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深怀对剥削阶级的仇恨扑向张平,夺过她手中的小红本,扯下她臂上的“红卫兵”袖套,摘去她胸前的毛主席像章……
不容反抗的威严命令——低头认罪。
心灵创痛。无法抚慰的心灵创痛。
哪里去捕捉一声同情的叹息?
哪里去寻求一线避难的缝隙?
凄惶的她,眼里的怒火熄灭了,高昂的头颅低下了,骄傲的羊角辫散乱了……就见一缕飘自屈辱身体的乌黑头发,带着一股惨淡的幽香,卷入那个战战兢兢的“狗崽子”行列。
悲观的黑暗缭绕心扉。也许,我被卷入“狗崽子”行列的日子也不会太远了。
不知是谁起了个头,广场上立刻响起触动我灵魂中最敏感部分的旋律：
老子革命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浑蛋
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
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
滚滚滚
滚他妈的蛋
……
一群鸽子在阴沉的天空中盘旋飞行,以尖厉的鸽哨声在向谁疾呼着求救……丢失的羽毛凝固了悲伤,在广场上空闪烁一束泪光……张平,这个曾经被别人爱恋过的漂亮女孩,在十几分钟前成为无情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牺牲品。现在,她必须跟其他的“狗崽子”一样,由一阵紧一阵的仇恨呼吸蒸发成“社会垃圾”,任人清除到不知何方……
朝远处涌动的人流淹没了她那命运跌落的身影,淹没了一个有过许多美丽童话的岁月。
人流远去了。
地上,一根天蓝色丝绸发带,宛如大地的一道小小疤痕。
我低头注视。注视刚刚被无数双脚践踏过的这根发带。这上面布满尘埃污垢,已经变为残弃之物,但它天蓝色的色调还依稀可辨。
它在阵阵寒风中瑟瑟伸卷,只为我一人伸卷……伸卷成朵朵迎面扑来的蓝色浪花,在我的心的律动里回响着我姑妈的声音——
罪孽,会遭报应的罪孽,罪孽呀……
这个声音唤醒昏迷的丝绸发带,它从地上挣扎起来,跌跌撞撞地朝它的主人追去。
追不上。无论如何也追不上。它想屈膝求援,却在一辆公共汽车的车轮下瞬间消逝。
我的目光,因无法忍受的压抑而刺穿那些远去的人们的背影。我近似疯狂地想象着,想象自己是神话故事中的哪位勇士,赶上前去奋力救下那个叫张平的……小姐姐,是的,此刻我应该把她叫做小姐姐,此刻我必须把我的小姐姐救下来,带她去往藏北草原我姑妈的家里,并将她安放在阁楼上的那张大床上,让她像萨萨一样赤裸地躺在那里……我们贴近,我们抚摩,我们拥抱,我们因奇迹般逃脱险境而睫毛缀满晶莹的欢乐……
然而,险境依然。我的幻想救不了我的小姐姐,我连我自己头上戴的一顶旧军帽也救不了—— 一个骑自行车上来的大人从我头上一把摘走了它。
旧军帽是我临回河南老家时,我母亲给我亲手戴在头上的。现在,我不因旧军帽被抢而难过——我没有喊叫,更没有流泪,只是呆立在那儿,继续冥想无数条天蓝色的丝绸发带掠过广场上空,去将我的小姐姐受伤的身心覆盖——但对周围的人,对所有我这时候看见的那些人,都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仇恨。
许多年后我才渐渐有所觉悟,是什么翻开了我人生扉页的仇恨情绪。
善良沉落到呻吟的街道旁,野蛮垂挂在这座城市的屋顶上。而我的仇恨,不,我不仇恨……
我学会了伪装。没人教我。但我学会了。我尽量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在那些写满“打倒”的标语和大字报跟前边看边走,边走边看……浑身充满被仇恨折磨出来的力量,朝“藏八”方向精神振作地走去……
再过千万年,再过亿万年,不知是否有人会站在我这时候的位置上,嗅出由我的报复而产生的血腥气息——血流成河——我个人指挥并且个人实施的大屠杀——我的心变幻成一支无形的手枪,我瞄准,朝我看不顺眼的那些人准确射击……
那些人,正在津津有味看着大字报的,站在马路边东张西望的,缩着脑袋匆匆行走的,飞快蹬着自行车的……那些人一一倒毙。
那是怎样悲伤的欢娱呀。
瞄准再瞄准，射击再射击。
直到精疲力竭我才发现,满世界竟然遍地都是我看不顺眼的人……但我依然瞄准,依然射击,终于,最后一颗有分量的子弹射入我自己发晕的头颅……我问向天边,哪里去寻“卖火柴的小女孩”，哪里去寻“快乐王子”,哪里去寻“白雪公主”……
我的心告诉我的心,我愿意立即去跟童话里的那些人儿会面,我愿意自己也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
我愿意。
我的心声浸透一根天蓝色的丝绸发带,变成一阵孔雀的歌声。
普照寺院里的四只孔雀在鸣叫。
它们昂着小小的头,以美丽的羽毛对我发誓——童话世界不仅仅是你们人类的财富。
誓言的含义破碎。
一团火焰在方老的眼里燃着,他希望我接着讲下去。
宏恩大师背着手,在看似冷静地踱步中频频点头。从他嘴里潺潺而出的,是美如诗的句子。他说,嗯,童话,多么诱人的陷阱,一旦坠入其中,心灵便不会枯竭……童话也是通向痛苦的不归之路呀……嗯,你讲,没关系,你接着讲。
雨停了。寺院屋檐的雨滴还在石阶上,一滴一滴,一声一声,犹如三十年前我的“藏八”老师的喃喃细语。
没有让我这个小小学生听尽兴的喃喃细语,终结在一片失去理智的“打倒”口号声中……
从火车站广场到“藏八”的那一路,我瞄准,我射击……尽管没有能够真正击毙一个人,但在我胸中窃燃的愤恨怒火已经把很多很多的人焚为了灰烬。
现在,我可以稍为安心地走进校门,走进宿舍,回到我睡了六年多的那张小床上,躺下,等待我的母亲,或者,等待我的姑妈,从西藏赶来把我接走……
当我走进校门,不禁担心起来,生怕有同学会问及我老家的事情。对于这趟老家之旅,在我以后的几年里,依然是我心理上难以消除的悲观余悸。
我将小心地跟老师和同学对话。
我将把关于我爷爷和我奶奶的秘密全部囚禁在……学校猪圈的一个粪坑里面。
校园的气氛显得格外冷清,原先的六百多名学生已被家长接走了大半,剩下的不足一百名。没有谁再给他们上课,没有谁再给他们组织任何课外活动。无论是七八岁的低年级学生，还是十二三岁的高年级学生,他们的脚步都显得不像天真活泼的孩子,倒像是驮负重担的大人。而他们的父母还在西藏高原长长的国境线上,伴着风雪一再重复地留下串串单调的脚印。
国境线上的单调脚印携走黄昏的落日,复又送来黎明的朝霞……父辈们的青春记忆就驻足于此。而我,还有我的同学们,我们童年的花瓣在悄悄飘落,飘落在一个奇怪的年代里。
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奇怪。
走进校门,我知道的第一件奇怪事情就是传达室的“门头儿”吴大爷被开除了。
那个成天穿着一身呢子旧军装的笑眯眯的好老头,曾经带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欢乐。
他犯了什么错误?
他每天按时敲钟,收发信件,分发报刊杂志,接待学生家长,打扫校园……还常常叼着旱烟袋吞云吐雾地跟学生们逗乐。
不过,他偶尔也吹胡子瞪眼,但不是对学生,而是对老师。一次,有个顽皮学生被气急的老师一把揪住衣领,吴大爷赶紧过去一巴掌砍在老师的手腕上,操着浓重的河南腔大嚷,你给俺听好了,西藏军人把他们的孩子送到这儿,不是拿给你随便拾掇的。
无人敢指责吴大爷的激动。
谁都清楚,尽管吴大爷的职位卑微,但这个“门头儿”却有着红色的“政治背景”——他的妹妹吴玉明,当年是位“小八路”,后来任西藏军区保育院院长,“藏八”的大多数学生都接受过吴院长的温情保育；他的妹夫杨以山,更是一位十五岁便参加红军的“红小鬼”，后来任西藏军区后勤部部长,我们曾听过他的“革命传统”报告,给我们留下很深印象的,是他在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接受朱德总司令命令,带领三百余人在噶曲河边支起帐篷建立草地兵站,负责给过往部队分发六万五千只牛羊,他因此以长征路上的“草地兵站站长”而闻名军中。
似乎是应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句老话,吴大爷万万没有想到,红色的“政治背景”竟然毁了他的晚年。
我想象,吴大爷在离开“藏八”的那一刻,他的形容一定非常憔悴。一定的。不知有没有人去送他,不知有没有人帮他拎拎行李,不知有没有人提醒他千万不要回河南老家——我刚从那里回来,我再清楚不过,那里有好多好多扫也扫不完的雪。
那雪,河南老家的雪,洁白迷蒙的雪,寒气透心的雪,可以把鲜血漂洗成泪水的雪……那雪,年岁已大的吴大爷,他如何能经受得了那样的雪,他如何能在那样的雪中作晚年的憩息……那雪,掩埋不住沉重的叹息,更掩埋不住痛苦的呻吟的那些雪呀……怪我,都怪我,没有及时赶回学校跟吴大爷见上最后的一面……
黄昏时分,校园的一片小树林仍然鸟声婉转,万物沉浸在严峻的欢愉中,唯有传达室的门扉沉默不语。
那门扉,曾经无数次被吴大爷推开、掩上,再推开、再掩上……嘎吱作响的声音,还有浓烈的旱烟气味儿,在我们脸上砌起笑容……哦,那是吴大爷送给我们的最后的礼物……
过了许多年,当我重返“藏八”去参加校庆活动时,我依然久久地扶住传达室的门扉,期待着,吴大爷的一声足音,或者,吴大爷的一声咳嗽。
吴大爷咳嗽最厉害的一次,是在一个金黄的三月——校园周围油菜花盛开,低语的蜜蜂以花粉装饰那个季节。
那一天,有位从西藏回内地休假的女军人出现在“藏八”校门。
我看见她了。军帽下是齐耳短发,她的脸蛋由于高原的强烈紫外线照射而“藏光”闪烁。微风吹拂她军装上的细微尘土,将她的一身疲惫远远抛去……她是满脸笑容走进校门的。
那笑容,不难让人领会——她是来看自己孩子的。
正在传达室跟吴大爷逗着玩的几个同学迎上去,热情地问她要见的是哪个同学,我们会帮着给她找。
她盈盈地笑着,说出了她儿子的名字。
你们认识?她欣赏着跟她儿子一般大的我们。
当然认识。我们中的一个同学嘴快,极其认真地告诉她,她的儿子是小偷,偷了同学的苹果,还有钢笔……
她一声“哎呀”,手捂脑门儿,慢镜头一般瘫倒在地。
我们来不及想是怎么回事,就见吴大爷操起一把大扫帚劈头挥来。那一挥,竟在半空中挥出一道恼怒的光芒。我们扭头就跑。吴大爷撵了几步,停下,去把那个女军人搀扶到传达室。
当天,女军人给她儿子办了退学手续。鲍校长苦苦劝她。劝不住。她硬是带着儿子往西藏去了……
鲍校长和吴大爷,还有几个老师跟我们一起,站在校门口目送,看那母子俩的身影渐渐消失在一片金黄的油菜地的尽头。
当当的钟声从这片金黄的上空掠过——吴大爷握根铁棍,没命地敲打那根吊在柱子上的生满铁锈的大钟。这钟声化为一阵韵律的狂响,击痛拂面而来的微风的心。鲍校长好容易拉住他。他死死攥住鲍校长的手,大滴泪珠顺着脸上的皱褶往下滚,嘴里嚷着,咱们不能再让家长把孩子往高原上领了呀,不能了呀……这样咱们没脸了呀，校长……
泪流满面的吴大爷剧烈咳嗽,喘不过气,一张老脸被憋成紫红——他以紫红的老脸来责怪我们噩梦般的嬉戏,以纵横的老泪来沐浴我们不懂事的心扉。
可是,这么一个好老头,现在却被学校开除了。
惊怵整个校园的咳嗽声似乎不肯宁息——每到夜晚,潜伏在教务处旁边的那棵参天古树上的几只猫头鹰,便会眼眶噙着如许的发亮的泪水,咒语般地咳嗽不止。
而那个不会哭泣的传达室还在校门的右侧,像块礁石噤声无言地兀立着,并有些忧郁地凝视着我。我走向它。不为吴大爷,是为我自己。我要去看看那里有没有《民间文学》——整个学校只有我一人订了《民间文学》,每季度一期,而每一期都是由吴大爷亲手交给我的。
传达室里亮起灯光,但没有《民间文学》(我当时还不知道《民间文学》已经停刊了),只有两个临时抽调来值班的老师,正在那儿小声谈论着什么。
我暂时忘记了自己,站在窗台跟前听着。
他们说,吴大爷的妹夫杨以山部长已经停职检查,还被造反派抄了家。不过,他家除了一辆自行车和几斤林芝产的羊毛线,其他没抄出啥值钱的东西……
传达室的容貌在两个老师的谈论中静静苍老,倚在窗台上的我也随之腐朽,变成一段倾斜的枯木敲在窗户玻璃上。两个老师吃惊地转过头,看清是我,像是松了口气,然后相互使个警惕的眼色。
我羞惭不已地转身走开,却听见身后传来一个压低嗓门儿的声音：喂,你知道不,薛政委在拉萨的家也被抄了……
听明白了。传达室旁边的几棵梧桐树也听明白了。两个老师说的薛政委不是别人,正是我父亲。
在梧桐树皱眉蹙额的阴影下,黑夜已经降临。
黑夜还嫌不够黑暗,它正在采集轻蔑和愠怒的云彩,扯起遮挡星光的巨大旗幡。我走在操场上,把懊恼而屈辱的步子走成黑夜的仪仗。
校园里有音乐奏鸣,是猫头鹰的咳嗽,还有酣睡中的猪的梦呓……猪圈那边,微弱的光影颤摇,幻想出一条铺满鲜花的香径……我痴迷迷地走过去,记起班上几个最热爱猪圈的同学,他们经常骑在猪的背上挥舞竹条兴奋吆喝,硬要把肥猪训练出骏马的奔跑节奏。
走进猪圈,凝眸定视一头白色的老母猪。它舒适地卧在那儿,听见动静便撑起眯缝的眼睛哼哼两声,投给我一个漫不经心的眼波,甩几下滑稽的小尾巴,重又合上眼,时断时续的鼾声如期期艾艾的话语引我回到记忆里——那记忆应该属于夏阿姨,她可以在这个猪圈的气息中追溯到自己成长进步的踪迹。
夏阿姨原是“藏八”附近生产队的一个农家妇女。她勤劳得像一只蜜蜂,尤其在猪的跟前完全没有一丝娇羞,因而被招来当了一名饲养员。要知道,那时候的农家妇女能到部队单位参加工作实属不易。夏阿姨非常珍惜，她把全身心的热情都毫不吝惜地播撒在“藏八”的猪圈里。
那一年的那一天,老师和同学们无限惊奇地聚集在猪圈参观—— 一头很普通的猪,不知怎么就被夏阿姨喂到了一千多斤。鲍校长提议,把这头猪送到北京献给敬爱领袖毛主席。这提议,像一股摇荡人心的激流,把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卷向了无边的喜悦。
夏阿姨幸福着,从学校外面的油菜地里摘了很多油菜花和一些小野花,用架子车拉回来,精心插在猪圈的围栏上。
就在这个看似要被装点成花园的猪圈里,夏阿姨度过了好几个不眠之夜。当然,她对即将被运往北京的这头千斤肥猪更是呵护有加,连自己的被褥也搬到猪圈来,真真到了与猪同吃同住的地步。
对于夏阿姨,这个猪圈不肮脏,不阴潮,从每头猪的鼻孔响起的回音都成为夏阿姨憧憬明天的一段音乐。
明天……明天……
黑夜从它的深处抛出一刻短暂的美妙时光,让夏阿姨做起无边无际的幻想。她幻想着,有那么一天的那么一刻,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亲手将这头漂漂亮亮的肥猪呈献到毛主席的跟前……然后向毛主席鞠躬,然后跟毛主席握手,然后喊毛主席万岁……她已经把所有的一切都化作了幻想,并以这幻想在心里筑起一个新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