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亲
1749年8月28日，歌德诞生于德国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市，他的全名是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
歌德的祖父原本是法兰克福一家服装店的老板，因为在法兰克福谋生困难，后来举家迁往奢侈品工业发达的法国，在里昂定居下来。168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废除了1598年颁布的保护新教徒信仰与政治自由的“南特赦令”。歌德的祖父和其他新教徒一样被迫离开法国，回到法兰克福。后来，他兼营一些葡萄酒生意，家境逐渐殷实，死后留下了相当可观的财产。
歌德的父亲约翰·卡斯帕·歌德学法律出身，获得学位后在政府部门任职。
歌德的母亲是当时法兰克福市市长的女儿，她与卡斯帕在1748年结婚，先后养育了五个儿女，但除了长子歌德和次女科尼丽亚外，其余都夭折了。
歌德家在法兰克福的房子很大，但年代有点久远，距当时的法兰克福市政厅不到100米。这幢建筑物本来分为两部分，1755年卡斯帕为使内部统一和舒适，对它进行了改造。第二年，改造后的房子外观豪华气派，室内布置精致典雅，每一处细节都充分彰显出主人的富裕及教养。卡斯帕爱好收藏，每个房间，甚至是传达室都摆放了很多他游历各地时带回来的艺术品，更别说藏书丰富的图书室和满置当代名艺术家作品的陈列室了。
《我的生平 诗与真》是歌德的一部自传体性质的作品，在头几章中，歌德以散文形式，忠实地描述了他幼年的生活环境，他回忆道：
幼年时代，家中最惹我注目的是父亲用来装饰前厅的一系列罗马风景画。三楼有一个房间，窗子面向西，窗外树木高耸。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喜欢这个房间，它诱发了我的一种近乎憧憬的心情。从这儿往外看，视线可以越过庭院和碉堡，一直延伸到西部的美丽平原。夏天，我多半在这个房间里做功课，并盼望午后的雷雨。因为窗口朝西，我每每注视着落日的余晖，百看不厌。同时我还可以看到邻居们在庭园里散步，照拂花草，或者小孩子们嬉戏玩乐，客人们闲聊谈天的场景，有时还可听到九柱戏（竖立九柱，用球撞倒的游戏）的球滚动，击倒柱子的声响。日复一日，我的心里便萌生了寂寞与憧憬，这些感情以及我性格中天生的执拗和敏感，与日俱增地左右着我。
家庭环境与歌德的成长和性格的形成有很大关系，而法兰克福整个城市的氛围也对歌德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幼年的歌德总是被故乡那些狭窄的巷弄、特殊的传统习俗和小市民的活动所吸引。在《我的生平 诗与真》中，他怀着深切的爱，详细地描写了美因河静静流淌的河水、两岸居民的日常工作和娱乐生活。市政厅的圆顶建筑物和童年玩耍嬉戏的市集广场，无一不在他心中留下鲜明的难以磨灭的印象。歌德年老时，还能清楚地回忆起童年时法兰克福发生的一些大事。
要从《我的生平 诗与真》一书中具体勾勒出歌德父亲卡斯帕的性格恐怕十分困难，但我们还是可以从歌德之后的一些诗作中看出端倪。歌德有两句诗是这样的：
得自父亲之性格禀赋
即人生真实之向导。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歌德的性格很大程度上遗传自他的父亲。甚至随着年纪日长，他的生活方式、对诸多问题的看法，以及对秩序的爱好也逐渐与父亲接近。尽管歌德总是避免描述父亲的性格，但他曾经屡次提及父亲对自己及他人严格的要求，这对歌德的成长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
与父亲的严肃性格完全相反，歌德的母亲是个“随时都明朗快活”的女性。他们年龄相差悬殊，歌德出生时，母亲18岁，而父亲已经39岁。母亲对日复一日长大的孩子充满了惊喜与好奇的感情。在父亲的严厉和孩子的叛逆之间，她就是那作为缓冲的柔弱葛藤，善解人意而充满幻想。
歌德从父亲那儿承袭了坚忍不拔的精神，从母亲那儿则继承了乐观、幽默、空想等禀赋。
少年时代的歌德并没有很多玩伴，与他关系最亲密的是他唯一的妹妹科尼丽亚。1773年，科尼丽亚嫁给了歌德的一位律师朋友，一段短暂的婚姻生活后，她在1777年去世，年仅27岁。
对于妹妹的回忆，歌德曾这样写道：
我与妹妹科尼丽亚自小就生活在一起，她只比我小一岁。我们既是兄妹也是最亲密的朋友。小时候不管是游玩，还是做功课，我们都是在一块的。我们受到的教育也是一样的，几乎到处都有人误认为我们是孪生兄妹。这样的共通与信赖，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失，它一直保存在我们之间。青春年代的一些困惑和因此而发生的种种错误与迷离，我们兄妹都是携着手共同承担的。
歌德少年时代的教育，大部分由父亲亲自督导。但依当时上流社会家庭的惯例，歌德的父亲也聘请私人教师教孩子一些必要的专门科目。少年时代的歌德似乎在语言方面有着极为惊人的天赋，他那时已经开始学习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英语及意大利语等。这些才能我们可以从至今尚存的歌德的拉丁语、希腊语练习簿中找到根据。歌德10岁时，已经阅读了《伊索寓言》《鲁宾逊漂流记》《天方夜谭》等名家名著。
除了学问修养外，歌德还同时接受法兰克福市势力最大的路德教派的宗教教育。他必须按时参加礼拜，每天研读《圣经》。多年以后，歌德成了多神论者，但他依然承认自己的宗教素养大多来源于《圣经》。
时局动荡
1755年，歌德六岁的时候，一件异乎寻常的世界性悲剧发生了，那就是里斯本大地震。据后世统计，这次地震的震级为里氏9级，地震还造成了海啸和火灾，死亡人数高达6万人至10万人，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损失不可估量。
里斯本大地震深深震撼了年幼的歌德，在他幼小的心灵里造成了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和深远影响。在《我的生平 诗与真》中，歌德这样描述道：
我少年时心境的安宁，因一场惨绝人寰的天灾而首次受到深切的震撼。1755年11月1日，里斯本发生大地震。已经习惯于和平世界的人们表现出了巨大的惊恐。这个商埠兼海港的美丽城市，突然遭到史无前例的可怕的灾难侵袭。大地摇撼，海水汹涌沸腾，船舶互相撞击，房屋崩塌，众多建筑物化为一片瓦砾。裂开的大地似乎喷着火焰，烟与火焰弥漫在一片废墟之上。前一刻还活得快快乐乐的六万人，瞬间化为冤魂。或许似乎只有这些对这场灾祸已失去意识和感觉的人，才是最幸福的，而留下来的人往往陷入痛苦之中，不得解脱。灾难过后，一直隐匿着的因这场变故而逃脱出来的罪犯，大肆骚扰这劫后余生、尚残破不堪的都市。幸存的人们，面临着劫夺、杀戮以及大自然无涯无涘的暴虐。
从各方面传来的越来越详尽的灾难消息，使人们的心为别人的不幸而震撼，同时也为自己以及家人而忧虑。真的，我的一生中再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件，恐怖传播得如此迅速，如此激烈。
我也被迫听到了不少有关这一切的情形，它使我的心受到了深深的震动。在我曾经的观念里，天地的创造者及维护者——神——是睿智而仁慈的。可是现在他正邪不分地将一切统统毁灭，这样的事实说明神根本就不是万物之父。我那幼弱的心灵，为了与这样的印象抗争而努力挣扎。这种现象该如何解释，哲人和学者之间都不能有一致的看法，我的心灵得不到安宁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
1756年，歌德7岁的时候，七年战争爆发。这是一场争夺殖民地和海外领土的战争，双方都毫无正义可言。但人们为了政治立场，是非不明地偏袒一方。这又深深地动摇了歌德的信仰之心，他开始真正察觉政治对生活的影响。
如同6岁时，里斯本大地震使我对神的慈悲产生怀疑一样，我开始因腓特烈二世所带来的战争而怀疑大众的公正。我生性容易敬畏别人，如果不是有巨大的震撼，我决不会对某种可敬的信仰发生动摇。可惜的是，我所看到的良好的风俗习惯和绅士之礼，都不是出自内心，只是为了维护他人对自己的印象而遵守的一种规则。人们在做一件事情之前，反复考虑的是别人会对这件事持什么样的看法和态度。我一直以为世间的人们都是堂堂正正，凡事都能下公正评价的。而如今我所经验到的，却恰恰相反。最伟大的、最显著的功绩，遭到诟病，受到敌视。最崇高的行为，纵然未被否认，却被歪曲、被唾弃。
如今细细想来，我似乎就在这个时候，萌生了对大众的蔑视感。这样的心情在我心中形成了一个症结，终我一生也未离开过我。不过很久之后，我靠着见识和教养将它稍加矫正过来了。
法兰克福市最终也受到了战火的波及。歌德家的房子被迫开放给占领法兰克福的法军军政长官多伦伯爵，以供他作为处理及调解各种争端的场所。歌德的父亲一向拥护普鲁士，此刻被法国人包围在自己家中，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件很悲惨的事。虽然多伦伯爵是个艺术爱好者，很喜欢老歌德的那些收藏，但仍不能改变主客之间相处不融洽的僵局。
歌德在《我的生平 诗与真》中提及，伯爵住进歌德家的最初几天，便把法兰克福市当时最著名的画家全部邀请过来，有意让他们为自己继续从事创作。
歌德从小就认识这些画家，而且经常拜访他们的画室。多伦伯爵和画家商量画题、订画、交画的时候，歌德经常在场。当交的是素描或草稿时，他总是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意见，这使得年纪尚小的歌德得到了画家们的一致称赞。成年后的歌德，在鉴赏画作上有很深的造诣，不管是取材于圣经故事、世俗故事或者神话故事，他总能用一句话正确指出那些画里所表达的是什么。
法军占领法兰克福市，对歌德的另一个影响在戏剧方面。当时为了慰劳法军，法国剧团到法兰克福市公演，歌德由外祖父那儿要到招待券，瞒着父亲，经常前往观赏。这期间，他不仅观看了很多著名剧作家的作品，而且与演员们打成一片，学了一口流利的法语。那些戏剧与孩童时代看过的木偶戏一样，培养了歌德日后对戏剧的浓厚兴趣。
这期间，歌德也开始尝试写诗，他自己也说是“从10岁前后开始作诗”的。1757年年底，他曾写了一首祝贺辞给外祖父，这祝贺辞的最后四句已俨然是一首完美的诗了。
1758年，歌德曾罹患天花，直到老年他的身上仍有那时留下的疤痕。
1759年，歌德开始尝试以各种题材作诗，包括与朋友之间互相唱和的杂诗。他把这些诗作编辑成册献给父亲，但是可惜这些作品大部分都散佚了，只有一些片段被保留下来。
求学
歌德16岁时已经通读了当世的很多著作，他对于学问以及实际生活中已经出现或可能出现的种种新事物，已经有了大体上的概念。
歌德从小便显露出在文学艺术上的过人天赋，按他自己的意愿，他非常希望向诗人海涅等人请教和学习，可是他的父亲却坚持让歌德前往莱比锡修习法律。
歌德一家虽然跻身上流社会，父亲也是帝国的一名公务员，但是他终其一生也只是个虚有名衔的顾问官。卡斯帕不免有些不甘心，出于一种补偿心理，他希望儿子能在政治上出人头地。而在当时，要当一名高级行政官，到莱比锡大学修习法律，是最便捷的路径。
年少的歌德对于父亲的安排很不高兴，但也没有办法反抗，他觉得自己的前途一片黯谈。不过，能够离开家乡到一个未知的世界，这似乎是歌德的意外收获。他把外面的未知世界想象得明亮快活，带着类似“解除枷锁”的心情和对未来无限的憧憬，踏上了他乡求学的道路。
歌德来到素有“小巴黎”之称的莱比锡时，恰巧碰上一年一度的大市集。脱离父亲约束、初到莱比锡的歌德兴奋而快乐。在他当时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上，有这样的比喻：
好像一只自由的鸟，
逍遥在美丽的林中，
享受着明媚风光。
扬起双翅，
唱一曲小歌，
飞过一片翠绿的树丛……
市集结束了，活泼和热闹也终将过去，市街恢复了本来的面目。洛可可风的建筑物带着一股庄严的气氛，整个城市繁荣的商业活动，规整的市容，都让歌德耳目一新。但是，渐渐地，当歌德适应了这个城市骨子里的浮华和奢侈，最初的那些憧憬与新鲜感，就变成深深的失望了。
莱比锡大学的老师教授的那些法律讲义，歌德早已能倒背如流，自己抱着一腔期待前来求学，得到的却是已经掌握的知识。这使得歌德大受打击。他逐渐认识到，所谓德高望重的教授，其实有很多抱残守缺者，他们所教的许多东西，早已被时代证明错误或无用，这要让年轻人如何在理论与现实之间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彷徨迷惑。哲学也困扰着歌德，自小就树立起来的一些观点和理念在这里几乎全部被推翻。这种否定过去，否定自己的现实让歌德十分苦恼，他曾在作品中写道：
这种对自己的不断否定，日渐使我不安，最后终于使我陷入绝望中。我手边有少年时期的一些作品，我一直认为它们很杰出。一方面我是想靠它们博得一点声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以为有了它们，就可以更确实地看出进步。但是我所处的状况是凄惨的，我被要求完全改变自己的想法，简而言之，他们要我与过去我所爱的，认为好的事物断绝。经过种种烦闷，结果我对自己正在写的作品，以及已完成的作品感到懊丧。于是有一天，我将诗、散文，还有构想、草稿、大纲等全部付诸一炬。
歌德对大学生活完全丧失了信心，他给在故乡的朋友写的信中，以诗的形式描述了自己幻灭的心情：
欲翱翔天际但羽翼已失，
我切身地感受到，
要假神之赐，
永远无法得到翅膀。
曾经我以为自己可以凌驾青云，
但至此雄心已烟消雾散。
叱咤风云的英雄，
显赫的名声令我觉悟，
荣耀得来不易；
有感于此，我向往崇高的飞翔，
如同老鹰憧憬太阳，
怀着鲲鹏之志。
但现实中我却如垃圾堆中的虫儿，
扭曲、蠕动着努力往上爬，
更高、再高，
绷紧的神经战栗不安，
终究虫儿还只是虫儿。
一阵旋风把垃圾与虫儿一道卷高，
虫儿自信地以为自己是老鹰，
惊喜得泫然欲涕，
风止了，垃圾飘落地面，
虫儿随之坠落，
一如往昔在地面蠕动。
在这段松散冗慢、浮躁不安的时期里，歌德很幸运地得到了一些良师益友的引导和帮助。一位宫廷顾问官教会了歌德更重视诗的题材以及文字处理方面的简洁。还有一位被歌德形容为“世界罕见奇人”的朋友，他成功地安慰了歌德的不安与焦躁，引导歌德培养正确的生活趣味。他也是第一个对歌德的诗作展开评论的人，对于歌德早期一些带有启蒙主义风格的诗，他认可的并不多。当时与歌德特别亲密的是莱比锡的一位艺术家，从他那儿，歌德学到了铜版画和铜版雕刻术，同时他也向歌德灌输了古典主义的艺术观。
莱比锡的大学生活给歌德的另一个收获是他的爱情。这是歌德一生中第一次真正的恋爱。1766年，歌德在每天吃午饭的那家饭馆，认识了温柔漂亮的少女安娜。安娜风姿绰约，聪明灵活而且温柔爽朗。她和歌德几乎天天见面，殷勤地为歌德准备午饭，甚至晚上还带酒菜来给歌德享用。没过多久，他们就双双坠入爱河，之后的日子充满了甜蜜。
歌德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曾经提道：“我爱上了一个既没有地位又没有财产的姑娘，同时我也感受到了真正的爱情所带来的快乐。”
这段爱情持续了将近两年，到1768年的春季，有一次，歌德抱病去探望安娜，却意外地发现她正在和别的男人谈话。嫉妒之火越烧越旺，煎熬着歌德。于是，这段恋情宣告结束。
现存的歌德剧作中最早的小品《恋人的情绪》就由此而产生。
安娜在1770年嫁给了一位受人尊敬的博士，他日后成了莱比锡市的副市长。
在将近三年的莱比锡留学生活中，歌德的心境由希望到失望，再恢复对生活的信心，正当这段留学生活功德圆满，接近尾声时，一向身体不甚硬朗的歌德病倒了。1768年7月，歌德开始咯血，这场病痛一度危及到歌德的生命。8月，他返回法兰克福休养。
我于1768年8月，离开莱比锡，坐出租马车回法兰克福，同行者有二三位熟人。故乡一步步地接近，更唤起了我离乡时，抱着何种期待与希望起程的记忆。而此刻，我竟像一艘触礁的船，身心俱碎地回来，这种意念沉沉地击中我的心。”（《我的生平 诗与真》）
歌德在家乡养病期间，接触了母亲的很多教养良好、信仰虔笃的女性朋友。其中有一位小姐，她中等身材，有点清瘦，为人诚实，态度亲切自然，熟知社会上和宫廷中的礼仪。她永远不失明朗沉静，认为生病是无常生命的必然情形，应以最大的耐心来忍受。
她用她自己的方式来解释我的不安焦躁、努力、摸索、寻求、思念以及动摇，率直地告诉我她的信念，并下断语：“这都是因为你不愿和神和解的结果。”其实，我从幼年时起就认为自己与神之间是和谐的，我还由种种经验中得到神负欠我较多的印象，因此厚颜地认定我才是有理由赦免神的。同时还觉得，我的自许乃是基于无可比拟的善良意志，所以神应该助长我这种意志才是。不用说，我常因这个观点和她争论，不过这种争论都是在非常亲切的气氛下进行的。最后，她总是认定我是个该在各方面得到原谅的年轻笨小子。（《我的生平 诗与真》）
这期间，这位小姐的感化培养了歌德泛神论式的宗教感情。此外，他还受到一位年轻医生的影响，这位年轻医生不仅治疗歌德肉体上的病痛，还对他精神上的恢复有很大的贡献。在他的引导下，歌德潜心研读泛神论思想家的著作，并和自己读到的一些宗教著作加以比较。
长时间的静养和阅读，使歌德对自然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健康已稍恢复，加上时令也好起来，我又能回到楼上房间起居，于是马上弄了个小小的设备。我准备了有热砂槽的小火炉，并很快地就学会制作蒸发混合物的容器。在那儿，大宇宙与小宇宙以神秘而不可思议的方式被处理。尤其是靠鲜为人知的方式制造中性盐，是我热衷而乐此不疲的一件事。（《我的生平 诗与真》）。
1769年，在歌德写给莱比锡一位朋友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时代的看法及对自然界日益浓厚的兴趣：
哦！我亲爱的朋友，光就是真理，但太阳并非真理，夜里它是黑暗的、死寂的、违反真理的。美是什么呢？不是黑暗，也非强光，美是幽幽柔和的光线，是存在于真理与非真理间，而涵盖双重意义的；美的世界暧昧难明，即便是哲学家也会误入此迷宫。
……
谈到我目前的生活，我将一切献给了哲学，我隐居而将自己孤立起来。圆规、纸、笔、墨水以及两册书就是我全部的工具，用最简朴的方法去认识真理，结果比在图书馆中钻研的人成就更大。既是伟大的学者又是哲学家的人凤毛麟角，因为人们总是埋首于书本，而忽略了大自然这本包罗万象的大书，事实上，真理就藏在一切朴实的事物中。
赫尔德的影响
1770年春，歌德21岁，他的病休养了一年半终于痊愈。病愈后，他再次离开故乡，前往斯特拉斯堡大学，继续其在莱比锡未完成的学业。在歌德的一生中，再也没有比这段时间收获更丰富的时期了。
歌德到达斯特拉斯堡的当天，就被城中哥特式的圣堂所征服。当时的多数人都将哥特式建筑批评得一文不值，而歌德却是少数欣赏者之一。后来歌德在一部作品中曾盛赞此圣堂，他这样描写他对圣堂的第一印象：
我站在圣堂前面，被一种无可言喻的敬畏感震慑住，庄严宏伟，顶天立地的印象充满我的心，但这伟大的整体却是由数以千计的小部分所构成。我尽情地享受这动人的印象，却无法更进一步地去认识它、了解它。为了体会这承袭于造物者，充塞于天地间的喜乐，并把握上一代的人表现于建筑物的伟大精神，我屡次来到这神圣的殿宇前面，在一天中任何有光线的时间，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距离，观察再观察。面对着同胞们高贵的作品，除了赞美外，却不能有更进一步的作为，这对我的内心来说，是一种莫大的痛苦。在薄暮微弱的光线中，这由无数个体构成的伟大建筑物，以凌空之姿，巍峨耸立在我的灵魂面前，我尽情地让心灵浸润于这不断涌现的喜悦中。夕阳余晖照进我因凝视而疲惫不堪的眼晴里，这一代巨匠伟大的灵感，变成一种启示，静静地展现在我面前。
在领略过这个城市美丽的风光之后，歌德开始努力钻研各种学问。
由于兴趣使然，他放下了父亲希望他学习的法律学，转而认真地研读医学、史学、哲学、神学与自然科学。当时他在备忘录中记下了已经读过或计划将来要研读的书，这其中广泛地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马斯·莫尔等人的著作。
歌德在给法兰克福友人的一封信中说：
当你进入大学之后，会发现多数的人都是优秀的，最初也许你会以为那只不过是少数的特例，然后在你追求进步的时候，终于觉得多数人都比自己还要优秀。到那时候，你将会以新的标准重新衡量自己，然后得出结论：这个人不过如此。一旦你发觉你一向认为十分完美的人，有某方面的缺点后，就无法再以客观的眼光评量他的价值。人不可能是完美的，但你却会因偶像有了瑕疵而推翻自己的整个价值观，你会觉得：我也是受骗者之一。根据这个错误的判断，你也许会将与当事者完全无关的憎恶、愤懑加诸在他的身上。
我们应该以超然的、客观的立场评量一个人。爱与憎恶是两种完全相反的感情，但却同样会蒙蔽我们的眼睛。
我一定开始说一些无聊的话题了。年轻人不要净空谈中庸之道，当天的事要当天完成，不要把失败的责任归诸于现实因素。
仔细观察事物真相并牢记心中，不要无所事事地浪费时日。必须埋头努力研究对精神有帮助的科学，并与事物配合而评定其价值。这才是真正的哲学。
我们当舍弃空虚而渴求完美，在我们精神与肉体能够忍受的极端范围内，不要无谓地休息。
我十分了解，我们所必须做的事并非每件都能顺利成功，但借此我们多少可以测知自己的长处和能力，这种高贵的自觉必能启发我们的勇气。每天早上，温暖的被窝总叫人舍不得起床，但只要下定决心把脚放到地上，那么睡意就马上消失了。
歌德对朋友的这番告诫，同时也是他对自己的要求。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严格要求自己“舍弃空虚，渴求完美”，这在他此后的人生中被反复提及。1830年，歌德垂暮之年时写给一位长官的信中，也用同样的语气叙述道：
为了不断进步，我们应随时革新求变，恢复年轻时代的冲劲。
病愈后的歌德还有一些残存的心理上的不适，比如恐高以及难以忍受强烈的音响。为了训练自己克服这种不安和痛苦，歌德屡次登上圣堂塔顶眺望四方，并常常和告知士兵回营时间的鼓号队并行。
在斯特拉斯堡的这段时间，歌德结识了一群好友。但对歌德影响最大的却是与赫尔德的邂逅。当时赫尔德在旅行中因眼疾而逗留在斯特拉斯堡。虽然后来赫尔德逐渐年老而变得激动易怒，歌德与他相处得并不十分融洽，但他仍对赫尔德怀有深切的谢意。关于两个人的初识，歌德这样描写道：
这个心地善良的易怒者所给予我的影响，是重大而且意义深远的。他比我年长5岁，年轻时期5岁已是个很大的差距。我承认他的价值，并努力尊崇他过去的业绩，故而他在我心里占有非常崇高的地位。不过我们交往的状况却不是愉快的。过去与我交往的年长者，都想一面体恤我一面教育我，他们宽宥而纵容我。但赫尔德不同，不管我如何努力，都无法得到他的认可。我对他的敬慕与崇拜和那些因他而引起的不愉快，在我心里不断地互相激荡，几乎造成一种分裂，这是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到内心的矛盾。
不管他是站在发问者的立场，还是解答者的立场，甚至是他任何方式的发言，都是意味深远的，因此我时时刻刻都有新的见解被启发出来。在莱比锡，我习惯于被局限在狭窄不能动弹的生活中，而在法兰克福的环境里，也未能使我拓宽有关德意志文学的一般知识。不仅如此，沉缅于那神秘的、宗教性的化学研究，还把我引进黯淡的世界中。于是对于广泛的文学世界里所发生的事，我多半懵然无知。如今，我突然透过赫尔德，明白了一切新的运动，以及新的发展倾向。他自己早已是蜚誉文坛的名家，所著的《片断》《评林》及其他，使他跻身于广受瞩目的一流作家之列。在他的精神世界里，究竟有过怎样的境界呢？在他的个性里，究竟有过怎样的冲突呢？这是无法把握，也很难诉诸笔端的事。然而，一想到其后多年间他的作为与业绩，人们不得不承认，他所蕴藏的内在志气，是十分远大的。
由于赫尔德的指点，歌德阅读了荷马、莎士比亚，以及英国启蒙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也是因为赫尔德的引导，歌德在平民诗坛大开眼界。后来，歌德对平民诗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这为德国抒情派诗坛添加了一抹独特的色彩。
赫尔德才华横溢，他经常与歌德畅论希伯来诗歌，在他的鼓励下，歌德开始探索流传于阿尔萨斯的民谣等最古老的诗歌文献，证实了诗歌是造物者给予世界各族人民的赠品，而不是部分上流社会人士的私有财产。
在这种矛盾友谊的冲击与启发下，歌德心里埋下了在德国文坛上掀起狂飙运动的种子。
结识赫尔德一个月后，歌德随餐桌伙伴之一前往斯特拉斯堡近郊的农村，拜访一位路德派教会牧师。这个热心的乡下牧师及他两个可爱的女儿，成为歌德《我的生平 诗与真》中动人心弦、充满诗情画意的一部分。
歌德形容第一次看到两姐妹中的妹妹弗里德丽克的印象，就像“在这乡村的田园上空，出现的一颗楚楚可怜的星星。”
1770年12月，歌德在返回斯特拉斯堡后，写了一封信给弗里德丽克，这封信的草稿，是现存歌德与弗里德丽克之间恋情的唯一佐证。信中用诗歌一样的语言叙述了离别的心情，以及歌德对弗里德丽克的思念。
这段时间，由于赫尔德的刺激，歌德才能告别文学因袭的窠臼；而因为有了对弗里德丽克的爱情，歌德才获得了创作的灵感。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多数都是充满感情、无比细腻的抒情作品，这与爱情不无关系。
歌德在斯特拉斯堡近郊农村的生活就像一支愉快的牧歌，但无可避免地，这支牧歌终于搀杂了一些不和谐的变调。1771年，歌德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不像《我的生平 诗与真》经过了文学的加工和美化，却直接强烈地表现出当时的情况，信中写道：
我的心理状态十分微妙。在这片令人舒畅的土地上，我生活在爱我的人们之间，处于充满喜悦的世界里。但是我的眼睛却注视着幸福的地平线，偶尔自问：你自幼梦寐以求的憧憬满足了吗？这是否就是你一心向往的天堂乐园？我亲爱的朋友，我知道世界上再没有比达成自己愿望更幸福的事了，但随着幸福而来的却也有某些其他的命运！亲爱的朋友，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怎样才能不触及那些不愉快的事呢？孩童时代，我曾栽了一株樱桃，眼看它日渐茁壮，我心里有难以言喻的喜悦。当樱桃第一次开花，正要结果时，料峭春寒毁了我的希望，于是我必须再等一年。第二年，樱桃开花，果实累累，但我还未尝到它的滋味，鸟儿却已捷足先登。接着一年，没有花讯；次年，果实被无知的邻人吃掉；又次年，樱桃树生了病。如果我存心成为一个伟大的园丁，我还会继续努力，虽然遭遇种种不幸，终于还有得到果实的希望。但我只不过是个凡人罢了。
请你先有心理准备，就把我这番感情变迁与冒险式的大杂烩当做我的反省和感想吧！
歌德在斯特拉斯堡大学毕业时，没有获得法学学位。他的毕业论文的主题涉及到了教会史，与法学没有多大关联，校方认为不适合作为学士论文发表。歌德在《我的生平 诗与真》中，回忆道：
我把论文提交校方，所幸校方的处置是明智而诚恳的，系主任是个热心而周到的人，多方夸赞我的成绩，然后把话题转到应该考虑的地方。谈话中，我渐渐明白了所谓该考虑的地方，是指我的论文可能会无法通过审查。他认为这篇东西不适合作为学位论文。他给我的建议是这样的：你是学士候选人，你已向校方显示出你是将来大有可为的青年才俊，校方为了不使这个问题影响你的前途，希望你能就别的命题再写一篇论文。
于是歌德重新草拟论文，若干有关自然法、继承法、物权法、诉讼法的命题被选出来讨论。歌德以愉快轻松的心情做下去，他是不是很认真地思索这些问题没有人知道。最后，他终于获得了学位。
获得学士学位后的歌德，最后一次前往斯特拉斯堡近郊，他深切地感受到内心的不安，他知道自己很有可能不会再来这个地方，但他并没有告诉弗里德丽克。直到他回到法兰克福市，才写信告诉她自己离开的理由，这段恋情就这样无疾而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