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久久地踯躅在临汾车站附近，孤独、焦烦，不时把行李卷从一只手转到另一只手。我刚下火车，要到城里去找八路军总部，可是天还不亮，不能进城，想先找地方歇歇。敲过几家店门，房间全满了，不是旅客，而是队伍，这儿的栈房差不多临时完全变成军营。现在是什么时候呢？我的表偏偏不走了。我望望星空，觉得自己装模作样怪可笑的，因为我根本不是老于夜行的人，能够从星斗的位置辨出夜色的深浅。没有一丝儿风，然而冷得出奇，远近的鸡叫也似乎掺进一点荒寒的意味。多谢鸡的报告，我知道黎明是离我不远了。
当我第二次转来，车站更加冷静。十来个候车的旅客坐在各人的行李上，抄着手，缩着头颈，疲倦地打着呵欠。电灯，因着电力的不足而散射着黄橙橙的光线，很像在无叶的树梢僵卧着的月亮。其实月亮已经残缺，它的本身更像一颗虫蚀而腐烂的枇杷。
原始的蠢笨的牛车聚集在站外。车夫们围着一架卖甜酒的担子，蹲着，抽着旱烟。他们是在趋就炉眼的蓝色的火苗，没有人肯花两枚铜板喝这么一碗。
我还在踌躇是不是应该立刻进城，一个车夫走近我，双手抱着鞭子说：
“上哪去呀，先生？我送你去吧？”
“进城。现在城门能不能开？”
“还得一歇哪。你不如先到栈房歇歇脚，等天亮了我再送你去。”他看我有点迟疑，指一指前边的苍灰的夜色说：“那儿就有小店，我带你去。”
这样善良的农民在北方的旅途上时常可以遇见。他们总是那样率真，质朴，存着点古代游侠的豪爽的味儿。
我们来到一所简陋的土房前，伸一伸手，我准可以摸到屋檐。车夫拍着板门喊道：
“赵大哥，赵大哥，有客人来啦。”
火光一闪，小小的纸窗映上层浅黄的灯影。一个带痰的嗓音在里面含糊地答应着，过后，有人趿着鞋走来打开门。
穿过一间漆黑的小屋，我踏进另外一间，壁上挂的油灯袅着青烟，两张跛脚的八仙桌子摆在地上。这其实是家小饭馆，外间是炉灶，这儿卖座，还有个里间，黑得像洞，从内里飘出一个人的咳嗽、吐痰、摸索着穿衣服的声音。
开门的堂倌掩着怀，揉着眵眼，把外间的灯火也点上。
车夫同赵大哥招呼几句，钻出黑洞对我说：
“一会就生火啦。你先烤烤火，暖和暖和，爱吃东西就吃点馍啦、面啦，爱睡觉里边有铺，天亮我来接你。”
我倒真想睡觉。一夜火车，仅仅打了几个盹，眼皮沉重得撑不开。我伏在桌上，昏昏沉沉睡去，又昏昏沉沉醒来。短短的间隔，外边忽然变天了。北风打着呼哨，像是大伙的马队，飞快地驰过原野。尘土被卷到半空，又洒到窗上，沙，沙，一阵松，一阵紧。
不知几时，屋里来了两位新客，占据着另外一张右桌，每人眼前放着一只酒盅，一双木筷。他们木然地静默着，如同堆在墙根的皮箱和网篮（他们的行李）一样的静默。我移动板凳，坐到炭盆前，两脚踩着盆边，木炭的火苗小蛇似的飞舞着。
“好冷呀，快下雪了。”
一团肥大的影子摆动在墙壁上。影子的主人似乎努力想打破沉闷的空气，开始同我攀谈。但是在继续说话之前，他擤了一把鼻涕，又用青呢马褂的袖口擦一擦他的滚圆的鼻头。坐在他对面的客人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商人，湖色线春棉袍，尖顶瓜皮帽，胡须许久不曾修剃，脸色很灰败，然而这是怎样的一双眼睛呵：冰冷、僵直，只有宰杀后的死羊眼才这样可怕。那肥胖的商人觉察到我在注意他的同伴，就说：“他是个痴子，不要理他——你不是山西人吧？从哪儿来的呀？……噢，西安。西安真是个好地方。我在汉口做买卖……别客气啦，这个年月，混口饭吃就知足了，哪有财发？”
铁勺子敲在锅沿上乱响。堂倌从外间端进两盘菜——葱爆羊肉和炒肉丝——连同一壶汾酒，一起摆在肥胖的商人前。
“吃点吧，不要客气，”胖子谦让着。但我自己叫了一碗烩馍，这是种含有十足的西北风味的饭食。
堂倌打来一盆热水，白毛巾早变成深灰色。我拧一把手巾，轻轻擦着脸，几点水珠溅到炭盆里，木炭咝咝地叫起来。
“火，火！”痴子的眼睛充满恐怖，从炭盆移到我的脸上。我是怎样惊扰了他呢！
“老实点！”其实不用胖子威吓，痴子也会自动地平静下来。他的神情又是那么冰冷，宛如泥塑似的。他的盅里斟满酒，眼前放着菜，可是他不吃不喝，眼珠直瞪着前方，并不理会胖子的一再诱劝：“吃吧，到家啦。喝完酒，吃点饭，我们就雇脚回家。你妈妈和老婆都等着你呢。”
不耐烦的表情挂在胖家伙的厚脸上。他摇摇头，啧啧了两声，意思是说毫无办法。
“他是怎么痴的？”我猜想其间一定藏着一个谜。
“唉，这个人心眼儿太窄，遇事想不开。”胖子一刻都不停止吃喝，菜屑伴随着唾沫星子从他的嘴里喷吐出来，又飞进菜盘里。“他原先在上海做买卖，后来打仗，统统烧光了！这件事落到我们明白人身上，也不会怎么样。可是他太看不开，整天坐着发愁，日子多了，就变成这个痴样子！嗳，我们是乡亲，还沾着点亲戚，旁人把他带到汉口交给我，我哪好意思不管呢？没办法，只有送他回家，这一道可真累死我了。”
我问道：“你府上是哪里？”
胖子说：“好说，小地方浮山，还得从临汾起早走，天一亮我们就得找大车。”
堂倌吹熄壁上的油灯，屋里人的眉目已经可以清楚地分辨出来。天阴着。北风吹来远处士兵上早操的“一、二、三、四”的呼喊声。
胖子忽然不安地说：“你看日本鬼子能不能打到浮山？”
这个脑满肠肥的市侩忽然引起我极大的憎恶，我是在故意同他捣乱：
“谁知道呢？前线又开火了，你怎么敢回来？”
“我特意回来搬家眷，”他忘记方才说是送痴子了。“就是房子和地没有办法。他们说日本怕地震，房子都能推来推去，早知道打仗，我们盖房子真应该安上车轮。”他为自己的高明的诙谐而裂开肥厚的嘴唇，他是在替自己喝彩。
门口走进一个穿短棉袄的中年汉子，粗眉大眼，我似乎认识他：
“是你送我来的吧？”
“对，对，城门开了，可以走啦。”
我推开剩余的半碗烩馍。大概因为过分的陈旧，馍里散发着一股霉味。赵大哥——饭馆掌柜的兼厨师，抢先提着我的行李，把我送上牛车。
屋外的世界完全被风占领着。
天上是黄云，地下是黄土，风把黄土卷到半空，于是天地搅成一片愁惨的黄色。我坐在粗糙的牛车上，翻起大衣的领子，俯着身，依旧不能抵御风沙的侵袭。我的眼眶、鼻孔，埋葬着多量的细尘。我闭紧嘴，风却像是一只有力的手，窒息着我的呼吸，逼迫我不时地张一张嘴。就在这一刹那，它也会往我的口腔里扬一把土，类似一个恶作剧的坏孩子。
“Ja!Ja!”车夫用一方蓝布包着嘴脸，齐到眼下。不管他怎样挥动皮鞭，车子仍然蜗牛似的向前爬行。
尘头回旋着、滚转着，十步以外便是模糊一片了。我疑心这是战场，弥漫着枪炮的硝烟；我几乎相信我的猜疑是对的，那儿不正有大队的行军战士么？他们从我相对的方向走来，背着军毯、步枪、手榴弹……挣扎在吼叫的北风里。
车夫暂时把牛车停在路旁，侧着头，对我大声喊道：
“这又是往北开的，都是八路军。”
队伍通过我们身旁，长长的一列，最后是辎重队。两辆满载军火的大车后跟随着一小队辎重兵，每人挑着一担子弹，那么重，扁担被压得微微弯曲着，战士的脚步也显得摇晃不定，似乎随时都有被大风吹倒的可能。
这儿离临汾车站足有一里多路，那里停着北上的兵车。距离虽然很短，然而这是多么艰苦的行军啊。
车夫跳下车沿，出乎意料地朝我高声说：
“我不拉你啦，先生。”
“为什么？”
“我得帮他们送送东西，”他用鞭梢指一指步履蹒跚的辎重队。“你爱给钱就给几个，不给就算了。”
只是一秒钟的犹豫，我便立在黄土松厚的地面上。我掏出两角钱递给他，不知应该说什么。假如习惯允许的话，我真想拥抱他。我到底记起自己的事了：
“可是我还不认识进城的路呢。”
“沿着大道走，没有多远啦。”说着，车夫拉着牛车追上军队的尾巴。一阵风，一阵土，等我再勉强睁开眼，前面是一片滚滚的黄尘，我似乎跌进上古的洪荒时代。
我又孤独了，然而并不焦烦。我的心是活泼而轻快的，虽然我是那样吃力地踯躅在风暴里。
一九三八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