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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小说家的成长

与众不同的孩子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是法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人间喜剧》奠定了他在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坚实地位。在他20余年的写作生涯中,创作了百余部作品,其中有91部成为不朽的传世之作,而他所塑造的2400多个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艺术珍品。他的作品是人类文学史上的丰碑,被称为法国社会的“百科全书”。一直以来巴尔扎克都被视为法国的一种文学现象而受到世人的关注。想要了解这位伟大文学家的精彩一生,就从他的童年生活开始吧。

巴尔扎克的祖上本是农民,有着当地农民的最普通的姓氏——巴尔萨,只是靠放牧牛群和挥汗如雨地在法国南部的一片土地上耕种来维持生计。巴尔扎克的父亲伯纳德·弗朗索瓦生于村庄中的一间破败的小石屋里。当地姓“巴尔萨”的甚多,而巴尔萨族人中除了一名杀人犯出过一次名外,都默默无闻。

伯纳德·弗朗索瓦没有按照父亲的打算去当教士,而是一度在村子里游手好闲,有时帮当地的公证人做书记,或是在葡萄园中和田地里帮工什么的。

到了20岁,伯纳德·弗朗索瓦便远走高飞了。他来到巴黎,本打算在这里开拓出一片天地。可是光有理想没有实际行动的他只是盲目地闯荡,毫无成就。后来他在所居地声称自己曾在路易十六的王室顾问处担任秘书,可事实并非如此。法国大革命时,他倒是曾在巴黎市的革命议会里任过一官半职,这使他攀上了不少有用的关系。他就这样含糊地混了30年。

到了50岁,伯纳德·弗朗索瓦总算脱胎换骨了,由一个一文不名、好动又雄心勃勃的小伙子变成了备受尊敬的市民,成为社会中有着体面身份的诚实的一员——巴黎一家银行的秘书。现在,他总算有了稳定的职位和一点小资产,俨然一位绅士,是时候该讨个老婆了。51岁的伯纳德·弗朗索瓦看上了银行里一位上司的女儿安·夏洛蒂·罗拉·萨兰比尔,这位小姐比他小了足足32岁。安·夏洛蒂是个爱浪漫的人,且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婚姻方面她完全听从父母的意见。而她的父母觉得伯纳德·弗朗索瓦虽然年纪大了点,但是很有经济头脑,是一个值得一钓的金龟婿。二人的婚事就这样敲定了。

婚后,伯纳德·弗朗索瓦觉得已经成家立业还要受雇于人,不免有损尊严,而且这份薪水也实在不够挥霍。他预见到战争会给他带来不菲的财富,而且有新婚妻子的丰厚嫁妆做靠山,遇到“万一”还可以应急。于是他便动用了一些旧日的关系,移居到图尔,出任第二十二师的联合勤务部长。这一时期,善于经营的伯纳德·弗朗索瓦早已把自己的普通农民的姓氏——巴尔萨改为了古骑士姓氏——巴尔扎克。

而我们的主人公就是在这期间诞生的。出生后,伯纳德·弗朗索瓦将孩子取名为奥诺雷·巴尔扎克。而此时的巴尔扎克家已经兴旺了,图尔的高级中产阶级也都接纳了他们。联勤部长的职位真的给伯纳德·弗朗索瓦带来了不菲的收入。在小奥诺雷出生不多久,巴尔萨家便迁出了初来此地时居住的狭窄街巷,搬进了宽敞明亮的宅子。1814年之前,也就是在拿破仑的黄金时代,巴尔扎克家一直都在当地过着令人羡慕的富裕生活,他们有私人用的马车,还有众多仆从,俨然已经混入了上流社会。而社会的上层人士,甚至贵族,也的确常常邀请这个农民出身的人来家做客。这些名流知道伯纳德·弗朗索瓦出身寒微,可他们并不介意。

伯纳德·弗朗索瓦成天快快活活的,体格壮硕,对自己和自己的成功都很满意。他十分精明,尽管年头屡变,他又支持过国王、皇帝或共和国,却不会遭到池鱼之殃。他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可是他却涉猎广泛,他阅读过各种各类的书籍,懂得不少方面的知识,甚至还写过一两本小书。他总是有一副尽情地享受生活乐趣的样子,有着极强的意志力,也使得他的儿子在笔下开创了千万种的人生。

如果说巴尔扎克在文学创作方面遗传了父亲的说故事的能力,那么他从母亲那儿遗传的便是敏锐和多愁善感的内心。婚后的安·夏洛蒂总是快乐不起来,她觉得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爱,没有得到足够的尊敬,家里也没有任何人给她带来足够的光荣。她不停地埋怨,埋怨丈夫对她不够重视,埋怨孩子们对她伟大的自我牺牲不够感激。直到巴尔扎克临终之时,她还对她已经举世闻名的儿子进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抱怨和挑剔,以自己的“好意”来折磨他。

安·夏洛蒂虽然有着中产阶级女子的理想主义的一面,但婚后,她的这种光彩很快就被她与生俱来的对金钱的倾慕所掩盖了。她觉得教养孩子,就是教导他们“花钱罪恶,赚钱光荣”的德行。巴尔扎克家的孩子们从小就受到她对于金钱方面的敦促。甚至长大成人后的巴尔扎克仍不能忘怀,一听到母亲的声音,他就吓得要死。

在巴尔扎克刚出生后,安·夏洛蒂便迫不及待地把他送出家门,好像在他还没来到人间的时候,她便已经开始厌弃他了。巴尔扎克被交给一个宪兵的护士太太抚养,直到4岁。接着,安·夏洛蒂又把他寄宿到另一个陌生人家里,只允许他在星期日回家。而且即使回来,巴尔扎克也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他的父母不许他同弟妹们玩耍,他也没有自己的玩具,也从没收到过礼物。在他生病的时候,没有父母在床边守护,他从没听到母亲用温柔的语气对他说过话。每当他试图靠近母亲想要得到拥抱时,便会得到一声严厉的呵斥,好像他的行为有碍观瞻似的。安·夏洛蒂对长子巴尔扎克和长女罗拉十分冷淡疏远,可是对较幼小的劳伦斯和亨利却娇宠疼爱,其中原因不得而知。

巴尔扎克就这样长到了8岁,便又卷起了铺盖。1807年6月,巴尔扎克进入旺多姆的教会学校寄读。根据校方的记载,就读期间他曾患过天花,但无有害的后遗症,性情活泼、好动,容易过分激动,偶尔会发烧。在同学们眼中,他是个大块头的孩子,长着胖乎乎、红彤彤的脸孔。

巴尔扎克所寄读的那所学校高墙耸立、管理森严,从外观上来看就像个监狱似的。从走进校门的那一天开始,巴尔扎克便与其他二三百名学童一样,接受严格的修道式生活的训练。他们没有假日,家长只在特殊情况下能够获准探望自己的孩子。在这所学校的那几年里,巴尔扎克几乎不曾回过家,因而日后他笔下的路易·朗倍尔便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学校里的费用包括学费、膳食和衣服,比起其他学校少了很多,因此孩子们总是在日常生活上缺这少那的。像巴尔扎克这样没有父母送御寒衣物的孩子,冬天手脚便会长出冻疮。巴尔扎克(或说朗倍尔)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极端敏感,他有着天才的特性并且那么与众不同,因此比起他的村野同学,他所感受的痛苦也更深刻。

在课堂上,这批严厉的教士们觉得巴尔扎克的拉丁文老跟不上,他的词汇太少,又没有一点就通的聪慧,而且他们发现他总是不专注,对课程提不起兴趣。殊不知,他们眼中呆笨木讷的孩子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觉得功课太容易、太无聊了,而他的懒惰,也只是脑中塞满了各种想法而导致精疲力尽罢了。

在巴尔扎克十二三岁时,有件令他惊喜万分的事情发生了:这所公益学校里的图书馆馆员允许他在空闲时拿他所喜欢的书去阅读。这些书如同为巴尔扎克荒芜的心灵沙漠引入了一股清泉,滋养着他的心灵净土。与学校困兽般的管理和教育方式相比,书的世界才是他真正想要的理想世界。

巴尔扎克从此贪婪地阅读着宗教、历史、哲学和科学方面的书籍,因而奠下了博闻强识的根基。他的确有阅读和学习的天赋,书中各式各样的事实和细节,经由他惊人的敏感和快速的记忆,牢牢地印在他的大脑里。

教会学校里有位老师对当时为人所误解的两位学者有关“意志”的理论极为醉心。他曾就这个问题对学生们发表过意见,因而唤醒了巴尔扎克立誓做“心灵学家”的雄心。巴尔扎克第一部小说《驴皮记》里的主角也曾写过一篇《意志论》。虽然12岁的他未必真能理出《意志论》中的思绪,但他对心灵、肉体间,精神、物理关联作用的研究绝不是突如其来,这些源自他的童年时代的学习。终其一生,巴尔扎克都为心灵现象着迷。

在学校里,巴尔扎克必须熟读拉丁文文法,可是他仗着天资聪颖,瞄上一眼即可记住一页,所以上课并不肯用心。遇到老师叫学生起来背法文、拉丁文或复诵文法规则时,他只消听一下,便能照背不误;不过,老师若是先叫他起来背,那就惨了,因为他根本不晓得老师教的是什么,于是,这位小天才便经常挨打。

他所受到的惩罚越来越严厉,后来甚至有教师用棍棒打他的屁股。14岁的一天,巴尔扎克突然崩溃了,不过这使他得以提前离开这座童年时代的监狱。自出生后就几乎没有和家人生活在一起的巴尔扎克终于回到了自己做梦都渴望的家。但家人发现他从里到外都似乎变了一个人,原先那个好脾气的、高大健壮的圆脸男孩变成了形容枯槁、高瘦的少年,他的脸上嵌着一双大而空洞的眼睛,好像随时都很惊恐似的。有人问他问题,他好像都听不到,在家人眼里他就像个梦游者。他母亲对他这种冷漠的外表很生气。但在巴尔扎克的生命中,继承了太多父亲的活泼个性,于是不久以后,他又快活、多话起来,多到叫他母亲生厌。

家人为了弥补他所欠缺的教育,又把他送到图尔的文法学校去就读。1814年底,巴尔扎克举家由图尔迁至巴黎,他则进入利辟特先生的寄宿学校。这位利辟特先生是伯纳德·弗朗索瓦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结交的朋友。在这所学校中,巴尔扎克仍有被家人遗弃的感觉,因此在《驴皮记》里,他又把小时候的自己投影在拉斐尔的身上,借着他说出以下的话:“我父亲从未给过我零用钱……以为我有吃,有穿,肚子里又塞满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就十分满足了。我认识无数个学生,却没发现有哪个孩子的双亲对孩子是像这般全然不顾、不闻不问的。”

巴尔扎克一直不能袪除内心的反抗,因此也一直不能做个“好学生”,于是他的父母又把他送到另一所学校。可是他在那里仍然没有表现得更好。在35个人的一个班里,他的拉丁文竟排第32名,他母亲不禁怀疑,难道这小子真是没出息的笨蛋?因此她即刻修书给17岁的儿子——

我亲爱的儿子:

我找不到足够强烈的字眼可以向你描述你让我多伤心。你真是让我太不快乐了。甘瑟先生告诉我,你的翻译成绩掉到第32名了!他告诉我,几天前,你又调皮捣蛋。

……你不用功,你顽皮任性,你不花心思在功课上,你逼得我只好让你去受惩罚。现在我的心是多么空虚!

虽然母亲终日哀怨、担忧,巴尔扎克终究还是完成了学业。1816年11月,他成了一名法律系学生。本来他想摆脱学校,独立自学,这样可以随意支配自己的时间,然而他的父母却觉得年轻人去受教育、深造是理所应当的,但更要有能力赚钱,才能出人头地。他该赚钱去!白天偶尔去上上课,晚上念些《法律大全》也就差不多了,所以白天也应当找份职业做做。因此,巴尔扎克一边在大学里求学,一边还得辛苦地为一位律师梅维尔先生办事。这位梅维尔是他衷心感激的第一位雇主,也是在他后来的书里留名万世的戴维尔。这位先生很有眼光,十分赏识这个办事员的资质,并和巴尔扎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两年后,巴尔扎克又被介绍给另一个公证人巴瑟,他是巴尔扎克家的世交。不久,巴尔扎克就与这位可敬的公证人成了伙伴。在巴尔扎克的父母看来,他们的儿子目前令他们很满意,他们似乎可以预见到他光明的未来:等巴瑟老了、死了,巴尔扎克便可以独撑起他的业务,然后巴尔扎克会结婚——自然是做有钱、有地位人家的女婿啰。这样才能光耀门楣。

虽然多年寄宿在外,但毕竟巴尔扎克的家庭来往皆无白丁,这或多或少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于是巴尔扎克对自己的姓名逐渐在意起来。人们一定觉得,像他这样的天才,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想象构筑属于自己的世界,才不会患得患失地去计较生活中那些无关痛痒的琐碎事情。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对自己的姓名可是一点儿也不马虎的。将近30岁时,有一天,他宣称他的名字不是奥诺雷·巴尔扎克,而是奥诺雷·德·巴尔扎克,他表示自己拥有贵族的资格与权利。在当时,姓氏前冠有“德”字,表示曾受王室晋封。也许只是他父亲在开玩笑时吹过一次牛,说自己家族与古代的一个骑士家族是远亲。可是在巴尔扎克的想象里,却把它当真了。自此以后,他在信末、书上都签下“德·巴尔扎克”的姓氏,并在马车上绘着古代巴尔扎克骑士家族的徽记。有些同事讥笑他是自封的贵族,他却坦然自若地说:“早在我出生之前,我的父亲就有官方的文件,证明巴尔扎克家是贵族的后裔。”

事实上,“巴尔萨”才是巴尔扎克祖先的真正姓氏,而不是“巴尔扎克”,更不是“德·巴尔扎克”。虽然并无哪个法国国王册封他或他的先人为贵族,然而当后人被问及法国最伟大的小说作家是谁时,总依着巴尔扎克的意愿回答说“奥诺雷·德·巴尔扎克”,而不是“奥诺雷·巴尔扎克”,更不可能是“奥诺雷·巴尔萨”了。

职业诗人的梦想

多年来一直听从父母安排的巴尔扎克,虽然拥有了一份很有前途的职业,但他过得并不快乐,这些年来一直受压抑的心中突然重新燃起了叛逆的火焰。1819年春季里的一天,巴尔扎克忽然从办公椅上一跃而起,抛下案头的工作甩袖离去。这样没有自由和快乐地按照父母的命令和安排活着,他受够了。他终于勇敢坚决地对家里宣称:他不要做律师、公证人或是法官,他不要从事什么中产阶级的行业。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当个作家,要凭借伟大的作品来获取自立、财富和名声。

巴尔扎克突然宣称要放弃一份有保障的事业,让这个没有防备的家庭十分震惊。作家?这个工作将来会得到稳定可靠的收入吗?对未来的生活有任何保障吗?父母一再劝说巴尔扎克,文学和诗歌这种东西,是那些拥有漂亮城堡的贵族们可以接触的玩意儿,要不就是四处流浪的吟游诗人,难道没有名正言顺贵族头衔的巴尔扎克要放弃前途无量的体面职业而去做吟游诗人吗?他们的担心也不是多余的,因为他们的确未曾见过这个总是心不在焉的小子在文学方面爆发过值得人注意的天赋,他们没见过他写过什么文思顺畅的文章,他又几时有诗歌在当地的报章发表过?在每个学校里,他的成绩都是垫底,拉丁文考过32名,商业经营中所需要的数学就更别提了。

最糟糕的是,巴尔扎克偏偏选了父亲经济状况发生变动的节骨眼上来提出做文学家的鬼想法。波旁王朝复辟使欧洲的纷扰结束,也挖断了拿破仑这棵战争的摇钱树,一些发国难财的人顿时失去了发财的机会。巴尔扎克的父亲原先8000法郎的高薪一下减少了很多,并在银行和投资事业的肃清行动中损失了不少。家里人其实还可以舒服地过日子,也留有一些钱应急,可是像巴尔扎克家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却以为既然收入减少了,那便应该加倍节俭。于是一家人离开巴黎,搬到20公里开外的生活水平较低的地方去安家。在这里他们可以降低生活质量而不用担心会引起别人注意。一切安排得好好的,但万万没料到那没脑筋的儿子居然在这时突然要当作家,并且还要家里出钱来支持他的不务正业。

巴尔扎克的父亲倒是很镇定,他只是低声地说了句:“有什么不行?”与巴尔扎克最亲近的姐姐罗拉对诗歌颇为喜爱,也站在他这边支持他。然而被生活琐事纠缠得日渐庸俗的安·夏洛蒂却认为这是天大的不幸。如果让亲戚们知道了她的儿子没有稳定体面的工作,反而要去写文章,投稿给报社,这叫她如何在亲朋好友面前抬得起头?她在他身上花了那么多钱,岂是让他做无业游民的?

但是,安·夏洛蒂却没想到,她的这个好脾气、随和的儿子为了坚持做“无业游民”,竟然首次不听自己的劝阻,根本无视她的眼泪、哄骗和歇斯底里的哀嚎,他就是要当大作家,不要当公证人。

安·夏洛蒂的绝望不难想象,一向喜欢自作主张地操控家里每位成员的她,这次竟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失败。

既然好话说尽,百般的恳求都打动不了那坏小子,安·夏洛蒂便改用智取,跟他长期抗战,一定要饿他个半死不活。她亲自陪他到巴黎去租房子,表面上是说为了他好,可是她选的却是最差劲、最破败、最不适于居住的房间,巴黎的贫民窟还要比那好些。她的计划就是软化他的决定,再击溃他的意志。

日后,巴尔扎克曾在一封信中悲苦地呼喊:“我从来没有过母亲。”

巴尔扎克天性善良,可是他总无法忘却小时候所受的冷落和忽视。当他的头发也已经斑白,都还在责怪母亲无情,另一方面他又不肯和她决裂。

巴尔扎克坚定地与家人奋战了几天,最后全家终于达成协议:巴尔扎克可以照自己的意愿去做,父母支持他两年,两年期满,如果还没有成为著名的大作家,他就得乖乖地回公证事务所,否则,就会失去家里的支持。每月家里给他120法郎,让他去追寻属于自己的可笑的理想。就这样,巴尔扎克搬进了莱斯杰奇耶街的九号房子。为了掩饰儿子离家赴巴黎,安·夏路蒂告诉亲友说,他因健康的关系,到南部一个亲戚家休养去了。她期望儿子早些悔悟,不要再让愚蠢毁了自己的名誉和婚姻的前途,并连带失去了法律主顾。

巴尔扎克离家后的落脚地,现在早已拆掉,但它的描述却留在《驴皮记》里。

走过五段阴暗、有异味的楼梯之后,是一扇由几块木板粗陋拼成的烂门,门后是低暗的阁楼,冬天冷夏天热。每个月的租金是5法郎。

这个顶楼四壁污黄,散落着一片凄惨。屋顶几乎斜到地板上去,从疏落的屋瓦间望去,天空隐约可见。晚上点灯又要另花3个苏(法国昔日一种货币)。我穿法兰绒的衬衫,因为我付不起一天两个苏的洗衣费。我烧煤取暖,一天约需两个苏。

……所有这些花费加起来不超过18个苏,还给我留下两个苏做不时之需。每日清晨,我自己到圣米歇尔广场的泉水处取水。在如教士般独居的前十个月里,我便这样地在贫困与遁隐中度过,是自己的仆人。

在这间阁楼里,巴尔扎克只有一些必不可少的家具,而且都是从家里杂物间搬来的。他的床是由硬板铺就的,“像一个惨不忍睹的支架”,一张小橡木桌子上头覆着破烂的皮革,还有两把椅子。这些就是巴尔扎克的全部家当。他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租一架小钢琴,但是家里不准。过了几天,他写信回家,要家里寄来一双白棉布的长筒袜、一双灰毛线袜和一条手帕。当他给自己弄来一面四方镀金的镜子时,母亲便怪他花家里的钱过奢侈的生活。

生活虽然清苦,巴尔扎克的想象力却没有受到抑制,反而更加活跃。他的眼光能赋予最朴实无华的事物以鲜活的形象,并将丑恶提升。从他这间简陋的屋子向窗口望去,便可看到巴黎灰暗的屋顶,可是这样阴沉的景象也能带给他安慰。他在《驴皮记》里这样说道——

我记得自己是多么快活地将面包浸在牛奶里,坐在窗前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我游目四顾这一片棕、红和浅灰的瓦顶或石板屋顶覆着青苔藓的景致……我看到一位老妇人清晰而勾曲的鼻子侧影,一位年轻女子在梳妆,并不知道有人在看她。我只能瞧见她姣好的眉毛和长长的发辫……我细审着那些苔藓,它们的颜色经雨而鲜明起来。白日的诗意如风驰电掣,雾水的忧伤、太阳的突然升起、夜晚静寂的迷魅、日出的奇幻、烟囱的炊烟……都是我所熟悉、使我快乐的。我爱我的囚牢……

遇到晴朗的好天气,巴尔扎克唯一能尽情享受却不需花钱的便是沿着林阴大道压马路,一路徒步到圣安东尼郊区。路程虽短,却充满刺激。

辛苦获得自由之后,巴尔扎克亲自动手刷墙,在污渍斑驳的墙上贴上壁纸。他把自己带来的书整理好,并到图书馆去借了一些,又准备了成沓的白纸、几支笔以及蜡烛和灯油。陋室里的书、街道上的行人和洞悉一切事物的眼睛,构成了巴尔扎克自己的世界,他开始写作了。

现在万事齐备,只是我们这位满怀希望的作家,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写些什么。他要当作家,只是直觉而已。他还未明确地打定主意,究竟是做哲学家、诗人、小说家、戏剧家,还是科学家?可是,他说:“我觉得体内有个信念,我有思想要表达,有一套体系要建立,有一段科学要阐释。”但是什么思想、什么体系、什么类型的文学才是他所贡献的才赋呢?他看了看自己带来的文稿,都是些鸡零狗碎的片段。他该怎样开始?

巴尔扎克的当务之急是先完成一部作品,获得一些收入,好使他能够脱离父母而独立。于是,他打算从哲学作品入手。巴尔扎克钻进浩瀚书海中,找寻写作的题目,并学习他人的写作技巧。

两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写一部哲学作品的计划搁置了,因为它费力而难讨好。写小说,他又感到力不从心。余下便只有剧本了。当然,必须是一部历史的、新古典派的戏剧,像席勒所写的那样。他在图书馆里来回翻找,他一定要有个题目。

1819年9月,巴尔扎克写信给罗拉——

我已决定选“克伦威尔”做题目,因为他在近代史中提供了最好的材料。我已经沉浸在其中,几乎对其他一切都失去了知觉。意念不断地在我脑中积聚起来,可是我却一直因为缺乏写诗的才情而遭到阻碍……我至少还需要七八个月的时间,来把这出戏写成韵文,还要斟酌审度我的意念,然后再整饰全部。伟大的拉辛花了两年的时间来润饰《费得尔》。两年!整整两年啊!想想看!

但是,现在他已经后退无路了。他“必须在妈妈来之前有点东西给她看”。

巴尔扎克夜以继日地坐在桌前写着,常常三四天都不离开房间一步。即使出门,也只是去买必不可少的食物和提神的咖啡。冬天渐渐地来了,在通风而无取暖装置的顶楼上他怕冷的手指变得麻木,无法握笔写字。然而他强悍的意志并未屈服,他依旧坐在桌前,脚上盖着父亲的旧毛毯,肩膀上围着他从姐姐那儿求来的旧围巾,头上戴着他求母亲给他织的帽子。为了省下些昂贵的燃料,他只能躲在床上工作,一待就好几天。使他烦恼的是,白日变短了,下午3点钟就得点起灯,这样又要支出额外的灯油费。不然,他倒不在乎日或夜,因为日、夜他都能工作。

这段时日里,他没有半点娱乐,他上不起饭馆或咖啡厅,也没有一丁点儿的闲暇。他天性胆怯,不敢去找女人。在各个寄宿学校里求学时,他就知道自己笨手笨脚。他不会跳舞,没学过怎样与人交往,而且由于父母的节约,他的穿着总是称不上得体,更不要说考究了。现在,他正值成人阶段,除了不注重穿着,他的外表也不讨人喜欢。一个与他熟识的人这样说:“他的体格粗短而厚实,黑发杂乱不整,五官瘦削,嘴大,牙齿参差不齐。除了那双闪烁着智慧之光的小眼睛,他真是丑得可以。”

当时只有一个人偶尔对这个孤苦的心怀作家梦的青年特别照顾,他就是巴尔扎克家的一位老友,巴尔扎克家的孩子们称他达勃兰叔叔。他是位五金批发商,对这个穷困却对文学抱有远大志向的世侄给予过不少关怀,巴尔扎克的一生都与达勃兰叔叔保持了这段情谊。

达勃兰叔叔虽然只是个城郊的小生意人,却深深地敬仰文学。一天的生意结束后,他常会带着这个年轻的作家一道去看戏。这样的夜晚,是巴尔扎克在身心方面唯一的兴奋剂,为此,他深深地感激达勃兰叔叔。

达勃兰叔叔每周都要爬上五楼来和巴尔扎克研读拉丁文。巴尔扎克在他身上发现了中产阶级的小人物心中所潜藏的道德力量,这是与他自己家里截然不同的。后来,在《赛查·皮罗多盛衰记》里,巴尔扎克赞颂这位诚实的老百姓,并特别感激他“同情的内在力量”。叔叔凭着直觉,早在10年前,就比全世界的所有人先发现巴尔扎克是个天才。

达勃兰叔叔偶尔能够消解巴尔扎克外在的孤寂,却无法减轻这位文坛新秀内心的彷徨。巴尔扎克不断地问自己:“我有足够的天分吗?”他又在信中求姐姐不要给他同情的赞誉,要她永远别说“那样很好”!而是必须指出他的缺点,把称赞留在自己心中。

有时,巴尔扎克觉得自己的《克伦威尔》好极了,有时又绝望地感到自己毫无天分。他创作的悲剧剧情越接近完结篇,他的疑虑也就越深。

不幸,巴尔扎克无人指引,走错了方向。他既不知这世界运行的方式,又不懂舞台技巧,却偏偏写了出悲剧,还是押韵的诗剧。他本没多少写韵文的天赋,因为他的想象会从一个联想跳到另一个联想,而不能止住,使他无法写出精巧的音韵。拘谨的诗裁形式阻碍了奔腾的思绪,他模仿古典作品而写的悲剧显得冰冷、做作,而且空洞。

但是,巴尔扎克可没有时间分析自己的性质,他急着要把悲剧写成,看看命运究竟怎样答复。经过4个月亢奋的辛苦工作之后,草稿于1820年1月里完成,然后在朋友家中作最后的润色修饰。5月,他终于又回到了家。

巴尔扎克的父母焦急而好奇地等着他们的问题儿子和他的杰作。这时事情转变得稍稍对他有利了。家里的经济状况改善了些,家里的气氛也较以前愉快,因为他喜欢的姐姐罗拉刚同一位贵族出身的富有工程师结了婚。同时,巴尔扎克能够备尝艰辛、俭约刻苦,不但连一个苏的债务都没有,而且还带回了2000行的作品,家里不免对他另眼相看。这是巴尔扎克一生中首次被父母如此看中。

全家为了检验巴尔扎克的成果及其是否有当作家的天赋,决定在5月里举行一次公开朗读。当天,巴尔扎克一家郑重其事,安·夏洛蒂除了请来了娘家人和新姑爷德·苏维尔之外,还特意请了有影响力的医生朋友和达勃兰叔叔。这场奇特的首演就安排在家中的客厅里进行,整个朗读仪式进行了三四个小时。

所有在场的亲戚、朋友都对刚刚听到的东西感到莫名其妙,他们甚至无法解释,是自己欣赏水平不够,还是这作品真是冗长乏味、糟糕透顶。德·苏维尔见到大家不知如何是好,就建议把稿子再送去给一位真正有能力的权威过目。他认识一位在法兰西学院里担任教席的文学史教授。于是,巴尔扎克的首部诗稿便送到了这位教授手中,教授先生阅过稿子以后,认为它不成气候,但是他不愿武断地否定巴尔扎克在文学方面的才华,于是他礼貌地写信给安·夏洛蒂,告诉她:他并不想让她儿子气馁,但是,他以为巴尔扎克若是不写什么悲剧、喜剧,他的时间可以用来作更有意义的努力。他还说:“如果他肯来一趟,我很乐意告诉他怎样运用他的时间和精力,我以为不必非以诗歌为职业不可。”

《克伦威尔》虽然失败了,巴尔扎克却仍然觉得自己应该是个职业诗人。他不想去找工作,他觉得自己会像马戏团里的动物一样迷失在工作里。毕竟,两年的尝试时间尚未期满,他还有一整年的时间。怀着不屈的精神和坚强的决心,巴尔扎克再次回到了自己的那间阴暗冰冷的小囚室去了。

魔鬼契约

《克伦威尔》以失败完结,但这并没有动摇巴尔扎克从事文学创作的热忱和决心。一个了解自己内在力量的人是承受得住重大打击的。巴尔扎克把《克伦威尔》塞进抽屉,再也不看它一眼。

但首次创作的失败多少减轻了些巴尔扎克骄狂的气焰。他现在面临的是如何马上摆脱对父母亲的依赖,不用将每个苏的用途都一一向父母汇报,不用再乞求他们施舍。旷世杰作和永垂不朽可以稍后再说,如今当务之急是写出一些能赚钱养活自己的东西,什么品质、价码都行,巴尔扎克下定决心,要写可以快速成功的东西。

巴尔扎克翻阅了很多图书和资料,最后发现写小说最能一步登天。这时,源于英伦三岛的小说写作之风正席卷着整个欧陆。在拿破仑连连征战的年代里,人们生活在终日紧张的氛围里,自己尚且无暇顾及,更无心力去感受小说里虚构人物的遭遇。等到波旁王朝复辟,和平再度降临人间,大众又再觉得他们的灵魂需要别人的奇遇来刺激,以求亲身经历一下恐怖与近于病态的多愁善感的情感。群众都非常渴望一睹那些刺激的、浪漫的、传奇性情节以及外国人的小说。于是许多刚开业的阅览室和出租书籍店很快便已经满足不了大批文学爱好者的需求了。

现在,属于那些作家的黄金般耀眼的时代终于来临了。很多作家将海盗、贞女、眼泪、毒酒、血腥、花香、巫术与爱情等素材糅杂在一起,再将它们置于一个宏大的富有罗曼蒂克的历史时代,竟然吸引了广大的读者群,这类小说在当时风靡一时。在当时,很多诗人出身、对于作文与字斟句酌的技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的文学家在这时大展身手,像维克多·雨果和德·维尼等。而此时的巴尔扎克却仍在蹒跚学步而已。

巴尔扎克先后写了两本小说,都是依照当时一些最低劣的小说的历史背景照葫芦画瓢,其中主要人物都是千篇一律的女巫,其次便是诺曼底人。

巴尔扎克再次承受了失败的打击。悲剧既未写成,小说家也没当成,一年又过去了,1820年底,父母通知他,必须于翌年1月份之前搬出他所住的那处房子,并且结束他的涂鸦,也是该停止花父母的钱,开始赚钱给自己花的时候了。

在那间囚室般的房子里,巴尔扎克极力节缩,忍受饥饿和寒冷,为的只是能够自立,结果却是徒劳无功。现在只有奇迹出现才能救得了他。而奇迹在这时候恰巧降临到他身上。

一天,一位穿着剪裁合体、干净整洁的青年来找他,这位风度潇洒、言谈举止得体又风趣幽默的青年想要买巴尔扎克那双写作的手。这个青年与他年龄相仿,名叫奥古斯特·勒·波阿特凡·德·莱格勒维耶,从名字看得出他有着贵族的血统。两人大概是在图书馆、出版商的办公室或是食堂里认识的。勒·波阿特凡出生于演员家庭,从小没有受过什么文学的熏陶,他本人也没有什么文学天赋,但他见多识广,为人机敏。他已经找好了一个出版商,帮他出版一本名为《两个布列塔尼家族》的小说,小说东拼西凑地已近完成。出版商付了800法郎现金给他,在2月里便要以“奥古斯特·德·维耶勒格莱”的笔名出成两册书。

或许巴尔扎克向新朋友吐过苦水,怨叹自己时运不济,或许勒·波阿特凡告诉他,运气欠佳是由于他的文学抱负太高,艺术良心同写作有何关系?干吗把事情看得那样认真?倘使巴尔扎克愿意,下一部小说两人不妨合作,或者,两人共同把情节拼凑出来,内容可以让巴尔扎克自己去写,因为他的文笔和写作技巧比自己要好,而且写得也较快。勒·波阿特凡则负责其他有关事宜。巴尔扎克若是同意,他们便可马上开始合作,所得利益两人平分。

这种建议无异于是堕落的引诱。这意味着定期交书,每本书的页数是固定的,并与一个全无道德原则和艺术抱负的伙伴合作。这跟他往日的梦想多么不同,简直是埋没他的天分,可是巴尔扎克别无选择。他的囚室住处即将要空出来,如果又不能带着用笔杆赚得的钱回家,父母定然不会再给他第二次获得自由的机会。于是,他与引诱他堕落的魔鬼签订了契约。

两人合作的第一部小说叫《查理·保恩丹》(又名《我的左撇子老表》),大部分由巴尔扎克执笔,而标题页上却没有他的名字。至于这家小说工厂以后的产品,则由两人共同以A·德·维耶勒格莱以及卢诺爵士(奥诺雷的名字倒写)命名。

就这样,巴尔扎克出卖他的艺术、他的文学抱负和他的名声。为了自由,他把自己当做仆役出卖给了别人。

交易完成,巴尔扎克返家度假,住进姐姐罗拉婚前的寝室。在这间小屋里,他日夜不停地写,勒·波阿特凡则负责小说的推销。

第一次的合约上,说明第一本书出来后会付给巴尔扎克800法郎,以后就很快地升为2000法郎由两人平分。家里见到有人肯买巴尔扎克的东西,颇为满意,不再认为他所选的行业荒唐了。可是他的母亲却把设在家中的这个小说工厂看做是家里的事情,他母亲和他姐姐都自认是他的合作人兼批评者。家里的气氛教他越来越不能忍受,最后,他唯一的愿望便是在巴黎有个房间,可以自由自在、不受拘束地写作。

为了独立,他像奴隶般卖命地工作。平均一天下来他可以写完一整章。他从半夜到第二天中午工作,专心修改稿件和写作,在椅子上一坐就是12个小时。然后,从中午到下午4点阅读各种报刊,5点用餐,5点半才上床睡觉,到半夜又起床继续工作。每隔三天他的墨水壶就得重新加满,并且报销10支笔。他拼了死命毫无节制地工作,连母亲都被他吓坏了,说他工作得像个野人了。他工作起来精力无穷,这种浑然忘我的精力后来震惊了文坛。

1821年年底前,他完成了《查理·保恩丹》《毕拉格的女继承人》两部小说。1822年2月,另一本四卷的小说《让·路易》也接近尾声。他很快地又开始另一部小说《鞑靼人》。但在1822年他们的合作作品出版后,作者的名字仍是A·德·维耶勒格莱,而真正的作者卢诺爵士反而只字未提。其后合约终止,巴尔扎克便将工厂里的产品,以自己的笔名出版。他告诉姐姐说:“今年年底之前,我希望已经赚有2万法郎作为我财富的基石。”他还说:“卢诺爵士不久将成为全世界最多产的作家、最可人的伴侣,淑女们将把他当成眼中的苹果那般钟爱。然后你的小奥诺雷将会坐在自家的马车里,一路滚滚而行,口袋里则满满的都是钱,傲视着周遭的一切。他走近时可以听见人们喃喃的颂扬之声……人们会耳语说:‘那是苏维尔夫人的弟弟!’”

巴尔扎克与勒·波阿特凡合出了16到20册书之后,1822年,他还出了《美丽的犹太人》《两个伯林海尔人》以及《阿登的副本堂神甫》3部各有4册的小说。在后两本书里,他把笔名“卢诺爵士”改成了“荷拉斯·德·圣·沃班”。新卷标的价钱看涨了,原是每部小说800法郎同合伙人对分,现在只要每部出1500本,巴尔扎克就可得2000法郎。一年如果能出5到10部,再过几年,巴尔扎克就会富裕起来,那时便可永远脱离家庭的束缚独立了。

巴尔扎克以各种体裁、各种价码,为政治嫌犯、小出版商、狡黠的代理商和廉劣的货品写书及各式各样的宣传小册。他写了《论长子长女的权利》《耶稣会正史》两本小册子,一部叫《黑人》的通俗剧和《巴黎招牌小字典》等。

1824年这个一人公司为了迎合大众口味,改写所谓“法典”和“生理学”方面的东西。月复一月,他的磨坊里连连不断地磨出些“法典”来,如《君子宝典》《婚姻生理学》《出差办事员法规》《礼貌手册大全》等。这些书的利润极高,其中有些卖到1.2万本以上。虽然初出茅庐便如此高产,但这却是巴尔扎克最羞耻的几年,其间所写的一切,与文学或艺术全无关联,把它们和自己联想在一起,真会叫巴尔扎克脸红。

虽然最初或许只是为赚得自由而不得不采取的下策,可一旦身陷其中,习惯了写这样的速成品,巴尔扎克不免越陷越深。这样的狗屁涂鸦,用“出卖灵魂”这样可怕的字眼来形容最恰当。虽然在此期间他的《朱安党人》和《驴皮记》使他在法国文学界声名鹊起,但他却仍然时常为了区区数百法郎不惜牺牲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的尊贵身份,剽窃别人的情节、场景,把自己的零碎片段补进他人的小说里,作为自己的作品。他把窃来的材料压缩或扩充,加以改换或润色并使其现代化,不论哲学、政治或无聊的感官小说,只要有读者喜欢,只要能在市井流行,赚得来钱,巴尔扎克便会去写。

在这段时期里,巴尔扎克因为缺乏自信,沦为卑劣的小出版商手下的佣工。为了写刺激感官的小说,他的笔下肆无忌惮,却缺乏真情实感。为求大量生产,他学会了油腔滑调、赶速度与空洞无内容的写作,这样的缺点与恶习,日后终究无法从他的小说中完全剔除,以致永远影响到他的文体。

巴尔扎克的责任感觉醒太迟,由于他在具有决定性的成长岁月里曾对自己不忠实,而使自己的文字和文体留下缺陷,永远不能弥补。年轻的巴尔扎克在他紊乱的脑海里也依稀觉得自己是在湮没真正的自我。他给姐姐一本《让·路易》的小说时,特别叮嘱她:“这本书不得借给活在这世上的人,甚至不可拿出来示人,也不许谈到它,以免这本书流传出去,在将来某一天会坏了我的名声。”

因为姐姐罗拉婚后没有什么烦琐的家务要做,于是巴尔扎克竟建议让她来写《阿登的副本堂神甫》的第二部,不过他却向姐姐坦承:“把我的思想放在这些荒唐的作品上被低俗作践,真使我非常难过!”他一再坚持不懈地强调着:等物质条件允许时,便开始真正的写作。

这时,巴尔扎克23岁了,可是他却还未真正地活过或爱过。他从未享受过别人的尊敬和信任,也没有人曾伸手协助过他。他辛苦地工作,以求解脱目前这种被强迫工作的辛苦。他写就一部部低俗的作品,只为有一天不必再写这种低俗的东西了。他一分一毫地攒钱,不断地要钱,要更多的钱,是为了不愿再因为钱而受到逼迫。他把自己跟世界隔离,是为了要更稳靠地征服世界,并在这世界上留下不朽的名声。

在这时期里,他的写作虽尚未能显现出大艺术家的气势,但却展现了他不可忽视的巨大力量,这股力量使他描写出许多人物及他们的命运、风景、意念和梦想。他在自己的暗穴里疯狂地挣扎,想要奋力劈出一条通往光明和自由的道路。

“我从未享受过任何生命中如花朵般的快乐。我饥饿,却没有什么能满足我的渴望。但是那又何妨?我只有两样热烈的欲念——爱情和名誉,可是它们却迄今未得满足。”

小说家的初恋

巴尔扎克所憧憬的爱情和名誉一直以来也都只是梦想而已,还没有一样成为现实,尽管他卖力地写作,疯狂地努力,尽管他把姿态放得很低,想靠最不名誉的作品暂时换取一些财富,可也毫无所获。《克伦威尔》的稿子放在箱子里都发黄了,它夹杂在许多毫无价值的稿件中被遗忘掉了。他用假名所出版的那些毫无价值的小说问世不久就悄无声息了。在众多的法国作家之中,巴尔扎克的名字从来没有被提及过。没有人尊敬他的天才,更何况他自己呢。

这几年中,巴尔扎克被现实打磨得逐渐失去了勇气。他时常会情绪低落,尽管他明白自己和当时的文坛新秀比起来,在心智、知识、勤勉和努力等方面都略胜一筹。问题是,他不知道如何给自己勇猛向前的精神找到必要的出处。身为以艺术创作为生的人,30岁之前,他从来就没有做过任何一件需要他运用自己天赋的工作。同时,身为男人,他也不曾追求过任何一位女士。早年的巴尔扎克性格中带着一种几乎是病态的害羞。

年少的巴尔扎克躲着女人,并不是害怕陷入情网,而是害怕在女人面前暴露自己的天性。巴尔扎克不获女人青睐一点也不奇怪。“一个丑得可以的青年”是周围人对巴尔扎克的描述。他不修边幅,胡须不刮,鞋带又不系,即使是男性朋友都无法忍受他密而长的头发上厚厚的油脂和满口的烂牙以及快速说话时的唾沫横飞。图尔的一个老裁缝专门负责把巴尔扎克的父亲穿破了的衣服改给他穿,这位老裁缝在改制衣服过程中只顾得了让巴尔扎克牛似的脖子和宽厚的肩膀能穿下它们,却没法顾到他肥满的臀部,更无法替他裁出时髦的腰身,即使这样,巴尔扎克的生意常常令这位老裁缝叫苦连天。巴尔扎克自知他的短腿和浑身的笨拙劲儿,若是也学翩翩公子那样款步的姿态,一定滑稽透顶,因此他不敢涉足舞池等社交场所。这种自惭形秽的感觉也是他一心埋首写作的重要原因。巴尔扎克把他早年这种绝望的心情写在《驴皮记》里——

我的灵魂极力想要表白,却一再地受阻,它已经越来越退隐到最深处去了。我厌恶自己;我明白自己长得丑陋,心里羞涩。尽管内心里有个声音大声对我呼喊:“勇敢!加油!”而我却像个孩子,总是半信半疑。我有着远大而炽热的抱负,我相信自己命中注定要做大事,然而我也同时知道自己目前是无足轻重的。

……我遇到一批时髦的青年,他们自信地高谈阔论,坐在女人身旁口吐无意义的话语,一点也不拘束。这些人真令我艳羡……对我而言,获取权势和名气,似乎都不及赢取一位年轻、聪慧、动人而有身份的女士那般困难。

……那段日子里,有好些女人让我远远地崇拜着,为了她们,我可以赴汤蹈火。她们也可能把我的灵魂撕成碎片……我既不晓得怎样做无言的表达,又学不会空洞的演说。因此,最后只得把那团燃烧着我的火焰藏进胸中。所有的女人都待我不忠而又残酷。噢!我深深感觉到自己是为爱而造,是注定要让女人快乐的,可是却一个也找不着……我常常这么绝望,我几乎就要了结此生了。

在家里,巴尔扎克总在父母的监视之下,而在巴黎,他每月微少的零用钱,连最穷的女工也不愿跟他一起用餐。于是,巴尔扎克只有自我陶醉在有着甜蜜而多情的女主角的小说世界里。可是,这段困扰、痛苦和阴郁的做梦时期总会结束的,巴尔扎克再也忍受不了孤独了。他要真正地活,要去爱和被爱。被压抑的激情正像空气、水、火等一样,当压力达到极限时,它就要爆发。

此时,恰逢有一对德·柏尔尼夫妇在巴黎的居所与巴尔扎克家的地产相毗连,两家因而结成好友。加伯里尔·德·柏尔尼先生出身贵族,是总督之子,曾在帝国法庭任律师。他的妻子较他年轻许多,血统虽不如他高贵,但她父亲也是韦茨拉地区一个古老德国音乐世家的后裔,曾受法国皇后的特别庇佑,挑了自己一名侍女给他做妻子。

德·柏尔尼有间宽敞的乡间别墅,家中的7名漂亮的孩子使整幢房子显得生机盎然。巴尔扎克一家竭力讨好这位邻居,可是柏尔尼先生的脾气却越来越坏,倒是安·夏洛蒂和德·柏尔尼夫人年龄相仿,性情相近,因而成了密友。两家的孩子常在一起玩,巴尔扎克回家的时候,利用写小说的闲暇时间兼替弟弟亨利和柏尔尼家的一位与亨利年龄相近的孩子补习功课,顺便好多赚几文钱。

不久,巴尔扎克的父母便发现儿子的行为有些古怪。他们发现巴尔扎克总是有事没事便跑到柏尔尼家去,一待就是一个下午,有时甚至整个晚上都不归家。同时,他们发现巴尔扎克比原先在意自己的外表了,而且不像从前那般冷漠,显得和蔼可亲得多了。但他们并没有担心,觉得儿子大概在谈恋爱了,因为柏尔尼家有个漂亮的女儿爱玛纽尔。论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柏尔尼家都是不错的人选,如果能与柏尔尼家结亲,不仅将来的嫁妆一定少不了,而且家族的身价也会提升不少。想到此处,安·夏洛蒂总是满心欢喜。

但不幸的是,安·夏洛蒂完全猜错了。巴尔扎克与柏尔尼家的女士谈恋爱了不假,但对象不是那位美丽的少女,而是少女的母亲,那位年逾40,生过7个孩子的柏尔尼夫人。虽然这位母亲早已不应该成为普通青年爱慕的对象了,但她的女性魅力及温柔的母性却正是巴尔扎克所热切企盼的,这是自己的母亲一直未给予他的。德·柏尔尼夫人在巴尔扎克的生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大,她协助巴尔扎克塑造自己,她以关怀和尊重使他重拾正在消退的自信。巴尔扎克曾在一部作品中这样描述他当时的心情——

一个女人,声音如乐曲一般。一个晓得何时说话,何时沉默的女人:她的取笑倒像爱抚,她的批评也不伤人,她处理事情从不用吵吵嚷嚷的方式。她总是在适当的时候结束谈话。她总是温婉谦和,她的殷勤毫不做作。这个女人非常自然。这样的天使,你会爱她爱得疯狂,就算她犯了错,你也情愿认为她是对的。

对于巴尔扎克的爱慕,德·柏尔尼夫人也大为吃惊,尤其使她觉得为难的是两人年龄相差悬殊。她在给巴尔扎克的一封信里特别强调这点,她想把巴尔扎克的热情局限在友谊的范围之内。然而巴尔扎克已经决意攻克她的抗拒。这是巴尔扎克的初恋,他使尽了全力,为了自己的自信,他必须一击获胜。在强烈的攻势下,柏尔尼夫人最终接纳了这个年轻人的热情。

巴尔扎克首次在女人身上的成功,使他成长为真正的男人,他的自信心已经大胆地肯定了自己。他已经从父母的依赖中解脱,他生活的中心和焦点不再是父母的家,却是柏尔尼夫人的家。家中的恳求、怒骂和歇斯底里以及镇上的飞短流长,都阻止不了他的决心,他要自由而轰轰烈烈地把自己奉献给爱他的女人。

巴尔扎克对德·柏尔尼夫人的爱并未使他堕落,反而协助他找到了自己,解放了这位小说家。在德·柏尔尼夫人经验的指引之下,巴尔扎克成了真正的巴尔扎克。后来他承认:“她是我的母亲、朋友、家庭伴侣和忠言者。她使我成为作家。没有她,我无疑早已死去。当狂风暴雨要把我淹没时,是她将我拉出水面。我今后的生命,全要归功于她,她是我的一切。”

巴尔扎克和德·柏尔尼夫人的关系马上引起了人们各种猜测和鄙视的谈论。但这段感情还是持续了十年之久,虽然后来渐渐只剩下友情。巴尔扎克将有关她生前和死后的一切,组成了一首感激涕零的颂歌,她唤醒了巴尔扎克,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艺术家和创作家。

巴尔扎克一直认为他与德·柏尔尼夫人之间的这一段情谊是他一生当中得来不易的好运,她的出现是他事业上一种救赎和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她不仅解放了他,还让他找到自我。女人外表的美丽从来吸引不了巴尔扎克,他也不为青春所吸引,他甚至强调过“对年轻女孩深恶痛绝”,因为她们要求太多而给得太少。自这段感情之后,巴尔扎克所追求的女性,无一不具有这种保护、引导和协助的母性,这些女性也都比他年长。他的作品《弃妇》和《三十岁的女人》不只局限于他的小说,同时也是他自己现实生活里的女主角,她们都是对生活与爱情失望的成熟女性。她们原本对生活不再抱有期望,但后来都觉得能够再成为这位大文豪的伴侣和助手并被他所需要是命运的恩赐。

失败的创业史

巴尔扎克第一次的尝试已经获得了成功。他已经得到一个爱他的女人的协助,而由于她的这种帮助,他已成为自己精神方面的主人了。现在他只要再成为自己物质方面的主人,就可以开始他一直梦想的真正的职业了。

1824年冬天快结束时,有一天,巴尔扎克走进了位于圣安德烈艺术广场上的出版商兼书商于尔班·卡内尔的店里,想给他看一本自己最近写的一部名叫《汪——克罗》的小说。卡内尔十分殷勤地招呼了他,因为巴尔扎克所在的荷拉斯·德·圣·沃班的小说公司一向准时交稿,同时又能满足大众对犯罪、流血、感情纠纷和异国元素的需求,让他大有赚头。卡内尔先生接受巴尔扎克的稿子向来是二话不说的。

这天,卡内尔先生还向巴尔扎克透露了一些他的企业计划。市面上对法国的古典作品需求很大,像莫里哀的作品集等,不但册数多,而且占去普通中产阶级家庭过多的空间。如果将所有古典作家的作品汇印成集,每人出成一本,以小字印刷,每页分成两栏,再绘上些小插图,一定会很抢手。这个计划已经执行到最后的细节了,事实上,拉·封丹的文集已经完成得差不多了,现在唯一缺的就是一笔资金。

卡内尔先生只说出了自己的计划,巴尔扎克的思绪便已风驰电掣了,他似乎看到大众拥进巴黎和各地的书店里,争相购买《拉·封丹全集》。巴尔扎克写小说,一年大约有几千法郎的固定收入。可是自从获得精神上的独立以来,他对生活水平的要求也提高了。有位高贵仕女做情人可不能再住在阁楼上了,他开始嫌弃他现在所住的房间,觉得太狭窄了,配不上他的身份,同时他感觉整天埋首码字,靠一行行、一页页的字来卖钱,太廉价、太耻辱、太累人也太不风光。为什么不赌一把,弄好了可以好好捞他一笔。赚钱对于巴尔扎克而言,只是考验脑筋是否灵光,不管什么方法,只要是赚钱的点子,便谈不上耻辱。聪明人就该快速出手赚大钱。到那时,他便可以有本钱专心创作,并且可以在献给全世界人类的不朽作品上签上自己的大名了。于是,他略带青涩和不自信地对卡内尔说:“我愿出两三千法郎参加一股,而且还可以为这部文集写前言。”离去时,巴尔扎克觉得自己已经是位百万富翁了。

巴尔扎克从不会为了文学尊严而拒绝一桩买卖的机会。他随时准备做任何交易,只要能赚钱,图画、股票、房地产、建材等行业,他都可以涉足。他唯一的志向便是给他体内充沛的活力找到出口,助他一路向前。巴尔扎克到了30岁的时候还拿不定主意,究竟是从政呢,还是当个记者?就同歌德一般,曾经也对于当作家还是诗人,做戏剧家还是音乐家踌躇过很久。不过最后总有些机缘引导这些天才走上成功之路。对于巴尔扎克来说,在1830年至1840年间,若是让他选择在财务界大展拳脚,也许也会成为一位了不起的财政大臣呢。

巴尔扎克起先的投资约为1500至2000法郎,所获得的利润,其实不比他写一部速成作品的收入多。尽管如此,1825年4月,巴尔扎克还是与他们签订了合约。签约的共有四人,巴尔扎克除外,另有一名医生、一名领退休金的军官以及卡内尔。但到5月份,其余三个谨慎小心的伙伴都打了退堂鼓,只留下一直心怀富翁梦的巴尔扎克独撑大局。

结果,巴尔扎克成为《拉·封丹全集》的唯一所有人,而《拉·封丹全集》尚未付印,因此他必须支付全部的印制费用共9000法郎。这对他而言可是一笔巨额资金。早已没有了积蓄的巴尔扎克发起愁来。幸好德·柏尔尼夫人出手相救,为巴尔扎克提出了三张期票。

可是这件事情发生后,巴尔扎克没有吸取教训,有时他的性格真是很怪。按常理,他应该先等等看《拉·封丹全集》的销路如何,然后再决定是否应该去出版第二位作家的文集了。然而他的理智最终被他天生的乐观主义所击败,他不想只在一个小的局面中去开展工作。于是《莫里哀全集》便迫不及待地紧随着《拉·封丹全集》而出版了。两本书比起一本书来,也许更容易卖一点。他把一切商业上的顾虑统统抛掉,放开胆子干起来。

巴尔扎克又一次施展他软磨硬泡的游说功夫,使得他家里的一位德·阿桑维莱先生一下出了5000法郎帮他印刷了《莫里哀全集》。在前一本书还没有卖完之前,巴尔扎克又把从别人那里借来的1.4万法郎投资到自己的类似赌博的计划中。他急切地要求快点出版这两本书,以致奸猾的商人把贮存了很久都快发黄的纸张卖给了他,导致最终作品制作得十分糟糕。整个拉·封丹的作品都缩印在一个本子里,字小得连视力很好的人看了都觉得吃力。而巴尔扎克匆忙中完成的两篇序言也并未给这两本外表装帧并不好的书增加什么吸引力。

巴尔扎克想要一本万利,竟狮子大开口,把每本书的价格订为20法郎,这可把书商吓坏了。结果印出来的1000本书全部堆在印刷厂的仓库里,书店不要,大众也不要。到了年底,一共才打发掉20本。可是印刷商、装订商、制纸商都得现款付钱,不得已,他降价为每本13法郎,仍然无济于事。于是再减为12法郎,仍然无人问津。最后巴尔扎克只好以清仓的价格出清了全部存货,却不幸又上了一次当。经过一年的没命经营,他的创业终于以负债1.5万法郎失败告终。

任何人到了这种地步,一定会承认自己的失败。巴尔扎克却不肯,不但如此,他还把赌注加倍。他觉得他已经弄清楚了问题出在哪里。他总结得出:做生意怎么能光做出版商这一项呢!印刷厂多黑啊!因此,他决定由作品的创作到最后的出版,其间的一切事项都由他自己来做,这样他的能力才可发挥到极致。于是他决定设立印刷厂。德·柏尔尼先生听从太太的意思,替巴尔扎克写了推介信,分别给一位部长和警署署长,使巴尔扎克顺利地领到了印刷业的开业执照。

巴尔扎克在一条名叫“左岸”的阴暗狭窄的胡同的一栋房子的底楼发现了一处场地,很适合做他的印刷厂。他总共需要五六万法郎。

说来奇怪,巴尔扎克的父母这次居然没有反对,他们碰巧手头有点闲钱,便投资了1500法郎,同时在他们的担保下,一位朋友也出了3万法郎。巴尔扎克正式知会当地的相关部门,他已经设立了印刷厂。

这家奇特的印刷厂和其中的作业情形,在他《幻灭》和《猫打球商店》两本集子里有生动逼真的描写——

高耸的大门使人想起往昔住着贵族时候的风光,只是现在邻近地区全都是些靠手艺吃饭的小市民了。这里的煤烟、污物和周围的老旧造成了一片凄惨。印刷厂房建在从前一幢宽敞的屋址上。在底楼的一间大房子是工作间,从这儿有个螺旋铁梯可通一楼。

巴尔扎克把自己安置在这里。他这间私室里有个前厅、一个幽暗的厨房、一个具有帝国时期样式的壁炉的饭厅、一间书房兼客厅附带一个小寝室。这是巴尔扎克第一个真正的家。他布置了许多小巧、便宜的东西,主要是为了取悦柏尔尼夫人,她每天都来,在巴尔扎克眼里,她的到来“像疗伤的睡眠,宽减一个人的伤痛”。

巴尔扎克对自己的新事业非常认真。每天清早至深夜,他只穿着敞着领口的衬衫,跟他的24个工人一起,在那间散发着油墨味和纸味的屋子里,冒着汗拼着命地工作。在他看来,没有一件琐碎小事是不重要的,因而每一件琐碎工作,他都亲自去料理。他帮着排字、校正铅字盘、估价成本,而且亲自开发票。他那肥胖的身体在一间狭小的却有不少人的房子里穿来穿去,不是监督工人要卖力点,就是往自己那间带着扇玻璃的小办公室里跑。在办公室里,他为了1分钱而跟书贩、纸商们讨价还价。那些来向这位忙碌的印刷厂的老板送订货单和票据的人,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够想到,他们面前的带着污垢的头发和胡须、能言善辩、矮胖而勤奋的年轻人竟然成了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

在那些年里,巴尔扎克真正是把崇高的理想都抛到脑后去了。他心里只想着使自己的印刷业蒸蒸日上。他不挑挑拣拣,只要有生意便来者不拒,宣传的小册子、古典文选、诗歌、目录、广告单、花边新闻等,他都印过。其中有一本《巴黎招牌小字典》还是出自他的手笔。

但生意刚刚起步,他便又遭遇了不幸。他把《莫里哀全集》和《拉·封丹全集》的存书以每本低于9法郎的价格卖给一个书商共2500册。这位书商却以另两名书商的支票抵付。到了付现时,本与这笔生意无直接关系的那两名书商破产了,巴尔扎克只得以尘封仓库多年的那些过时、无价值的书作为抵偿。

跟巴尔扎克有往来的商人听到消息后,都纷纷赶来讨债。巴尔扎克于是不敢再去印刷厂,他每天挨家挨户去请求债主允许延期付款,并请求银行家、亲戚、朋友借他现款,尝尽了羞辱,令他永生难忘,这些惨痛的经历,后来都记述在《赛查·皮罗多盛衰记》里。

至1828年夏季,巴尔扎克已经身无分文,无法支付工资。他写悲剧诗不成,当出版家不成,开印刷厂也不成。如今只有两条路,一是公开宣布破产,一是私下清偿债款。

然而,巴尔扎克却像被流放的拿破仑一样,仍然不肯死心,还想着能够东山再起。此时他又作出一个不理智的决定——再加盖一家活字铸造厂。

其实巴尔扎克的基本构思都是很完美的,他是个半幻想、半现实的人。他想把法国古典文学出成一人一册的计划并无错误,后来有人以更有效的方式来做,结果成功了。印刷事业的冒险也没有什么不对,大众对阅读刊物的需求正快速增加。至于活字铸造厂,是他听说的一种新发明的印刷法,印出的效果较平常的铅版印刷更好。巴尔扎克对创新发明的兴趣向来浓厚。对于新事物勇于尝试也未尝不可,巴尔扎克能够预测到印刷业的未来,机器必然会取代手植、手铸,不能不说他确有远见。也许他的失败是由于时运不济吧。

1827年9月,印刷厂的业务已经接近尾声,新公司在一家破落的铸造厂原址上成立。一位叫洛朗的人负责供应设备,另一位叫巴皮耶尔的人则掌管经营,巴尔扎克负责广告。他准备了一本非常详尽的本子,上面有公司所能提供的各种新字体的样板,以及新方法所能制作的插画、装饰画。可是新宣传册的目录尚未制成,巴皮耶尔就退伙了。德·柏尔尼夫人又适时伸出了援手,她说服丈夫,让她来代管他的财产,并接下了巴皮耶尔的股份,出了9000法郎。

不幸,还是迟了,那本精密周全的样本没能及时做成,公司的债权人得知了巴皮耶尔的退出,纷纷上门来催讨旧债。1828年4月,巴尔扎克终于山穷水尽,身为出版商、印刷商和活字铸造厂的拥有者,他再度破产了。

这个坏消息自然瞒不住父母。安·夏洛蒂又急又恨,到底要真甩下这个败家子不管,还是再作牺牲来挽救儿子的信誉?此外她也关心自家的名声,并害怕人们的闲言闲语。她可不愿巴尔扎克这个姓氏出现在报纸上破产那一栏里。

安·夏洛蒂有一位叫德·赛第洛的表亲,在她的请求之下,这位表亲负起了清算财产的艰难工作。公司里账目十分紊乱,德·赛第洛先生花了大约一年的时间才把资产负债表整理出来,这至少稍稍使债权人满足了一点。他第一个明智的步骤,是把巴尔扎克从这个已经完结了的事业里完全剔除。大家都发现了这个只会做些富丽堂皇理想梦的梦想家在这种需要极度精确的工作里是一点用途也派不上的。

这段悲惨而徒劳无益的努力到1828年才算告一段落。印刷厂共欠债超过10万法郎,由巴皮耶尔以6.7万法郎购得,而巴尔扎克损失了四五千法郎。德·柏尔尼夫人前后共在巴尔扎克身上投资了4.5万法郎,于是她接收了活字铸造厂为抵押品,她将它交给儿子亚历山大治理。巴尔扎克只有重返艺术领域,他自己也意识到了,他的想象力只有在那儿才会开花结果。

此时的巴尔扎克已经29岁了,可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表现得更不独立。20岁之前,他虽然一样一无所有,但起码没有一身的债务。眼看到了而立之年,他却反而欠下了家里和柏尔尼夫人近10万法郎的债款。整整10年,他的努力都不曾中断,结果仍是徒劳无功,白落得一场辛苦。错误开端给巴尔扎克带来了终生负债的恶果,而他年轻时的梦想在现在看来似乎更加渺茫了,渺茫得像是注定永远无法实现了。

然而,在资产负债的同时,他也并非真的一无所获。巴尔扎克把创业所丢失的东西以文学素材的形式捞了回来。这些年的艰辛生活使得他不得不尽力面对现实的压力,也教会这位极富浪漫主义的作家如何从抄袭和复制中摆脱出来,去看这真实的世界和许多日常的表演。它们中的任何一出,如他后来所言的,都和一出莎士比亚悲剧一样动人,和一场拿破仑的战争一样激烈。他已深深地体会到,在现实社会里金钱具有的巨大威力,这个发现对他来说意义重大。经营虽然失败,但他从中学会了进行票据交换或本票交换时的斗争以及在小商号里所使用的狡诈和权术并不逊于在巴黎的大账房中所进行的。这些斗争、狡诈和权术所费的心血和拜伦写他的海盗冒险所花费的心力同样大。由于与工人一起干活,跟高利贷者争执,以及与批发商们拼命地讨价还价,他比起他同时代的著名人物如雨果、缪塞等只追求生活中的浪漫素材的人更获得了一种新的制胜技巧,那便是他更加谙熟社会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巴尔扎克学会了去观看、去描绘那些生活中贫困的残酷、卑贱中的丑恶,以及隐伏在人们内心的力量。

抛却了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具有了现实主义的慧眼使巴尔扎克的理想主义者的想象力极大地丰富了。从此,再庄严伟丽的情形也不能打动他,再浪漫的面纱也不能欺骗他。因为他已深入地看到社会运动的底蕴,他知道如何发财和为什么赔本,知道怎样打官司,也知道人如何在社会上生存下去。他知道如何节省以及怎样才能不浪费,如何骗人以及怎样骗自己。这正如他以后所说的,只是因为他年轻时曾用过各种办法去谋生,而学会了如何观察社会间各要素的因果关系,以致他能忠实地还原他那个时代。

他的《幻灭》《驴皮记》《路易·朗倍尔》等伟大作品都是描写中产阶级的生活形式以及商业社会里的方方面面,如果没有他这些年所经历的种种磨难和屡次的挫败,他的文学成就便很难突破,我们简直想象不出没有苦难经历的他究竟会写出怎样的东西。只有他的想象力和现实相融合,只有当他在现实中失败甚至是惨败之后,他的艺术成就才会炉火纯青,并创作出一个区别于现实世界的文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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