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在选定专攻哲学之前，为了迎合父亲的意愿，又适合自己的口味，苦苦地作了一段漫长的“旅行”。
他在中学作文中就把个人与社会紧密结合起来，在大学学法学时又试图把理想与现实结合起来，并置于科学的基础上。卡尔在学习法学和哲学中，将法学和哲学在“现有”和“应有”的对立中统一起来，把法学同哲学结合起来，写出了三百多页的“法哲学”著作，力图创造新逻辑体系。
可是，后来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卡尔这样说：
“我这个不知疲倦的旅行者着手通过概念本身、宗教、自然、历史这些神性的表现从哲学上辩证地揭示神性。我最后的命题原来是黑格尔体系的开端，而且由于写这部著作需要我对自然科学、谢林、历史作某种程度的了解，我费了很多脑筋（因为它本来应当是一部新逻辑学），连我自己现在也几乎想不起它的思路了，这部著作，这个在月光下抚养大的我的可爱的孩子，像欺诈的海妖一样，把我诱入敌人的怀抱。”
这次哲学尝试的失败，使他感到苦恼，三百多页的著作被他丢进了废纸篓。
茫然之中，卡尔一时又对戏剧和文学萌发了强烈的欲望。他打算去柏林在鲍威尔和普藤堡的协助下办一个美学批评杂志，书商拒绝了他。又想将自己的诗歌收入夏米索主编的《诗歌年鉴》中，收到的却也是“作品不能采用”的复信。
“燕妮来了信，未婚妻来了信，一封，又一封……她支持我专攻哲学，她说要按我的爱好和兴趣去生活……”
卡尔高兴地跳起来，这时才真正抛开父亲要自己成为大法学家的愿望，钻进了哲学魔宫。
于是，中学的第一篇论文所提出的问题总是又像走马灯一样在脑海中萦绕着：
为什么世界上人类的生活不好？
为什么许多人贫困和痛苦？
为什么人要做那些和自己不相干的事？
为什么人们不为自己做工？而替他人打工？
……
卡尔把自己关进了距柏林大学很近的米特尔街61号的一间简陋的房子里，日日夜夜埋头读书，想无论如何要向整个社会回答出他一直放心不下的问题。
房东很满意卡尔这样的住客。这位年轻人，生活上从不打扰他们一家。来柏林后，卡尔不再聚客酗酒，也不像其他一些大学生晚上常常深夜才回家。房东主人喜欢常来看看他，和他谈笑，有意调节他沉闷的学习气氛。
有一次，他走到马克思的房门前，正勾着指头想敲门，他的眉毛忽然竖起来，睁圆疑虑的眼睛，侧着头，用心地听。
房里传出奇怪的声音，像是在敲墙壁，打地板，又像是在怒骂什么似的。
房东主人向前伸着头、弯着腰，从锁洞里看进去——
只见卡尔的脸色也变了，从桌上抓着一些书向四下里抛，书被掷到地下，像扇子一般，一页一页地打开了……
房东刚想抽转身来，门忽然哗啦一声打开，房东的额上碰出了一个大包。
卡尔怒气冲冲地跑出来，口里一边骂着，一边走到院子里去。
房东揉着头蹲了一会，然后站起身来，马上向街头跑去。
过了些时候，房东带着一个医生回来。他们商量几句，两人才走进院子。
卡尔用两手捧着头，坐在苹果树下，身子左右地摇。
医生小心地走过去，坐到卡尔的旁边。
房东极力屏住自己的呼吸，靠着苹果树站着。
“今天的天气真好！”医生温和地说。
卡尔用乌亮的眼睛看了看医生，又转过来看房主人那个胆小可怜的样子，微微地笑了笑。这一笑，他那沉重的黑脸更加骇人。
卡尔黯然地说：“你以为我是疯了——可不是哩！怪我的头脑太清醒，能看清我读过的书里所有一切的糊涂、瞎说。”
他又气愤地说：“不合我们理智的书都是废书。遗憾的是这样的废书太多了，简直无法忍受！”
卡尔突然拉着医生的手，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很兴奋地问道：“当你周围尽是贫困和苦恼的时候，你能很安然地过活吗？”
不等医生回答，卡尔从长凳站起来，散乱着头发，滔滔不绝地说开了。
他述说他一人在那堆满了书籍和他自己的记录抄本的房间里，夜里睡不着觉，还说他怎样要在这些书里寻找他的问题的答案，但是找不到，和他以后怎样愤怒怨恨这些书籍等等。
医生点头表示同意，趁着卡尔说话间歇插上一句，提议他回房里去。医生用心诊察了他的身体，板着很庄严的面孔，说道：“呵，你过分地损害了你的健康，要知道，你一定要首先保证治疗你自己的身体，然后才能援救你要援救的人。”
医生给卡尔开了一些必要的药，同时嘱咐他绝对严格地安静休养一段时期。卡尔听从医生的吩咐、劝告，暂时搬到柏林附近一个清静的渔村里。
离开他那“隐士的小房间”，搬到了施特劳拉住下。
风景如画的小渔村位于施普雷河的右岸，亨利希·海涅说，这条河“涤荡灵魂，冲淡茶水”。
在这里，他渐渐将他的思想整理出头绪来，发觉自己不应该那样空空地气愤，首先一定要将哲学研究好，然后来摸索生活中一切不合理的原因，再想办法去消灭它们就比较容易了。凭几个月的工夫，这是做不到的事。
他有时同渔民打鱼，有时同村民上山打野猪，待身体好了些，才回到柏林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