找我的麻烦，说我在发生饥荒的时候拐卖儿童。我的文书忍无可忍，反驳道：“谁敢说我这是拐卖儿童？”就这样，他直截了当地反驳了这个退休官员，而且就在街当中，所有的旁观者无不惊讶。
这个退休官员在大庭广众之下受了侮辱，暴跳如雷，当即就跑到知府那里去打小报告，说我们在拐卖儿童。我的做警察局长的房东从一开始对我就非常好，是他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为了把事端扼杀在萌芽状态，我给知府写了封信，声明有人在挑拨离间，企图挑拨民众来与我对抗，并请求他对于这些为恶者给予制止。
第二天上午，知府签署的一份告示便在城墙上张贴出来了，上面写得分明，凡是收容在饥荒中死去父母的孤儿的人，都是社会的慈善人士，对这样的人，全社会应该抱感激之情；任何居心叵测、散布谣言的人，必将受到严惩。就这样，那个退休官员对我进行迫害的最后企图终未得逞，社会舆论都反对他，并支持办孤儿院。
6.研究本土宗教书籍
在我自己的房子里安顿下来后，我便可以不受打搅地继续我的研习。在这之前，我已经研究过一些由理雅各博士（Dr.Legge）翻译的儒家经典。现在我则开始研究一些虔诚教派常用的宗教书籍。这些书籍中最重要的当数《近思录》（“虔诚信仰汇录”），该书是汉语中最常见的儒家和道家思想的汇编。当我问到什么是佛教最核心的书籍时，有人告诉我是《金刚经》（Diamond Classic）；一个中国朋友送给我一本很漂亮的书，书分为两卷，是手抄本。书本身装订得非常整齐美观，其书法美不胜收，我爱不释手，决定用它做我的习字字帖。于是，我每天花大约一个钟头的时间去研究并抄写这部经典。每抄一段，后面还要附上对一些术语的简要的解释。
这种训练，以及我对《近思录》的研究，使我掌握了一套中国人能理解的宗教术语，它在很多方面不同于我们在翻译《圣经》时所采用的方法。在吸收了这些书籍中的宗教思想以及宗教词汇后，我用中文写出了一本“教理问答”；在这当中，我尽量避免使用外国的术语，因为中国人讨厌外国的东西；但我采用了我主从人的良知入手的方法，而不是动不动就搬出一位中国人不熟悉的某个权威来。同时，我这期间还翻译了《拯救之道》，属灵小册子公会（Religious Tract Society）的一本书，还有耶利米·泰勒（Jeremy Taylor）[10]的《圣洁生活》的第一部分，以及弗朗西斯·德·索尔斯（Francisde Sales's）[11]的《虔诚人生》。
7.拜访一个教派领袖
我的下一个行动是要与本地很有影响的教派的领袖人物接触，他住在二十英里外的山中。我派了两个信使去拜访他，请他在进城时来与我相见。他给我的答复是，他很少来青州府，不过，如果我到他那里去，他很乐意在他那里见我。于是我专程去见了他。
我决心通过这次旅行把《马太福音》第十章中我主对使徒们的教导付诸行动[12]。其时正是7月，我是步行去的。
到达目的地时，我得到的却是最为敌意的接待，以前我从未受到过；这敌意不是来自我的拜访对象，而是来自他的一个传道人，一个非常狂热的家伙，那天碰巧他也在那屋子里过夜。吃晚饭的时候，甚至一直到夜里，他都喋喋不休地诋毁基督宗教，说它是残酷的、不人道的。他指责基督教是不人道的，其主要证据是一个行医的传教士所做的工作，把他所做的人体解剖和外科手术看作不人道的证据。他攻击基督教的言辞如此之恶毒，甚至拒绝听我解释，哪怕是一句。我知道，指望跟他好好谈谈是不可能的。
第二天早上，我把我的拜访对象叫到一边，告诉他，上帝把我从地球的另一边派来，给他以及世界上跟他一样的好人带来特别的讯息；可是，从前一天发生的事情来判断，他尚未准备好去接受它，所以，我决定立刻离开。他一听这话，便立刻为他的那个传道人的行为道歉，并告诉我那个人马上就走。他请求我再留一天，好让我解释我所带来的讯息。我留了下来，并一起度过了一段神圣的时光；那时，我们的的确确地感受到，上帝与我们同在。
我于次日告辞，接着去访问其他那些正在追寻最高真理的人；主人派他的一个仆人带我翻到山的那一边，并给我指了路，把我送上了通向下一个目的地的大路。与这个人道别时，我对他说，他这样给我带路，帮助我去把那些追求最高真理的人团结到一起，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与上帝联合。
8.善良的村民们
我独自一人在路上走着，一直走到晌午时分。日头很大，天气很热。尽管我的头上戴着顶帽檐像阳伞的中国草帽，我还是觉得热；忽然发现路边有棵大树，枝繁叶茂，树叶在微风中簌簌作响，我走在树荫下坐了下来，感到很是凉快。不一会儿，一群肩上扛着锄头的村民从旁边走过，他们正从田里上来，回家吃午饭，我跟他们一一打了招呼。这时，我听见两个刚从我面前走过的人在议论：“你瞧瞧。他从人家面前走过，连一声招呼也不打！”他们的话音刚落，就见走在最前面那个人突然转过身来，走到我的面前。他问我这是要到哪里去，他听我回答之后，便说道：“你大概不能到那边去。那条河里正在发大水。跟我们回去吧，等洪水退了再走吧。”
我乐呵呵地跟着他进了村，到了村子里，他把我带到了一所学校；一般说来，校舍往往是村子里最好的建筑之一。在小学校里，我跟校长一起吃了午饭，并留在那里一直聊到差不多五点钟；这时，那人来告诉我，说河里的水已经退去一些，我可以过河了。
有六个村民跟我一起到了河边，那条河大约有一百码宽，水流湍急。河上没有桥，我们不得不脱掉衣服，蹚水过河。其中一个人把我的衣服卷成一个卷儿顶在头上，他和另外一个人并排走在前面带路。我的两侧各有一个人保护，另外还有两个人跟在我的后面。越往前走，河水越来越深，到后来，水已经齐到我们的胸脯。水流非常湍急，我可以感到大块的石子儿在我的脚下滚动。每当我摇晃时，我周围的人便立刻上来把我扶住；就这样，我们平安地渡到了河的对岸。我终于发现，这条河实在是非常危险，要是我一个人冒险渡河，我一定会被淹死的；而所有这些人对我这个地地道道的外国人那么善良，我被深深地感动了，于是我对他们说，对他们的好心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才是。
“哦，”他们叫道，“可别那样说。你一定不记得我们了吧？我们认识你呢。过年的时候，我们到青州府附近的一个有名的寺庙去，在那里进香。听说城里有个外国人，我们就到你住的那家旅店去看你。你很有礼貌，接待了我们，还回答了我们所有的问题，又请我们喝茶。这是我们第一次有机会回报你的好心。”随后他们便把我去下一个目的地的路指点给我，于是我们便互致祝福，分了手。
在太阳下山之前，我到了我的目的地：另一个山村。我特地来拜访的朋友，是一个非常睿智的人。他曾经常到青州府去拜访我，并与我长谈。就像在前面的那个村子里一样，他也给了我非常真诚的欢迎，把我带到学校去，并介绍给学校的老师，一位年届六旬的和善的老者。这不是一所小学，而是一所有着二十多名学生的中学，学生的年龄在十七到二十五岁之间。我也被介绍给了这些学生。
由于天很热，他们决定在露天的院子里吃晚饭。我们度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就中西方的很多问题进行比较，展开讨论。晚饭后，学生们围拢上来，他们每个人的手上都拿着把扇子，并请我在上面题字。在中国，这是很常见一种风尚；人们会把名人写在扇子上的书法很得意地示人。我跟学生们约定，如果我在他们的扇子的一面写上英文，他们得在扇子的另一面用中文翻译出来。于是，我在每一把扇子的一面都写了一首赞美诗。就这样，我们彼此都成了好朋友，他们约我下次再去拜访他们，并把赞美诗中所包含的教义更详细地讲给他们听。分别的时候，我被告知，在我路上要经过的一个市镇上，要举行一年一度的道教法会。
9.道观里的午夜妇女集会
到了镇上后，我去了客栈老板那里，他曾不止一次地在青州府拜访过我。他热情欢迎我的到来，并把那个宗教集会的事跟我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原来，那是一个很有名的宗教集会，参加的不是男人，而是女人；这些妇女大多数都在四十岁，或四十多岁。她们主要是来祈求丰收，但也有的是来求子的。
白天的时候，妇女们成群结队纷纷来到镇上，她们有的是三三两两地来，有的是五六个一群，有的则是十几个一伙；听说镇上来了个外国人，她们都很好奇，要来见我。小客栈里一整天都被来来往往的妇女们挤满了；她们向我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关于我国耕作的，有关于我国收成的，有关于父母与孩子的，也有关于宗教的，这就让我有机会对她们讲解基督教。
仪式在道观的大殿举行，由一个道士主持，在得到了这个道士的许可后，我去观看了仪式。仪式是在半夜举行的。每个妇女都送给他捐赠，大多数妇女捐的是一袋小米之类的东西。他则把捐赠者的名字及数量写在两张狭长的黄纸上。其中一张纸张贴在道观外面的墙上，这样，行人便可以看到捐赠的名单。另一张纸则先放在一边，到半夜的时候，放到道观的主神像前焚烧，好让那些名字升到天上。仪式举行的过程中，道士焚着香，唱着经文，但没有一句教导或讲道，所以，我便觉得那些人就像是一群没有牧羊人的羔羊。仪式结束后，一些妇女回到她们在镇上的住处，其他妇女则睡在道观的院子里，还有一些最为虔诚的妇女则继续祷告，直到困得不行才睡去。
第二天，她们成群结队地回到她们各自的家中，而我则回到了青州府。我终于发现，那些虔诚的人总是乐于迎接我，听我讲道，对我殷勤备至，这充分说明，我主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中的宣讲的训条是千真万确的。
10.拜访一位隐士
大约就是在这期间，我去寻访了山间的一个山洞，那里住着一位寻求真正宗教的道教隐士。一天晚上，我到达离山洞最近的一个村子，在客栈里，我对那位隐士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并得知去山洞的路该怎么走。第二天清早，我找到了那个地方，于是，我开始跟他聊起了宗教。他接着告诉我，在我拜访过这山区的本地宗教领袖之后，那人便把散布在各个村庄里的他的门生们召集到了一起，把我的拜访向他们描述了一遍。这位隐士与他的那些门生一起去了，他还得到了我留在那位宗教领袖那里的一些书籍，这些书，这位隐士正悉心研究着呢。当他明白我是何许人时，他对我很尊敬，执意请我跟他一起吃早饭。早饭主要是吃小米粥，是一种跟燕麦粥差不多的东西。然后，他便跟我讲了他正在钻研的道教中最高深的真理，而我则努力向他指出，他的那些问题在基督教里解释得更全面、更清楚。
两三年后，那些村子里出现了很多小型的基督教教堂，这是村民们向我们青州府传教点请求派遣基督教教师的结果。
11.最初的皈依者
为了满足当地教派的需求，我把手边所能找到的教理问答，不管是英语的还是威尔士语的，把它们集中在一起，并从中选出最好的，再加上能够对中国人的良知感发生作用的问答。我还对流传最广泛的当地宗教的小册子加以利用，删除掉那些偶像崇拜的内容，加进唯一真神崇拜的条文。
就在我准备新的教理问答的时候，一个以纺丝为营生的虔诚的人，经常来拜访我，跟我谈宗教。他请求我给他一册教理问答，好让他回去研读、记诵；记诵神圣的经文，在虔信宗教的中国人当中是一种常见的做法。他满心欢喜地把它带回了家，每天诵读，一页一页地研习。一天，正当他埋头于研习时，他的妻子突然伤心地哭了起来。他问她是什么事情让她难过。
“你马上就要去天堂了，可我却要被抛在后面。”她这样回答，并哭得更伤心了。
“可你也可以学这个教，然后到天堂去呀，”他说。
“不行啊，我大字不识一个，怎么学这本书呢？”她哭道。
“我来教你。”
“可是我很笨。我学不会这些字。”
“假如你每天学一个字，那又不是难事。这样，十天你就可以学十个字，一百天就是一百个字。只要你肯坚持，用不了多久，这本书的字你就全认识了。”
“我会坚持的，”她回答道，“只要你肯教我。”
就这样，他们便一起研习教理问答了。
除了编写教理问答，我还挑选了约三十首赞美诗；这些赞美诗对于非基督教徒来说，即使不解释，也有感染力。在学完教理问答后，织工和他的妻子又把这些赞美诗记住了。他们的两个孩子，一个七岁的男孩，一个五岁的女孩，学习这些赞美诗比他们的父母还要快。等他们把所有这些都记住了，织工和他的妻子便请求给他们洗礼。浸入水中进行洗礼的仪式在当时还非常罕见，我没有把握，不知非基督教徒们会怎么看，于是，我把他们两个带到了青州府的西门外，那里有条美丽的河，河水很清澈，周围除了一座佛教寺庙没有别的房子。我先去拜访了那个和尚，把这个仪式的涵义对他作了解释，并问他是否愿意暂借一两间屋子给我们用一下。他欣然同意，于是，我把这对夫妻带到了河里，给他们洗了礼；仪式结束后，我们在庙里换了衣服。
1875年底，我有一个机会因事去烟台。我在内地已经住了有十个月，这期间只见到过外国人两次。到这时，成为基督教徒的男人只有三个，其中一个就是那个织工，第二个是我的老师。然而，到第二年年初，我为十五个人行了洗礼[13]。到了这一步，我在我的院子里主持过一次洗礼仪式。为了防止有人对这个不同寻常仪式在非基督教徒中散布谣言，我问我的老朋友，也就是青州府的司库，是否愿意到场。他同意了。他在场便足以让外面的公众相信，这里面所做的事是正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