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化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谋划和推动‘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就要把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作为贯彻发展全局和全过程的大逻辑。”我们要分析中国的经济形势，判断中国经济的好坏，研究中国经济的前景，都必须立足这一前提。为此，我们在开篇时，有必要对“新常态”有一个历史地、全面地了解。新常态一词最早在媒体中出现是2012年。2010年，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CEO埃里安在其著名的题为《驾驭工业化国家的新常态》的报告中，正式用新常态概念来诠释危机后世界经济的新特征。自那以后，这一概念迅速传播开来，大量国外媒体和学者开始在危机之后全球须进行长期深度调整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
在提出新常态概念之后，埃里安又对新常态做了进一步阐释。他指出，新常态主要是指西方发达经济体在危机过后将陷入长期疲弱、失业率高企的泥沼的状况。造成这一状况的直接原因是超高的杠杆比率、过度负债、不负责任地承担高风险和信贷扩张等因素，发达经济体要消化这些负面冲击需要较长时期，而且，决策当局因循旧制的经济政策，也会使得此一新常态长期化。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和埃里安所指的新常态是有本质区别的。
一、新常态是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历史长过程看，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中新常态、新格局、新阶段总是在不断形成，经济发展新常态是这个长过程的一个阶段。这完全符合事物发展螺旋式上升的运动规律。全面认识和把握新常态，需要从时间和空间大角度审视我国发展。”
那么，世界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主要表现及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大的影响呢？这必须从世界经济发生的新变化讲起。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当前世界经济出现了一种新趋势，这就是由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的快速增长进入了深度调整的中低速增长，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正在更广的层面展开，一些学者也叫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世界经济所发生的变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世界经济在信息革命的推动下经历了20多年的快速增长，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后进入了长周期的调整阶段。尽管美国在金融危机后进行大力调整，甚至动用了前所未有的量化宽松政策刺激经济发展，并将调整的成本转嫁给其他国家，美国经济复苏的动力却并未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强劲。页岩气所带来的低价能源虽然令美国的“再工业化”有了一些进展，但美国经济强劲增长的科技创新基础并没有全面建立，局部的技术进步尚无法支撑美国全面复苏。因此，美国经济尽管在发达国家中“一枝独秀”，但缺乏20世纪80年代末带动世界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相比之下，欧洲和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的调整更是慢了一拍，经济增长乏力，陷入低速增长的态势更加明显。走出债务危机，步入低迷时期，成为欧洲经济的新常态。随着爱尔兰、西班牙等退出国际救助计划，欧盟应对债务危机初见成效。但受财务过度紧缩、高失业率、僵尸银行、老龄化，以及乌克兰问题引发对俄经济制裁等因素影响，欧盟经济恢复困难重重。日本经济潜力有所恢复，但结构性问题降低了安倍经济学的刺激效用；日元贬值的加成效果不彰，反使日贸易条件出现恶化，日经济复苏能否持续，有待?观察。
第二，经历快速增长阶段的信贷扩张和危机后刺激经济所启动的量化宽松政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公共债务和私营部门的债务普遍达到历史高位，潜在的风险仍然居高不下。这就使得大多数国家政府和私营部门投资的增速偏低。另外，危机后家庭负债率也正在修正，通过去杠杆化从高位回落，储蓄率在恢复，这使得消费的增长也处在相对比较低的水平。投资和消费的这种调整，决定了发达国家以及不少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速无法回到危机前的高位。受美退出量宽、中国对大宗商品需求放缓、欧洲地缘冲突加剧等影响，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大型新兴经济体增长普遍下滑，转型压力?加大。
第三，对发达国家市场依赖程度较高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发达国家低速增长、需求不旺的影响下，出口增长速度明显下降，经济增长速度普遍下滑了一个台阶。全球贸易增长速度也处在低速增长区间。这些因素构成了全球经济增长的新趋势。由于中国降速后的增长率仍在大型经济体中名列前茅、“钻石十一国”等保持强劲增长，新兴经济体未来对全球经济仍可发挥重要支撑作用。
第四，国际分工的格局进入调整期，原有的国际分工格局正在改变。当前，世界经济正在进行全球性转型。转型的主要动力是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的再平衡，核心问题是对全球经济结构与分工体系进行重新调整。此轮转型波及面极广，任何经济体都难以置身度外。同时，世界主要经济体所面临的转型问题都是系统性的，涉及经济结构、产业政策、社会政策和发展方式等，势必承受脱胎换骨之痛。而各经济体转型的力度与速度直接关系其在经济洗牌过程中的重新定位，优胜劣汰是不二法则。
第五，新科技革命正在酝酿中，现有高端技术的应用和扩散正在向更广领域推进。这对于经济增长的效应是双重的：一方面，由新科技革命突破带来的大规模投资尚不会出现，因而全球GDP的高速增长无法实现。另一方面，运用现有高端技术与传统行业嫁接，或者将现有先进技术进行整合创造出新产品和新需求的投资仍然有很大空间。这既给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又使得不同国家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使新兴市场国家赶超或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第六，全球经济治理进入新阶段，全球投资贸易规则正在重构，全球经济治理以及新秩序和新规则制定主导权的竞争正在多个层面展开。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试图通过新贸易投资规则的制定将美国的国内标准变成国际标准，从而获得新的竞争优势。新兴市场国家一方面在努力争取话语权，表达自身的关切；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做出调整，应对新规则发展趋势的挑战。国际制度之争强化世界经济板块化，同时给全球化升级带来动力，预示新兴全球化的到来。由于多哈回合谈判长期停滞不前，国际制度之争愈演愈烈。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为代表的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迅速铺开，其主要诉求在于构建超越WTO水平的新规则（WTO+），如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国有企业条款、竞争政策、劳工标准等。与之相应，中国与东盟和其他亚洲国家提出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倡议，并力推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国际制度之争一方面是全球化标准之争，美欧侧重跨国界公平竞争问题，新兴经济体则主要关注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另一方面强化了国际多边体制和区域机制间的“双轨”竞争和矛盾。不过，只要世界相互依存的基础不被动摇，未来5—10年，竞争各方在继续博弈的同时，亦不得不寻求妥协和利益平衡点，促使游戏规则的低标杆向上运动，高标杆向下变化，其结果会在总体上抬高全球化门槛与标准。
世界经济新常态与中国经济新常态密切关联，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影响深刻。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在2010年之后，也开始增速放缓。这既有受世界经济大势影响的因素，也有中国经济自身的原因，总之，一系列的新因素决定了中国经济也进入了新常态。这在放缓增长速度的同时，也给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机遇，促使中国经济在更有质量、可持续的基础上保持中高速稳定增长。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增强我国发展转型的紧迫性。未来十年，随着中国经济规模进一步扩大，由外需驱动向内需驱动转型的压力也将显著增大。同时，国际竞争加剧将使我国人口、资源和环境等低成本要素优势加速消失，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和以创新驱动升级迫在眉睫，发展转型窗口期稍纵即逝。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全球贸易发展进入低迷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态势……今后再要维持出口高增长、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高比例是不可能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经济增长动力更多放在创新驱动和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上”。第二，改变了我国在全球化和国际竞争中的地位，使我国从上一阶段全球化的受益者变为全球化升级趋势中的潜在冲击对象，从低门槛国际竞争中的领跑者变为高门槛竞争中的追赶者。适应这种变化的根本途径只能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承担更大国际责任，避免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被逐步边缘化。第三，我国和平发展将面临更多挑战，但也不乏腾挪空间。周边出现的各种压力和潜在冲突，使我国保障和维护和平发展的投入成本日益升高。但欧洲地缘政治冲突升温和中东乱局，政治上有利于牵制美对我国战略压力，经济上对提升我国与俄罗斯和中亚地区的经贸合作?提供了契机。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有哪些特征和规律。
大家知道，2003年至2007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11.6%，2008年至2011年年均增长9.6%,2012年至2013年都是7.7%，2014年是7.4%,2015年是7%,2016年是6.7%，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经济由高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从经济发展客观规律来看，比较好的情况是增长速度大体反映了潜在增长率，而近几年我国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工资成本上升，储蓄率、投资率下降，潜在增长率下降是个不争的事实。从历史上来看，潜在增长率自然回落，经济从高速增长期向中高速平稳增长期过渡，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的普遍走向，具有规律性和?必然性。
2014年5月10日，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明确提出新常态。他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7月29日，他在中南海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进一步指出：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11月9日，习近平在北京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的演讲中，集中阐述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三大特点，指出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在12月9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详尽分析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趋势性变化，并强调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这一重要论断将新常态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2015年3月30日，在同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时，习近平进一步对新常态下实现经济新发展、新突破提出了明确要求。他强调，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阶段演化，这是我们做好经济工作的出发点。
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一科学判断和重大决策。习近平在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用“九看”的思想方法全面分析了经济发展新常态：一是从消费需求来看，人民群众的需求升级了，但产品、服务等供给还停留在中低端水平，造成大量需求外溢。低水平供求平衡被打破了，但高水平供求平衡还未形成。二是从投资需求来看，由于我国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已到了后期，再加上能源、资源、环境约束日益趋紧，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在逐渐递减，加上投资已经引起了消极后果的积累，产能过剩，库存增加，如果再增加票子、债务，就会使国民资产负债表、国家资产负债表，包括政府资产负债表、企业资产负债表和居民资产负债表杠杆率越升越高，这样，如果某些环节出现债务危机和资金链断裂，就可能出现系统性风险，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稳定。三是从出口和国际收支来看，在30多年前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时，适逢发达国家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大量制造业产品具有旺盛需求。我国充分利用了国际市场，拉动了对外贸易和经济快速发展。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普遍加强了贸易保护，世界经济复苏缓慢，短时间内难以形成推动经济发展的有效力量。市场需求疲软，使我国靠外需拉动的经济增长受到一定冲击。四是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来看，我国经济目前面临的问题，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供给侧存在的问题，一方面表现在产品供给能力跟不上变化了的需求，不能满足不断升级的居民消费需求，更难以有效引导和创造消费需求，导致需求外溢、消费能力外流。另一方面表现在产能过剩问题比较严重，落后产能浪费资源、损害环境，严重拖累生产效率提高。必须把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落到实处。五是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来看，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包括：长期短缺经济形成的巨大产业发展空间，生产什么都能赚钱，生产多少都能卖出去；自然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成本较低，具有人口红利和低成本扩张的比较优势；后发优势突出，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可以通过引进和学习先进技术实现快速发展。这些内部条件已充分释放，现在经济进入增速换挡期，发展的内部条件变化很大，传统优势逐渐丧失，这些变化要求经济增长动力必须更多地来自创新。六是从市场竞争特点来看，过去30多年，我国大量劳动人口和资源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农业等一次产业，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制造业等二次产业转移，这带来整体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经济增速加快。如今，制造业已近饱和，这几年制造业投资下滑在国内市场主要是因为需求不足。很多工业品的需求收入弹性都低于1。人口资源等越来越多地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转移，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显著低于制造业。在中国由于服务业多处于低端，这种生产率差距更为明显。而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制造业面临着成本优势不再的压力。七是从资源环境约束来看，目前，我国GDP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但我们消耗的资源也更多了。钢铁、煤炭、水泥的消耗是全世界的一半之多，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已超过50%，铜等有色金属的依存度超过70%。我们资源少，但是利用率却很低，我国工业水的利用率只有20%，矿产资源的利用率也就40%—50%，能源的利用率只有30%，再这么下去，显然是不可持续的。而且，由于粗放生产，造成空气、水、土地等环境污染和生态、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严重。?八是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来看，我国当前发展显现出来的问题，包括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等，可以发现，这些都是高速增长期积累的深层次问题的突出反映，这些深层次问题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九是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来看，适应和引领新常态需要继续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当前应统筹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及产业投资价格等政策工具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推动我国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在宏观调控创新中，应牢牢抓住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关键。只有立足这“九看”，才能更准确、更深刻、更全面地认识到，新常态是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高度概括，是对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规律性认识，是制定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重要依据。
二、适应新常态必须科学看待“增长速度”
上面，我们简要叙述了新常态的主要特征，这些归结到一点，从根本上来说，最明显的是在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速度再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快了。这是最关键的一条，别的原因，可以说都是或因于此，或果于此。因此，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首先就必须对经济发展速度问题有一个透彻的认识并科学看待。经济增长为什么会放缓？怎样的发展速度才是现实而合理的呢？只有认识了这一点，才能正确对待新常态。关于这个问题，世界上许多经济学家已经有了不少研究。例如曾担任过波兰副总理、设计过波兰经济改革的科勒德克在他的《21世纪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就作过详细阐述，说得比较明白透彻。
科勒德克认为，经济发展需要有足够的原材料、矿产和能源等资源。对于某些国家而言1%、2%或3%的年增长速度似乎不算什么，尤其是与危机发生之前非理性增长胀大的胃口相比，可能更显得微不足道。但是，与过往的历史相比，这种增长速度已经很让人满意了。同时，从未来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增长速度可以说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为了让这一构想变成现实，原材料和能源供给紧张的现状必须得到缓解，实现永续供给。否则，无论是发展中国家增长3%，还是发达国家增长1%，都只是不现实的盲目乐观而已。
关于经济增长速度以及限制经济增长速度的议题，并不是一个新话题，而是在经济史上曾多次被提起。第一次是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1766—1834）在两个世纪前提出的。他也是一个牧师，一边布道，一边研究政治经济学。马尔萨斯曾警告说，迟早有一天，经济不会再进一步增长，特别是由于食物匮乏，疾病蔓延，会导致人口停止增长。马尔萨斯提出一个观点，说食物是以算术级数增长的，而人口是以几何级数增长的，因此，食物产量的增加不可能赶得上地球人口的增加，因此人类社会的发展脚步不得不停下来。人口停止增长是难以避免的，因为人类不可能生产出足够的食物喂饱多出来的1亿张嘴。那时候是1800年，世界上的人口总共不到10亿，还不到现在世界人口的七分之一。如果那时有人对马尔萨斯说，两百年后的世界生产出的粮食能喂饱70亿人口，他肯定会说对方是在胡说八道，正如现在的人也不相信两百年后的地球人口会是现在的七倍，那可是500亿人口。
事实证明马尔萨斯的观点是错误的，它之所以错误，是因为他没有充分考虑扩大耕地面积以及技术变革对农业产量的影响，当然，他更不可能预测到食品加工的变革大大降低了仓储和分配过程中的浪费。但遗憾的是，直到今天，马尔萨斯描述的这种结果的事实确实如此。今天的地球上有数十亿人营养不良，数亿人正在忍饥挨饿，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饥饿。这在马尔萨斯当时生活的英国没有发生这些情况，但是如今却发生了，尤其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不只是非洲，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和地区，粮食产量的增长速度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在那些地区食不果腹是常态。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虽然马尔萨斯的上述观点是错误的，但并不能否认他对经济发展思想所做的贡献。马尔萨斯对政治经济学的最大贡献是，他着眼于遥远的未来，强调将来的世界一定会发生质的变化。正如他所预言的那样，以前从未发生过的事情绝不表示将来也不会发生。马尔萨斯只进行了简单的推测，马尔萨斯之所以预测错误，是因为受科技手段和信息的限制，那个时代在对未来的研究上很多重要的问题都没有?考虑到。
第二次提出限制经济增长的议题是在40多年前，这一次确实是明确提出要限制经济增长。当时，非政府组织罗马俱乐部发布报告称，完成了一项针对未来经济发展的研究。报告的标题是《增长的极限》，发表于1972年，它预言经济增长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因为石油等自然资源的供给是有限的，做了世界性灾难即将来临的预测，设计了“零增长”的对策性方案，在全世界挑起了一场持续至今的大辩论。相关讨论一直持续到今天还没有停止。
《增长的极限》中做出的预测和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一样，也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时间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过了这么多年，作者们预测的结论很多都没有成真。如今，全世界的产值是当时的好几倍，人口也是那时候的近两倍，原材料和能源相对而言还算充足，按照他们的预测很早以前就应该耗尽了。因此，支持无限扩张论的人可能会问：哪有什么限制？如果用于生产的原材料供给充足，为什么要放慢经济增长速度？
应当说，40多年前的这份报告不仅是对当时提出的警告，即便是对现在而言，仍然有警示意义。即便作者在很多细节问题上出现了失误，但是整体思路并没有错。《增长的极限》的作者之后对这份报告进行了多次重审，报告最大的价值在于，它指出一个历史性的重要指导原则，产值不断增长的现实条件会引发激烈的经济和政治辩论，这个议题我们必须重视。有意思的是，2004年出版的修订版似乎并没有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当时金融市场的投机活动日益高涨，他们并没有针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但是，经济增长一定是有限度的。虽然今天我们离那道界限还很遥远，但是确实在一点点?靠近。
还有一件事情很多人一定记忆犹新。20世纪90年代有一个叫布朗的美国人曾提出“谁来养活中国”，这在世界上引起轩然大波，一时关于人口和粮食安全的争论此起彼伏。虽然事实证明，中国农业的发展，粮食产量连续十三年超万亿斤的事实，证明中国人完全可以自己养活自己，布朗先生的担忧是“杞人忧天”，但他所提出的问题并不是空穴来风。
地球上的人口密度越来越高。虽然技术进步解决了部分问题，但是如果按照目前的消耗量继续发展，能源和自然资源将来一定会消耗殆尽。世界生产总值虽然在持续增长，但是会越来越慢。现在很多发达国家已经出现这种现象了。在过去的一百年间，富裕国家的实际收入增长了近20倍，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物质产品的重量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瑞士、意大利国内生产总值的“重量”比二三十年前还轻了。“重量”变轻了也就意味着有形商品减少了（非物质的服务业变得越来越重要），用于生产的原材料消耗降低了。一千克的面包还是一千克，但是汽车的重量比以前轻了，而且质量也有所提升，因此也比以前更贵了。一米布的长度仍然是一米，但是在制造、仓储、运输和配给过程中使用了更先进的技术，织布所需的原材料降低了，因此也就更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进步取得更大的成果，更多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重量”?会减轻。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向原材料耗尽的方向靠近。虽然人类发现的矿藏越来越多，但是原材料随着消耗而减少是难以避免的自然规律。为了避免生产资源枯竭，我们必须降低消耗速度。为了缓解原材料供给紧张的状况，如果有可能，技术进步要加快前进的步伐。有形产品的生产必须减速。
富裕国家也应该会愿意放缓发展速度，他们之所以这么做主要应该是出于主观意愿，而不是被迫的。因为经济增长已经很难再提高社会满意度了。如果经济活动的目的是满足人们的需求，现在既然已经无法达到这个目的，生产更多的商品也就没有意义了，一旦超过一定的水平，消费的进一步增长并不会转变为更高的满意度。这种状况在日本已经表现得很明显，而且从几年前就开始显现了，日本人的生活乐趣不仅没有提升，反而降到了和尼日利亚一样的水平，而日本人的平均收入是这个贫穷国家的25倍。巴拿马人对生活的满意程度是拉美同胞阿根廷的两倍，而阿根廷的人均收入是巴拿马的两倍。在贫穷的孟加拉国，对生活表示满意的人口比例是俄罗斯的两倍，而俄罗斯的人均收入是孟加拉的十倍。
人们会说，这就奇怪了！为什么富裕社会的行为会这么不合常理呢？为什么还要一直不断推动经济增长呢？如果经济增长没有让自己觉得生活越来越好，为什么还想要生产更多的商品呢？这就是经济机制自身的规律作用，更确切地说，主要是市场机制的作用。科勒德克归纳的原因如下：
（1）由于技术进步，工作效率在不断提高，为了使就业水平保持不变（除非减少工人的工作时间），产量必然会增加。
（2）如果没有采取其他措施，比如将就业方向向工作效率增长缓慢的服务业转移，产值高速增长一定会引发就业率?下降。
（3）无论是社会大众还是专业人士，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认为，想要改善自己的环境是一种客观需求，即便是最富有的人也觉得得到更多就能获得更大的满足感。包括富裕社会在内的所有社会，都存在有这种想法的人，而且将来也是一样。
（4）发明和创新能创造更多的供给。制造商为了追逐利润当然愿意向市场提供更多的商品和服务，但是有时那些东西根本达不到提高生活水平的标准，因此制造商必须千方百计提升自己，为自己的商品找到销路。换句话说，技术进步不能只停留在实验室或设计阶段，应该将技术进步转化成新的产品，能够上市交易。这一过程也会提高产出。
（5）市场竞争不仅能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还能增加产量。很多时候，为了在市场中存活，生产商必须不断提升产量。
（6）扩张是资本家的天性，也意味着要提高商品数量。资本家在意的不是进账多少，而是能有多少利润，进行再投资也是为了将来获得更大的利润。对于大部分人而言，最简单、效果最显著的赢利方法是投资项目，通过提高产量，从而提升产值。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讲，这种方法是合乎逻辑的，但是由于前提是错误的，也就是我们并不希望提高产量，因此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讲，这种方法不一定合理。
（7）由于经济增长率经常被拿来作为评判政绩的标准，因此政治家们也会大力追求经济增长。民众是否能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满足感根本没人在意，政治斗争如此激烈，双方过去的表现和对经济增长的承诺都要被民众拿来进行对比，比较的结果会影响民众对这些政治家和政党的印象，还会影响选举?结果。
（8）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比，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很大，一个国家感受到对比的压力会更加希望最大化本国的经济增长率。比较会促使各国致力于最大限度地提高国家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政治纲领、政治文章、政治研究中，总是会提到一个高速发展的国家，可能是邻邦，也可能相隔十万八千里。最后的结论往往是，人家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
（9）历史长河中总是会出现特殊情况，比如现在这段时期就是。各国爆发了大规模的财政危机，政府既不愿意削减开支，也不想增加税收，在现行法规之下又很难完善税收漏洞，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提高产出，进而提高税基，扩大税收，降低财政赤字。也就是说并不是政策要求尽可能实现经济增长，事实恰恰相反，政策是处于被动地位的。
从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出，经济增长不单纯是一种经济现象，而是和社会政治、国家财政、税收等问题交织在一起，互相作用。
富裕国家想要放慢经济增长，就要采取相应的手段消除财政危机，降低失业率。这又引出了很多话题，通常不是讨论狭义的刺激经济增长，而是广义的社会、经济发展政策，或者谈论如何将复杂的整体文化、经济体制引入另一个级别。
那么，全球经济放缓应该到什么程度才让人觉得满意呢？应该拿什么做比较呢？如果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不是说公元3000年时的世界生产总值要比1000年和2000年时低。要知道，在19世纪早期之前，整个世界简直可以说贫穷到了荒芜的程度。据经济史学家估计，新纪元的第一个千年，全球产量年均增长率仅为0.05%，几乎谈不上增长。那时候的人们从早到晚在庄稼地里忙活，忙活一辈子，收入几乎没变过。到19世纪以前，经济水平几乎没怎么提升。16世纪的时候年均增长率还是0.05%，到19世纪初也不过0.07%。那时，产量增长速度几乎和人口增长速度持平，公元1000年到1800年之前，世界人口增长了4倍，所以即便世界总产值增加，人均收入几乎没有增加。在接下来的两百年，经济才开始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增长，年均增长1.2%。
这个增长速度和当今富裕国家的增长速度相当。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富裕起来，也是曾经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现在说来，大家会觉得难以置信，但是在五百年前，非洲的人均收入比北美要高。1820—2000年，非洲的年均产出增长率仅为2/3个百分点，我们口中的西方世界（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年均产出增长率略高一点，是1.65%。但就是这么一点点差距，如果持续的时间足够长，就能创造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用八到十代人的时间，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就能变成富裕国家。
科技革命点燃了经济腾飞的火箭。知识型经济的发展在经济腾飞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宏观政策和微观管理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国家领导人决心为市场创造有利于发展的体制结构。如果领导人在对外关系问题上，持批判性的开放态度，对国家的发展大有帮助。虽然干扰不断，但是两个世纪以来，经济一直在高速增长，只是这种增长不会持续到接下来的两个世纪。在接下来的十年，让经济保持在危机之前的增长水平，是不可能的。在危机之前，全球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超过了4%。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经济政策也在一次又一次地不断变化，1%、2%、3%、4%之间的差距不会带来惊人的效果，复利法则似乎也不像一开始表现得那么强大。但是，如果我们站在长期的战略角度或以一个生命周期为单位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差距还是很大的。现在出生的这代人，平均期望寿命是75岁，如果年均收入增长1%，一生总共会增长110%；如果每年增长2%，一生会增长340%；如果每年增长3%或4%,75年的时间会形成惊人的差距：分别是800%和1800%。真是令人?惊叹。
因此，经济增长速度必须放缓。但是，我们也不能支持零增长的主张。毫无疑问，我们需要重新制定发展目标。传统意义上的产出增长已经不是当务之急，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放弃，全部转向再加工，各个时期的产出总量不会发生变化。这么做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意义。换句话说，我们不希望将来出现经济零增长，这种状况是可以避免的，而且零增长并不是可持续的经济模式，是不合理的。经济增长必须放缓，但不能完全停滞。即便是富裕国家也不能完全放弃经济增长。在再生产的过程中，需要一定的韧性，如果没有必要的增长，宏观经济就会失去这种韧性。创新、发展、投资，刺激了经济增长，改变了经济结构。部分企业、分支机构、生产部门正在走向衰落，另外一些正在蓬勃发展。如果把市场比作花园，为了市场繁荣，我们要像清理枯枝败叶一样，清除技术落后、生产率和竞争力低下的企业。经过一番清理，总体产量会下降，但是技术进步、管理有序的企业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推动社会?进步。
零增长是不现实的，即便是最富裕的国家，也有穷人，这部分人的收入肯定要增加。当穷人的收入达到一定水平，理论上来讲，我们可以让经济不再增长。但是，如果要使最穷的那部分人收入增加，总体收入停止，人口数量保持不变，那么只有使富裕阶层的人收入下降才行。我们一定要要求富裕人口降低收入吗？但现实是，如果他们自愿保持目前的收入水平，就已经是前所未有的奇迹了。在政治上达成“未来穷人比富人的收入增长速度快”的统一意见，将会成为人类社会的一个巨大文明成果。
到处都有穷人。绝对贫困是按照科学合理的标准进行定义的，相对贫困取决于个人对贫困的感受，但是关于贫困的标准世界各国并不相同。关于哪些人算是穷人的问题，很难讨论出结果。在谁是穷人的问题上，我们可以永无止境地讨论。但必须承认的事实是，如果有的人提出整体经济应该零增长，而他又是一个讲道理的人，不是在信口开河，并且意识到了穷人（尤其是社会最贫困阶层）的收入将来必须增加，也就相当于他提议降低富裕人口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他的这种构想不会实现。但是要求降低富人的收入增速是可能实现的。富人们必须接受这个提议，不是出于道德，而是出于常识。即便富人的收入不再增长，既不会对社会造成伤害，也不会破坏经济发展动力。创造额外的收入的因素虽然发挥的作用不大，但是非常重要，是社会开展创造性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富人应该好好看看周围的情况。看到别人的生活，他们才会发现自己的人生多么美好，生活多么富足；他们也会看到自己将会遭受多大的损失——如果他们贪婪无情地想要得到更多，可能会失去?很多。
总之，我们必须始终清醒地看到，个体经济战略和企业管理，通常是以数量上的扩张为导向的；而宏观经济战略和社会政策一定是更注重长期平衡的，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必须放缓但是不能完全放弃。经济完全停滞是不现实的。经济停滞会造成深远的影响，我们制定的法规和政策不能伤害企业家精神，同时还要呼吁通过立法防止个体经济过度扩张对宏观平衡构成威胁。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适应和引领，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新常态下，尽管我国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但“十三五”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我们要把握这些大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变中求新、新中求进、进中突破，推动我国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三、新常态下必须树立和践行新发展理念
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面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机遇和新矛盾新挑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鲜明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要求，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新的突破，对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习近平的重要经济思想，是习近平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党在发展认识上的升华，是管全局、管根本、管长远的导向，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新发展理念，指明了未来几十年我国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和发展着力点，要深入理解、准确把握其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在工作中切实加以?贯彻。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根本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对我国这么大体量的经济体来讲，如果没有持久的强大动力，要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两个翻番”是难以做到的。坚持创新发展，是分析新科技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历程特别是总结我国改革开放成功实践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应对发展环境变化、适应发展要求、增强发展动力、把握发展主动权，更好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根本之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树立创新发展理念，就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目前，我国正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正从单纯的科技创新走向全面创新。在科技领域，航空航天、生物技术、新材料等不断创新突破，一些新技术、新产业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经济领域，通过发展新模式、新业态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改变原有的市场流通和交换方式。在创新主体上，我们加强企业的作用，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鼓励创新市场化、普遍化，让具体创新政策下沉为基层的创新实践。着眼未来，从长远来看，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进一步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必须始终坚持创新发展，努力走出一条创新之路。
协调是持续平稳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协调发展既要着力破解难题、补齐短板，又要考虑巩固和厚植原有优势。这就要求我们加强薄弱领域和环节，加强脱贫攻坚，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实现高水平发展。协调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协调发展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更注重发展机会公平、更注重资源配置均衡。这就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协调是发展短板和潜力的统一，协调发展就是找出短板，在补齐短板上多用力，通过补齐短板挖掘发展潜力、增强发展后劲。坚持协调发展理念，就必须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目前，区域发展失衡是我国经济发展中最突出的难点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就要坚持协调发展。我们要坚持东、中、西部联动发展，构筑经济新轴带，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带动中西部加快发展。在区域协同联动发展过程中，发达地区的人才、技术和经济资源要按市场规律向落后地区扩散，沿海经济轴带需要提质增效，沿江经济轴带应扩容提速，在沿线经济轴带上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因地制宜地培育新的增长点或增长极，带动落后地区加快发展。区域协同联动发展不在于各区域发展速度的一致性，而应宜快则快、宜慢则慢，关键是形成区域间更强的经济联动，按照区域自身特点处理好改革和发展的?关系。
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绿色发展，就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人类发展活动要利用自然、依靠自然就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这个规律谁也无法抗拒。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得到大自然的恩惠，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就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实现可持续发展，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新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也带来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对好的空气、好的生态的需求更为迫切。在这种形势下，我国未来的发展必须走绿色发展之路，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发展低碳产业。前些年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不小成绩，目前，在可再生能源方面，我国的太阳能利用、风力发电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清洁煤利用方面，我国正快速部署建设超临界和超超临界燃煤发电厂，煤炭燃烧技术世界领先；在高压输电方面，我国已开发出智能电网并已建成世界上第一批特高压交流直流传输线。坚持绿色发展，还应加大新能源供给的技术支持力度，进一步解放思想，为绿色发展增添强劲引擎。
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要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坚持对外开放，充分运用人类社会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和有益管理经验。要看到在信息化的条件下搞开放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同以往有很大不同，总体上有利因素更多，但也面临更深层次的风险挑战：国际力量对比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正在发生变化，世界经济还没有走出国际金融危机阴影，不确定、不可测因素增多，还找不到全面复苏的新引擎；随着我国经济地位的提升，我国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中的分量迅速上升，但经济大而不强问题依然突出，经济实力转化为国际制度性权力依然需要付出艰苦努力；我国对外开放进入引进来和走出去均衡发展的阶段，但受西方国家遏制的阻力增加，支撑高水平开放和大规模走出去的体制和力量仍显薄弱。树立开放发展理念，就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内外需协调、进出口平衡、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标准规则制定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要在传统开放红利逐步衰减的情况下，不断提升开放水平。目前，我国实施自贸区战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牵头创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国际性金融组织，都是立足开放发展、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努力推动我国经济在更高水平上发展的有力举措，应认真贯彻落实好，?切实见到成效。
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享发展就是要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使全体人民都能分享改革发展成果。要实现全民共享，即共享发展是人人享有、各得其所，不是少数人共享、一部分人共享。要做到全面共享，即共享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方面建设成果，全面保障人民在各方面的合法权益。要实行共建共享，靠共同劳动创造财富、共享财富，共建的过程也是共享的过程。共享发展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均衡到均衡的过程，不能搞平均主义、一刀切和大锅饭。必须清醒地看到，即使将来我国发展到很高的水平也会有差别。树立共享发展理念，就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共享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也日益突出，这一问题直接影响社会政治稳定。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既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我国经济能够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我们要大力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通过公共财政调节收入分配格局，推动形成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相互促进的局面，为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提供更好?的条件。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体，要从整体上来贯彻落实，不能重此轻彼，也不能相互替代。每一个发展理念贯彻不到位，发展进程都会受到影响。必须从整体上、从内在联系中把握新发展理念，增强贯彻落实的全面性系统性，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
回顾过去，正是靠着发展理念的创新，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展望未来，我们坚信，中国人民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一定会创造令世人惊叹的新奇迹。
四、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新常态
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降至中高速，当然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之一。不过，如果我们被减速这“一叶障目”，而看不到其背后发生的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便难以全面理解中国的新常态。前已述及，在中国，新常态还意味着发展方式的转变，意味着对质量、效益、创新、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追求。简言之，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浴火重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大，我们在发展中遇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经济发展面临速度换挡节点，如同一个人，10岁至18岁期间个子猛长，18岁之后长个子的速度就慢下来了。经济发展面临结构调整节点，低端产业产能过剩要集中消化，中高端产业要加快发展，过去生产什么都赚钱、生产多少都能卖出去的情况不存在了。经济发展面临动力转换节点，低成本资源和要素投入形成的驱动力明显减弱，经济增长需要更多驱动力创新。”因此，“引领新常态”，就要在经济发展的各项工作中认真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这应当成为我们在新常态下的主动行为。
（一）依靠创新驱动打造发展新引擎
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不可能依靠要素规模驱动力来支撑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不断提高要素质量，更多依靠人的素质的提高和技术进步，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的新?引擎。
毫无疑问，实行创新驱动以及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应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以企业为主导，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政府可以袖手旁观。事实上，政府在创新驱动中的作用常常是不可替代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功能，一是创造并维护一个有利于企业创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二是在创新的公共品领域，在具有外部性、垄断性领域中，发挥主导作用。值得强调的是，政府在产业选择、技术选择方面，不能过度干预，也应避免直接作为市场主体参与其中。在有必要实行产业政策的情形下，为克服政府失灵，应区分选择性产业政策和功能性产业政策，区分直接干预型和间接诱导型产业政策。这里的核心要义是，产业政策应是作为矫正市场失效的工具，而不是替代市场的工具。具体言之，政府应在以下六个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首先，营造制造业创新发展的良好生态。全面转变政策导向，现行财税、投资、金融、贸易政策取向主要应是鼓励创新创造，鼓励内涵提升，鼓励创意研发；完善知识产权保护，鼓励企业创新。只有发明创造的成果得到保护，企业才会有动力去创新；进一步打破垄断，促进竞争，特别重视中小企业的创新；在舆论上和政策导向上全面形成创新创造的良好氛围。其次，搭建服务于制造业转型发展的公共平台。政府应着力打造互联互通网络和各类公共平台，统一构建面向全体企业、服务和支撑中国制造与科技创新的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再次，致力于建立技术标准，争取制造业领域的国际话语权。标准竞争日益成为市场竞争的重要领域，从而也构成企业建立核心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我国政府应充分利用中国市场巨大的优势，积极参与国际上的标准竞争，把握制定产品技术标准的主动权。另外，还要进一步鼓励研发（R&D）。研发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其作为固定资产的属性也更加明显。因此，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应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鼓励企业研发活动。要改变GDP统计，将研发直接纳入GDP核算，以充分调动企业和地方政府创新的积极性；要创新国家研发经费的使用方式，将支持的重点从生产端转向消费端，从最终产品转向基础研究和竞争前开发活动。人才是创新的根本。要不拘一格吸纳与培养人才。全球经济新常态为我国提供了良好机遇，我们可以通过海外投资，并购发达经济体的企业，并以此为平台，直接吸纳海外高端人才。同时鼓励广大企业，建立海外研发中心。政府应鼓励国内制造企业采取合作研发、委托设计以及类似金融领域“众筹”“众包”的模式，利用全球范围内的创新资源。高度重视技术技能型人才（技工）的培养。中国制造不能成为强国，与中国严重缺乏技术技能型人才密切相关，而这又与技术技能型人才的社会地位较低、技工培养机制残缺不全有关。因此，应考虑从社会舆论、收入、待遇等方面全方位提升技工的社会地位。应大力加强职业教育体系建设，重视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推行终身教育制度。应恢复和建立新型学徒制。要充分发挥小企业在创新和创业方面的关键作用。政府应大力培育为创业者提供财务、法务、人事及与风险投资嫁接的新型孵化器发展；搭建服务于中小企业创新创业的信息平台、实验与检测平台；为中小企业参与商业化潜力较大的公共科技项目?创造条件。
（二）在转型升级中实现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但是，毋庸讳言，结构不合理、发展不协调的深层次矛盾在我国仍严重存在，这主要体现在内外需结构、产业结构以及要素投入结构的不合理上。因此，调整结构、转型升级是当前经济工作的一项迫切任务。如果算上城乡二元结构、区域发展差距等，不协调问题会更加突出。
调结构、转方式、促升级的关键在于如何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第一，不以GDP论英雄。过去的很多结构性问题和矛盾，其产生根源均可在唯GDP倾向上找到。地方政府在拼GDP的时候，就会只关注工业扩张、城区扩张、税收增加，而忽略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就业和民生改善等。因此，新常态下，需要弱化对地方政府的GDP考核机制，“不以GDP论英雄”，而将地方公共服务、市场监管、就业水平、社会保障、维护治安、环境保护等多重指标置于更为突出的位置。第二，推进要素价格改革。要以正确、有效的价格信号引领结构调整。市场配置资源的核心机制是价格机制。价格不合理或扭曲，必然会导致结构的不合理。因此，必须下决心使市场在土地、金融和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如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促进土地等生产要素跨越城乡藩篱自由流动，提高土地这种最重要资源的配置效率；加快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大力发展和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企业直接融资比重，促进资金更多地流向创新型企业；加快推进水价、电价改革，并不断完善成品油、天然气等资源类产品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第三，健全有利于结构优化的财税体制。财政税收是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有力杠杆和重要工具。在财政支出方面，过去我们各级财政的资金较多地用于工业建设和基础设施，今后应该更多地用于促进就业、社会保障，发展教育、医疗卫生，以及科学研究与普及、农村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领域。税费方面，应努力减轻私人部门税费负担，保证税负公平，优化税种结构以顺应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需要。对于国家鼓励发展的产业，要继续实施更加有力的税收扶持政策，支持企业自主创新、促进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要理顺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基础上，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间收入分配关系。既要增加地方自有财力，调动地方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积极性，增强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也要保持中央财政适度的调控能力。第四，发挥投资的“增长抓手”作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投资仍将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和主要手段。要发挥投资在调结构中的抓手作用，处理好投什么、谁来投与怎样投的问题。首先是投什么。因此，启用投资引擎，不仅需要找寻新的投资领域，还须创造条件，让这些投资具有商业可持续性。有三个领域应该作为重点。一是促进消费长期增长的社会基础设施，主要包括教育、文化、医疗保健、健康服务业等。二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更新改造投资。三是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节能环保产业。其次是谁来投。传统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突出地存在着自然垄断性、公共性和外部性，从而成为政府投资的天然领域。然而，近几十年来，随着管理能力的提高和现代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那些影响私人资本进入的障碍，或者渐次消失，或者可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予以克服。这就为在这些领域中引入社会资本开辟了广阔空间。目前采取公私合营（即PPP）或者有管制的私人投资主体，都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方式。再次是怎样投。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少有的高储蓄率国家，因此并不缺少投资资金来源。在投资领域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是缺少长期资本动员和筹集机制以及缺乏解决期限错配的有效机制。这就必须对我国金融体制进行改革：要采取切实措施“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放开国家对信用的统治，创造有利于资本形成的机制，特别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各类投资领域；鼓励各种将债务性资金转变为股权性资金的金融创新；充分发挥如国家开发银行等长期信用机构的作用，同时，下决心尝试逐步让商业银行拥有投资权利，从根本上消除债务融资比重?过高的基础。
（三）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实现绿色发展
过去30余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此同时，我国能源资源、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据相关机构测算，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约相当于GDP的8%,2005年以来这一数字虽有所降低，但仍达4%?左右。
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注重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也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生态环境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尊重经济规律与尊重自然规律的重要体现，是对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发展，其中，饱含着尊重自然、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理念和发展理念。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要始终牢记并努力践行这些理念，决不走“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再修复”的老路。
在目前的经济架构下，绝大多数环保、治污、生态修复活动都被视为经济运行的“成本”，是增长绩效的“扣除”。在这一框架下，绝大多数生态文明建设的行为都成为企业负担。为从根本上解决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负向激励”问题，必须修改统计方法，其基本方向，是将企业在环保、治污、生态修复等领域的投入计为固定资产投资，并相应统计为国民产出。在这方面，美国业已提供了先例。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创造有效的制度，提供正向激励机制，保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共赢。
此外，我们还要从制度上保障生态红线，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建立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能源、水、土地节约集约使用制度，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制度，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
（四）内外联动推进开放发展
开放是中国30多年之所以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重要原因，也是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一条基本结论。无论任何时候，中国再也不能走闭关锁国的死路了。新常态下，我们要主动构筑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在全方位经济对外开放的今天，我们要提升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着力的重点在两个方面：一是扩大自贸区建设，二是推行“一带一路”战略。
自贸区建设是中国积极主动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而自主推行的发展战略。在世界范围来说，中国与2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与中韩、中澳的自贸区谈判也已结束；中美、中欧的投资协定谈判也在紧锣密鼓中。与此同时，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以及与海合会、以色列等的自贸区谈判，亦在进行中，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也有了新进展，同时，我们将努力建设在2014年北京APEC会议上中方提出的亚太自贸区（FTAAP）。就国内看，从上海自贸区试点到其扩围，中国的自贸区建设步伐显著加快。积极推动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自贸试验区建设，并适时向全国推广，将有利于我们积极应对国际上TPP等贸易新规则的挑战，同时，通过推进国内贸易一体化进程，我们也将获得应对全球贸易增速回落的新手段。
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建设，是新形势下对外开放的大战略。其一，有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会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新的驱动力。“一带一路”建设对东中西部而言都是发展机遇，特别是西部一些地区，过去是边缘，而一旦同周边国家实现了互联互通，就会成为辐射中心，发展机遇更大。其二，助推产业转移和转型升级。“一带一路”为我国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和过剩产能化解提供了广阔的战略迂回空间。“一带一路”战略的重点是实现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是互联互通的基础和优先领域。加大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将有助于我们实现“一带一路”各国联动发展。其三，冲破束缚，实现全方位对外开放。“一带一路”是中国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实现东西部均衡协调发展的关键一环。“一带一路”战略势将成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同时，考虑到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正在酝酿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以TPP、TTIP和TiSA为代表），“一带一路”战略还有利于冲破发达经济体建立的“包围圈”，寻求更大范围的资源与市场合作。“一带一路”建设可以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形成“三足鼎立”态势，加快形成国际经济新格局，进而对经济全球化产生?深远影响。
要实现自贸区建设与“一带一路”战略对接。从地理位置来看，四大自贸区中，上海、广东、福建三地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最为密切，而天津作为北方的国际航运中心、经济中心以及新亚欧大陆桥东端起点，对“一带一路”的国内核心区域和相关国家均具有较强的经济辐射与联动作用。从深化对外开放战略角度来看，如果说，“一带一路”是从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战略高度出发，那么，自贸试验区则是在投资自由化、贸易便利化、金融国际化、行政管理简化等具体方面先行先试，为中国参与国际贸易谈判积累经验，为进一步倒逼国内改革提供动力。习近平总书记针对“一带一路”提出的“五通”（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与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四化”（即投资自由化、贸易市场化、金融国际化、行政法治化）在精神上互通，充分说明自贸区建设和“一带一路”建设构成新常态下我国全球战略的两大支柱。
（五）通过包容性增长实现共享发展
经济发展成果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共享是经济新常态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基尼系数有所回落，2014年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9。这是基尼系数自2009年来连续第六年下降，表明收入分配状况趋向好转。
中国经济发展包容性不足的问题，植根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制度性不平等。例如，政府的行政垄断遍及经济领域，个人在经济活动中少有自由决策空间，薪酬分配中的平均主义与附着于官员等级制上的特权并存等，都是旧体制的遗迹。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行政垄断的领域缩小，个人的经济自由增加，收入分配中的平均主义被打破，经济发展的包容性将有所增强。不过，由于经济体制的转轨尚未完成，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权利平等尚未完全实现，从而造成市场经济中的不平等竞争，并使得不平等竞争的后果继续复制并加剧不平等。这正是在经济高速增长、居民收入和财富普遍增加的情况下，对社会不公的批评却日益强烈的原因所在。
为解决包容性不足问题，“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目标，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就业、社保、收入分配等领域的改革都已经开始破题。不过，在制度设计和实施过程中，提高增长的包容性，实现共享发展仍有许多工作要做。第一，要保障起点公平。这就需要政府在教育、营养和医疗卫生方面做出足够的努力，保障全社会居民的基本医疗，降低个人医疗对于家庭收入的依赖程度，降低儿童因为生病看不起病而耽误人力资本积累的可能。应保障居民，特别是儿童和青少年的膳食营养，接受充分的教育，降低人们的受教育程度对家庭收入的依赖，让他们的人力资本水平取决于自己的聪明才智。第二，要保障居民自由迁徙的权利，大力排除或改革劳动力自由迁移的制度障碍，那些以户籍制度为首的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医疗保障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土地制度等，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第三，切实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由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在我国总体收入差距中所占比例将越来越大，因此，未来要控制中国的收入差距，工作重心应主要转变到控制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上来。未来缩小收入差距的重点，可能也应置于打破行业垄断、完善公共资源出让制度和收益分享制度等体制变革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