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在食堂吃午饭，跟小凤布置了几句，换上便衣就朝车站走去。我在路边买了个面包，边吃边乘车来到电器公司。
我找到了医务室的高伯庆大夫。
高大夫是东北人，说起话直来直去的：
“是啊，星期四那天下班，欧阳云是跟我一起走的。一出医务室，她就叫我：‘高大夫，你要了这么多盒子，我帮你拿吧！’不等我推辞，她已经把药盒子拿在手里了。就这样，我们一块走的。”
“是她主动走上来叫你的？”
“是啊，主动的。”
“你现在回忆那天她叫你，是不是过分主动了呢？”
“过分？嗯，有点。嗨，不过谁也想不了那么多，反正是空药盒，也不重，她要帮我拿，我当然乐意，其实，她不帮我拿，我也拿得了。就这些啦，有啥说啥，没有也不能添枝加叶，对不？”
“您记得那天她穿的是什么裙子吗？”
“应该说是带白花的蓝裙子。”
“为什么是应该说呢？”
“因为那裙子本来是白底蓝花的，但蓝花太大，也太多，把裙子都占满了，看上去，原来的白底子倒像是蓝底子上的小白花了。”
噢！原来这就是裙子的白蓝之谜。
欧阳云不提白裙子上的大蓝花，显然是有意搅浑水。
跟高大夫分手后，我按照欧阳云提供的路线，掐着表，从电器公司走到红庙车站，坐上112路到沙滩，换103路到动物园，又坐上334路到车道沟下了车。然后按一般速度，步行到欧阳云所住的宿舍楼前。
一看表，总共用了一小时四十五分。
假设欧阳云在案发那天下午五点二十分在红庙上的车，那么，她回到家正好是七点过五分。
也就是说，上午欧阳云所说的乘车时间是对的。如果那天她哪儿也没有去，应该在七点多钟回到家。
我立刻赶到欧阳云的儿子高原念书的学校。真巧，我姐姐正是这个学校的校长。很快，姐姐把高原叫到了校长办公室。
我打开微型录音机，让高原回忆上星期四晚上的事。不料，高原的回答，既在我预料之中，又出我预料之外：
“……叔叔，我错了。是妈妈不让我说真话的。她说，如果有人问，就说她是七点钟回来的。可是，我害怕……妈妈不是七点钟回来的啊！那天晚上，都快九点半了，我妈妈还没有回来，我都等急了！”
啊，九点半还没回来？
“那你吃饭了吗？”
“吃了。”
“是妈妈回来做的？”
“不是，是我自己做的。”
“做的什么？”
“热剩饭，炒黄瓜。”
“那你妈妈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我都睡了，她才回来。大概快十点钟了。……你为什么要问这个？叔叔，我妈妈她怎么了？啊？我妈妈怎么了？……”
十二岁的高原，睁大一双稚气、诚实和在他这个年纪还不应该有的焦虑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住我。
让我说什么好呢？
可怜的孩子，他已经失去了父亲啊！
我在心里叹口气，轻轻抚摸着高原的头：
“没什么，孩子，你好好读书吧。”
我离开学校，又赶到气象局，查阅了北京地区的气象记录。星期四那天晚上，是八点二十分左右开始降雨的。降雨的时候，欧阳云并没有到家，而是在路上！
欧阳云的假话太多了！
那么，从五点二十分她与高大夫在红庙分手，到夜里十点钟回到家，中间整整有四个多小时，欧阳云到底干了些什么呢？
为什么那天下班后她要主动帮助高大夫拿药盒呢？这与她在上午回答问题时主动把高大夫提出来做自己的证人，两者之间有没有内在的联系呢？……
我一面想，一面沿着马路朝局里奔走。一恍惚，人行道上的槐树，连同那道边的电杆，都一齐化作了无边的散发着落叶腐枝的霉潮气息的森林……
啊，森林，森林！
我又回到了十年前！
我又成了一个为生存没日没夜在森林里奔走的知识青年！
我又背上了长筒猎枪，踏着森林中的鸡肠兽道，在寻找那只狡猾的、富有传奇色彩的狐狸啦！
那是一只谁都想打，可谁也打不着的秃了一只耳朵的母狐狸。
我和这只神奇的秃耳朵狐狸之间，有过多少次浪漫而又惊心动魄的追逐啊！可是，后来，我们之间终于酿成了一场悲剧，一场使我永生难忘的悲剧……
汽车喇叭的鸣响，把我从那幕难忘的悲剧的追忆中，迅速拉回到现实中来。
我才意识到自己不是在追狐狸，而是在追一个人。
难道欧阳云是人里的狐狸吗？……
当我汗涔涔地赶回局里，刚进大门，小凤就从传达室里迎出来。
看来，她已等我多时了。
“梁预审，情况是这样的……”
小凤按我的布置，也折腾了一中午。
她从电器公司乘公共汽车出发，只用了二十分钟，便到了丁字街10号。又从丁字街10号乘公共汽车，用了一小时二十分，到了车道沟欧阳云的宿舍。
那么，从电器公司到丁字街，然后再到车道沟，加起来也不过两小时的乘车时间。
现在清楚了，案发那天，从下午五点二十分到晚上十点钟之间，欧阳云坐车到了丁字街现场，再从现场返回车道沟宿舍，总共也不过两小时的乘车时间。那么还剩下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她究竟都做了些什么呢？必须让她讲清楚。
“马上把欧阳云带来！”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