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说《李鸿章回忆录》这部书是笔者在自抒己见，不如说他是在替李鸿章为自己辩护。当然，传主李鸿章本人也很乐于为改善他的国家和民族而进言。值得提醒读者们注意的是，这份译稿的很多内容，是首度公之于众。
李鸿章不是一个心思仔细的人。当他北上天津时，大量手稿被遗留在了汉口。当他从直隶总督任上调离时，他又将二十四年来所写的大量手稿遗留在了天津。直至李鸿章去世后，他那位在两广地区做官的侄子，才从汉口、广州、上海、南京、苏州、北京、天津等地，将他的手稿陆陆续续收集在一起，并存放于李鸿章在广州的故居里。
大约是在两年前，即1911年左右，经大清国政府准许，并征得李鸿章遗产托管者和继承人的同意，我们才得以着手研究李鸿章的资料和笔记，并委托曾在李鸿章身边做过英文秘书的罗伯斯上校将它翻译出来。协助他完成此项工作的，还有一位曾追随过李鸿章的幕僚——王秀才，还有广州城的一位老员外。
李鸿章的日记有洋洋洒洒一百六十多万字，他所做的笔记也是浩如烟海。然而我们只摘选了部分内容译成英文，同时这些日记也是首次与英美读者见面。
读者也许会注意到，我们有时会在单独的大主题下，设置出不同的小标题。事实上，原稿中的主题纷繁芜杂，而且喜欢做微言大义。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仅仅一行字就概括了一群人，陈述了很多事。而此后，当李鸿章在另一个地区担任不同职务时，他又会把这个主题重新提起，这时他会就此写上三页、五页或者二十页。再后来，时过境迁，他又会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解读同一个主题。
因此，将李鸿章的全部手稿结集出版显然是不可能的。而最好的方式，是对他的日记和其他手稿加以筛选，并冠以恰当的标题，同时将内容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
还有一个需要说明的是，翻译们在将李鸿章的优美文字转换成英文的过程中几乎未遇到太多困难。然而，译者们在确定日期这个问题上，却变得手足无措。在早至他在天津担任直隶总督时，李鸿章一直采用的是一种中国特有的甲子周期和帝王年号纪年法，并在手稿上做了大量标记。就连参与这项工作的中国学者，也往往困惑不解。最终，他们一致同意删掉很多日期，并一致认为，如果想把写作每个条目的确切日期弄清楚，即便交给研究中国历史的资深专家，也需要一年的时间才可能完成。
1870年以后，尽管李鸿章大体上采用了现代的书写方法，但是为某些条目和手稿标注日期时，他还是会走极端，比如他这样写道：
“光绪某年，农历五月十三日，未时。可恶的一年。”
——他会用这种方式记录不太重要的想法，但是完全忘了标注准确的时间和地点。这些历史资料，可能会激起全世界的兴趣。但凡出现类似情况时，我们尽力都会把日期补上去。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把这件事与李鸿章一生的某个阶段适当地联系在一起，而并不是刻意去提高或降低《李鸿章回忆录》的政治、历史或文学价值。
或许有人会说，这本书单薄的容量，无法囊括李鸿章所写的，涉及不同主题的全部或者大部分内容。但是，编著者如此选择的目的，志在于收录那些他认为最有广泛和持久意义的文字。
威廉·弗朗西斯·曼尼克思
1912年12月1日，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