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的安庆市，自清代至民国，一直是安徽省的省会。这地方，在清末的“革命运动”中，也是重镇。现有五条街道以为推翻清廷而死难的烈士命名，它们是锡麟街、吴樾街、程良路、玉琳路、德宽路。许多人以为，以辛亥烈士命名这些街道，是1949年以后的事，却是误会。那是辛亥革命成功、民国成立后，安庆以五条街道纪念五位为民国成立而牺牲而又与安庆有关系的五位英烈。“文革”时期，这些街道一度更名，后来才又改了回来。例如锡麟街，一度被改为“红卫街”，“文革”结束，才恢复锡麟街旧名。
锡麟街本名百花亭。1906年4月，恩铭出任安徽巡抚后，在此地创立了安徽巡警学堂。1907年2月，徐锡麟（字伯荪）被恩铭委任为巡警学堂会办，相当于副校长。总办，也就是校长，由一臬司兼任。该臬司名世善，是满人。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在巡警学堂刺杀恩铭，自己也壮烈牺牲。民国成立的当年，即1912年，百花亭就更名为锡麟街。
后来成为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民主人士”的朱蕴山，当年是巡警学堂的学生。徐锡麟等人刺杀恩铭后，挟持巡警学堂数十名学生占领军械所，与清兵对峙数小时，朱蕴山就在其中，后与徐锡麟一同被捕。徐锡麟被押赴刑场问斩时，有多名学生陪斩，朱蕴山也在其中。所以，朱蕴山是目睹了徐锡麟怎样被斩首剖心的。四年后的1911年，朱蕴山写了《过百花亭追忆徐伯荪师》，诗曰：“苌弘一去两千载，碧血常留天地间。公舍私恩殉公义，杀身应比古贤坚。”[1]
我是安庆地区人。走在锡麟街上，我当然会想到徐锡麟。也自然想起朱蕴山的这首诗。这首诗中，最耐我寻味的，是“公舍私恩殉公义”这一句。被徐锡麟刺杀的恩铭，是颇有恩于徐锡麟的。没有恩铭对徐锡麟的恩遇，徐锡麟是很难有机会刺杀恩铭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恩铭对徐锡麟的提携、恩宠，是一种自杀行为。
虽然在“私”的意义上，恩铭是徐锡麟的大恩人，但为了“公”，徐锡麟还是毫不犹豫地向恩铭开枪。每次想到恩铭与徐锡麟的公私恩怨，都未尝不唏嘘不已。
现依据《皖政辑要》《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陶成章集》《知堂回想录》《徐锡麟评传》《陶成章传》《绍兴文史资料选辑》《安庆文史资料》等书籍，说说徐锡麟刺杀恩铭事。
一
徐锡麟，1873年生，浙江绍兴东浦人。绍兴这地方，在清末，反清思潮特别强烈，反清的“革命活动”也特别有声色。1904年，以推翻满清、光复汉族为宗旨的光复会成立，绍兴很快就成了光复会的大本营。光复会首任会长蔡元培、光复会柱石般的人物陶成章、徐锡麟遇难后也被捕杀的秋瑾，都是绍兴人。还有在安庆起义中与徐锡麟并肩作战并共同死难的陈伯平、马宗汉，也是绍兴人。
徐锡麟这个人，似乎从小就颇有些异于群儿处。章太炎所撰《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传》、陶成章所撰《徐锡麟传》、冯自由所撰《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都说徐锡麟“幼矫虔，器过手辄毁，父憎之”[2] 。所谓“矫虔”，就是敲诈掠夺的意思。而“器过手辄毁”，就是什么东西到了他手上必毁掉。看来，徐锡麟自小便是一个善于破坏的人，也可以说，自小便有“革命家”的素质。
徐锡麟成人后十分重视教育，一开始秉承的还是一般意义上的教育救国理念，当推翻清廷、杀尽满人成为其人生唯一目标后，“教育”在徐锡麟那里就是培养反清人才。1901年10月，徐锡麟受聘为绍兴府学堂经学兼算学教习。到了1903年2月，徐锡麟升任绍兴府学堂副监督，也就是副校长，而学堂的监督则是鲁迅和周作人在文章中都说到过的周椒生。周椒生是周氏兄弟的远房叔祖父，本在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任职，后来被辞退，回到绍兴后又当起了绍兴府学堂的监督。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和《知堂回想录》里都写到了周椒生与徐锡麟“搭班子”的事，也写了徐锡麟的特异行为。在《知堂回想录》里，周作人说，周椒生回到绍兴，“最初也得到相当的地位，便是请他去当绍兴府学堂的监督。这里名称虽是监督，实际乃是校长，权力很大，而同时有一个副监督，这人却不好相与，此人非别，即是后来过了三年实行暗杀造反的徐伯荪即徐锡麟便是。”那时的徐锡麟“是苍老精悍的小伙子，顶上留着一个小顶搭和一条细辫子，夏天穿着一件竹布长衫，正在教学生们兵操，过了一会儿他叫学生走到墙阴地方，立定稍息，自己便在太阳里晒着”[3] 。周作人说，这是他亲见的徐锡麟形象。
1903年，徐锡麟第一次到日本。这年春季，国际博览会在日本大阪举办，徐锡麟前往参观。此次日本之行，对徐锡麟“革命目标”的确立有重大影响。在大阪看过博览会后，徐锡麟到了东京，而其时，在日本留学的中国人，正把反清的运动闹得轰轰烈烈，而其中又以浙江籍学生最为活跃。前面说过，在清末，绍兴反清思潮特别强烈，反清运动特别有声色。其实，是先有浙江人士反清思潮特别强烈，后有绍兴成为浙江的反清大本营，其原因，在于当“光复会”成立后，头领、骨干，例如蔡元培、陶成章等，多是绍兴人。绍兴人当头领，自然带动了绍兴的许多人加入到反清运动中来。至于为何在反清运动中浙江人表现特别突出，冯自由认为，与章太炎（炳麟）的影响有关。冯自由是广东人，他所著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第三十四章是《浙江志士与革命运动》。冯自由说：“甲午中日战后，浙江风气大开，杭城诸士子日受外来思潮所刺激，渐知以办学设报为务。自馀杭章炳麟迭主时务、昌言、亚东各报笔政，省中士绅以章氏邃于国学，多为感动，由是提倡设立学校研究中西科学者，颇不乏人。”章太炎因为国学上的造诣、成就而受到人们的敬仰。浙人自然对其分外崇敬。中日甲午战争后，章太炎开始了与报纸的关系。先是在《时务报》等报纸上发表零星政论，后来则主持多个报纸的笔政，而这为浙江的士人树立了榜样。办学、办报被浙江士子视为要务。冯自由说：“庚子拳祸既息，浙人以官私费赴日留学者，相望于道，时支那亡国纪念会、青年会、军国民教育会诸爱国团体缤纷并起，留学界主张革命者日盛。“1900年以后，浙江人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地往日本留学。而其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正在大力从事推翻满清的运动。在日本的反清运动中，浙籍士子本来就扮演了重要角色，后来的浙江留学生自然很容易受到影响。其时中日之间往来十分容易。留学日本的浙江学生经常回国，或者说，经常在两国间来回，而无非是为了“革”满清的“命”。更准确地说，这些浙江学生是在日本的东京和中国的上海、绍兴之间往来不断。冯自由说：“湖北、湖南、江苏数省学生各用本省名义发刊杂志，咸以民族主义相号召。同时浙籍学生孙翼中、王嘉榘、蒋智由、陈榥、蒋方震等，亦有浙江潮月刊之组织，持论激昂，不让他省，而主持上海爱国学校者复多浙人。”从1903年开始，各省在日本的留学生办起了以本省命名的刊物。1903年1月，湖北留学生王璟芳、尹援一等人创办的综合性月刊《湖北学生界》在东京出版，从第六期起改名为《汉声》，封面上印着四句话：“摅怀旧之蓄志，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可谓反满复汉的旗帜高扬。江苏的留日学生则创办了《江苏》、云南留日学生创办了《云南》、河南留日学生创办了《河南》、山西留日学生创办了《晋乘》、江西留日学生创办了《江西》，总之，那时期，中国的留日学生在东京办了许多刊物，更多的并非以省名命名。至于浙江学生创办的刊物叫《浙江潮》，问世于1903年2月，是众多报刊中特别有影响者之一。
冯自由又说：“及章氏驳康有为政见书出，苏报案随之，革命言论轰动一时，民族思潮亦大澎涨于浙省各府县，言新学者，遂多倾向于革命一途，癸卯壬寅之间，尤为特盛。是时革命志士已渐由言论而趋于事实，孙翼中、龚宝铨、陶成章、张恭、敖嘉熊、魏兰、徐锡麟、秋瑾诸人以浙省会党林立，大可为军事进行之助，遂深入内地，从事联络。”[4]
所谓“癸卯壬寅之间，尤为特盛”，是指1903年前后，反清排满的情绪特别强盛，而这首先在中国的留日学生界体现出来。徐锡麟正是在这个时候到了日本，到了东京，结识了陶成章、龚宝铨等人。谢一彪所著的《徐锡麟评传》中说，徐锡麟是在浙江留日学生声援章太炎的集会上结识了陶成章、龚宝铨的，并且相见如故、相见恨晚[5] 。1903年，章太炎、邹容因在《苏报》上发表反清文章而被捕，是为“苏报案”。章太炎是广受爱戴的学术大师，如今竟然因反清而坐牢，自然激起很大的民愤，激起更强烈的反清情绪，又以浙江士人反应最为强烈。留日的浙江学生召开了声援章太炎的大会。在这样的场合。徐锡麟与陶成章、龚宝铨等早就志在推翻清廷的绍兴同乡相遇，让徐锡麟的人生目标一下子明确起来。“革命目标”明确了，意志也就更加坚定了，精神也就更加坚固了。
二
徐锡麟算是那种有精神异秉的人。可以说，在将杀尽满人、光复汉族作为人生目标之前，他就有要干出一番大事业从而青史留名的志向。换句话说，不干反清复汉、刺杀恩铭这样的大事，他也会干出别的惊天动地的事来。
陶成章曾回忆说：“义和拳起于北方，锡麟在乡谋办团练，为人所尼中止。”[6] 当义和团在北方闹腾时，徐锡麟就想在家乡办团练。这说明，一有机会，徐锡麟就想一显身手。胸中有着一腔干大事情的热情，有着青史留名的强烈渴望。这种热情，这种渴望，是先于要干的那具体事业的。可以说，在赴日本与陶成章、龚宝铨等人结识前，徐锡麟对自己究竟应该通过何事来建功立业，还不是很清楚的。与陶成章、龚宝铨等人接触后，在日本目睹了留日学生的反清热潮后，徐锡麟的热情和渴望终于找到了附着物。通过反清的革命来实现人生理想，当这目标明确后，徐锡麟就比任何人都义无反顾。从此，他全部的热情都倾注在反清的“革命”上，他建功立业的理想必须通过反清的“革命”来实现。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他。
1904年光复会成立，蔡元培任会长，徐锡麟也由蔡元培介绍加入光复会。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同盟会成立后，光复会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同盟会，蔡元培、陶成章、章太炎等光复会主要头领，都加入了同盟会。徐锡麟这样的人，加入任何组织都会立即成为骨干的。加入了光复会的徐锡麟却拒绝加入同盟会。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说：“是时留日十七省革命志士在东京发起中国同盟会，已历数月，浙江人入会者有蒋尊簋、秋瑾数人。成章于丙午东渡，旋即加入，且见推为《民报》之发行人。元培于同盟会成立之初，已由本部指定为上海分部创办员，因是光复会员泰半入同盟会籍。独锡麟志大心雄，不欲依人成事。”[7] 蔡元培、章太炎这样的前辈和光复会创始人加入了同盟会，陶成章、龚宝铨这样的同辈和“革命”的引路人加入了同盟会，而徐锡麟却拒不加入，这足见其个性极强，极其有主见。“志大心雄，不欲依人成事”，有大志，有雄心，必须独立地成就一番大事业，不能依傍他人，不能在他人节制、指挥、布置下做事。光复会与同盟会的政治目标本是相同的。光复会的誓词是“光复汉族，还我河山”；同盟会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总之，推翻满清、恢复汉族人对“中华”的统治，是二者共同的目标。正因为这基本目标相同，所以蔡元培、陶成章、龚宝铨、章太炎等光复会领导人都愿意加入同盟会。以共同的力量达成“光复汉族”“恢复中华”的目标，这才是最重要的。对于蔡元培、陶成章等人来说，投身“革命”，首先是为了实现这一大的目的，而不是为了个人成就一番事业。而徐锡麟的想法似乎有些不同。投身反清的“革命”，首先是为了个人功盖天地、名满天下。如果“依人成事”，那事成得再大，自己的功和名都要大打折扣。用后来的话说，这是颇有点“个人英雄主义”的。
反清的“革命目标”明确后，徐锡麟便甩开膀子大干起来。徐锡麟后来在供词中说：“我只拿定革命宗旨，一旦乘时而起，杀尽满人。”[8] 暗杀，在清末的反清运动中并不稀奇。但一般的“革命者”只是将满清大员作为暗杀对象。光复会的宗旨“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也只是要把“河山”从满人手中夺回。同盟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充其量也只是把满人“驱除”。而徐锡麟则将自己的“革命目标”自定为“杀尽满人”。以徐锡麟一人之力当然不可能杀尽满人。如果光复会、同盟会真将“杀尽满人”作为基本宗旨，那将是多么可怕的局面。
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说，孙翼中离开杭州到绍兴东湖通艺学堂任教，从而把“革命思潮”传入绍兴：“翼中虽得无事，然不能居杭，乃就绍绅陶濬宣之聘，主讲席于东湖通艺学堂，革命思潮因之以传入绍兴。”[9] 这东湖通艺学堂，是绍兴的著名士绅陶濬宣“毁产负债”所创办，先名东湖书院，后名通艺中学堂，1901年改为东湖通艺学堂。陶成章曾在此执教。1904年9月至11月，周作人曾这在东湖通艺学堂教了两个月的英文，在这里，周作人又遇上了徐锡麟。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之“五〇”，就是“东湖逸话”，他把夜晚的东湖写得像地狱：“我是在那里住过两个月的，所以深知道夜景的可怕，为白天游湖的人所不曾见到的。我在室外南廊下站着，面对着壁立千仞的黝黑的石壁，在微细的月光下，恍然如见法国陀勒的有名的《神曲》中地狱篇的插画，别有一种阴森凄惨的可怖景象，觉得此地不宜长住，不仅是办学校和医院是非所宜，别的事情也办不来，——除非是图谋造反，这才是适合的背景。哪知事有凑巧，这恰成为革命计画的原始地，而是与徐锡麟有密切的关系的。”周作人接着说：“原来徐伯荪的革命计画是在东湖开始的，不，这还说不到什么革命，简直是不折不扣的‘作乱’，便是预备‘造反’，占据绍兴，即使‘占据一天也好’，这是当日和他同谋的唯一的密友亲口告诉我说的。”
周作人说，为了筹集经费，徐锡麟曾打算抢劫钱庄的运钞船。为了抢劫运钞船，徐锡麟曾和同伙陈某夜间在东湖练习划船，准备学会划船后便去实施抢劫：“钱店店伙和小船船夫由他们一人对付一个，请他们吃了‘板刀面’，把洋钱抢了来，做‘造反’的本钱。”所谓请吃“板刀面”，就是一刀杀掉之意。后来这抢劫的计划为陶成章所知，陶成章不同意干这种事：“徐伯荪听从了他的话，便去运动人替他出钱捐候补道，到安徽省去候补，结果做了那惊天动地的一幕，却不料这事发端是在东湖，也是在那里定策的。和他同谋的陈君名字叫一个‘濬’，号曰子英，比较不大知名，他在安庆事发的当时逃到东京，时常到鲁迅所住的公寓里来，这是当时听他自己所讲，由我听着记下来的。现在他也久已逝世，大约听过他讲这故事的人也只有我存在，今因说到东湖，就把它记录下来，且当作一则东湖的逸话讲讲吧。”[10] 这个陈子英，鲁迅在《范爱农》中几次提及。徐锡麟和陈子英一同练习划船，打算一刀一个杀掉运钞船上的店伙和船夫，把钱抢走。既然周作人是听陈子英亲口所说，该不会有假。
三
徐锡麟也曾打算在绍兴发动起义，占据绍兴，哪怕“占据一天也好”，这也是真的。
抢劫钱庄，直接目的是了创办一所武备学堂，培育反清的军事力量。抢劫的计划虽然放弃，但武备学堂却办起来了。徐锡麟的表亲许仲卿是富商，同情和支持徐锡麟等人的反清革命，独立捐资，让徐锡麟等人办起了大通武备学堂。学堂于1905年9月23日举行开学典礼。徐锡麟原计划在这一天举行起义。几年间，陶成章、徐锡麟等人已与浙江多地会党建立联系。徐锡麟提议，邀请绍兴的所有清吏参加9月23日的开学典礼，趁机把他们一齐杀尽，同时通知各地会党起而响应，占领绍兴。陶成章等人反对这一行动，理由是“浙江非冲要地，欲在浙江起事，非上通安徽，并以暗杀扰乱南京不可”[11] 。那时候如真在绍兴起事，即便当时成功了，也最多占据绍兴一两天吧。能够占领绍兴多久、后果究竟如何，徐锡麟是不怎么考虑的，他只是急于要轰轰烈烈地干一场。两年后在安庆，徐锡麟将这计划付诸了行动。
创办武备学堂，目的是培养反清的军事人才，然而，要靠绍兴这小小地方的小小学堂培养出足以推翻满清的军事力量，无异于天方夜谭。这是杯水车薪，是远水不救近火。于是，徐锡麟、陶成章等人制订了一个捐官计划，即出钱买个官员资格，然后设法进入军队，掌握军权后再进行反清的革命。这是要借清廷的鸡生反清的蛋。捐官需要钱。徐锡麟又向许仲卿募捐。许仲卿又捐出五万元，供徐锡麟、陶成章、龚宝铨等人向清廷买官。捐个官员资格，并不能直接进入军队，还须有军事方面的条件。徐锡麟、陶成章等人的设想是，先捐个官员资格，然后以候补官员的身份到日本军校学习军事，学习结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到军中任职了。要实现这一计划，并非易事，需要朝中有人。这时候，俞廉三登场了。
据谢一彪《徐锡麟评传》所记，徐锡麟的姑祖母，也就是俗称的姑奶奶，嫁给了山阴县的俞若星，而俞廉三便是俞若星与徐锡麟的姑奶奶的儿子。按辈分，徐锡麟称俞廉三为表伯。徐俞两家，是姑舅亲。俗云：“姑舅亲，辈辈亲，打折骨头，连着筋。”徐锡麟与俞廉三，在血缘上是很亲近的。这俞廉三也非等闲之辈。绍兴师爷声震全国，而俞廉三的曾祖、祖父、父亲都是名幕，也就是著名师爷。俞廉三也自幼重视实学，继承了祖传的幕僚事业，十六岁便到山西军中当幕僚，参与山西军政及河防事务。因为干得出色，先是由武乡县知县代直隶知州，后擢升宁武知府，又调任太原知府。1889年，俞廉三擢补翼宁道，历署按察使、布政使，不久即任湖南按察使、授头品顶戴。后又回山西任布政使。1898年，俞廉三又调任湖南布政使。几年间，俞廉三在晋湘两地走了几个来回。这回到湖南，正是巡抚陈宝箴大力在湘推行新政时，俞廉三以布政使之身全力襄助陈宝箴。俞廉三此番到湘不久，陈宝箴便受戊戌政变牵连而被罢黜，俞廉三继任湖南巡抚，兼理学政。1903年冬，又迁任山西巡抚。朝廷把俞廉三在晋湘两地调来调去，说明两省都离不开他。的确，俞廉三治晋十几年、治湘四年，都有良好的政声。但最后一次到晋，不久便以疾辞归。归途中经武汉时，为湖广总督张之洞挽留，遂留居武汉，当张之洞的智囊。俞廉三通晓新旧法律，1907年8月，特命回京，以侍郎身份任修订法律大臣，协理开办资政事务，赐紫禁城骑马；1909年，补授仓场侍郎。旋任仓场侍郎，在任上大力革除仓储之弊，兼筹并顾，中外称善。1912年2月死于天津[12] 。
现在我们知道了，徐锡麟的这位表伯，在清末官场，算是一个很有分量的人物，是一个有头有脸的角色。而徐锡麟终于打入官场、接近安徽巡抚恩铭并刺杀之，与这位表伯大有关系。
据萧岳《徐锡麟轶事》中说，俞廉三的母亲、徐锡麟的姑奶奶，因为儿子的功德而封一品夫人。俞廉三每次回乡省亲，母亲必命其到自己的娘家东浦祭祖，俞廉三的祭祀礼仪总是很隆重，并总对徐氏族人有所馈赠。俞廉三与表弟徐凤鸣，也就是徐锡麟之父，情深意合，所以，每到东浦，必住徐锡麟家[13] 。
这样我们又知道了，徐俞两家不但血缘上很近，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很亲的。
既然徐锡麟有这样一位在官场混得风生水起的表伯，打通官场关节的任务自然就落到徐锡麟身上。徐锡麟到了武汉，找到俞廉三，说明了捐官和到日本学习军事的企图。徐锡麟当然不会说这一切都是为了“革”清廷的“命”。他只说是为了报效朝廷、光宗耀祖。这样说很管用。陶成章在《浙案纪略》中说：“廉三中其说，因代为纳粟捐官。”亲族后代有“上进”之心，俞廉三当然高兴，一高兴，就连捐官的钱也代为支付了。俞廉三“复致函介绍于署浙抚满将军寿山。锡麟即归浙江，遂造抚院谒寿山，觇知其愚且贪，乘其言词吞吐之际，即纳贿三千金”[14] 。其时浙江将军满人寿山，代理浙江巡抚，他与后来被徐锡麟所杀的恩铭，是所谓连襟，同为庆亲王奕劻的女婿。俞廉三给寿山写了推荐信，请寿山在徐锡麟等人赴日学习上予以关照。徐锡麟回到杭州，见到寿山，不仅呈上了俞廉三的推荐信，还送上了三千金。俞廉三的信加上这三千金，终于打通了寿山这个关节。寿山命人批准了徐锡麟、陶成章、龚宝铨等五人赴日学习军事的申请，并且“复为致一函于驻日使臣杨枢”。其时，张曾敭从山西巡抚任上调抚浙江，而“新浙抚张曾敭从湖北起辕时，廉三复再三重托之，谓锡麟系其表侄，余人则均为其好友”[15] 。这张曾敭本是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族人。现既到浙江当巡抚，俞廉三又再三以徐锡麟等人的事“重托之”，这样，徐锡麟等人赴日留学，就绝对没有问题了。
本来只打算五人同行，后来去了十多人。1906年1月，徐锡麟、龚宝铨、陈伯平、马宗汉、王金发、范爱农等十三人在上海聚齐后，一同乘船赴日本。鲁迅和前面提到过的陈子英特意从东京赶到横滨来迎接他们。鲁迅在散文《范爱农》中写到过此事。
徐锡麟与俞廉三的关系，是“私人关系”。捐官与留学日本，是为了推翻满清，这是为“公”。为了“公”，徐锡麟大大地借助、利用了“私人关系”。“私”与“公”，一开始就纠缠在一起。或者说，徐锡麟一开始就是“假私济公”。
四
但徐锡麟等人在日本学习军事的愿望最终并没有实现。据章境尘在《为友人述徐先烈轶事书函文》中说，其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向清廷建议，自费赴日留学者，不准进法政和陆军学校。清廷采纳了这一建议，于是与日本政府达成协议，中国人欲进入日本的法政和军事学校，必须是政府派遣的官费生，而且须有中国驻日公使和留学生监督担保。张之洞毕竟是敏锐的。他知道自费到日本学习法政和军事者，往往是有“异志”的人。这些人回国后，必定是朝廷的祸害。要到日本学习法政和军事，必须是官方派遣之人，这样的人，经过了“政审”，相对来说，要安全可靠些。日本政府将徐锡麟等人视作自费生。徐锡麟又想到了俞廉三。章境尘说，徐锡麟“乃由东洋电恳伊戚俞廉三转电浙抚张，据情函商驻日钦使而事遂偕”。徐锡麟从日本给俞廉三发电报，请俞廉三再托浙江巡抚张曾敭，让张曾敭给驻日公使发公函，证明徐锡麟、陶成章、龚宝铨等五人是官费派遣。张曾敭果真如此做了，说明俞廉三的面子确实不小。尽管这时驻日公使已经换成了汪大燮，而留学生监督也换成了王克敏，张曾敭的公函还是起了表面作用。徐锡麟等人可以进入军事学校学习了。入学需体检。而徐锡麟本就高度近视，于是日本方面以体检不合格，拒绝徐锡麟入学。其他四人，也被以各种理由拒绝[16] 。实际上，汪大燮、王克敏对浙江来日的徐锡麟、陶成章等人严重不信任，怀疑他们本就是革命党，到日本学军事，无非为了回国以武力推翻满清。浙江巡抚的面子不能不给，于是，便找出其他理由，阻止徐锡麟等人进入日本军事学校。
既然在日本学习军事的计划泡汤，那就只能回国另作他计。直接打入官场，是徐锡麟们制订的新的计划。陶成章后来在《浙案纪略》中说，徐锡麟“至湖北见廉三，又归浙江见寿山，寿山为之介绍于其岳庆亲王奕劻，廉三又为锡麟言之于张之洞，之洞亦为介绍于袁世凯”[17] 。总之是，徐锡麟要借助表伯俞廉三的人脉打入官场。最先的设想，当然是进入中枢，所以，从日本回国后，徐锡麟先是怀揣几封推荐信来到北京。俞廉三的面子加上钱物的贿赂，让浙江将军寿山很乐意帮忙，竟然给岳丈庆亲王奕劻写信，推荐这个徐锡麟。奕劻其时是军机处首席军机大臣，是铁帽子王。如果能够得到奕劻的垂青，那徐锡麟在中枢弄个官位便是小事一桩。有女婿的推荐信，奕劻当然会见一下徐锡麟，但只简短交谈即告退，不再见第二次[18] 。奕劻显然并不信任这个来自江南的书生。清廷其时成立了中央练兵处，督办就是奕劻，而袁世凯则是中央练兵处的会办大臣。徐锡麟求见奕劻，是想打入练兵处，掌握兵权。在奕劻那里碰了壁，徐锡麟便希望能得到袁世凯的重视。据谢一彪《徐锡麟评传》中说，徐锡麟到了天津，送上张之洞的推荐信，但袁世凯却并不接见。袁的幕僚中，有绍兴人，徐锡麟原想通过绍兴同乡说动袁世凯，袁世凯却既不给张之洞面子，也不给自己幕僚面子。新小说社1907年出版的《中国革命大首领徐锡麟》中说，徐锡麟“曾至天津谒直督袁慰帅。慰帅不为礼遇。徐因幕府中有绍兴同乡某君介绍，愿为效力。并言宫保如用我，我能解散日本留学生中之革命党，尽变其宗旨，为宫保效死命，否则，团体坚固，虽宫保难免有意外之虞”，但袁世凯“以其言不伦不类，置之不理。徐又上说帖，亦无效力，遂拂衣去之皖”[19] 。徐锡麟对袁世凯既有引诱又有威胁。通过袁的幕僚传达这种引诱与威胁，不起作用，徐锡麟又直接给袁世凯上“说帖”，袁世凯仍然不吃这一套。徐锡麟只得拂袖而去。
这期间，徐锡麟写给陶成章的一封信中说：“我辈作事，如水银入地，有路必钻，必达目的而后已。”[20] 为了达到目的，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只要目的是正当的、神圣的，任何手段都在选择之列。自古至今，都有人这样理解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徐锡麟是其中之一。
中枢进不去，便只能退而求其次，到比较边缘的省份活动。但也同样不是容易的事。徐锡麟之所以最终到了安徽，也得力于表伯俞廉三。
其时的安徽巡抚恩铭，与俞廉三关系非同一般。陶成章在《浙案纪略》中说：“安徽巡抚恩铭在山西为知府时，颇得廉三青目（廉三旧任山西巡抚），相结为师生。”俞廉三在山西当巡抚时，恩铭任知府。俞廉三对恩铭青眼有加，两人结为师生。恩铭称俞廉三为“老师”，自称“门生”。在旧式官场上，这关系是十分亲密的。如果没有俞廉三与恩铭的这层关系，徐锡麟大概不会想到打入安徽官场，即便想到了，也未必能做到。没有“老师”的推荐，恩铭应该不会接受徐锡麟这个身份、来历都颇为可疑的绍兴人。徐锡麟是俞廉三的表侄，俞廉三又热情推荐他，恩铭实在不能拒绝。碰了许多壁的徐锡麟，进入安徽官场的路，却很顺畅。
赴安徽就职前，徐锡麟到了汉口，在俞廉三家中住了三天，后又回了趟绍兴[21] 。徐锡麟大概于1906年秋到达安庆。谢一彪《徐锡麟评传》中说：“徐锡麟虽然有俞廉三介绍，恩铭对徐锡麟的言谈也颇有好感，但对新来的属下仍怀有戒心，不肯轻易委以军政重任。”[22] 不接收徐锡麟，那恩铭就是太不给“老师”面子了。但如果徐锡麟一到安庆就委以重任，那恩铭也就太没有警惕性了。所以，一开始的两个月，徐锡麟并没有得到像样的差使。直到十一月初，徐锡麟才被任命为安徽陆军小学堂会办，也就是副校长。学堂创办未久，只招收了一年级学生133人，学生年龄偏小，也不发武器，但这毕竟是“军校”。“会办”也算是一个像模像样的官衔。徐锡麟深知，要干大事，必须当更大的官，而要在官场快速“进步”，就必须把眼前这不大的官做好。谢一彪、陶侃所著的《陶成章传》中说：“为了取得恩铭的进一步信任，徐锡麟对学生的训练要求严格，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他都亲自上操训话。”[23]
五
陆军小学堂终非久居之地。要直接进入军界并且掌握大权，也没有可能。这时，徐锡麟盯上了安徽的警察大权。当了几个月的小学堂会办后，徐锡麟又请俞廉三向恩铭疏通，而俞廉三又一次给恩铭写信：“俞廉三又以函嘱恩铭，称锡麟有才，务加重用，恩铭答廉三以‘门生正欲重用之，毋劳老师悬念’等语，遂即改徐为警察会办。”[24] “老师”要恩铭对徐锡麟“务加重用”，显然是对陆军小学堂会办这个职务安排不满，认为这辱没了表侄的才华。接到“老师”这样的信，恩铭未免有些惶恐，连忙说“门生”正打算重用徐锡麟，请“老师”放心！所谓警察会办，就是安徽省警察处副处长，也就相当于今天的省公安厅副厅长。恩铭还命徐锡麟同时兼任安徽省巡警学堂会办，相当于今天的省警察学校副校长。徐锡麟之所以只能任副职，是因为这类重要的部门，正职一般是满人。但满人一般也是兼任，实权往往在“会办”手里。恩铭并且奏请朝廷对徐锡麟“加二品衔”。这是1907年二月间的事。到安徽才几个月，就跃身为一省政要，从“私”的角度看，说恩铭对徐锡麟恩重如山，也并不为过。
巡警学堂的总办，也就是校长，是满人世善。世善的“本职”是臬司，也就是提刑按察使，主管全省司法。巡警学堂的总办是兼职。世善并没有当甩手掌柜，而是在巡警学堂的事务上，处处对徐锡麟形成制约。世善不肯当甩手掌柜，徐锡麟就不能甩开膀子大干。于是徐锡麟生出先除世善之心。徐锡麟就任巡警学堂会办不久，世善突然暴病身亡，许多人都怀疑是徐锡麟下了杀手。新小说社1907年出版的《中国革命党大首领徐锡麟》中说，徐锡麟杀世善乃是“蓄谋已久”。世善身体一向康健，“素无疾病”，但春间忽然暴病而死。死前曾在徐锡麟住所喝酒。所以，世善之死，“殆徐有以致之”[25] 。徐锡麟在巡警学堂的学生凌孔彰后来在《徐锡麟烈士革命事略》中说，徐锡麟曾对关系亲密的学生抱怨：“世善是革命的对头，此人不除，工作难做。”所以，徐锡麟“时时想杀世善，后请世善吃饭，在酒里下了毒药。这件事非常机密，都说世善是暴疾病故，其实是中毒身亡，世善死后，烈士想谋代他的职务，未得恩铭许可，以首道毓秀继任了。”[26] 徐锡麟杀世善，不仅仅是世善碍手碍脚，还因为自己想取代世善，当上臬司兼巡警学堂总办，但这样的要职，一般不会由汉人掌控。代替世善的，仍然是满人毓秀。杀世善，徐锡麟没有丝毫不忍之心。徐锡麟的宗旨本就是杀尽满人，一切满人都在该杀之列，即便是恩铭这样的对自己私恩如山的满人，徐锡麟也毫不犹豫地对之开枪，何况是世善这种满人中之特坏者呢？即便不能取而代之，也算是除掉了一个满人。徐锡麟杀世善，虽然未能实现取代的初衷，但成效也不止于杀掉一个满人，毓秀远没有世善精明强悍，斗不过徐锡麟，徐锡麟便得以在巡警学堂“为所欲为”。
既然说到了满人，就暂时抛开徐锡麟，说说其时主持皖政的满人恩铭。
谢一彪所著《徐锡麟评传》，本意是讴歌徐锡麟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业绩，尤其对徐锡麟的刺杀恩铭，赞颂不已。但在写到被徐锡麟所刺杀的恩铭时，却颇多肯定、赞美之词。所以，读这本书，多少有一种奇特的感觉。谢一彪、陶侃合著的《陶成章传》，也写了徐锡麟在安庆的活动，同样对恩铭几无贬语。这原因，就在于在清末政界，恩铭确实算得上一个明白人，一个能干的人，一个奋发有为的人，一个与时俱进的人。用俗话说，算得上一个好官。
在《徐锡麟评传》中，谢一彪依据相关史料，概述了恩铭任皖抚前的政绩。在山东、山西等地任职时，恩铭在治理黄河、禁卖私盐等方面都显示了他的干练，显示了他异于凡俗的政治才华。其实，恩铭还是清末主张新政的重要人物，在安徽虽然只一年多，新政方面的成就就颇可观。恩铭特别重视教育。从1906年4月恩铭任皖抚到1907年7月被刺，安徽的新式教育有长足的发展。办教育，重点是办学校，而办学校，最重要的是要有师资。要多办学校，就要多有教师。要把学校办好，就要有好教师。要把学校办得既多又好，就要有既多又好的教师。所以恩铭顶顶重视办师范学校。恩铭任安徽巡抚时，冯煦任安徽布政使兼提学使，恩铭被杀后，继任安徽巡抚。这位冯煦，也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他继任巡抚后，奏请清廷编纂《皖政辑要》，获准后委任道员陈师礼负责编纂。《皖政辑要》编纂了一半，清廷风雨飘摇，也就顾不上给这个安徽的“项目”下拨经费。陈师礼不忍半途而废，独自出资将书编纂完毕，但此时清廷崩溃，书稿就被搁置起来。2005年10月，安徽的黄山书社将《皖政辑要》作为《安徽历代方志丛书》之一种出版。《皖政辑要》一百万字，该书“编纂方法上吸收了‘三通六典’体例，纪事空间上涵盖了安徽八府五州全境，资料断限在清光绪初至三十四年（1908），少量资料上溯清初，下至宣统末年即清朝结束之年”[27] 。这部《皖政辑要》，保留了大量清末安徽实行新政的资料。翻阅这部书，可知安庆乃至全省一系列新式学堂的建立，都与恩铭有关。《皖政辑要》说：“省城公共师范学堂光绪三十三年始行开办，视上下两江，此为后矣。当三十二年巡抚恩铭准学部电开……”在恩铭就任皖抚前，省城安庆没有师范学堂，省城以下的地方就更没有了。光绪三十二年（1906），恩铭就任皖抚后，奏请朝廷在省城建立师范学堂，获准后“于是有克日兴设之议，就安庆府原有试院改建校舍，开办及常年经费由土药项下拨支，当饬办理。学务处布政使冯煦悉心筹议”[28] 。《皖政辑要》在“师范学堂”这一科目下附录了《巡抚恩铭遵办省城师范学堂原奏》，现抄录如下：
窃维要政莫重于学堂，而学堂先资乎师范。皖省师范未立前，办理学务处藩司冯煦正拟添设，上年抵任，适准学部电开：方今振兴教育，以小学堂为基础，而教员须亟养成，故师范尤要，应即迅将省城师范名额尽力推广，等因。当饬该司仍就原议之安庆府考棚即日改修，在于土药项下拨款兴造，并每年筹拨银四万二千两作为长年经费。旋据省绅公举拣选知县姚永概为监督，将所有工程经费、办法并暂定简章、招考格式，议订详明，一面鸠工庀料，一面通行各属出示招考。冬间署提学使沈曾植履任，又复饬令督催于本年正月中旬工程一律完竣。各属送考各生亦已次第到省，该提学使即于二月初旬分场考试，认真剔选，计共录取学生二百七十二名，诹吉于二月十七日开学。亲莅该堂逐加察视，屋宇整齐，教科完备，各学生恂恂于规矩之中，复面加训饬，勖以讲求根柢，贯通中西，俾可养成全才，楷模后进，借以仰副朝廷作育人材之至意。据该监学将现行章程、教授学科、各员履历及各项册式图表呈由该学司详送前来，除告部查照外，所有师范学堂工竣开学缘由理合会同两江总督臣端方恭折具奏。[29]
从这封奏折可知，恩铭抵皖前，布政使冯煦就有设立师范学堂的打算。恩铭上任后，大力支持此项工程，于是立即动工。不久，沈曾植来皖任提学使，恩铭又命沈曾植督促工程尽快完成。沈曾植是著名学者和大书法家，这样的人充任提学使，真有些“奢侈”。师范学堂从动工到竣工，也就半年多时间。开学后，恩铭到校视察并训话，要求学生“贯通中西”，可见确实不是一个因循守旧的人。
六
徐锡麟在安徽也算是身居要职了，有了干大事的可能。徐锡麟与秋瑾等同志约定，在浙皖两省同时起事。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说，在商议阶段，秋瑾派陈伯平数度往来浙皖间，后陈伯平又与马宗汉同到安庆，寓于徐锡麟公馆，“日夜谋起革命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情况发生了许多变化。因两省情形不同，联系又甚为不便，要在两地同时发动起义，本就是十分困难的。后来起义的消息又泄漏，官府已有警觉。事实上，起事条件已经不具备了，但徐锡麟仍决定在安庆起事，“先杀恩铭，以求一逞。”[30]
两年前在绍兴创办大通武备学堂时，徐锡麟就打算在开学那天，邀请绍兴所有清吏参加典礼，趁机将他们一齐杀尽。只是因为陶成章等同志的反对，才没有付诸行动。这回，徐锡麟要借巡警学堂举行学生毕业典礼之机，杀尽安庆清吏。毕业典礼原定七月八日（农历丁未五月二十八日）举行，徐锡麟请恩铭主持典礼。但此前恩铭的幕僚张次山已经邀请恩铭于七月八日参加自己母亲八十诞辰的寿宴，恩铭便要求将巡警学堂的毕业典礼提前两天举行。突然改期，来不及通知各路准备响应的同志。本来就是仓促起事，这回阵脚更乱了。徐锡麟对恩铭说，毕业典礼如提前举行，来不及准备。恩铭在了解情况后坚持毕业典礼提前举行，“锡麟虑坚持则谋将泄，而从之则后援尚未至，顾业已无可如何，不如先发以待天命，遂从之。”[31] 徐锡麟知道，如果坚持毕业典礼于七月八日举行，必定引起恩铭的怀疑，而如果按照恩铭的指令提前举行，则起事后没有后援。但事已至此，只得硬着头皮干起来，至于后果如何，就不去管了。
七月六日这天，恩铭早晨八时即到巡警学堂。不久，省府各大员以及各道府州县代表都到了。本来预定恩铭于九时检阅外场操练，但徐锡麟请恩铭先考察学生的场内功课。恩铭遂率领司道官员进入第三进礼堂。徐锡麟一身戎装，立于台阶上，陈伯平、马宗汉分立堂侧。仪式正进行时，徐锡麟突然走上前去，对恩铭行礼，并说：“回大帅，今日有革命党起事。”这是与陈伯平、马宗汉约定的动手暗号。陈伯平听到暗号，立即上前“猛向恩铭掷一炸弹”，但炸弹没有爆炸，徐锡麟于是从两靴统内抽出手枪两支，左右齐发。徐锡麟原打算一枪打死恩铭后，再击杀布政使、按察使一类省府大员，而陈伯平、马宗汉则分别击杀站立两侧的各道府州县官，但“不料其眼近视，不能识其命中与否，遂向恩铭乱放，伯平、宗汉亦随之乱放”。恩铭身中数枪，但皆不致命。枪响后，众人当然仓皇逃窜，但文巡捕陆永颐和武巡捕车德文却始终护卫着恩铭，“锡麟用枪击恩铭时，永颐以身翼之，身中五枪，均中要害，德文亦受重伤”。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三人一齐向恩铭射击，恩铭虽身中数枪皆不致命，并非因为徐锡麟等人枪法太差，而是因为恩铭的要害部位都被陆永颐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否则，那射入陆永颐体内的每一颗子弹都可能进入恩铭的致命处，恩铭也就会当场毙命。徐锡麟枪中弹尽，于是躲入室内装子弹，恩铭的卫兵遂背着恩铭想逃出，这时“伯平自后追放一枪，由尾闾上穿心际”，也正是这一枪真正击中要害，要了恩铭的命。当然，恩铭并没有马上死去，“冯煦命戈什背负恩铭入轿中，两足拖于轿外，狼狈抬回抚署。”[32]
当变乱发生时，人们惊慌失措。徐锡麟双手持枪，从容射击，口中同时大喊：“大帅放心！”以此迷惑众人，所以外面的人，都不知刺客为谁。徐锡麟见恩铭逃走，遂拔刀走到礼堂，拍桌对学生们大呼：“抚台已被刺，我们去捉奸细，快从我革命。”而“诸生惊愕不知所为”。诸生当然不知如何是好。且不说如此大的变故足以惊呆那些学生，就是徐锡麟说出的话，也让他们无所适从。在那时，所谓“革命”就是要推翻满清，所以，刺杀恩铭，一定是革命党的革命行为，捉拿刺杀恩铭的“奸细”，就是捉拿隐藏的“革命党”。但徐锡麟却把捉拿“奸细”说成“从我革命”，学生们如何反应得过来？但徐锡麟之所以这样“自相矛盾”，也实在是不得已。明说自己就是革命党、恩铭是自己所杀，令学生“从我革命”，这显然是不行的。虽然徐锡麟已经做了许多思想启蒙的工作，但学生的思想觉悟还没有普遍达到欣然“从我革命”的程度。但完全不打出“革命”的旗号，也不行。徐锡麟是要率领学生攻打巡抚衙门，这明明是在“革命”，却说这不是“革命”，学生心里就更慌乱了。喊出这句折中的话后，“锡麟率伯平、宗汉二人，左执刀，右持枪，横目视诸生，大呼立正，向左转，开步走。各学生从锡麟出校，欲先至抚署，闻已有备，乃折回至军械所，锡麟领前，宗汉居中，伯平殿后。其在锡麟后之学生均弃枪逸去，从入军械所者三十余人”。在徐锡麟的“横目”而视下，学生勉强跟着走。这时候，巡警学堂的学生共有三百多人，但跟着徐锡麟到了军械所的，只有三十余人，可见十分之九的学生都中途弃枪而逃了。徐锡麟等人实际上是挟持了这群学生。这一点，是徐锡麟后来反复向审讯者强调的。
军械局提调周家煜见徐锡麟等人带领数十名巡警学堂学生到来，赶忙把库房钥匙扔进沟中，自己逃走。徐锡麟们占领军械所后，虽然获得一些枪炮，但都不起什么作用，要么是学生们不会用，要么是有枪无弹或有弹无枪，“仅将巨炮五门运出装子弹，亦缺去机铁一块，遍寻无着”，所以，这些武器“莫能为用”。饶是如此，徐锡麟们还是与清兵对峙了四个小时，这只能说明，清兵确实已经毫无战斗力，满清确实已经无可救药。在对峙过程中，陈伯平战死。见大势已去，马宗汉提议焚毁军械所，与包围的清兵同归于尽。但徐锡麟反对，理由是：“我辈所欲杀者满人，若焚去军械局，即是不辨黑白，全城俱烬矣。”可见比起马宗汉来，徐锡麟要清醒、理智些，也说明满汉之分在徐锡麟心中更为明确。在重赏之下，清兵终于破墙而入，徐锡麟虽化装逃走，终被捕获；马宗汉虽也逃出军械所，但也在半道被捕[33] 。
七
恩铭被抢回抚署后，并没有立即死去。谢一彪所著的《徐锡麟评传》这样写道：“恩铭被抬回抚署后，神志清醒，声音洪亮，下令文武员弁分头严防，缉拿徐锡麟严加惩处。”[34] 恩铭命人请来教会医院英籍医生戴璜。身为封疆大吏，关键时刻能够相信西医、把西医延入巡抚衙门，也可见出恩铭的确不是一个排斥西学、僵化保守之人。戴璜检查后，发现恩铭身上有七处枪伤，其中腹中一弹，非剖腹不能取出。剖腹便生死难测。开刀前，恩铭口授了给皇帝的奏折。奏折一开始说：“奏为奴才受创甚重，难冀生痊，伏枕哀鸣，谨口授遗折，仰祈圣鉴事：窃奴才以庸愚之资，迭荷圣恩，擢膺疆寄，自上年三月底抵任后，深维时艰孔亟，非奋发不足图强，故将兴学、练兵、巡警、实业诸要政同时并举，业经迭次奏陈。”恩铭向朝廷汇报自己上任后的作为，这里并无虚言，恩铭抚皖一年多，诸要政确实都有起色。接着，恩铭又报告了赈灾、防范革命党等情形。之后，恩铭叙说了被刺经过，解释了信用徐锡麟的原因：
徐锡麟系曾经出洋分发道员，思其系前任湖南抚臣俞廉三之表侄，奴才坦然用之而不疑，任此差甫两月，勤奋异常，而不谓包藏祸心，身为党首，欲图革命，故意捐官，非惟奴才所不防，抑亦人人所不料。惟是仕途庞杂，流弊滋多，出洋之学生良莠不齐，奴才复愿我皇上进用之时慎选之也。奴才身受其祸，或足以启发圣明。
这是在反思自己信用徐锡麟的过错。奏折这样结束：“犬马念主，从此更无重见天日之期。望阙长辞，此恨何极。伏枕哀鸣，不胜哽咽悽怆之至。”[35] 这里的“天日”指皇上。恩铭这样措词，说明他实际上已经知道自己性命不保。正因为知道自己要死了，才用最后的气力口授这最后的奏折。抵任后所做的事，“业经迭次奏陈”，朝廷早已知晓，没必要临死前再说一遍。恩铭在遗折中也交代了几件已经开始的工作，并说“继奴才任者当能匡所不逮，无俟奴才赘言”，所以，这些话也可说可不说。恩铭真正要说的，是误用徐锡麟的教训，这真正是“血的教训”。恩铭必须让朝廷知道自己为何如此提携徐锡麟，因此也就必须点出俞廉三。但恩铭只说徐锡麟是俞廉三表侄，并未说及俞廉三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自己推荐、保举徐锡麟的经过。封疆大吏被革命党刺杀，这对清廷来说，是一个大事件，是巨大的打击。在数月之内让徐锡麟青云直上、委以如此重任，恩铭有用人失察的责任。而恩铭之所以犯下这样的过错，完全因为俞廉三的关系。但恩铭只对俞廉三点到即止，并未多说半句。俞廉三是自己的“老师”，曾经对自己青眼相看，如果多说半句一句，就可能有伤厚道。但“仕途庞杂，流弊滋多”八个字，却有许多言外之意。随意向朋友、“学生”推荐人，利用自己在官场的资源、人脉帮助亲友快速升迁，无疑是“仕途庞杂、流弊滋多”的表现之一。恩铭是将死之人，他不愿让俞廉三为自己担责，但他必须让朝廷意识到此种“流弊”的严重性，从而尽可能防止悲剧重演。如果自己的死能够引起朝廷的警觉并杜绝此类事情再次发生，自己也算没有白死。
通过对徐锡麟打入安徽官场过程的梳理，我们知道，徐锡麟之所以能够制造刺杀巡抚这样的“惊天大案”，是因为身居要职；而徐锡麟之所以能够到皖数月即身居要职，则完全由于表伯俞廉三与恩铭的“私交”“私情”“私谊”。
“私”在徐锡麟刺杀恩铭案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关于徐锡麟被捕后受审的情形，有多种记录、叙述。但在各种记录、叙述中，徐锡麟都强调自己刺杀恩铭是为“公”。
新小说社1907年发行的《皖变始末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官军将徐解至抚辕，由司道各官会讯，首府龚镇湘因受伤未到。徐供以排满为宗旨。司道问：“何以要捐官？”徐供：“捐官到皖，专为恩某而来。”司道又问：“既系排满，则两捕及顾松，均非满人，何为杀之？”徐供：“顾系误击，两捕曾拿过我党中人，我甚恨之，杀之已晚。”又问：“汝平日常谒见抚台，何不击之于署中，而至今日始击之？”徐曰：“署中私室也，学堂公地也，大丈夫作事，须令众目昭彰。”又问：“余党其有若干？”徐坚不答，命写供词，即欣然索纸直书，绝无讳饰。临刑仍谈笑自若，毫无惧色[36] 。
徐锡麟坦言，他到安徽就是冲着恩铭来的，说得直白些，就是来杀恩铭的。这倒并非与恩铭特别有仇。恩铭是满人，又是安徽最高长官，所以恩铭成了徐锡麟选中的目标。如果恩铭能够打入北京官场，他的目标就是比恩铭级别更高的朝廷大员。如果徐锡麟打入任何别一省的官场，而那省的巡抚又恰好是满人，那这人就成为徐锡麟成就自身声名的目标。徐锡麟与他要杀的人之间，的确没有私怨。但事实是，徐当时除了安徽，其他地方都去不了。徐锡麟完全通过“私”的途径来到恩铭身边。其实恩铭对收留、任用徐锡麟并非完没有疑虑。一开始并不重用徐锡麟，就因为对徐锡麟并不信任。如果俞廉三不再催促，恩铭就会一直让徐锡麟在一个并不重要的职位上待着。耐不住“老师”俞廉三的一再请托，恩铭才对徐锡麟委以重任，从而也让徐锡麟有了刺杀自己的可能。当俞廉三向恩铭热情推荐徐锡麟时，他没有想到是在一步步向恩铭身边派去一个催命鬼；当恩铭碍于“老师”情面一步步把徐锡麟提携到自己身边时，没想到是在一步步向徐锡麟交出自己的性命。在俞廉三、徐锡麟和恩铭这个三角关系中，只有徐锡麟明白事情会有怎样的结局。当俞廉三开始向恩铭推荐徐锡麟时，徐锡麟、俞廉三、恩铭三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一个三角的轮开始了转动，而动力则是私情。徐锡麟利用私情推动俞廉三，俞廉三又利用私情推动恩铭。在徐锡麟看来，杀恩铭是为了“公”，这个“公”比天还大。但这个比天还大的“公”，是与私情无法分开的。
徐锡麟强调抚署乃恩铭私室，所以不在抚署刺杀恩铭，因为杀恩铭是“公事”而非为报私仇。“公”与“私”在这里分得如此清楚。然而，“公”与“私”的分辨如果更彻底些，徐锡麟就不应该利用私情接近恩铭。
八
新小说社发行的《皖变始末记》附录了“研讯徐锡麟情形”。审讯者为继任巡抚冯煦以及兼任巡警学堂总办的毓秀等人。下面对审讯记录做点分析。
问：恩抚为尔之恩师，初到省，即令尔充陆军学堂会办，又令尔充巡警会办及巡警学堂长，有事则依尔如手足，尔何无心肝而出于此？
答：恩抚待我，我知之，然私惠也；我之刺彼，乃天下之公愤也。
这一问一答颇耐人寻味。审讯者首先指责徐锡麟“忘恩负义”。恩铭对你如此之好，你却如此恩将仇报，怎么这么没有心肝呢？徐锡麟的回答是：恩铭对我的恩情，我并非不知，但那是“私惠”；而我杀恩铭，表达的是天下之公愤。“私惠”与“公愤”在这里如此泾渭分明。在徐锡麟看来，恩铭对自己的“私惠”与自己的刺杀恩铭，完全是两件毫不相干的事。这也意味着，即便恩铭对徐锡麟好上十倍、百倍、千倍、万倍，也丝毫不能动摇徐锡麟的杀意。如果恩铭对徐锡麟的“私惠”真的与徐锡麟的刺杀行为没有丝毫关系，那徐锡麟的逻辑还是成立的。但是，在事情的发展过程中，恩铭对徐锡麟的“私惠”与徐锡麟对恩铭表达的“公愤”，却又是难解难分的。没有恩铭对徐锡麟的“私惠”，徐锡麟就不可能打入安庆官场；没有恩铭对徐锡麟的“私惠”，徐锡麟便没有对恩铭表达“公愤”的机会。恩铭对徐锡麟的“私惠”，是徐锡麟对恩铭表达“公愤”的前提和条件。这样一想，就觉得事情要比徐锡麟所说的复杂些。
审讯者与徐锡麟接着问答：
问：尔究系孙党否？
答：孙不足以指挥我，此事仅我与我友光复子、宗汉子之所为。其附和我之学生，实不知情，当时我以枪迫之，不得不如此。我之罪，我一人当之。即数十学生之罪，亦我一人当之。寸磔我身，幸毋累及他人。
徐锡麟看不起孙中山，当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等人都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时，徐锡麟就拒绝加入。徐锡麟的确不是“孙党”。徐锡麟一定以被认作“孙党”而羞耻。徐锡麟自称光汉子，而陈伯平称光复子、马宗汉称宗汉子。说那数十名学生完全是被自己以枪胁迫才到了军械所，也是实情。徐锡麟不愿连累这些学生，确实是条“汉子”，是“汉子”中的“汉子”。
说完了这些，徐锡麟主动发问：
问：新甫死未？（“新甫”恩中丞字）
答：未死。仅小伤耳。当经西医诊治，已全愈。明日尚当亲自讯尔。徐闻此言，色大变，气为之泄，垂首不语。
徐锡麟被捕后，最关心的是恩铭（字新甫）是否被刺死。在接受审讯时，一般只是被动地回答问题，但徐锡麟主动发问，可见他多么担心恩铭并未被刺死。审讯者故意说恩铭只是受了轻伤，已经痊愈，明天还要亲自审讯徐锡麟。徐锡麟并不怕面对恩铭。即便恩铭这对自己“私惠”深重的“恩人”来讯问，徐锡麟也照样会面不改色、侃侃而谈。令徐锡麟沮丧万分的，是恩铭未死，就意味着所有的努力、牺牲都是白费了。这一刻，徐锡麟应该体验到从未有过的痛苦。
问答又继续：
问：尔知罪否？知明日将剖尔心肝否？
徐忽大笑曰：然则新甫死矣。新甫死，我志偿。我志既偿，即戮我身为千万片，亦我之愿，区区心肝，何屑顾及。
（指裕曰）：尔幸而免。
（裕大震几黯）。
继曰：杀尔诚无济，即不杀尔，庸何伤？我之志，拟先杀新甫，次午帅，次铁良及良弼也。
问：尔知罪矣，（授之以纸笔，曰）请尔自画数语，备作供词。
曰：诺。
此案遂结。[37]
当徐锡麟得知明日将被剖心时，顿时转悲为喜，而且是喜笑颜开。他知道，既然要被剖心，那恩铭一定是死了。恩铭死了，那就是辉煌的成功了，否则，不过是重复一次失败的“谋刺”而已。徐锡麟于是无限轻松，无限快乐。即便被碎切成千万片，亦毫不在意，仅仅剖心就是小菜一碟了。“裕”即毓秀。徐锡麟又指着毓秀说：这次便宜了你！吓得毓秀魂飞魄散。徐锡麟又说：杀不杀你无所谓，你无足轻重；我的志向，是先杀恩铭，然后到南京杀两江总督端方（端方字午桥，故称午帅），然后到北京杀铁良和良弼。
不得不再一次说：徐锡麟真是条“汉子”，是“汉子”中的“汉子”。
谢一彪所著的《徐锡麟评传》，从《浙东三烈集》（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被称作辛亥革命中浙东三英烈）中抄录了《徐锡麟法庭宣言》。
徐锡麟说，“我本革命党大首领，捐道员到安庆，专为排满而来，官本是假的，使人无可防备。满人虐我汉族，将近三百年。”而“我只拿定革命宗旨，一旦乘时而起，杀尽满人”。满人奴役汉人将近三百年，汉人苦大仇深，所以“革命”的宗旨，就是“杀尽满人”。
徐锡麟说：“尔言抚台是好官，待我甚厚，诚然，但我既以排满为宗旨，即不能问满人作官好坏。至于抚台待我，系个人私恩；我杀抚台，乃是排满公理。”恩铭的“私恩”与徐锡麟的“公愤”“公理”之间的关系，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要说的，是“好官”与徐锡麟的“公理”之间的关系。在那个时代，作官而被公认为“好”，是并不太容易的。“好官”，就意味着为百姓谋福利、为国家尽心尽力。换言之，一个“好官”，就意味着是一心为“公”的。说恩铭是“好官”，这是在“公理”的意义上说的。徐锡麟丝毫不否认恩铭是一个“好官”。但是，为国为民这种“公理”，与徐锡麟的“排满”是冲突的。在徐锡麟看来，“排满”这种“公理”，是高于一切的，是神圣无比的，因而也是压倒为国为民这种“公理”的。徐锡麟说不管满人“作官好坏”，都在该杀之列。但实际上，按照徐锡麟的排满高于一切的逻辑，是满人作官越好，越该早早杀掉。满人作官而“好”，就意味着是在巩固满人的统治，这样的人好事做得越多，越得民心，因而也就使满清的统治更稳固，所以要尽快杀掉。
徐锡麟说，自己之所以要“当大众”将恩铭“打死”，是为了“以表我名”。又说：“只要打死了他，此外文武不怕不降顺了。我直下南京，可以破竹，我从此可以享受大名，此实我最得意之事。”[38] 这说的是最初的计划。干一件轰轰烈烈的事，从此名满天下、永载史册，是徐锡麟梦寐以求的。虽然没能像预想的那样浙皖同起、攻占南京，但仅仅杀一恩铭，也足以让徐锡麟“享受大名”了。所以徐锡麟死得坦然、欣然。
徐锡麟是被捕后立即受讯的，当天深夜即被押赴刑场。在军械所被捕的学生，也被押到刑场陪斩。徐锡麟一路上高呼“满虏必灭，汉族必兴”。到了刑场，刽子手要他跪下，徐锡麟坚拒不从，大叫：“我不能对满虏下跪！”并且大笑道：“功名富贵，非所快意；今日得此，死且不憾矣。”[39] 两江总督端方和继任皖抚冯煦在给朝廷的汇报中也说：“临刑面无惧色，悍厉至此，实所罕见。”[40]
我不得不第三次说：徐锡麟真是条“汉子”，是“汉子”中的“汉子”。
九
然而，在佩服徐锡麟是条好汉之余，也有些别的感想。在徐锡麟的时代，一个有血性的汉人以排满为志向，完全具有合理性。“杀尽满人”的口号虽然有些偏激，也并非不可理喻。但是，利用私情接近谋刺对象、哪怕谋刺对象对自己恩重如山，也毫不为之所动、照样对之开枪，这就让人觉得一言难尽了。在此前此后，都有汉人刺杀满清权贵的事情发生，但鲜有成功者。徐锡麟能够成功，就因为充分利用私情和完全不顾私恩。一个欲成“大事”的“革命者”，往往必须具有这种素质。在这个意义上，不得不说，徐锡麟天生就是一个“革命家”。
徐锡麟的事迹，常常让我联想到鲁迅。“光复会”成立时，鲁迅完全可以说与章太炎、陶成章、徐锡麟是同志。但鲁迅终于没有走上实际革命的道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具备徐锡麟那种革命素质。鲁迅自己是明白这一点的。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他说：
希望我做一点什么事的人，也颇有几个了，但我自己知道，是不行的。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这其实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的刺激的结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所以，其结果，终于不外乎用空论来发牢骚，印一通书籍杂志[41] 。
多疑虑、心太软，其实也是鲁迅的精神特征。挟持一群年轻学生与自己共生死，这样的事，鲁迅是绝对干不出来的。所以，鲁迅当不了实际的革命家，始终只能进行纸上的革命。
徐锡麟被砍头后，心肝又被剜出，成了恩铭卫兵的下酒物，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还长期传说徐锡麟的睾丸也被清兵砸碎。但这事恐怕是误传。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说：“三司幕友皆绍兴人，为锡麟同乡，闻有剖心之说，先将锡麟之阴囊击碎，故割头剖心之时，锡麟已宾天久矣。”[42] 这是说，省府衙门里的那些幕僚，多是绍兴人，与徐锡麟有同乡之谊。他们以为对徐锡麟是先剖心后斩首，为避免剖心剧痛，这些幕友偷偷用击碎阴囊的方式把徐锡麟弄死。至于为何要采取这种帮助徐锡麟的方式，我没有想明白。
2016年5月11日深夜
注释
[1] 见《朱蕴山纪事诗词选》，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版。
[2] 见谢一彪《徐锡麟评传》，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版，第263页；谢一彪、陶侃《陶成章传》，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版，第177页；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版，第250页。
[3] 见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10月版，第164页。
[4] 上引冯自由语均见氏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版，第226页。
[5] 见谢一彪《徐锡麟评传》第59-60页。
[6] 陶成章：《浙案纪略》，见《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1月版，第372页。
[7] 见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版，第240页。
[8] 见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版，第257页。
[9] 见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版，第227页。
[10] 上引周作人语，均见《知堂回想录》（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10月版，第169-171页。
[11] 见谢一彪、陶侃《陶成章传》第23页，谢一彪《徐锡麟评传》第92页。
[12] 见谢一彪《徐锡麟评传》第98-99页。
[13] 见《绍兴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86年版，第110页。
[14] 陶成章：《浙案纪略》，见《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1月版，第345页。
[15] 陶成章：《浙案纪略》，见《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1月版，第345页。
[16] 见《绍兴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86年版，第114页。
[17] 陶成章：《浙案纪略》，见《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1月版，第346页。
[18] 见谢一彪《徐锡麟评传》第121页。
[19] 见谢一彪《徐锡麟评传》第128页。
[20] 见《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版，第423页。
[21] 见谢一彪《徐锡麟评传》第131页。
[22] 见谢一彪《徐锡麟评传》第141页。
[23] 见谢一彪、陶侃《陶成章传》，第169页。
[24] 陶成章：《浙案纪略》，见《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1月版，第353页。
[25] 见谢一彪《徐锡麟评传》第152页。
[26] 见凌孔彰《徐锡麟烈士革命事略》，载《安庆文史资料》第1辑，1981年版，第26页。
[27] 见冯煦主修、陈师礼总纂《皖政辑要》，黄山书社2005年10月版，第1页。
[28] 见冯煦主修、陈师礼总纂《皖政辑要》，黄山书社2005年10月版，第498页。
[29] 见冯煦主修、陈师礼总纂《皖政辑要》，黄山书社2005年10月版，第500页。
[30] 见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版，第253页。
[31] 见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版，第254页。
[32] 见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版，第254-255页。
[33] 见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版，第255-256页。
[34] 见谢一彪《徐锡麟评传》第182页。
[35] 见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版，第265-266页。
[36] 见《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版，第440页。
[37] 以上审讯问答见《辛亥革命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465-466页。
[38] 见谢一彪《徐锡麟评传》第189页。
[39] 见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版，第261页。
[40] 见谢一彪《徐锡麟评传》第191页。
[41] 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卷第32页。
[42] 见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版，第26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