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记忆总是靠不住，小说家契诃夫逝世，过了没几年，大家为他眼睛的颜色争论不休，有人说蓝，有人说棕，更有人说是灰色。同样道理，历史也是靠不住的玩意，有人进行了认真研究，考证出胡适先生并没说过那句著名的话，他并没有说“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是我们更愿意相信，胡适确实说过这句格言，有些话并不需要注册商标，谁说过不重要，大家心里其实都明白，历史这个小姑娘不仅任人打扮，而且早已成为一个久经风尘的老妇人。
一九七四年初夏，我高中毕业了，接下来差不多有一年时间，都在北京的祖父身边度过。这时候，我读完了能见到的所有雨果作品，读了几本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读海明威读纪德读萨特，读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读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我胡乱地看着书，逮到什么看什么。事实上，北京的藏书还没有南京家中的多，因此我小小年纪，看过的世界文学名著，已足以跟堂哥吹牛了。
这是一个非常荒唐的年代，就在前一天，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分析我们这一代人，中间有首打油诗，开头的几句很有意思：
五十年代生，今生是苦命。
生下吃不饱，饿得脸发青。
本应学知识，当了红卫兵……
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吃“狼奶”长大，公认最没有文化。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就像做生意算账要仔细一样，爬雪山过草地，打日本鬼子打“右派”，这些都可以算作资历和本钱，经历了最残酷的“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却不能算？江山代有才人出，各有各的造化，轻易地就为一代人盖棺定论，硬说人家没文化，多少有些不太妥当。记得有一次和女作家方方闲谈，说起我们的读书生涯，很有些愤愤不平，她说凭什么认为这一代人读的书不多，凭什么就觉得我们没学问。本来书读得多或少，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跟有无学问一样，有，不值得吹嘘，没有，也没什么太丢人，可是这也不等于说你说有就有，你说没有就没有。
事实上，相对于周围的人，无论父辈还是同辈、晚辈，大多数情况下，我都属于那种读书读得多的人。说卖弄也好，说不谦虚也好，在我年轻气盛的时候，跟别人谈到读书，谈古论今，我总是夸夸其谈、口若悬河。有一次在一个什么会议上，听报告很无聊，坐我身边的格非忽然考我，能不能把白居易《长恨歌》中“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后两句写出来，我觉得这很容易，不仅写出了下面两句，而且还顺带写出了一长串，把一张白纸都写满了。
女儿考大学，我希望她能背些古诗，起码把课本上的都背下来。对于一个文科学生，已经是最低要求，女儿觉得当爹的很迂腐太可笑。我说愿意跟她一起背，她背一首，我背两首，或者背三首四首。结果当然是废话，女儿的抢白让人哭笑不得，她说不就是能背几首古诗吗，你厉害，行了吧。现如今，女儿已是文科的在读博士，而我实实在在又老了许多，记忆力明显不行了，不过起码到目前为止，虽然忘掉太多的唐诗宋词和明清小品文，然而那些文明的碎片，仍然还有一些保存在脑子里，我仍然还能背诵屈原的《离骚》，仍然能将白居易的《长恨歌》和《琵琶行》默写出来。
丝毫没有沾沾自喜的意思，我知道的一位老先生，能够将五十二万多字的《史记》背出来，这个才叫厉害。真要是死记硬背，一个十岁的毛孩子就能背诵《唐诗三百首》。我所以要说这些，要回忆历史，无非想说明我们这一代人未必就像别人想的那么不堪，同时，也想强调我们这一代人曾经非常地无聊，无聊到了没有任何好玩的事可做。没有网络，没有移动电话，没有NBA，没电视新闻，今天很多常见的玩意都根本不存在。塞翁失马，焉知祸福，现在回想起来，索性废除了高考，没有大学可上，有时候也并非完全无益。譬如我，整个中学期间，有大量的时间读小说，有心无心地乱背唐诗宋词和古文。坏事往往也可以变为好事，我知道有人就是因为写大字报练毛笔字，成为了书法家，因为批林批孔研究古汉语，最后成了古文学者。
二
在一九七四年，我第一次看到了厚厚的一堆小说手稿，这就是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部。因为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特别关照，别的小说家差不多都打倒了，都成了“黑帮”，独独他获得了将小说写完的机会。我还见过浩然的《金光大道》手稿，出于同样原因，这些不可一世的手稿，出现在了我祖父的案头，指望祖父能在语文方面把把关。后一本书没什么好看的，是一本非常糟糕的书，根本就让人看不下去。我一口气读完了《李自成》，祖父问感觉怎么样，我当时也说不出好坏，回答说反正是看完了，已经知道故事是怎么一回事。不管怎么说，在那个文化像沙漠一样的年头，阅读毕竟是一件相对惬意的事情，毕竟姚雪垠还是个会写小说的人，还有点故事能看看。
在此之前，能见到的小说，都是印刷品，都已加工成了书的模样。手写的东西，除了书信，就是大字报。虽然隐隐约约也知道，我第一次完全明白，小说还是先要用手写，然后才能够印刷成文字。第一次接触手稿的感觉很有些异样，既神秘，又神奇，仿佛破解了一道数学难题，一时间豁然开朗，原来这就是写作的真相。有时候，故事的好坏并不重要，关键是你得把它写出来。李自成是不是高大全也无所谓，它消磨了我的时间，满足了一个文学少年的阅读虚荣心：你终于比别人更早一步知道了这个故事。很多事情无法预料，八年后，《李自成》第二部获得了首届茅盾文学奖，我跟别人说起曾在“文革”中看过这部手稿，听的人根本就不相信，说老实话，我自己都有些不太相信。
有时候，阅读只是代表自己能够与众不同，我们去碰它，不是因为它流行，恰恰是因为别人见不到。“文化大革命”中文学爱好者对世界名著的迷恋，很重要的原因，是大家不能够很顺利地看到。同样的道理，人们更容易迷恋那些被称之为“内部读物”的黄皮书，我们如饥似渴地阅读，是因为它们反动，是“毒草”，因为禁，所以热，因为不让看，所以一定要看。有时候，阅读也是一种享受特权，甚至也可以成为一种腐败，当然，在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写作也会是这样。《李自成》这样的小说，从来不是我心目中的文学理想，它也许可以代表“文革”文学的最高水准，但它压根不是我所想要的那种文学，既不是我想读的，也不是我想写的。我曾不止一次说过，从小就没有想到过自己将来要当作家，因为家庭关系，作家这一职业对我并不陌生，然而我非常不喜欢这个行当，而且有点鄙视它，因为按照别人的意志去写小说，勉为其难地去表达别人的思想，这起码是一点都不好玩，不仅不好玩，而且很受罪。
一九七四年，民间正悄悄地在流传一个故事，说江青同志最喜欢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记得有一阵，我整天缠着堂哥三午，让他给我讲述大仲马的这本书。三午很会讲故事，他总是讲到差不多的时候，突然不往下讲了，然后让我为他买香烟，因为没有香烟提精神，就无法把嘴边的故事说下去。这种卖关子的说故事方法显然影响了我，它告诉我应该如何去寻找故事，如何描述这些故事，如何引诱人，如何克制，如何让人上当。我为基督山伯爵花了不少零用钱。三午是个地道的纨绔子弟，有着极高的文学修养，常会写一些很颓废的诗歌。同时又幻想着要写小说，他的理想是当作家，可惜永远是个光说不练的主，光是喜欢在嘴上说说故事。
我不止一次说过，谈起文学的启蒙，三午对我的影响要远大于我父亲，更大于我祖父。历史地看，三午是位很不错的诗人。刘禾主编的《持灯的使者》收集了《今天》的资料，其中有一篇阿城的《昨天今天或今天昨天》，很诚挚地回忆了两位诗人，一位是郭路生，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食指，还有一位便是三午。这两位诗人相对北岛多多芒克，差不多可以算作前辈，我记得在一九七四年，三午常用很轻浮的语气对我说，谁谁谁写的诗还不坏，这一句马马虎虎，这一句很不错，一首诗能有这么一句，就很好了。
关于三午，阿城的文章里有这么一段，很传神：
三午有自己的一部当代诗人关系史。我谈到我最景仰的诗人朋友，三午很高兴，温柔地说，振开当年来的时候，我教他写诗，现在名气好大，芒克、毛头，都是这样，毛头脾气大……
振开就是北岛，毛头是多多，而芒克当时却都叫他“猴子”。为什么叫猴子，我至今不太明白，是因为他一个绰号叫猴子，然后用英文谐音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还是因为这个笔名，获得了一个顽皮的绰号。”早在一九七四年，我就知道并且熟悉这些后来名震一时的年轻诗人，就读过和抄过他们的诗稿，就潜移默化地受了他们的影响。“希望，请不要走得太远，你在我身边，就足以把我欺骗。”除了这几位，还有许多稀奇古怪的人，有画画的，练唱歌的，玩音乐的，玩摄影的，玩哲学的，叽里呱啦说日语的，这些特定时期的特别人物，后来都不知道跑哪去了。
有一个叫彭刚的小伙子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的画充满了邪气，非常傲慢而且歇斯底里，与“文革”的大气氛完全不对路子。在一九七四年，他就是凡高，就是高更，就是摩迪里阿尼，像这几位大画家一样潦倒，不被社会承认，像他们一样趾高气扬，绝对自以为是。新旧世纪交汇的那一年，也就是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在大连一个诗歌研讨会的现场，我正坐那等待开会，突然一头白发的芒克走了进来，有些茫然地找着自己的座位。一时间，我无法相信，这就是二十多年前见过的那位青年，那位青春洋溢又有些稚嫩的年轻诗人。会议期间，我们有机会聊天，我问起了早已失踪的彭刚，很想知道这个人的近况。芒克告诉我彭刚去了美国，成了地道的美国人，正研究什么化学，是一家大公司的总工程师，阔气得很。
一时间，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就好像有一天你猛地听说踢足球的马拉多纳，成了一个弹钢琴的人，一个优雅地跳着芭蕾的先生，除了震惊之外，你实在无话可说。
三
在一九七四年，“毛头的诗”和“彭刚的画”代表着年轻人心目中的美好时尚，这种时尚是民间的，是地下的，是反动的，然而生气勃勃，像火焰一样猛烈燃烧。如果说在一九七四年，我有过什么短暂的文学理想的话，那就是能够希望自己有朝一日，成为一名像毛头那样的诗人。三午的诗人朋友中，来往最多的就是这个毛头，对我影响最大最刻骨铭心的，也正是这个毛头。毛头成了我的偶像，成了我忘却不了的梦想。我忘不了三午如何解读毛头的诗，大声地朗读着，然后十分赞叹地大喊一声：
“好，这一句，真他妈的不俗！”
从三午那里，常常会听到的两句评论艺术的大白话，一句是“这个真他妈太俗”，另一句是“这个真他妈的不俗”。俗与不俗成为最重要的评价标准。说白了，所谓俗，就是人云亦云，就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所谓不俗，就是和别人不一样，就是非常非常地独特，老子独步天下。艺术观常常是摇摆不定的，为了反对时文，就像当年推崇唐宋八大家一样，我们故意大谈古典，一旦古典泛滥，名著大行其道的时候，我们又只认现代派。说白了，文学总是要反对些什么，说这个好，说那个好，那不是文学。
有没有机会永远是相对的，“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在一九七四年，因为没有文化，稍稍有点文化，就显得很有文化。因为没有自由，思想过分禁锢，稍稍追求一点自由，稍稍流露一点思想，便显得很有思想。有一天，三午对毛头宣布，他要写一部小说，然后滔滔不绝地说自己准备怎么写。那一阵，毛头是三午的铁哥们，三天两头会来，来了就赖在了长沙发上不起来，说不完的诗，谈不完的音乐。也许诗谈得太多了，音乐也聊得差不多，三午突然想到要玩玩小说。他是个非常会吹牛的人，这个故事他已经跟我说过一遍，然后又在我的眼皮底下，兴致勃勃地说给毛头听。在一开始，毛头似乎还有些勉强，懒洋洋坐在那，无精打采，渐渐地坐直了，开始聚精会神。终于三午说完了故事梗概，毛头怔了一会，不甘心地问：完了？三午很得意，说“完了”，于是毛头突然从沙发上跳起来，说我要向你致敬，说你太他妈有救了，这绝对太他妈地棒了，你一定得写出来。
和许多心目中的美好诗篇一样，三午的这部小说当然没有写出来。人们心目中的好小说，永远比实际完成的要少得多。时至今日，我仍然还能清晰地记得那个故事梗概。一名老干部被打倒了，落难了，回到了当年打游击的地方，从庙堂回落到江湖，老干部非常惊奇地发现，有一位年轻人对他尤其不好，处处要为难他，随时随地会与他作对。老干部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他忍让着，讨好着，斗争着，反抗着，有一天终于逼着年轻人说了实话。年轻人很愤怒地说，你身上某部位是不是有个印记，你还记不记得当年的战争年代，还能不能记得有那么一位村姑，在你落难的时候，她照顾过你，她爱过你，可你对她干了什么。这位老干部终于明白了，原来这位年轻人是自己的儿子，是他当年一度风流时留下的孽债。年轻人咬牙切齿地说，你把衣服脱下来，你脱下来。老干部心潮起伏，他犹豫再三，终于在年轻人面前脱光了自己，赤条条地，瘦骨嶙峋地站在儿子面前，很羞愧地露出了隐秘部位的印记。
如果三午将这个故事写出来，如果时机恰当，在此后不久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这样的小说获得全国奖项也未必就是意外。说老实话，就凭现在这个故事梗概，它也比许多红极一时的得奖小说强得多。不妨想一想一九七四年的文学现场，不妨想一想当时文学观念上的差异。“文化大革命”已是强弩之末，“四人帮”正炙手可热，那年头，最火爆的文学期刊是《朝霞》，那年头能发表的作品不是说基本上，而是完全就不是文学。当然，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当时文学期刊上的文字是文学，我以上提到的那些活跃在民间的东西、那些充满了先锋意义的诗歌、三午要写的那个小说，就绝对不是文学。
极端的文学都是排他的，极端的文学都是不共戴天。事隔三十多年，以一个小说家的眼光来看，三午当年准备写的那部小说，就算是写出来，也未必会有多精彩。同样，白云苍狗时过境迁，当年那些让我入迷的先锋诗歌，那种奇特的句式，那种惊世骇俗的字眼，用今天的评判标准，也真没什么了不起。无可否认的却是，好也罢，不好也罢，它们就是我的文学底牌，是我最原始的文学准备，是未来的我能够得以萌芽和成长的养料。它们一个个仍然鲜活，继续特立独行，既和当时的世界绝对不兼容，又始终与当下的现实保持着最大距离。有时候，文学艺术就只是一个姿态，只是一种面对文坛的观点，姿态和观点决定了一切。从最初的接触文学开始，我的文学观就是反动的，就是要持之以恒地和潮流对着干，就是要拼命地做到不一样，要“不俗”。我们天生就是“狼崽”，是“文化大革命”不折不扣的产物，是真正意义的文学左派。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如果要从事文学，就一定要革文学的命，捣文学的乱。
四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开始偷偷摸摸地学写小说，所以说偷偷摸摸，并不是说有什么人不让写，而是我不相信自己能写，不相信自己能写好。我从来就是个犹豫不决的人，一会信心十足，一会垂头丧气。记得曾写过一篇《白马湖静静地流》的短篇，寄给了北岛，想试试有没有可能在《今天》上发表，北岛给我回了信，说小说写得不好，不过他觉得我很有诗才，有些感觉很不错，可以尝试多写一些诗歌。
到了一九八六年秋天，经过八年的努力，我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些小说，短篇、中篇、长篇，都尝试过，也发表和出版了一部分，基本上没有任何影响，还有很多小说压在抽屉。这时候，我是一名出版社的小编辑，去厦门参加长篇小说的组稿会，见到了一些正当红的作家。当时厦门有个会算命的“黄半仙”，据说非常准确，很多作家都请他计算未来。我未能免俗，也跟在别人后面请他预言。他看了看我的手心，又摸了摸我的锁骨，然后很诚恳地说你是个诗人，你可以写点诗。周围的人都笑了，笑得很厉害，笑出了声音。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说，也许是我当时不修边幅，留着很长的胡子。反正让人感到很沮丧，因为我知道自己最缺的就是诗才，根本就不可能成为一名出色的诗人。我无法掩饰巨大失望，问他日后还能不能写小说，他又看了看我，斩钉截铁地说：
“不行，你不能写小说，你应该写诗，你应该成为一个诗人。”
这位“黄半仙”也是文艺圈子里的人，他只是随口一说，根本没想到会有什么后果，根本就不在乎我会怎么想。当时在场的还有很多位已成名的小说家，小说家太多了，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我只是一名极普通的小编辑，实在没必要再去凑那份热闹。一时间，我想起了北岛当年的劝说，说老实话，那时候真的有些绝望。虽然已经开始爱上了写小说，虽然正努力地在写小说，但是残酷的现实，也让我开始怀疑自己真没有写小说的命。
这时候，我已经写完了《枣树的故事》，《夜泊秦淮》也写了一部分，《五月的黄昏》在一家编辑部压了整整一年，因为没有退稿，一直以为有一天可能会发表出来，可是在前不久，被盖了一个红红的公章，又被无情地退了回来。《枣树的故事》最初写于一九八一年，因为被不断地退稿，我便不停地修改，不停地改变叙述角度，结果就成了最后那个模样。我已经被退了无数次稿，仅《青春》杂志这一家就不会少于十次。我有两个很好的朋友在这家编辑部当编辑，可就算有铁哥们，仍然还是不走运。
一个人不管怎么牛，怎么高傲，退稿总是很煞风景。还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南京的一帮朋友聚在一起，像北京的《今天》那样，搞了一个民间的文学期刊《人间》。我的文学起步与这本期刊有很大关系，与这帮朋友根本没办法分开。事实上，我第一部被刊用的小说，就发表在《人间》上。没有《人间》我就不会写小说，那时候我们碰在一起，最常见的话题就是什么小说不好，就是某某作家写得很臭。我们目空一切，是标准的文坛持不同政见者。这本刊物很快夭折了，有很多原因，政治压力固然应该放在首位，然而自身动力不足，克服困境的勇气不够，以及一定程度的懒惰，显然也不能排除在外。我们中间的某些人在当时已十分走红，他们写出来的文字不仅可以公开发表，而且是放在头条的位置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不管今天把当时民间文学刊物的作为拔得多高，希望能够公开发表文章，希望能够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同，还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始动机。官方的反对和禁令会阻碍发展，文坛的认同同样可以造成流产。毫无疑问，民间刊物是对官办刊物的反抗，同时也是一种补充。我们的文学理想是朦胧的，不清晰的，既厌恶当时的文坛风气，又不无功利地想杀进文坛，想获得文坛的承认。很显然，在公开的文学刊物上发表自己的文字是很难抵挡的诱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北京家中，有一次北岛来，我跟他说起顾城发表在《今天》上的一首诗不错，北岛说这诗是他从一大堆诗中间挑出来的，言下之意，顾城的诗太多了，这首还算说得过去。安徽老诗人公刘是我父亲的朋友，也说过类似的话，因为和顾城父亲顾工熟悉，让顾城给他寄点诗，打算发表在自己编的刊物上，结果顾城一下子寄了许多，仿佛小商品批发一样，只要能够发表，随便公刘选什么都行。
写作是写给自己看的，当然更是写给别人看的。公开发表永远是写作者的梦想，有一段时候，主流文学之外的小说狼狈不堪，马原的小说，北岛的小说，这些后来都获得很大名声的标志性作家，很艰难地通过了一审，很艰难地通过二审，终于在三审时给枪毙了。我是他们遭遇不断退稿的见证者，都是在还不曾成名时，就知道和认识他们。我认识马原的时候，还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那时候的马原非常年轻，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标准的帅哥，他还在大学读书，小说写出来了无处可发，正在与同学们一起编一本非常好卖的《文学描写辞典》。而北岛的《旋律》和《波动》，也周转在各个编辑部之间，在老一辈作家心里，它们也算不上什么大逆不道，尤其是《旋律》，我父亲和高晓声都认为这篇小说完全可以发表，然而最终也还是没有发出来。
五
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现代派”一词开始甚嚣尘上，后来又出现了新潮小说和先锋小说。这些时髦的词汇背后，一个巨大的真相被掩盖了，这就是文坛上的持不同政见者，已消失或者正在消失，有的不再写作，彻底离开了文学，有的被招安和收编，开始名成功就，彻底告别了狼狈不堪。“先锋小说”这个字眼开始出现的那一天，所谓“先锋”已不复存在。马原被承认之日，就是马原消亡之时。北岛的《波动》和《旋律》终于发表，发表也就发表了，并没有引起什么波澜。诗人毛头改名多多，也写过一些小说，说有点影响也可以，说没多大影响也可以。
多少年来，我一直忍不住地要问自己，如果小说始终发表不了，如果持续被退稿，持续被不同的刊物打回票，会怎么样。如果始终被文坛拒绝，始终游离于文坛之外，我还有没有那个耐心，还能不能一如既往地写下去。也许真的很难说，如果没有稿费，没有叫好之声，我仍然会毫不迟疑地继续写下去，然而如果一直没有地方发表文字，真没有一个人愿意阅读，长此以往，会怎么样就说不清楚了。时至今日，写还是不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再说仍然被拒绝，再说没什么影响，再说读者太少，多少有些矫情。我早已深陷在写作的泥淖之中，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写作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为什么写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写什么和怎么写，无法想象自己不写会怎么样，不写作对于我来说，已完全是个伪问题。
一九八三年春天，我开始写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显然是因为有些赌气，不断地退稿，让人产生了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退一短篇也是退，退一长篇也是退，为了减少退稿次数，还不如干脆写长篇算了，起码在一个相对漫长的写作期间，不会再有退稿来羞辱和干扰。从安心到省心，又从省心回到安心，心安则理得，名正便言顺。事实上，我总是习惯夸大退稿的影响，就像总是有人故意夸大政治的影响一样，我显然是渲染了挫折，情况远没有那么严重。被拒绝可以是个打击，同时也更可能会是刺激和惹怒，愤怒出诗人，或许我们更应该感谢拒绝，感谢刺激和惹怒。
思想的绚丽火花，只有用最坚实的文字固定下来才有意义。我知道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除了写，说什么都是废话，嘴上的吹嘘永远都是扯淡。往事不堪回首，我希望自己的写作青春长在，像当年那些活跃在民间的地下诗人一样，我手写我心，我笔写我想，睥睨文坛目空一切，始终站在时代前沿，永远写作在文学圈之外。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最耳熟能详的一句口号，就是要“继续革命”。要继续，要不间断地写，要不停地改变，这其实更应该是个永恒的话题。“文化大革命”是标准的挂羊头卖狗肉，它只是很残酷地要了文化的命，并没有什么真正意义的文学革命。文学要革命，文学如果不革命就不能成为文学，真正的好作家永远都应该是革命者。
二〇一〇年八月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