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45年的中国
公元前145年，距今约21个世纪以前，我国最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诞生了。当时的我国正是西汉景帝刘启统治时期。
西汉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二个统一的封建政权，相较于之前的秦王朝，它更为繁华稳定，实力也更强大。高祖刘邦之后的两位皇帝——文帝刘恒和景帝刘启，是汉初治世的开创者，他们统治的这段时期史称“文景之治”。这个治世为西汉储存了强盛的国力，同时使西汉真正成为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这个强大的帝国正等着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少年天子，那就是汉武帝刘彻。这一年，刘彻还只是个十二三岁的太子。
司马迁降生在都城长安东北方的龙门（今陕西韩城县附近），他的一生耳闻目睹了整个汉武帝时代的盛况。所谓“秦皇汉武”，汉武帝在我国历史中的地位极为重要，不仅是因为他本人的富有传奇性的一生，也因为西汉是一个承前启后、富有开创精神的时代。它上承春秋战国，甚至黄帝以来的古老文化，下启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基本制度。司马迁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遍访古圣遗迹及更古社会的种种遗痕，将西汉以前的历史做出整理，并把当代史实尽可能详尽客观地进行叙述，完成了一部震烁古今的巨著——《史记》。
《史记》除了司马迁个人的才华、见识以外，还包含了西汉文化的浪漫色彩，但也隐含着这部巨著背后的血泪和心酸。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司马迁登上历史舞台的时间，这个时间告诉我们那是个大时代，它会造就大国臣民的宽阔胸怀和远大眼光。但汉朝皇帝固有的猜忌、刻薄却注定了那个大时代的大天才要面对的危机。这个危机，我们后面会慢慢描述。我们先来看看司马迁出生的地方。
司马迁出生在龙门。滚滚黄河从青海境内的三江源流到陇西，然后在东北方绕个弯儿，形成奇妙的河套地区，再向南流，成为现在陕西和山西两省天然的分界线，然后再转向东，在下太行山之前，有个不容易通过的险地，那就是龙门。相传它是大禹治水时所凿，原来是一座山，叫作龙门山，被一分为二后，分跨黄河两岸。过了这里，两岸山开峰阔，河水豁然奔放，声如雷鸣，河中鱼类都无法游过去，据说游得过去的就是龙，所以世称登上高位或科场得意为“登龙门”，或“鲤跃龙门”。
龙门往南是黄河的支流渭水，渭水与黄河的交汇处附近有一关一山，是自古以来极为重要而明显的政治文化分界线，那就是函谷关和西岳华山。
以函谷关为参照，以西的长安、咸阳一带被称为“关西”，而以东的中原地区则称为“关东”。自古以来，关东是已进入农业社会的汉族中原文化的活动区域。这里的中原是与边境相对而言。关西则是以游牧民族为主的戎狄文化活动区域。明、清政治文化中心迁到北京以后，近代所称的“关”，则指山海关。在《战国策》或司马迁的《史记》中，那些专门爱论天下大势的纵横家，分析起局势来都不免会提到这个分界线。
春秋时，诸侯国秦国在关西及巴蜀一带苦心经营。经过几代的努力，秦国不但统一了西边的少数民族，还将势力向东拓展到华山。后来，在与晋国的一次决定性战争中失败，秦国的东进政策受阻，转而专心发展关西地区。一直到战国初期，秦国还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关东诸国时常把它当成蛮族看待。后来关东地区在丰富的物质基础上，产生了百家学说；关西则在几位卓越君主的领导下，吸收关东文明，独尊法家，励精图治，配合在边地长期培养出来的尚武精神，最后征服了关东诸国而一统天下，并把政治中心设在关中（即今陕西西安、咸阳一带）。这个政治中心风光了一千多年，可谓长盛不衰。
根据现在的行政区划来看，关东主要包括山西、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山东、江苏、安徽等省；关西则包括陕西、甘肃、四川等省。
据史学家研究，一直到汉代，关西仍然是个特殊地区，文化上与关东截然不同。就人才而言，关东出相，关西出将。同时由于秦始皇的过激政策，关东各国后裔揭竿而起，这使得关西人变成被征服者。因此，这个尚武文化区域虽然出了不少卓越将领，却因偏差的地域观念作祟，没法获得政治上的平等权利。
摊开地图，我们可以发现，司马迁的出生地龙门正好就在关东、关西的交界线上。这是一道门，进可以尽窥关东，退可以据守关西。神奇的造化之神也许是故意将这位旷古奇才从这里推上历史的舞台，这是个看天下事、记天下事的最佳位置！可是，造化安排的这出戏似乎注定是一个悲剧。因为龙门虽然在交界地带，但仍属关西地区，以当时的地域观念而言，他是秦人的后裔。造化赋予他浪漫个性的同时，相伴而生的是命运交响曲中三短一长的不安音符。他注定要卷入一起关西军人世家的案件中，并且为此遭受惨无人道的刑罚。他没有慷慨就死，而是忍辱偷生。这个悲剧是不是不够悲壮呢？不是的，很多时候，死反而是一件最容易不过的事情，活着才是真正需要勇气的。我们从他的巨著《史记》中能够感受到那种悲壮，因为他的求生不是为了个人，而是要重拾史笔，为后世书写，为子孙书写。这难道不是更悲壮的故事吗？
家世渊源
说完了司马迁的出生时间和出生地点，我们该来说说他的家世了。
首先引起我们兴趣的，应该是他的姓氏——司马。我国的姓氏很多，每一个姓氏都有自己的渊源，那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只能说，到周朝，由于人口渐多，原有的奴隶制度已经无法适应社会需要，因此姓氏才衍生出来。那时，有以官为姓氏的，也有以封邑为姓氏的，司马就是一个官名，掌管军事。
对于司马这个姓氏的起源，司马迁在《史记》的自序中曾有所叙述，但依然无法给我们十分清晰的印象，他的家族谱系实在很难追究。粗略的叙述应该是，司马迁的一位祖先是个管军事的官，后来到了周朝时成为史官，再后来逐渐分散到各诸侯国，就各行各业都有了。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
春秋时秦国的司马错是司马迁的一位先人，大约早他180年，是那位一上台就车裂商鞅的秦惠王的手下大将。他曾经和主张连横的张仪，为了攻打韩国还是攻打在今四川成都一带的蜀国，在秦惠王面前展开辩论。张仪认为伐韩可以乘机胁迫邻近的周王室，然后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推行王业不可避免的一步。司马错则认为“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而且挟持天子会引起其他诸侯国的反感，正好以此为借口合力抗秦。因此，他主张伐蜀，不但可以从中得到经济利益，还不会引起六国的注意。
这个有远见的论调获得了秦惠王的支持。那时，蜀国正在和今重庆一带的另一个小国巴国相互攻击，于是秦国很容易地将其吞并。司马错可以说是汉族经营四川的第一人，他劝秦惠王伐蜀时曾说“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后来秦国能够兼并六国，他这个富国以强兵的重经济策略还是起到了很大作用的。
司马错以后，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就是司马错的孙子司马靳，他是曾在长平之役中坑杀赵国四十万士卒的秦国大将白起的部下，长平之役他也参加了。也许是因为与白起关系密切吧，后来白起高呼“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被秦昭王赐死时，司马靳也被一同赐死。
司马靳的孙子叫司马昌，曾在秦始皇的政府中担任主管铁矿事务的官。
司马昌的儿子，也就是司马迁的曾祖父，叫司马无怿，他做过汉市长。所谓“汉市”，有人说是地名。秦汉的县官，治理万户以上的叫“令”，万户以下的叫“长”。这么说来，他应该是个县令。不过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说长安城内有四个市，他是这种“市”的市长。不管怎么说，他的官职并不太大。
司马迁的祖父叫司马喜，他似乎没做过什么特别的事，司马迁只说他曾是五大夫。接下来就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
从整个家族的事迹看起来，司马迁可知的祖先中，除了司马错曾经有过显著的功勋外，其余大都是中下级的官吏。他们是司马氏离开周朝王室以后奔向秦国的一支，世居龙门一带。司马迁的祖先成了秦人以后，似乎一直没有重操他们更老的祖先在周朝王室担任史官的事业，一直到他的父亲司马谈，才又重回史官一途。
其父司马谈
司马家族这位重操远祖旧业的司马谈无疑是真正引导司马迁走向伟人伟业大道的关键人物，同时，他对司马迁的思想也有很大影响。
《史记》中关于司马谈的故事并没有详细的叙述，也许是司马迁不愿在私人事迹方面多费笔墨。因为这样，司马谈的生年无法考证，只知道他死于公元前110年，即司马迁36岁那年。他在汉武帝建元年间担任太史令，确切年代不知，大概是在汉武帝登基后一两年内，也就是司马迁六七岁的时候。不过，《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录了一篇他写的论文，这篇文章非常有名，也非常有价值，叫《论六家之要旨》。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谈所推崇的思想学说。他把春秋战国以来的学术整理出一套系统，井然有序地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学说做简要而一针见血的总评。他最推崇的是道家学说，而批驳最多的则是儒家学说。他认为各家都有个通病，就是过于褊狭，无法在实际生活中灵活地运用，只有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而且“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换句话说，司马谈认为道家学说最具有综合性、最富于弹性。在他眼中，道家学说就是集儒、名、墨、法、阴阳等各家学说之所长的哲学，他盛赞道家“无为而无不为”，批评儒家“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因此“博而寡要，劳而少功”。
司马谈的这套思想对司马迁影响很大。《太史公自序》究竟写于哪一年已经不可考，但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我们却可以分析出来。
汉初的君主推崇道家学派中的黄老之治，黄老之治是以黄帝时期的政治清明及崇尚道家思想中的清净俭约作为主要内容的政策方针，反映在汉初的具体政策大纲就是“与民休息”“轻徭薄赋”“清净俭约”。到汉武帝盛年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谈正是生活在统治思想大变革的过渡时期，而且，他显然是沉湎于过去的黄老之治的代表。司马迁承袭了他父亲评六家的学风，但是他的见识和评判已远超他父亲。他对孔子以及百家学说的评价中肯而客观，直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对百家学说的评价大体还如他的意见一样。
司马迁生活的年代虽然全部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时代笼罩下，但实际上，汉武帝的尊儒只是做了表面功夫而已，所以司马迁实际上也生活在一种思想转型的空气中，不过是比他父亲更靠近儒家学说而已。
汉代所谓的儒者，老实说，大多并不纯正，他们披着一色的外套，内里却是五花八门，连那位被认为是儒者、曾以极浓厚的儒家色彩作《过秦论》的贾谊，以及始倡“罢黜百家”的大儒董仲舒都难免在儒者的外套下藏有各种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内里。这是过渡时期无法避免的现象，不足为奇。不过，后世却每每为司马迁的思想究竟是“尊儒抑道”还是“夺道抑儒”而争论不休，双方都可以在《史记》中找到一篓筐一篓筐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看法。
《史记》中曾说司马谈向一位叫唐都的方士学过天官，天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研究日月星辰等天文学的人；还说他曾向杨何学《易经》，《易经》是一门具有道家色彩的儒学；又向一位姓黄的先生学习道论，这个人大约就是司马谈道家学说的授业老师。
这样一位对道家学说感兴趣的父亲，却让司马迁接受了儒家教育，因为那是一个从百家争鸣逐渐过渡到提倡儒学的时代，普及儒家教育是一种潮流，也是中央政府的政策，而司马谈在中央政府任职。
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有这样一位父亲的安排调教，司马迁的思想也许无法按后世的标准加以评定。说他是什么家，或是偏重什么家，这个问题永远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最重要的是，他是个史家，他用好奇的眼光观看任何他能看到的事情，而这些就是他思想泉源的一部分。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对他影响很大，但绝不是他的全部。一个成功的史家往往具有敏锐的直觉，然后才会有准确的反应和反响。司马迁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他个人的生活体验是极为重要的。所以，我们还是从头说起，先谈谈他的少年时期吧。
儒、道、法
司马迁10岁以前，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龙门乡下度过的。那是一段典型的乡下小孩的生活：帮助大人耕田、放牛，和带着泥土香味的伙伴们玩耍嬉戏，当然免不了也要接受家传的基础教育。
这十年，在龙门西南方的都城长安，发生了一系列对这个国家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景帝崩，窦太后属意梁王即位，年仅16岁的太子刘彻在云谲波诡中登上皇位，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这时候的司马迁只有五六岁。一个五六岁的小孩根本不知道皇帝是个什么东西，就算知道了，他也万万不会想到，自己长大后，竟然就在皇帝身边做事，而且为这位皇帝做事，还真是“伴君如伴虎”。刘彻是一位大有作为的皇帝，一生传奇，却又充满矛盾。他即位后曾自称平阳侯，微服出巡。好笑的是，他曾被当作小偷，淋了一身尿。他为遏止社会上流行的战国养士之风，果断地杀了关东大侠郭解。为了替祖宗雪耻，他下令集全国之力痛惩匈奴，但却怕死怕得像个没见过世面的小村妇，任一些方术之士玩弄于股掌之间，然后“且战且学仙”。他常叹人才不足，可是又往往因一点小过就滥加杀害。他常常因一时失察而酿成巨大惨案，尔后又很后悔。
司马迁的一生，就是跟这样一位皇帝相始终的。汉武帝登基后建立了中国帝王的第一个年号，叫“建元”。这个名词和“始皇”似乎有些异曲同工之妙。汉武帝和秦始皇嬴政一样，统一四合，万人之上，尤嫌不够，还要在历史纪录上拔得头筹。事实上，根据司马迁的描述，秦皇汉武还真有不少相似之处。
我们知道，秦始皇有一个一直被后人所诟病的行为，就是焚书坑儒。他这一把火烧掉了大量的先代典籍，这给司马迁写《史记》造成了很大不便。尤其是“战国七雄”中其他六个诸侯国的历史，更是被秦始皇一把火烧得干净。所以《史记》中有关秦的事情，记述得最为详尽，可以说秦在司马迁的笔下复活了。同样的，秦的尚武尚法精神也在司马迁有生之年复活了。
说到这里，我们又要谈到统治思想了。一般而言，我国古代社会的统治思想不外乎三种——法家、道家、儒家。这三种思想在司马迁的少年时期发生了激烈的遭遇战。
早在司马迁出生前二三十年的文帝时代，在当时的大商业城市洛阳，出现了一位天才，名叫贾谊。他主张，用礼乐教化树立良好的习惯，摒弃不好的风俗，多分封诸侯以削弱地方权力。这些主张一时受到了统治阶级的青睐，原有的道家统治思想被削弱，儒家学说大有渐渐抬头的迹象。同时人们也忽然发现，汉初所谓的无为而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味地因袭秦朝的制度，最明显的就是继承了秦朝遗留下来的法律。秦朝以法家学说为主要统治思想，推崇严刑重法，而汉初与其的差别只在于那些刑罚不常用。没事时，百姓自然过着清静的生活，真有事情发生，惩处也是非常严厉的。原来汉初的道家外表下，还是藏着法家的内里，只是不常亮相而已。
贾谊的主张一出现，马上引起了一些守旧大臣的恐慌，可是他们又提不出具体的办法，也不能从理论上反驳贾谊，只能大骂“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然后给了他一个“洛阳少年”的贬称。这个称号在今天看起来好像还挺好听的，事实上，当时的意思是说贾谊是个在洛阳这种商业大城市中不守规矩的小混混，带有轻视鄙夷的意味。贾谊就这样被那批人隔绝于都城之外，无法亲近皇帝以施展抱负。
这是儒、道、法三种统治思想交战的第一个回合，儒家思想失败了。可是，逐渐庞大的帝国从无为到有为的需要，使得这类冲突不断发生。
到司马迁少年时，统治思想之间的冲突更为激烈，这其中有一些有趣的巧合和冲突：
第一，逐渐庞大的帝国必须要有所为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这个时候，汉武帝登基了，他是位雄才大略、求变求新的君主。这是时与人的巧合。
第二，汉武帝好大喜功，登基之初就渴望有所作为。在各家学说之中，那一直隐藏在黄老之治外衣下，不曾发挥出来的法家学说绝对是他认为最合适不过的。可是，秦朝崇尚法家，使人民疲累不堪，终而速亡的前车之鉴摆在眼前，汉朝那些曾受秦暴政蹂躏的百姓的后代子孙自然不会提倡法家之治。这个民意，汉武帝也没有胆量加以违背。这种想要又不敢说，想放弃又舍不得的心情，是汉武帝个人的内心冲突。
第三，姑且不论汉武帝内心的冲突，他贵为一国之尊，想要有所作为时，照理没人可以阻挡他。可是不论什么学说都无法改变的“君臣父子之礼”是他不得不遵守的，他的父亲景帝已崩，但他的祖母窦太后还在。如果窦太后是个不管事的也就罢了，偏偏她是窦氏外戚集团的首脑，诸事都想过问。更令汉武帝烦恼的是，窦太后坚决支持黄老之治。
景帝时，窦太后曾经请教过一个博士。“博士”这一称谓始于战国，是政府中的知识分子，属于顾问性质，不担任实际的职务，但工作内容很复杂，包括卜卦等。窦太后因为喜欢老子的书，有一天召一个博士去问问题。这位博士说：“老子的话不过是童仆之言而已！”窦太后闻言大怒，命他“入圈刺豕”。豕就是猪，这里应该是野猪。这有点像罗马人一种惩罚兼娱乐的方式，被惩罚的人在一个围成圆圈的场子里和猛兽搏斗，胜了，算是走运，可以免罪；输了，就让猛兽吃掉。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里描写了这个故事：景帝认为这个博士实在没什么罪过，不过是直言冒犯了太后，就命人偷偷给他一把非常锋利的刀，结果他的运气不坏，一刀就刺进野猪心窝，从而免除了罪责。不过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出窦太后对黄老之治的推崇和坚持。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实在无法公然忤逆祖母，大刀阔斧地改革。这是人与人的冲突，也是道、儒、法的交锋。
这三个巧合和冲突使得汉武帝的改革十分棘手，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处理的。
汉武帝一上台就下令大臣们负责推荐保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言明“申韩（法家）苏张（纵横家）之言，乱国政者”不在推荐之列，黄老之治则碍于窦太后，暂时不敢列入禁止范围。结果，董仲舒等儒者被任用了，可是为了顾忌窦太后，只好先把他们安置在地方政府，董仲舒被分派到诸侯国里。我们前面说过，汉武帝心里真正希望推崇的是法家学说，但出于种种考虑不能明目张胆地推行，至此，他对自己内心的冲突已经找到了妥贴的化解办法，那就是用相对温和的儒家学说做幌子。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汉武帝时，有个诤臣汲黯，他曾批评汉武帝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这句话可谓一语道破汉武帝尊儒学的真正动机，他想利用高谈王道且重礼制的儒家学说来掩饰他“多欲”的内心，一方面可获得重仁义、行王道的美名，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天下人对法家学说的排斥，方便行尚武、尚法之实。这句话能够流传下来真要感谢司马迁的秉笔直书，把骂当世天子的话也照实记录下来，否则，后世人要如何知道汉武帝尊儒学的真正目的呢。
建元五年，即公元前136年，司马迁十岁的时候，窦太后眼疾严重，体弱力衰，逐渐开始不管事了。于是，汉武帝开始进行他的第二个步骤。他在手下的顾问组织里设置了五经博士，换句话说就是“儒学博士”。不过，顾问组织里本来就有的其他各家各派博士仍然存在。
第二年，窦太后逝，祖孙俩的个人冲突完全解除，汉武帝将顾问组织中其他各家的博士全部予以遣散，这就是有名的“罢黜百家”。从此，儒学成为中央政府正式标榜的正统学说，而博士的职务也加以制度化，成为专门研究历史和政治，能够“通经致用”的学者的代称。他们没有实际政务，但可以参加廷议，开创了学者步入仕途、参与政治的通道。
不管汉武帝内心是怎样的想法，他是不是诚心地尊崇儒家学说，这个制度都是一个建设性的制度。后来在博士之下，设有弟子员50人，每年加以考核，通过考核的，就可以委派适当的官职，成绩好的则可以成为郎（天子侍从）。这打开了由读书通往从政的道路，为公平的选举人才创造了一条较为合理的通道。
也许就是受到这种划时代的背景的影响，崇尚黄老的司马谈也配合政策环境，让司马迁接受儒家教育。司马迁自己说他10岁的时候开始学习古文。古文就是指秦代篆书以前的文字，在当时已经废弃不用。司马迁学习这种文字与这个背景有没有间接关系，不得而知。一般认为，司马迁七八岁时，他的父亲司马谈开始担任太史令，13岁时他跟着父亲到黄河、渭水一带收集史料。这对司马迁来说应该是史学上的第一次启蒙，他的古文基础和日后考订史料的能力就由此开始。
建元三年，即公元前138年，司马迁八岁时，汉武帝派特使张骞出使西域，目的是要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大汉帝国已经准备舒展筋骨了。司马迁马上就要进入一个热闹、令他目不暇接的场面中，他为之兴奋，并对前途充满憧憬。但与此同时，他也在向着他一生中最悲惨的遭遇，一步一步地靠近。
卫氏一族
司马迁十岁前后的几年里，大汉帝国开始朝着一个崭新的方向前进。窦太后死了，再也没有人能够制止汉武帝大刀阔斧的改革。而最令汉武帝不能忍受的，是汉朝开国以来，一直在北方耀武扬威、盛气凌人的匈奴。以“建元”对抗“始皇”的汉武帝尤其没法忍受高祖开国以来的版图比秦始皇时代小了许多。
元光二年，即公元前133年，司马迁13岁，朝中大臣因为对匈奴是战是和发生激烈的争辩，最后主战派获胜。他们分析了双方的优劣：匈军马匹好、骑术好；汉军则兵器好、行阵严整、善于步战。基于此，主战派决定第一仗采取诱敌深入然后加以歼灭的战术。诱敌聚歼的战场选在了马邑（今山西朔县西北），主战派正在进行积极的部署。
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描写了这场战役，汉军先派遣一个人假装投降匈奴，引诱匈奴单于领兵来抢夺马邑的财物，30万汉军就埋伏在附近的山谷里。结果，单于率领10万骑兵还没到马邑时，发现一群牲口在郊野上无人看管，遂起疑心，并迅速退回，汉军的计谋就这样落空了。
自此以后，汉、匈的正常关系彻底断绝。匈奴对汉朝有了较高的警觉，于是，汉武帝决定采取主动出击的策略，汉、匈之间交战数十年，各有胜负。司马迁13岁以后就耳闻目睹了一场又一场战争的接连发生。司马迁在《史记》中描写战争的手法及遣词用句十分精彩，可以说两千多年来，难有出其右者，或许跟他身处那种环境，听多了也有一点关系吧。
这个时期，汉朝出了不少名将，而且很显然，这些人与高祖时代有很大不同。汉初那些跟随高祖兴起的军人集团，到这时候早已凋零殆尽，目前这些关东军人的后裔大多不会打仗，汉武帝只好倚重素来善战的关西人，即秦人后裔，来推行他的计划。不过，汉武帝仍然秉承高祖以来压抑关西军人的传统，虽然倚重他们执行任务，但掌握军队指挥权的将军一律由外戚担任。
元光六年，即公元前129年，司马迁17岁时，匈奴入侵上谷、渔阳（今北京西北附近），被汉军击退，汉朝获得对匈奴作战的第一次胜利。这次战役的指挥官就是鼎鼎大名的卫青将军。他是不折不扣的外戚，而且以后世的眼光来看还是很不光彩的外戚。有人说，司马迁似乎一直喜欢揭汉朝君臣的伤疤，尤其是对一些扬扬得意的人，更是不客气。像高祖的流氓作风，以及我们后面要提到的一些宫闱隐私等，司马迁都毫不留情地加以记录，隐约之间，似乎有一种讽刺：“这样的人也能统治天下？！”尤其后来，他遭受了汉武帝施加在他身上的惨无人道的刑罚，不少读者都怀疑他是在报复。人有理性，但同时也有情绪，受情绪的影响说几句偏离事实的话也是正常的，所以这种说法也不能说是无稽之谈。不过，目前还没有人能指出司马迁为了报复而做一些纯属捏造的记录的证据，从这个情形来看，他仍是个绝对具有良知的史学家。他揭的疮疤既然都是事实，那也就无所谓报复不报复了。
像这位卫青将军，他发达的时候，司马迁已经是青年人，有关他的种种传说，司马迁必定听了不少，而且一定有办法分辨真伪。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一开头就写到他的出身：
大将军卫青者，平阳（今山西临汾，属关东）人是也。其父郑季，为吏，给事平阳侯家，与侯妾卫媪通，生青。
原来，卫青是他父亲郑季与平阳侯家中一个姓卫的仆妾私通而生的私生子。他的母亲姓卫，这究竟是她的本姓，还是她丈夫的姓，司马迁没有说明，只说这个卫媪一共生了五个孩子，有的姓卫，有的姓郑。后来五个孩子里出了一个皇后卫子夫，其他的孩子也就都说自己姓卫了，这其中当然包括卫青。卫子夫的姐姐卫孺后来也与一位姓霍的管事私通，他们的儿子就是霍去病。所以算起来，霍去病是卫青的外甥，而且两人都是私生子。霍去病有个同父异母的兄弟，那也是个大富大贵之人，他就是汉武帝驾崩后，遗诏辅佐汉昭帝的大将军霍光。
这一家人两代私通，却出了一批贵人，影响汉朝军政六七十年之久。他们富贵的关键是什么呢？有能力，有才华吗？这固然是一个方面，但这一家人富贵的契机却是卫子夫当上皇后这件事。当时有歌谣曰：“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关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司马迁也有详细的叙述。
卫子夫被立为皇后，是因为得到了一位贵人的相助，那就是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而平阳公主之所以和卫子夫牵扯在一起，又要提到汉武帝的姑妈馆陶公主刘嫖和她的女儿——汉武帝的第一任皇后陈阿娇，讲到馆陶公主刘嫖则又牵连到汉武帝当年成为太子的经过。我们先来看汉武帝是如何成为太子的。这一段宫闱隐私，司马迁调查的结果是怎样的呢？有没有故意要让汉武帝和卫、霍二将军难堪呢？
汉武帝的母亲叫王娡，她共有兄弟姐妹五人，其中一个兄弟和一个妹妹和她一样姓王，另外两个弟弟是她母亲改嫁后所生，分别叫田蚡和田胜。王娡在入宫之前，曾嫁到金姓人家，并生有一女。后来算命先生告诉王娡母亲，她这个女儿将来贵不可言。王娡母亲便不顾金家的反对，将女儿接了回来，然后送入宫中。这个毁过婚、生过小孩的女人竟然果真如算命先生所言，获得了景帝的宠爱，生下三女一男，这个男孩叫刘彘，后来改名刘彻，就是汉武帝。不过这时他还不是太子，景帝共有13个儿子，他排行第九，王娡也不是皇后。命运似乎并没有那么眷顾这对母子，不过命运给了他们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就是汉武帝的姑妈，即景帝的姐姐，馆陶公主刘嫖。景帝非常听他这位姐姐的话，而刘嫖最会为景帝介绍美女，并且每每都能合景帝心意。
当时的太子叫刘荣，其母是栗姬。她对馆陶公主老是给景帝介绍美女感到很不满。馆陶公主是个很会打算的女人，她不但巴结景帝，还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太子，栗姬当然不肯。馆陶公主就把目光转向受宠的王娡，王娡一口答应，于是还是刘彘的汉武帝就和馆陶公主的女儿陈阿娇定了亲，这期间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金屋藏娇”的故事。从此，馆陶公主使出浑身解数，一有机会就在景帝面前说栗姬的坏话，尽量赞扬自己的女婿刘彘，结果很有效地使景帝讨厌栗姬和太子刘荣，最后刘荣被废为临江王，刘彘改名为刘彻，立为太子。等到刘彻即位成为汉武帝时，馆陶公主就称心如意的做了皇帝的丈母娘。
可惜，馆陶公主的女儿陈皇后的肚子不争气，一直没有怀孕的消息。这个时候，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如同馆陶公主当年做的那样，不断给弟弟介绍美女。她在府中养了十数名美女，每当汉武帝到她家时，就让那些养“兵”千日，用在一朝的美女出来侍奉汉武帝。结果汉武帝看上了一个并不十分出众的歌女，并在平阳公主府临幸了她。于是，平阳公主把这位歌女送进了宫，临走时，还抚着她的背说：“即贵，毋相忘。”这位歌女就是卫青的同母姐姐卫子夫。
后来，卫子夫得到汉武帝的宠爱，陈皇后十分生气。善妒、无子，陈皇后终于在一次触怒汉武帝后被幽禁长门宫，千金难买的相如赋也没有能够帮助她挽回汉武帝的心。汉武帝元朔元年，即公元前128年，卫子夫生刘据，被立为皇后。同年，卫青率三万骑出雁门，击匈奴，斩匈奴数千人。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录这些汉武帝和卫、霍二位将军有关的事情，似乎是有点故意揭疮疤的意思。可是，就算是故意揭疮疤，也得当事人认为那是疮疤才行。
先说汉武帝，他如果对自己母亲和外祖母的出身耿耿于怀的话，大可以在登基之后把促成这件事和与这件事有关的人都处置了。但事实上，他不但没有掩藏这些人，反而对他们一个个封侯封君。这件事的总导演、汉武帝的外祖母被封为平原君；王娡同父同母的兄弟王信被封为盖侯；她的同母异父弟弟田蚡被封为武安侯，并在建元六年（前135年）当上了丞相；另外一个同母异父弟弟田胜也被封为周阳侯；最不可思议的是，据说，汉武帝还把他母亲与第一任丈夫所生的金姓女儿接到宫里团圆，并封她为修武君。
这一连串的封赏应该很明白地告诉我们，汉武帝并不在乎这些。那么卫青和霍去病呢？卫青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卫青长大成人后，就在卫子夫原来的主人——平阳侯家里当骑兵。他服侍的不是别人，正是卫子夫的大恩人平阳公主，后来平阳侯死了，在汉武帝的主持、左右的提议下，平阳公主索性就嫁给了已经是大将军的卫青。本来卫子夫嫁给汉武帝，按照辈分，卫青应该叫汉武帝为姐夫。结果，汉武帝的姐姐反过来嫁给卫青，卫青倒成了汉武帝的姐夫了。这些关系绝对不能深究，否则再明白的人恐怕也会被绕晕的。
由此可见，当时的社会风尚与后世有所不同，女子改嫁或者悔婚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私生子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一个歌女可以飞上枝头做凤凰，成为皇后，堂堂公主也可以下嫁给家仆的私生子。不论同母异父，还是同父异母，在地位上没什么差别。同为私生子的霍去病后来在战场得意之后，得知自己的父亲是谁，也赶快接来奉养，并且还把同父异母的弟弟霍光带到长安加以栽培，这也是一例。
这么说来，司马迁故意揭疮疤，使汉武帝、卫、霍诸人难堪的说法，就站不住脚了。当事人根本不认为那是疮疤，记录下来只不过是司马迁身为史家的本分。
元朔二年，即公元前127年，司马迁19岁。匈奴冒顿单于率军南下，烧杀抢掠，汉武帝命卫青率军予以反击，卫青斩匈奴数千，收复了河南地。所谓河南地，指的是河套地区。这个地方一直是汉匈之间的必争之地，同时也是两者实力强弱的测量计，得此地者则强，失此地者则弱。河南地的收复标志着六七十年来汉弱匈奴强的形势已经得到了扭转。
19岁的司马迁感受到了国家兴盛而生气勃勃的气氛。他的学习生涯在这一年前后也有所提升。有史料研究称，司马迁19岁以前一直在家乡读书，20岁开始游历各地。这一时期，司马迁结识了著名的游侠郭解，并搬到了都城长安居住。长安的学术风气对司马迁有很大影响，因为父亲司马谈的关系，他还结识了当世的大儒孔安国和董仲舒。孔安国是孔子的嫡系子孙，是个古文经学家，他家中藏有一些古文经书，据说是孔家祖上传下来的。与孔安国的交往对于司马迁儒学思想的发展无疑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董仲舒与孔安国相对，是一位今文经学家，尤其精于《春秋》等史学典籍。据司马迁自己说，他创作《史记》的精神和义法就是获得了董仲舒的启示。《史记·太史公自序》“余闻董生曰”中的董生，就是董仲舒。司马迁以后辈自居，对他相当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