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我对航海的向往已经消失殆尽，不然倒可以如愿以偿了。好在我还有门手艺，而且自认为手艺不错。我找到当地的印刷店老板，请他收我做伙计，这就是威廉·布拉福德老先生。他是宾夕法尼亚州的第一个印刷商，与总督乔治·基斯发生争执后，就搬到了纽约。他没有收下我，因为他那里活儿不多，人手已经够了。不过他说：“我儿子在费城，他最得力的助手阿克拉·罗斯最近去世了。如果你去那，他可能会录用你。”尽管费城距离纽约一百多英里，但我还是乘坐一条开往安波伊的小船出发了，箱子和行李留待之后从海上托运过去。
我们穿越海湾时，海面卷起了狂风，狂风把本就破烂不堪的船帆撕成了碎片，我们无法驶入基尔河，风浪把我们冲向了长岛。途中，一个醉醺醺的荷兰乘客失足落入了水中。就在他下沉时，我一把抓住了他蓬乱的头发，拉住了他，最后，在大家的努力下，我们总算把他拽上了船。他在水里折腾了一番，清醒了一些，从口袋里掏出一本书，要我给他晾干，接着又睡着了。这是一本荷兰语的《天路历程》，是我最喜欢的作家约翰·班扬的作品。这本书纸张上乘、印刷精良，还带有铜版插图，比我见过的任何英文版本都要精美。我后来发现《天路历程》被译成了多种欧洲语言，或许它是除《圣经》之外读者最多的书籍。据我所知，约翰是第一位把叙述与对话结合在一起的作家。这种写作方法极富感染力，能够让读者身临其境，在最精彩的章节参与书中的对话。笛福在《鲁滨逊漂流记》、《摩尔·弗兰德斯》、《宗教的求爱》以及《家庭教师》等作品中成功效仿了这种写作方法。此外，理查森在《帕梅拉》等作品中，也进行了摹仿。
我们靠近长岛，却发现这里没有码头，巨大的海浪冲击着乱石丛生的海滩。我们抛锚泊船，试图靠近海岸。有一些人来到岸边，向我们大声呼喊，我们也大声回应，但是风急浪高，我们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岸边有些独木舟，我们一边呼喊，一边比划，希望他们用独木舟把我们接过去。他们兴许没明白我们的意思，要么就是觉得这主意不切实际，最后都离开了。夜幕降临，我们除了等待风力减弱之外，别无他法。我和船夫决定睡上一觉，如果我们睡得着的话。我们和依然浑身湿淋淋的荷兰人一起挤在狭窄的船舱里。浪花拍打着船头，海水渗进了船舱，我们很快就像那个荷兰人一样全身都湿透了。就这样，我们躺了一夜，根本就没怎么睡着。好在第二天风势减弱了，我们调转船头，争取午夜前到达安波伊。我们已经在海上漂了30个小时，既没食物，也没淡水，只有一瓶浑浊的朗姆酒。海水咸得无法入口。
当天傍晚，我发了高烧，进船舱躺了下来。我想起曾经读过多喝冷水有助于退烧的知识，于是就喝了不少冷水，晚上大部分时间，我全身上下大汗淋漓，后来我终于退烧了。早上，我下了船徒步前行。这里离伯灵顿还有50英里，我打听到从伯灵顿有去费城的船。
这一整天都大雨倾盆。我全身都湿透了，中午时分我感到疲惫不堪，于是就在一家小旅馆停了下来。那天晚上，我留宿在那里，开始后悔自己当初离家出走的冲动。我的模样十分落魄。我从人们问我的问题中揣摩出，他们怀疑我是逃跑的用人，我面临被抓起来的危险。第二天，我又继续赶路。傍晚时分，距离伯灵顿还有约莫十英里，我走进了一家小旅馆。旅馆主人布朗先生在我吃饭时与我攀谈了起来，他发现我读了点书，就对我十分和气友善。我们后来一直来往，直至他去世。我猜想他以前可能是名周游各地的医生。他异常熟悉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英格兰的任何一个城镇，总能细细地把它们解说一番。他颇有学问，人也聪明，却不大信奉宗教。多年后，他戏谑地将《圣经》改编成了打油诗，经他这么一改，《圣经》中的许多史实都变得可笑起来。这些打油诗若是出版，肯定要对那些意志薄弱的人产生不良影响。好在它们从未出版。
我那天晚上住在他家，第二天到了伯灵顿。可是我到达时发现，定期船刚刚离开，真是让人懊恼。那天是周六，要等到下周二才有航船开往费城。我回到城里一个老年妇女那里，我先前在她那里买过姜饼，以备坐船时吃。我向她请教该怎么办。她邀请我去她家住，等下一班轮船。我连日赶路，十分疲惫，就接受了邀请。她听说我是印刷工人，就建议我留在伯灵顿开印刷所，但是她不了解开印刷所所需要的起步资金。她非常热情好客，还做了牛肉饭招待我，仅仅收了我送的一壶麦芽酒作为回报。我准备留在这里，等到星期二再启程。然而有天傍晚我在河边散步，遇见一条前往费城的船，里面已经坐了好几个人，他们带上了我。由于一路无风，我们一直划船。约莫午夜时分，我们还没到达费城。有人觉得我们肯定是走过了头，不该继续往前划；其他人则不知道我们现在身在何处。我们划向岸边，划进河湾，在一段旧篱笆附近上了岸。我们拆下旧篱笆的木杆，生了一堆火，在那儿一直待到天亮。这时候随行中有个人认出这是费城北面不远处的库柏河，于是我们又上了船，刚把船划出河湾，就远远地看到了费城。那天是星期天，上午八九点钟，我们到了费城，在市场街码头上了岸。
我尽可能详细地描述自己的旅程以及第一次走进费城的情景，这样，你就能在脑海中进行比较：起初，我来到费城，希望渺茫，前途暗淡；后来，我成为了费城的显要人物。那天，我穿着工装，体面的衣服还在水路上没有运到。我风尘仆仆，口袋里装着内衣和袜子，鼓鼓囊囊的。我举目无亲，无处可以投宿。我一路奔波，不停地划船，缺少休息，饥肠辘辘。我身上只剩下一个荷兰盾和大约一先令的铜板。我把铜板给了船夫付了路费。他们开始不收，说是我也划了船，可我执意让他们收下。人在钱少时反而比钱多时慷慨，或许是唯恐别人觉得自己没钱。
之后，我来到街上，四处溜达。我在集市附近看见一个男孩拿着面包。我以前就常常吃些面包凑合一顿，便上前问他在哪里买的，之后就立即去了第二大街上的那家面包房。我想买波士顿常见的那种面包，但是费城似乎没有，我又问有没有三便士一条的面包，他们也没有。我不知道这里与波士顿所使用的钱有什么差别，也不知道这里物价要便宜得多，更不知道这里面包的名字，就让他给我价值三便士的面包，随便什么样的面包都行。他给了我三个蓬松的大面包卷，我很惊讶，三便士竟然可以买这么多面包。我口袋里已经放不下了，就嘴里吃着一个，两个胳膊各夹着一个。我沿着市场大街向北走了很远，一直走到第四大街，经过我未来的岳父大人瑞德先生的家门口。我未来的妻子当时正站在家门口，看到我经过，觉得我又笨拙又滑稽。我当时的确如此。我转弯沿着板栗大街向南前行，之后又沿着核桃街走了一段。我边吃边走，拐来拐去，最后发现自己竟然站在了市场大街码头，就在我来时坐的那条船附近。我跑到河边喝了一通河水。我吃了一个面包，感觉已经饱了，就把剩下的两个面包给了之前和我一起坐船的妇女和她的孩子。她们正在等船，还要继续赶路。
我吃过东西，精神多了，就又走到了街上。这时街上有许多衣着整洁的人，他们都向同一个方向走去。我跟着他们，走进了市场附近巨大的贵格会集会场所。我在人群中坐了下来，看了看周围，没有听到牧师布道。我连日奔波，头天晚上又没休息好，这会儿昏昏欲睡，很快就睡着了，一直睡到散会，一个好心人叫醒了我。事实上，这是我在费城走进的第一所房子，也是我在费城第一次睡觉的地方。
我再次向河边走去，一路上观察着人们的面孔。路上，我遇到一个面善的贵格会教徒，便上前问他附近有没有外地人可以投宿的地方。我们当时在“三个水手”招牌的附近，他说：“这里可供外地人借宿，不过声誉不佳。如果你愿意跟我走，我可以带你去一个更好的地方。”他把我带到了沃特大街的克鲁克旅馆。我在这里吃了午饭。吃饭时，有人问了我几个狡猾的问题，似乎看我外表落魄，又很年轻，怀疑我是从家里逃出来的。
吃完饭后，困意再次袭来。店里的人把我带到了房间，我衣服都没脱就躺在床上呼呼大睡起来，一直到傍晚六点被叫醒去吃晚饭。我吃完饭后，又早早上床，沉沉睡去，第二天早上才醒来。我起床后，尽可能地把自己收拾干净，然后去了安德鲁·布拉福德的印刷所。我在印刷所里见到了这里老板的父亲，也就是在纽约见过的威廉·布拉福德老先生。他是骑马过来的，比我先到费城。他向儿子介绍我。他儿子礼貌地接待了我，还请我吃了早餐。但是他说他最近新雇了个帮手，现在不缺人。他还说，城里最近新开了一家印刷所，那里的老板凯默可能会雇用我。如果凯默不雇用我的话，他欢迎我去他家寄宿，他可以给我安排点零活做，直至我找到正式工作。
这位老绅士说他会和我一起去那家新开的印刷所。我们找到了凯默，布拉福德对他说：“邻居，我给你带来了一个年轻的印刷工人，或许你正需要这样的人手。”凯默问了我几个问题，然后将一个排字盘放在我手里，看我如何操作，看完之后说尽管现在没什么活儿给我做，但是很快就会雇用我的。他以为布拉福德是镇里的人，有意帮自己，就和他谈起了印刷所现在的情况以及未来的规划。布拉福德并未透露自己是另一家印刷所老板的父亲。他听到凯默说预计不久就可以包揽下城里的大部分印刷业务时，就巧妙地进行提问，既没引起凯默的怀疑，又引导凯默说出了所有的想法——有哪些可以依靠的关系，又准备怎么做等等。我站在一旁，听得清清楚楚，很快就发现他们俩一个老谋深算，另一个初出茅庐。布拉福德离开后，我告诉了凯默布拉福德的身份，凯默大吃一惊。
我发现凯默的印刷所里只有一台破旧的印刷机和一副老掉牙的小号英文铅字。当时他正用那副铅字排一首献给阿奎拉·罗斯的《挽歌》。年轻人阿奎拉·罗斯是议会的书记员。他天资聪颖，品德高尚，备受别人尊重，还写得一手好诗。凯默也写诗，不过诗写得很一般。其实不能说他在写诗，因为他作诗时，并不写下来，而是直接用铅字排版。由于没有稿子，只有活字盘，《挽歌》又可能用到所有的铅字，所以没人能帮到他。凯默还未用过那台印刷机，也不会用这台机器。我颇费周折把机器装好以备使用，承诺等他一排好《挽歌》，我就来为他印刷。之后，我回到了布拉福德家。他让我暂时帮他做些零活，在他那里吃住。几天后，凯默差人叫我去印《挽歌》。现在，他又买了一副活字盘，还接到了一个活儿——重印一份小册子，于是就让我开始着手印刷。
我发现两家印刷所的老板都不太擅长这一行。布拉福德没有学过印刷，文化水平还很低；凯默虽然有些学识，但只会排字，对印刷却一无所知。他曾是法国先知派的教徒，曾像其他教友一样极度狂热。不过到了此时，他已不再宣称自己信奉某个特定的教派，似乎每个教派他都或多或少信一点。他完全不懂人情世故。我后来发现，他还颇有些无赖。我在他这里干活，他不乐意我继续住在布拉福德家。他自己虽然有栋房子，可是里面没有家具，无法住宿。他本人租住在瑞德先生家，于是就让我也住了过去。这时候，我的行李衣服都已到达，我的穿着整洁了许多。在瑞德小姐眼里，我现在可比她第一次见我在街上吃面包卷的样子体面多了。
在这段时间里，我结识了镇上的一些热爱读书的朋友，与他们一起度过了许多愉快的夜晚。我有了收入，又很节俭，于是就有了一些积蓄。我过得很如意，尽可能地将波士顿的一切抛在脑后，不想让波士顿的任何人知道我现在身在何处。不过，我给朋友柯林斯写过信。他知道我在哪里，但他答应不告诉别人。后来，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促使我提前回到了波士顿。我有一个姐夫，名叫罗伯特·霍尔姆斯，他在一艘往返波士顿和特拉华州的船上当船长。当时他在费城下游40英里的纽卡斯尔听说了我的消息，就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我突然离家出走，波士顿的亲友十分担心和挂念，希望我相信他们的善意。他言辞恳切，劝我回波士顿，并承诺如果我回去了，一切都将遂我心意。我给他回了一封信，感谢他提出的建议，并且详细解释了我为什么离开波士顿，让他相信我并非任性而为。
威廉·基斯爵士总督那时也在纽卡斯尔。霍尔姆斯船长收到我的信时，碰巧正与威廉爵士在一起，就顺便向爵士提起了我，还给他看了那封信。威廉爵士读完信，得知我如此年轻，十分惊讶。他说我是个很有前途的年轻人，应该得到鼓励。费城的印刷业不怎么样，若是我能自己开业，肯定会取得成功，而且他愿意给我介绍政府的印刷业务，为我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当时自然对此毫不知情，这些都是姐夫后来在波士顿告诉我的。有一天，我和凯默一起在窗边工作，看见衣着考究的威廉爵士与另一位绅士（后来才知道是纽卡斯尔的弗莱彻上校）穿过街道，径直向我们的印刷所走来，片刻之后就到了门口。
凯默以为他们是来找他的，于是就立即跑去迎接。威廉爵士却问起我，并向我走了过来。他谦谦有礼，以一种我颇不习惯的方式与我交谈。他大大赞扬了我一番，声称想与我交朋友，嗔怪我初到费城时没有让他认识。他邀请我与他们一起去酒馆坐一会儿，说他与弗莱彻上校正准备去那儿喝些美味的马得拉白葡萄酒。我受宠若惊，凯默则目瞪口呆。我与他们一起去了第三大街街角的酒馆。他一边喝着马得拉白葡萄酒，一边建议我自立门户，说我很有可能会取得成功。他和弗莱彻上校都承诺，说我可以凭借他们的影响力承接政府的印刷业务。我告诉他们，我不知父亲是否会资助我。威廉爵士说，他可以给我父亲写封信让我带回去，在信里他将说明在这里开业的优势，他相信他一定能够说服我父亲。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我应该乘坐最早的一班船回波士顿，将总督的信送到父亲手里。但是目前，这件事情应该保密。我像以往一样继续跟着凯默一起工作。威廉爵士时常差人来找我，请我一起用餐，我觉得这是我莫大的荣幸。他与我交谈，和蔼可亲，十分友好。
1724年4月底，有艘小船开往波士顿。我向凯默请假，说是去看望朋友。威廉爵士交给我一封很长的信，信是写给父亲的，在信中他大大夸奖了我一番，强烈建议我在费城开业，说我肯定能够盈利。我们的船离开海湾时不幸触礁，撞了一个裂缝，再加上在海上航行时风急浪高，所以我们只好不停地轮流向船外排水。大约半个月后，我们终于安全抵达了波士顿。这时我已经离开了好几个月，亲友们一直没有我的任何消息。我姐夫霍尔姆斯还未回到波士顿，也未写信告诉大家我的消息。我突然回来，家人都很吃惊，也都很高兴，欢迎我回来，只有哥哥詹姆斯除外。我去哥哥的印刷所里看他。我比给他当学徒时穿得更加体面，从头到脚换了一身全新的行头，还戴了一块手表，口袋里装着将近五英镑的银币。他接待了我，不怎么真诚，上下打量了我一番，之后又继续工作了。
店里的印刷工都很好奇我去了哪里，问我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问我觉得那里怎么样。我把费城大大赞扬了一番，说我在那里过得很好，强烈表示我想再回费城。有个人问我在那里用什么样的钱，我拿出一把银币给他们看，他们觉得很稀奇，因为波士顿使用的是纸币。然后我又借机让他们看我的手表。我哥哥在此期间一直紧绷着脸，闷闷不乐。最后我拿出八便士给他们买酒喝，然后就离开了。我的这次探访，惹得哥哥十分不悦。后来母亲提议哥哥与我和解，希望兄弟重归于好。哥哥说，我在他的徒弟们面前用这种方式侮辱他，他永远都不会忘记，永远都不会原谅我。不过，在这一点上，他的确错了。
父亲接到威廉爵士的信，显然十分惊喜。不过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都没怎么和我谈及此事。霍尔姆斯船长回来后，父亲给他看了这封信，问他是否认识威廉·基斯，向他打听威廉·基斯的为人。父亲还说，他觉得威廉爵士肯定不是非常审慎的人，因为他竟然鼓励一个还要三年才能成年的男孩子自己开业。虽然霍尔姆斯竭力促成此事，可是父亲却认为此事不妥，最后断然否决。父亲给威廉爵士回了一封信，感谢他对我的栽培与照顾，不过也委婉地表示他还不能资助我开业，因为他觉得我还太年轻，无法把这么重大的事情做好，加之开业还需要很多启动资金。
我的朋友柯林斯在邮局工作，听了我的描述后便对费城非常向往，决定也去费城闯荡一番。我还在等父亲做出决定，柯林斯就先上路了，他走陆路去罗德岛。他还将大量数学和自然哲学方面的书留了下来，让我将这些书和自己的书一起带到纽约，他承诺在那里等我。
父亲虽然没有接受威廉爵士的建议，但却非常高兴。父亲很是欣慰，我能从费城的显赫人士手中获得这么一封对我赞赏有加的信函，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靠着勤勉节俭把自己打理得如此体面。因此，当父亲意识到我和哥哥无法重归于好时，就同意我返回费城。他建议我尊重当地人，努力赢得大家的尊重。他还叮嘱我不要讽刺中伤他人，因为他认为我有这个坏习惯。父亲说，如果我一直勤勤勉勉、花钱节俭的话，到21岁时就可能存够了开业所需的资金，到时如果我自己的资金不够充足，而且缺口不是很大的话，他愿意为我填补缺口。这就是我这次回波士顿的收获，此外我还收到了洋溢着父母爱意的一些小礼物。于是，我带着父母的祝福，再次启程，前往纽约。
轮船中途停靠在罗德岛新港，我顺便拜访了约翰哥哥。他已经结婚，在这里定居好几年了。他向来疼爱我，见到我十分高兴。哥哥有一个朋友，叫做弗农。宾夕法尼亚有人要还弗农一笔钱，大约35英镑。弗农想要我帮他收下这些钱，代为保管，直到他通知我把这笔钱转交给他为止。他给了我一份委托书。后来，这件事让我非常不安。
在新港，许多去纽约的乘客搭乘了我们的船。其中，有两位结伴而行的年轻女人，另有一位严肃庄重、通情达理的贵格会妇女，她还带着仆人。我欣然帮助这位妇女做了一些小事。也许，这给她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所以当她看到那两个女人似乎有意结识我并且确实与我日益熟识起来时，她将我带到一旁说道：“年轻人，我很担心你。你涉世未深，似乎不太了解世事，也不太了解年轻人可能落入的圈套。毫无疑问，这两个女人不是正经女人，我能从她们的言行举止中判断出来。你独自一人，如果不提防她们的话，你可能会陷入危险的境地。既然你与她们素昧平生，那么我出于好意，建议你不要与她们来往。”开始时，我似乎并没有像她那样觉得这两个年轻女人是坏人；后来，她提起了一些我此前没有注意到的细节，并以此说服了我，我认为她是对的。我向她表示感谢，答应接受她的建议。我们到达纽约时，那两个女人告诉我她们的住址，邀请我去拜访她们，我回绝了。还好，我回绝了。第二天，船长发现船舱里丢了一把银匙和其他一些东西。他知道这两个女人是妓女，就申请搜查她们的住处，果然找到了丢失的物品。窃贼受到了惩罚。我们的船中途曾与一处暗礁擦身而过，幸免于难，可是，相比而言，我觉得躲过这两个女人设计的圈套对我来说更为重要。
我在纽约见到了柯林斯，他比我先到一段时间。我们还是孩子时就十分亲密，经常一起阅读书籍。不过，他比我有更加充裕的时间来阅读和学习。他在数学方面颇有天赋，远远超过了我。我以前在波士顿时，大部分闲暇时间都用来与他一起交谈。他一直是个清醒冷静、勤勤勉勉的小伙子，而且还很有学识，颇受同事及其他绅士的尊敬，将来可能会成为一个重要的人物。但是我不在波士顿的这段时间，他养成了酗酒的习惯。我从他自己以及别人口中得知，自从到了纽约之后，他天天喝醉，行为古怪。他还赌博，输光了所有的钱。我不得不供他住宿，负担他去费城的路费以及到费城后的花费。这给我带来了不少麻烦。
纽约的时任总督是伯内特（伯内特主教之子）。他听船长说有个年轻乘客带了许多书，就让船长带去见他。于是，我去见了总督。我本该带着柯林斯一起的，可是他喝醉了。总督非常礼貌地接待了我，还带我参观了他的图书馆。图书馆里的藏书量非常大。我们就书籍和作者谈了许多。这是第二位留意我的总督，我感到非常荣幸。对我这么一个出身贫寒的孩子来说，这确实令人高兴。
我们继续向费城前进。在途中我收到了弗农的钱，幸好有这笔钱，否则我们很难完成我们的行程。柯林斯想去会计所应聘，可是那些人总是从他怪异的举止或是散发的酒气中发现他嗜好威士忌。尽管他有一些推荐信，可还是一直没有得到录用，只好继续与我一起吃住，让我为他支付费用。他知道我拿了弗农的那笔钱，就一直向我借钱，承诺他一找到工作领到薪水就还给我。最后，他借得太多了，我开始担心起来，万一弗农跟我要钱，我该怎么办呢？
柯林斯还是继续喝酒，我们不时因这个问题发生争吵。他一旦喝得微醉，就变得非常易怒。有一次，我们和另外几个年轻人在特拉华河上泛舟，大家轮流划船，轮到他时，他却不愿意划。他说：“你们划吧，我要回家了。”我反驳道：“我们才不替你划呢。”他说：“你们要么划船，要么整晚待在河上，随便你们怎么选。”其他人则说：“我们来划吧，这有什么关系？”但是我联想到他最近的所作所为，感觉十分不爽，就坚持要他划船。他威胁说要我划船，不然就把我扔进河里，还继续挑衅，踏上独木舟的横梁，冲过来要打我。我一把抱住他的大腿，起身将他扔进了河里。我知道他水性好，并不担心他有危险。他向我们游过来，就要够到船舷了，我们又赶紧划几下，让他够不着。每次待他游近，我们就把船往前划一点，然后问他愿不愿意划船。他十分恼怒，宁死也不答应划船。最后，我们眼见他精疲力竭了，才把他拉了上来。黄昏时分，我们将浑身湿透的他送回了家。此后，我们都没有好好说过话。后来一位西印度的船长受人之托，为巴巴多斯一位绅士的儿子寻找家庭教师，这位船长恰巧碰到了柯林斯，同意带他去巴巴多斯。柯林斯就此和我分开了，他承诺拿到第一笔薪资就寄给我还债。只是，我后来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
动用弗农的钱，是我人生所犯的第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件事情表明，父亲的判断并没什么错，他认为我太年轻，无法掌管重大的生意。的确如此。不过威廉爵士读了父亲的回信后，却认为我父亲太谨慎了。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年长的人不一定谨慎，年轻的人也不一定鲁莽。威廉爵士说：“既然他不出资让你创业，那我来出资。给我列一个清单，写明需要从英格兰购置的物品，我派人去买。等你有能力了，再把钱还给我。你一定要在费城开一家像样的印刷所，我确信你能成功！”他说话时态度如此热诚真挚，我丝毫没有产生怀疑。在此之前，我一直对计划在费城开业的事情保守秘密，此时我仍然没有告诉任何人。若是我早些告诉别人我将希望寄托在总督身上，或许更为了解他的朋友们会建议我不要信赖他。我后来才听说他向来喜欢信口许诺，却从不兑现诺言。然而我从未主动请求他给予援助，怎会想到他如此慷慨地承诺帮忙，竟然并非出自真心？我那时以为他是全世界最善良的人。
我列出了开一家小型印刷所所必需的物品，并将物品清单提交给他。购置这些物品预计需要约100英镑的经费。他很满意，问我能否立即前往英格兰进行挑选，以便确保每一件物品都是精品，这或许能够带来许多好处。他说：“这么做，你还能在那儿结识一些人，与书籍销售商和文具销售商建立联系。”我也觉得这么做十分有利。他说：“既然这样，那么就准备好乘‘安妮丝号’去吧。”“安妮丝号”是当时唯一一艘固定来往于伦敦和费城的轮船，一年往返一次。那时距离“安妮丝号”起航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于是我继续与凯默一起共事。我每天都为柯林斯从我这拿走的钱而烦恼，担心弗农找我要钱，幸运的是，之后好几年弗农都没来催款。
我忘了提一件事。我第一次从波士顿来费城的途中，由于没有风，帆船在布鲁克岛附近停航了。船上的人抓起了鳕鱼，拖上来许多。那时，我已经很长时间不吃荤食了。看到这种情况，我像我的素食导师泰伦一样认为捕鱼即是谋杀，毕竟任何一条鱼过去都不曾伤害过我们，未来也无法伤害到我们，我们没有理由进行捕杀。这个观点似乎合情合理。不过我过去非常喜欢吃鱼，此时热腾腾、香喷喷的鱼一出锅，我觉得诱人极了。遵守原则还是顺应喜好？我权衡了好一会儿，直至想起之前看他们剖鱼时，从大鱼胃里掏出了一些小鱼，就忖度“既然你能吃小鱼，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吃你”，于是我痛快地吃了一顿鳕鱼，此后继续和其他人一起吃荤，只有偶尔才食用素食。做一个理性的生物原是如此便利，总能为自己找到理由或是制造理由去做想做之事。
我与凯默相处比较亲密，意见也还相投，他根本没有想到我要自己开业。他在很大程度上还像以往一样狂热，喜欢与人辩论，我们就经常相互辩驳。我常用苏格拉底问答法对付他，时常诱他落入圈套。我首先问他一些似乎与眼前的辩论毫不相关的问题，然后一步一步地贴近主题，诱他陷入困境，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最后他变得极度谨慎，甚至连最常见的问题也不愿回答，除非先问一句“你想从这个问题中推断出什么”，不过，他因此十分推崇我的辩论能力，还郑重其事地建议我与他一起合作，成立一个新的教派，他负责解释教义，我负责驳倒反对者。他向我解说他的教义时，我发现其中有些莫名其妙的教义正是我所反对的，于是表明除非我也参与制定教义，加入一些我认为正确的教义，否则我们无法共同建立新的教派。
凯默留着长长的大胡子，原因是摩西律法规定“切忌损伤胡须”。他还坚持将每周的第七天定为安息日。他觉得这两点不可或缺，但我却都不喜欢。不过我说如果他采纳不吃荤食的教义，那么我可以接受他提出的两条教义。他说：“我觉得，我的身体会受不了。”我向他保证，他的身体受得了，而且还会变得更好。他一向贪吃，我思忖将来他若是半饥半饱倒也有趣。他说若是我陪着他的话，他倒是愿意尝试吃素。我答应和他一起吃素。我们实行了三个月的素食计划。我们让附近的一位妇女烧好饭菜给我们送过来。我给她列了一个菜单，上面有40道菜，她可以按照菜单换着花样来做。这些菜里既没有鱼肉，也没有禽类。这个奇怪的做法契合了我当时的处境，因为素菜便宜，每人每周的饮食费不会超过18便士。从那时起，我严格遵守过几次四旬斋。突然从平常食物转向斋食，然后又突然从斋食转向平常食物，我并没觉得有什么不便。人们建议逐渐改变饮食习惯，不过我觉得这个建议并不合理。我很愉快地开始吃素食，可怜的凯默却苦不堪言，厌恶起素食计划来，情不自禁地想念埃及的肉锅，于是叫了一份烤乳猪。他还邀请我和两个女性朋友一起进餐，不过烤乳猪上桌早了一些，他抵挡不了美味的诱惑，在我们到达之前就将之一扫而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