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家门前有许多树，榆树、杨树、桐树、刺槐、构树都有。那个时候多风，大风一来，我们这些孩子便开始躲在窗后去看风的厉害：先是吼声越来越刺耳骇人，接着便见它去折磨那些树木——将它们的躯干压弯，将它们的枝条扯上扯下，将它们的叶子一片片捋掉，经常还要把一些杨树和桐树的枝干刮断。有一次，风走之后，我看着地上断掉的又净是杨树和桐树的枝干，便去问父亲：为啥断掉的都是杨树和桐树？父亲慢腾腾地答道：桐树和杨树木质脆，没有榆树、槐树、构树那样有韧性，所以总是被刮断。大约从这时起，我记住了“韧性”这两个字。
十来岁时，我爱和同村的伙伴们一起做一种名叫“打翘”的游戏。伙伴中有一位身材稍小的，技艺极差，玩这游戏时总输，久之，便不愿与他再玩。他常常苦苦哀求我们允许他参加游戏，我们总是坚决拒绝。有很长一段日子，逢我们再玩时，便不见了他的身影。忽一日，他提出要和我们比试，而且主动说，如果他输了，他不仅接受游戏中规定的惩罚，还另外给我们每人一个烧熟的红薯吃。我们讥笑着答应了他的挑战，并断定每人会赢得一个红薯。可比试结果大出我们的意料：他竟赢了。我们不得不悻悻地接受了游戏中规定的惩罚。这时，常在一旁看我们做游戏的一位老爷爷说：他能赢你们，是因为他有韧性，我看见他总是一个人在那儿练。这件事给了我挺大的刺激。
上了中学后，有一次一位小麦育种专家到学校给我们作报告。我看不出他有多大岁数，不过他脸上的皱纹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它们真像秋天收获季节农人在田间随意踩出的小道，纷乱而密集。他那天讲了他从一个普通农业技术员到小麦专家所走过的艰难道路。他二十几岁迷上育种，其间曾因此挨过多次批斗，且遭受过一次又一次实验失败的打击。他有无数个躺倒不干的理由，更有无数个逃离育种实验的机会，但他最终坚持下来了，育出了优良的小麦品种，成了闻名四方的专家。他在报告的最后说了一句：是韧性帮助了我。这句话让我心头一震。
我有一个战友，他相貌一般，却看上了一个极漂亮的姑娘，一心想娶其为妻。他极痴心地追人家。我料定他不会成功，劝他罢手；朋友们也都笑他不自量力，讥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可出乎我们所有人的预料，他最后成功了，真的和那位姑娘结婚并过起了幸福生活。我们后来笑着追问他的妻子：他何以会成功？他的妻子笑答：因为他那股死不承认失败的韧性让我感动。我为这回答一愣。
我在西安政治学院上学时开始系统地读史书，在关于1840年之后的史书上，我看到了失败、低头、反抗和又一次的失败、低头、反抗，六个字不停地循环。字里行间塞满了耻辱、愤怒和不甘。我在那些书页里发现，每当我们这个民族被迫弯腰低头去签字同意割让或租出土地时，反抗的力量便开始迅速积聚。那些被打倒在地的中国人，并没有彻底认输准备永远俯首，总是很快擦干嘴角的血沫，又摇摇晃晃站起了身。我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内在原因，最后明白是韧性在起作用，在我们民族精神的内核里，有韧性这种成分。就是这种韧性使那些想把中国彻底打倒打垮的人没能如愿。
这些有关韧性的记忆一直堆积在心里，慢慢就使我生出了一个愿望：日后有机会，我该去写一篇有关韧性的东西。写写韧性的生发机制，写写它的形状和力量，写写保存它的办法和意义。
1988年，当我决定写长篇小说《第二十幕》时，“韧性”这两个字悄然走进了我的构思里。于是，我选择了一种很难扯断、韧性颇大的物品——绸缎作为我叙述的道具；我把韧性这种东西，作为我虚构的人物展开活动的酵母；我让韧性在一场旷日持久的奔跑中，充分发挥它的兴奋药力。韧性或多或少地帮助我完成了此书，我因此对它怀着一份感激。
以后，我想我对韧性的记忆，不会轻易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