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尔斯坦是西撒克逊人的第三代国王，即位之初，他秉承祖先传统，与尚未被征服的丹麦法区和平共处。但是，由于双方纷争再起，国王于926年率军开进了约克郡，并在此建立统治。诺森伯利亚投降，苏格兰和斯特拉斯克莱德的国王都承认阿瑟尔斯坦是他们的“父亲和主人”，威尔士王子甚至同意按期朝贡。但其中也有不如人意的插曲，933年时，阿瑟尔斯坦出兵讨伐苏格兰，937年，所有被韦塞克斯征服的地区联合起来发动叛乱，又一次点燃了战争之火。不列颠岛的整个北方地区，无论是凯尔特人、丹麦人还是挪威人，无论是异教徒还是基督教徒，都聚集在了阿瑟尔斯坦的劲敌——苏格兰国王康斯坦丁和都柏林奥拉夫的大旗之下，挪威的海盗也驾船前来增援。这一次，交战双方皆未在运筹设计方面耗费心力，而是直接刀兵相见了。冰岛传奇和英格兰诗歌中都有对战斗情况的描述。根据北欧《萨迦》记载，阿瑟尔斯坦向敌人发起挑战，要求两军列阵对战，甚至还提出了战斗的具体地点，敌人欣然同意。在那个人力贫乏的冷兵器时代，双方庞大的军队各就各位，像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一般摆出阵势，同时还进行了一些交涉谈判。对阵双方皆士气高昂，在狭小的战场上，士兵们挥舞着盾牌和刀剑，对敌方进行嘲弄。没过多久，诺森伯利亚人与冰岛维京人联军便同撒克逊军队展开了激烈的对战。虽然诺森伯利亚人的指挥官在混乱中逃离了战场，但撒克逊人还是败下阵来。第二天，真正的考验到来了，双方以威武华丽的军阵奏响了战斗的序曲，然后精神饱满地冲将过去，用长矛，斧头、刀剑杀得昏天黑地。整整一天都沉浸在刀光剑影之中。
布鲁南博流传的古代凯歌洋溢着原始着粗犷和勇武好战之情，使我们得以窥见盎格鲁—撒克逊精神的冰山一角：“阿瑟尔斯坦君主，高高在上，四方列国，共尊为王。埃德蒙王子，国之贵胄，武勋盖世，辟土开疆。王者荣耀，浴血沙场，劈开盾墙，砍断敌矛。众酋惊慄，四散而逃……勇士云集，船队浩荡……血染疆场，与日同光。圣星高悬，俯照下土，光华四射，一世辉煌。蛮夷中箭，僵卧于野，虽经百战，我军巍然。渡鸦盘旋，豺狼漫山，亡者甚众，尸骨未寒。”
英格兰人的胜利势不可挡，据胜利者所言，“伪证者”康斯坦丁逃回了北方，奥拉夫率领残部撤到了都柏林。从此，阿瑟尔斯坦，这位阿尔弗雷德的子孙成为了名扬西欧的最显赫统治者之一。在王国发行的硬币和颁发的特许状上，赫然印着“全不列颠国王阿瑟尔斯坦”的字样。
阿瑟尔斯坦的不列颠国王称号得到了欧陆国家的承认。他的三个姐妹分别嫁给了三位君主：加洛林王朝的“笨蛋”查理，卡佩王朝的“伟人”休，还有未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撒克逊人奥托。他还拥立了一位挪威王子，让其在约克受洗并发誓效忠。看起来，多年的争斗似乎已近尾声，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布鲁南博之战两年后，阿瑟尔斯坦逝世，他的异母兄弟，年仅十八岁的埃德蒙王子继位。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被压服的敌对势力再次开始蠢蠢欲动。埃德蒙秉承祖先精神，顶住了敌人的攻势。他在位仅六年时间，于公元946年逝世，但在他治下，王国未失寸土。埃德蒙死后，“长者”爱德华的儿子，他的幼弟埃德烈德登上了王位。与先人一样，他勇敢地抵御外敌，捍卫国之疆土。他打垮了作乱的敌人，彻底平息了诺森伯利亚人的反叛之念。
历史学家认为，对于不列颠而言，公元954年是维京人之乱的一个终结点。整整一百二十年时间，维京人的铁蹄踏遍了不列颠岛。前四十年，英格兰基督教社会为自身生存苦苦挣扎，后八十年，阿尔弗雷德、爱德华、阿瑟尔斯坦、埃德蒙、埃德烈德为民族大业英勇奋战。
历经艰难险阻，重重磨难，英格兰人对整个不列颠岛的统治终于重新确立起来。同时，在王国东部的广阔平原地区，来自北欧的移民也深深地扎根在了土壤之上。维京人的血统和习俗，在英格兰国王的统治下极好地保存下来。
埃德加王统治下的英格兰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盛世场景，王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与北欧人斗争的同时，英格兰一步步重建了国家管理机构，其对英格兰制度体系的影响至今犹存。英格兰人重划了各郡版图，每郡设立郡长和总督，他们直接对国王负责。郡下划分出区、市，每个城市都设有完善的防御工事。一套严密的司法体系覆盖了全部郡、区和城市，由法庭负责维护律法，追凶捕盗。税收制度也重新恢复了。此外，随着军、政体制的复兴，宗教和学术也重获新生。虽然起初发展缓慢，但从本世纪（参照上下文时间段）中叶开始，宗教和文化就快速勃兴起来，与欧陆的文艺复兴运动相互呼应。坎特伯雷大主教邓思坦、年轻的伍斯特主教奥斯瓦德以及温切斯特主教阿特沃尔德都致力恢复修道院严格的管理制度，由于有越来越多的修士升任主教，他们还间接对主教团进行了改革。
还有一个偶然的可喜之事，许多用拉丁语写作的宗教书籍，都被用英文重新誊写，这不但极大地推动了学术的发展，还产生了一大批欧洲急需的珍贵手稿。据说，安莎姆修道院长的天主教布道书是就是以英语为书面语，它是最早享誉欧洲的英文经典著作。在十世纪是决定英格兰命运的关键时期，尽管埃德加死后，君主政治出现了衰落趋势，但英格兰的政治制度和民族文化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根深蒂固。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不列颠岛遭受了两次外来入侵，但制度与文化依然留存。
公元973年，一场在极其奢华的加冕典礼在巴斯举行——自此以后，所有的加冕礼都依照这个程序举行。在当时人看来，这标志着英格兰作为统一的国家已经尘埃落定。郡、区、市的所有地方的司法机构都开始正常运转，货币和度量衡业已实现统一，建筑的艺术和装饰流行起来，教堂内的学术氛围也日益浓厚，受过教育的人都会用国内通行语言，即标准英语写作。在不列颠岛上，文明已经复兴。但在这时，为不列颠文明提供给养的政治结构却岌岌可危，在此之前，王国当政者皆是英明神武之人，但是，埃德加之后，一个弱不禁风、优柔寡断、缺乏信仰且不负责任的孩童登上了原属于勇者的宝座。英格兰人已经享受了二十五年的和平，但这种华丽的生活之下暗藏着压力和危险。英格兰人曾在勇者的领导下战无不胜，然而在长期的和平环境中，他们逐渐放松了警惕。这就是“寡断者”埃塞雷德的统治时期。称这位国王为“寡断者”并不为过，按照字面理解，埃塞雷德就是一个不听劝谏，好恶无决的人。
公元980年，维京人再度袭来，展开猛烈攻势。爱尔兰的切斯特首当其冲。那些来自斯堪的纳维亚或丹麦的掠夺者，几乎将南安普敦的居民屠戮殆尽。萨尼特、康沃尔和德文郡也同样遭到了屠杀和掠夺。曾一部英雄史诗记载了991年代“莫尔登之战”：丹麦人聚集在莫尔登的诺西岛上，不列颠人黑水河口的南岸与他们遥相对峙。战场的中心是诺西岛与本土相连接的堤道，在涨潮的时候，它就会被海水淹没。维京人开始讨价还价——这是他们的典型做派：“把值钱的东西拿来换你性命，付些代价好过刀兵相见，你可免尝战争苦果……金钱能开启和平之门……拿到报酬我们就止息兵戈，启程返航，并与你和平共处。”[28]
埃塞克斯郡长布里塞洛夫回应道：“流浪的盗匪们，你听见民众的呼喊了吗？他们会给你送去无数的长矛，致命的飞镖，刀剑……站在你们面前的是高贵的伯爵和他的部属，这片土地的守护者，他们将保卫埃塞雷德王的国家，国王的子民和田地。在我看来，你们这些野蛮之徒必败。不战就企图获利是可耻行径，谁也别想轻易夺走我们的财富：用刀枪说话，与我军决一死战。”[29]
事实证明，郡长仅是口出大言而已。正在交战双方相互嘲弄之时，潮水慢慢退了下去，露出了战场中央的堤道。英格兰人天真地同意让维京人越过堤道，在南岸排好阵势后公平开战。然而战斗刚一打响，英格兰人就处在了下风，布里塞洛夫的人马开始溃逃，只有一群地方领主，知道大势已去，在绝望中奋战至死。战斗之后，就是一段向丹麦人称臣纳贡的最可耻岁月。
据前文所述，阿尔弗雷德在位时期，从未在金钱方面有所吝啬，他应对敌人的良策就是武力和钱财并用。而埃塞雷德国王却以金钱代替武力讨敌欢心。他消耗的金钱不断增加，而所得的回报却日益缩水。991年，他送给敌人一万磅白银作为贿赂，还为敌军提供给养。994年，资敌数额达到一万六千磅，然而，国王所换得的，只有短暂的喘息机会，及敌酋奥拉夫的受洗。1002年，他以二万四千磅白银，买来了一个休战协议。但这一次，打破了这个协议的却是埃塞雷德国王自己。王国根基已经腐坏不堪，大量的丹麦雇佣兵进入英格兰军队服役。埃塞雷德怀疑，这些危险的雇佣兵在阴谋反对他，于是便在惊慌失措之中，制定了一个屠杀英格兰南部所有丹麦人的计划，无论是丹麦雇佣兵还是移民，全部处死。这个罪恶的设计在1002年的圣布莱斯节被真正执行了。屠杀计划的受害者中，包括维京首领帕里格的妻子，暨丹麦国王斯韦恩之妹甘赫尔德。斯韦恩发誓要无情地进行报复，此后两年，可怜的不列颠岛民深受其害。埃克塞特、威尔顿、诺维奇和塞特福德都留下了大屠杀的记录，可见丹麦人的报复范围之广。无辜者的鲜血未能抚平复仇者的愤怒，只是由于占领区田地荒芜，大军无以为继，这才于1005年撤回了丹麦。1006年的历史记录显示，斯韦恩于当年卷土重来，扫荡了肯特、雷丁和瓦林福德。最后，埃塞雷德以相当于三或四年的国民收入的三万六千磅白银，购得了另一个短暂的停火协议。
英格兰人想不惜一切代价建立一支舰队。他们就如同曾经的迦太基人，在绝望中爆发出了最后的能量。穷人、饥民、破落户被压榨到了骨头，终于组建起了庞大的舰队。1009年，新舰队聚集在东南部的桑德威奇。《编年史》中写道：“好运没有降临在我们头上，那些海军根本没派上什么用场。”海军将领间发生了内讧，继而同室操戈。部分船只在战斗中沉没了，另一些迷失在风暴中，还有的则被将领们无情地抛弃了。幸存的船只载着官兵们回到伦敦，整个国家的辛劳血汗就这样付之东流。1012年，国王最后一次向维京人缴纳钱财，整整四万八千磅重的白银。入侵者洗劫了坎特伯雷，劫持了大主教阿尔菲奇，以此向王国勒索赎金。由于阿尔菲奇拒绝向民众筹款，最终在格林威治被杀。据《编年史》所载：“我们之所以蒙受灾难，是由于国家政策的失败。我们贿赂入侵者的时机不当，也未进行任何像样的抵抗。但是，他们依然无恶不作，又从无恶不作的行径中收获和平。他们携带着王国奉送的巨款横行无忌，继续杀戮和掠夺我国同胞。”
对于之后的那些悲惨场景，我们无须赘言。由于没有详细的历史记录，我们很难了解早先人们受难的全貌。然而，无数闪烁的历史微光打向了这个地狱般的场景，使我们设身处地感受到了无比的血腥和绝望，无尽的悲惨和荒凉。值得注意的是，在1013年，斯韦恩带着他的小儿子卡纽特再次回到英格兰，征服了约克郡及其他五个丹麦律区，成为诺森伯利亚和丹麦治下默西亚的霸主。他率军对牛津郡和温彻斯特郡进行了惩罚性的袭掠，尽管未能攻下伦敦，但仍被尊奉为英格兰国王，而埃塞雷德则逃往妻舅诺曼底公爵处避难。带着胜利光环的斯韦恩于1014年去世，给了英格兰人一个喘息的机会。他们再次将目光转向埃塞雷德，宣称：“再没哪个领导人比埃塞雷德更加名正言顺——当然，如果他能改进治国方式的话。”
然而很快，年轻的丹麦王子卡纽特宣布对英格兰王位享有继承权。这时，阿尔弗雷德的血液在埃塞雷德的儿子埃德蒙身上复活了。二十岁他很快在王国声名鹊起，被冠以“勇士”称号。埃德蒙桀骜不驯，曾被其父埃塞雷德称为逆子，但在战争到来时却亲率一彪人马，取得了一系列漂亮的胜利。王子运筹帷幄，解伦敦之围，平息内乱，抵御外敌，成为了万民敬仰的人物。在英格兰的土地上，一颗新星正在升起。埃塞雷德死后，英格兰最后的希望——埃德蒙王子登上了宝座。尽管敌我力量悬殊，英格兰军还刚刚遭受惨败，但新国王还是信心十足。他重划了王国区域，然后重整军备投入战斗。但天不佑人，在1016年，年仅二十二岁的“勇士”埃德蒙突然逝世，他的死亡使整个王国陷入了绝望之中。
在王国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宗教贵族早就实践了圣邓斯坦所预言的灾难。甚至埃德蒙仍然在世时，英格兰的宗教和世俗领袖就曾聚于南安普敦，一致同意不再承认埃塞雷德后代的君主地位，转而尊奉卡纽特为永远的英格兰国王。在丹麦人面前，王国所有军事与道义上的抵抗都已土崩瓦解。埃塞雷德家族被驱除了王室的队列，韦塞克斯家族的末代子孙流亡国外。年轻的丹麦王子欣然接受了英格兰人卑微的投降，虽然通向帝王之路充满了暴力和血腥，但他终于如愿以偿，取得并巩固了自己的王座。他很好地履行了承诺，在国家宗教和世俗方面履行了国王的职责。英格兰旧贵族试图用重金收买丹麦军队，让这些异教徒撤回北欧。但丹麦新国王却在首领们的支持下以“他的灵魂起誓”，要护国佑民，普度众生。于是，丹麦和英格兰的上层人士庄严地签署了条约。正如兰克所言：“在撒克逊民族移民初期，王室家族就奠定了他们的权利和地位。他们统一了英格兰，拯救黎民于水火之中。然而，在这道德沦丧，国家蒙难之时，他们却被盎格鲁—撒克逊和丹麦教俗界的首脑弃若敝履。”[30]
君王的产生一般有三种方式：一是征服，这种得位方式一般没有争议；二是继承，享受祖先的荫庇之荣；第三种是选举，是两种势力间达成的妥协。卡纽特就是通过最后一种方式获得王位，并开始了他的统治。或许是罗马皇帝图拉真的榜样作用，阿尔弗雷德和卡纽特都被视为早期英国国王的楷模典范。格里高利教皇——正是他向不列颠岛派来了第一位传教士——对图拉真皇帝十分尊崇。有证据显示，教堂在礼拜时会大声颂扬图拉真的美德和功绩。
卡纽特也许曾研究和模仿过奥古斯都皇帝的风范。他坐在海边阻止潮水涌入时教训阿谀者的典故已被人们广泛传颂。他特别注重遵守法律，依法办事。甚至以军人身份服从王室军队的规章制度。早在登基之初，卡纽特就解散了赖以起家的丹麦大军，转而对卑微的英格兰军队信任有加。他娶了埃塞雷德的遗孀——诺曼底的艾玛为妻，这就避免了诺曼底公爵因家族利益站在埃塞雷德后人一方，对他采取报复行动。
卡纽特成为英格兰北方的统治者，其治下有五或六个诸侯国。在征服英格兰之前，他已经是丹麦国王，不久又实现了成为挪威国王的夙愿。苏格兰向他表示敬意，主动屈从于他的统治。虽然北欧海盗的力量已经衰颓，但仍然可以横行世界，从挪威驶向北美大陆，或穿越波罗的海前往东方。但是在维京人的所有领土中，卡纽特独独选择了英格兰建都立业。据史册所载，他喜欢盎格鲁—撒克逊的生活方式，希望被视为“埃德加的继任者”，因为与后世相比，埃德加十七年的和平统治仍然显得光彩夺目。他依照法律管理国家，同时还晓谕人们，国家法律必须得到严格执行，司法与国王的行政权力相分离。
卡纽特建造了教堂，宣称绝对忠于基督教信仰和教皇的神权。他对圣埃德蒙，及被其丹麦同胞所杀的圣阿尔菲奇表示敬意，为纪念他们，国王将二人的遗骸送到坎特伯雷隆重安葬。1027年，卡纽特在罗马朝圣时给臣民写了一封信，信中洋溢着热情和慷慨。他承诺公平公正地治理国家，特别强调向教会缴纳捐税的重要性。他的女儿嫁给了康拉德皇帝的长子，后者最终在石勒苏益格至艾德河畔的广大地区建起了自己的帝国。除上帝和命运的眷顾外，卡纽特主要凭借自己的才能创造了辉煌功业。我们再次看到一个伟人止息兵戈，一统河山，治乱扶危的英雄业绩，同时也深深地了解，如果没有这样的雄才大略之人，世间将会有多少生灵涂炭。
一些早期的历史记录生动地描述了卡纽特其人的情绪和性格：“在隆重的欢迎式上，国王走进修道院。他谦逊地迈着步子，用满含崇敬之情的目光盯着地面，热泪潸潸而下，不，甚至可以说泪如泉涌。他的虔诚有若圣徒一般。当他供奉神圣的祭品时，哦，多少次，他满含泪水的眼睛久久凝视地板，多少次，他捶打自己高贵的胸膛，多少次，他低声长叹，多少次，他向上帝祈求宽恕！”[31]
但是，不久后的北欧传奇却展示了国王的冷酷一面：卡纽特国王和乌尔夫伯爵对弈。国王一步失误，让乌尔夫吃掉了一个“骑士”。国王悔棋，重新把“骑士”摆上棋盘并要求伯爵另走他子。伯爵十分生气，推翻了棋盘拂袖而去。国王喊道：“滚吧，胆小鬼乌尔夫。”走到门口的伯爵转过身来回敬道：“当初在黑尔格河，瑞典人像打落水狗一般追赶你，我急赶来援助你时，你怎么不称我为胆小鬼？”伯爵径直而出，回家睡觉……第二天一早，国王披上衣服，喊来了内侍：“去杀了乌尔夫伯爵。”
内侍领命而出，不久复返。
国王问道：“你杀死伯爵了？”
内侍答：“我没能杀他，他到圣卢修斯教堂去了。”
宫廷中有一人名叫伊瓦尔·怀特，他出生在挪威，现为国王的侍从和廷臣，国王将他喊来：“去杀了伯爵。”
伊瓦尔走进教堂，在唱诗班面前，将利剑刺向伯爵，伯爵倒在血泊之中。随后，伊瓦尔提着血淋淋的佩剑回宫复命。
国王问：“你杀死伯爵了？”
伊瓦尔：“我已经杀了他。”
“做得好”，国王说。
伯爵被杀之后，修士们赶忙关闭并锁住了教堂大门。然而不久，修士们接到了国王的命令，要他们开门并高唱弥撒曲。修士们只好照做。国王来到教堂，赐予其大笔钱财和大片土地，教堂因此声誉日隆。所得土地至今仍属该教堂所有。[32]
与此同时，在英吉利海峡彼岸，一支新兴力量正在崛起。公元十世纪时，维京人开始在诺曼底安家落户，随着时光推移，维京定居者逐渐建起了法兰西最具实力的军事强国。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这个海盗国家就步入了封建社会。由于许多历史记录都淹没在了五光十色的传奇之中，我们甚至对诺曼底公国创始人罗洛的原籍都不甚了解，他究竟来自挪威、丹麦还是瑞典，始终都是难解之谜。诺曼底公国的历史始于《埃普特河畔圣克莱尔条约》，该条约是罗洛与西法兰克国王“笨蛋”查理签订的，它肯定了法兰克国王的宗主地位，同时划定了诺曼底公国的疆域。
诺曼底公国出现了一个骑士和贵族阶级，他们通过服役从领主那里换取土地，之后再以同样方式将土地分给附属。诺曼底人讲求规则和逻辑，他们建立了基本的社会结构，很快，一支卓越的军队由此脱颖而出。他们极力维护等级秩序，除了诺曼底公爵之外，任何人不得建设城堡或私设防御工事。公爵的宫廷或“元老院”中有本族官员、高级教士和地方封臣。封臣不仅承担兵役，还要参与宫廷事务。宫廷是全国的行政中心。诺曼底公爵的决定和要求由下属的子爵监督执行，他们除为公爵征收地产税之外，还与教廷有着密切联系，同时，他们也是地方长官，管理着一郡大小的土地。诺曼底公国与教会建立了良好关系，甚至成为了中世纪欧洲和谐政教关系的楷模。国家为辖区内教会提供保护，并对宗教活动给予资助。他们对十世纪的宗教复兴表示欢迎，并向宗教领袖提供赞助和支持。与此同时，诺曼底人也极力确保主教和修道院长的任命权掌握在公爵手中。
英格兰未来统治者正是来自这个极具活力且组织有序的公国。1028年到1035年间，在维京本能的驱动下，诺曼底公爵罗伯特开始策划一场入侵行动。然而不久，罗伯特中道去世，而且也没有留下合适的继任者来袭承爵位，原本的入侵计划便暂时搁浅——当然，仅仅是暂时而已。
诺曼底公爵之妹艾玛在英格兰历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埃塞雷德国王之所以迎娶艾玛，是为了通过联姻手段与强大的诺曼底公国建立关系，并以此弥补战场上的失败。卡纽特娶她也是为了统一英格兰着想。我们对她的个人品质和行为所知甚少，但无论如何，这种处于巨大权力漩涡中心的女性的确是世所罕见。事实上，艾玛有两个丈夫和两个儿子，他们都是英格兰的国王。
卡纽特在1035年逝世，王位争夺随之开始。他留下了三个儿子，其中两个是北安普顿的艾尔吉娃所生，另一个是艾玛之子，名为哈迪卡纽特。儿子们都是维京后裔，遗传了祖先的无知和粗鲁。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都倾向于恢复原有的西撒克逊宗室，将埃塞雷德和艾玛的儿子阿尔弗雷德和爱德华重立为王。此时，这两位末代王子正在诺曼底流亡。《编年史》将老大阿尔弗雷德称为“无辜的王子”，他于1036年匆匆赶回英格兰，宣称是为了看望他的孀居母亲艾玛。韦塞克斯伯爵古德温是英格兰的丹麦领袖，他握有大权并具有极高政治影响力。冒险而来的阿尔弗雷德很快被古德温抓获，他的随从皆遭杀害。不幸的王子也被弄瞎了双眼，很快死于伊利修道院。这是古德温所犯下的罪行。王子一死，王位继承问题就被大大简化了，卡纽特的儿子们瓜分了父亲的遗产。斯韦恩在挪威统治了一段时间，他两个兄弟先后继任英格兰国王，但却都英年早逝。仅仅不到六年，英格兰王位就再度出现了空缺。
古德温仍掌控着不列颠岛的大权，主宰国家事务。西撒克逊的爱德华王子——阿尔弗雷德的弟弟，埃塞雷德和艾玛所剩的唯一儿子依然在诺曼底流亡。在这段时间，处于无政府状态下的英格兰人一直希望建立起稳定有序的国家机构。或许只有君主制能做到这一点，而在王位方面，阿尔弗雷德大帝的杰出后人无疑是独一无二的人选。撒克逊王室的五、六代君主都在抵抗丹麦的战斗中身先士卒，顽强不屈，而他们也是欧洲最古老的王族。两代人之前，卡佩王朝只据有法兰克岛和巴黎地区，诺曼底公爵也只是四处游荡的海盗。伟大国王的后裔仍然能给人们带来一种神圣和敬畏之感，无论是阿尔弗雷德大帝的子孙，还是埃及和远古王朝的后代，都能令人肃然起敬。古德温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便想通过拥立爱德华来巩固他的权力，赢得两族民心。他对流亡者讨价还价，软硬兼施。他威胁爱德华说，若不满足他的条件，他就要扶植侄子卡纽特继位。他开出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限制诺曼底国家对英格兰事务的影响，爱德华爽快地答应了。于是，王子在欢迎声中回到故土，登上了英格兰王位。在之后的二十四年中，古德温家族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把持着英格兰的大权。佛罗伦萨人伍斯特所编纂的《编年史》中提到：“他手握重权，无比尊荣，仿佛自己就是英格兰的国王，统治着整个王国。”
爱德华性格安静，对宗教虔诚。不喜欢战争或打理政务。由于诺曼底的长期流亡经历，他愿意在古德温伯爵的允许范围内，谨慎低调地发挥诺曼底人的影响力。诺曼底人开始在英国教堂里担任主教，在王宫内担任职员，并获准在郡、区拥有地产。为维护大局，爱德华被迫迎娶古德温年轻端庄的女儿为妻。但根据当时的学者所述，这种联姻只是一种形式而已。据说，国王是一个善良、软弱、胖乎乎的白化病患者。后世的一些作家声称，国王能够应对处理身边盎格鲁—丹麦武士的种种关系，这说明他拥有一种潜在的力量。无论如何，国王的最主要兴趣还是在宗教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多地用宗教眼光来看待问题。在艰难时局中，他的许多作为与玫瑰战争中的亨利六世如出一辙，此二人在性格方面也具有相似点。一段时间之后，他因虔诚和恭敬受到人们的尊崇，各种缺点则被渐渐忘却了。
同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古德温家族也继续保持独裁统治。在这一时期，裙带关系并不仅仅是家族内部成员的相互扶植，而是统治者培植亲信的唯一途径。家族纽带虽然并不牢靠，但至少保证了利益的协调一致。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但历史事实却给人们留下了一个总体印象——在那个时代，人们总会认为自己的兄弟、妻舅或儿子要比陌生人更为可靠。我们不能因为伯爵与家族成员分享国家权力而对其加以谴责，也不必为其他领袖抱怨权力分配不公而感到惊奇。在英格兰的宫廷中，诺曼底、撒克逊和丹麦人的暗中角力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
1051年，英格兰发生了一场政治危机。英格兰宫中的诺曼底势力成功地迫使古德温流亡海外。据悉，在古德温离开的时候，诺曼底公爵对英格兰进行了正式访问，他向英王忏悔者爱德华提出，让自己充当英格兰王位的继承人，而爱德华很可能答应了他的要求。然始料未及的是，1052年，古德温在儿子哈罗德的积极帮助下，带着在弗兰德斯召集的军队返回了英格兰。古德温父子逼迫英王给他们官复原职，国内的许多诺曼底显贵也被其驱逐出境。古德温的家族又在英格兰重塑了自己的权威，从沃什湾到布里斯托尔海峡沿线以南的广大领土，都在古德温家族的直接控制之下。
古德温在1053年，也就是他重回英格兰的七个月后便撒手人寰。从受到卡纽特提拔，进而崭露头角开始，古德温已在政坛上摸爬滚打了整整三十五个年头。他所留下的儿子中，要数哈罗德年龄最长，因此，身为长子的哈罗德理所当然地继承了父亲的大片领地。不仅如此，哈罗德还想方设法扩展势力。在此后危机四伏的十三年中，英格兰的统治者只是这个维京家族的傀儡而已。尽管面对着盎格鲁—丹麦的强大势力，朝中的诺曼底人反对派却仍然与忏悔者爱德华保持着密切关系。古德温父子在今天颇为流行的“君主立宪制度”下维护家族的统治。哈罗德的二弟成为了默西亚伯爵，三弟托斯蒂格因向诺曼底人大献殷勤而受到爱德华国王的青睐，并因此成功霸占了诺森伯利亚伯爵爵位。但是，古德温家族的关系并不和睦，哈罗德和托斯蒂格很快成为了冤家对头。哈罗德的能力、气魄和城府对维护王国统一大有裨益。但尽管如此，其诸子间的争斗还是为王国的未来埋下了隐患。殊不知，海外的敌人已对英格兰这块肥肉虎视眈眈。
忏悔者爱德华统治末年，英格兰存在普遍的政治衰弱。手稿、雕塑、金属制品、建筑等艺术品仍然不断涌现，宗教活动依旧活跃，法律基础牢不可破，司法工作也在有序进行。但是，对于此时的王室而言，阿尔弗雷德家族的优点与活力业已耗尽，撒克逊王朝处在了衰落的边缘。王子们弱不禁风，大多早夭，且身后无嗣，甚至连子嗣众多的埃塞雷德二世也差点断了香火。他的子孙很快凋零殆尽，只留下羸弱的王子和幼小的公主支撑门面。这个勇武的王朝曾经击败了海盗，再次征服了丹麦法区。然而现在，大权在握的地方伯爵都纷纷竖起了独立的大旗。
虽然英格兰仍是欧洲唯一由国王掌管财政大权的国家，全国地方长官都必须将地方捐税上缴中央，但现在，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已经大大放松了。这时的国王主要靠自己的私有财产过活，并依靠宗室成员勉力支撑朝政。实际上，君主仅存的微弱权力也受到了一小撮撒克逊—丹麦贵族的严格制约。一个不足六十人的“贤人会议”历来是英格兰的重要政治机构，是支持王室的基础力量。“贤人会议”的成员其实就是朝臣、乡绅和高级教士，他们似乎将自己视作了全国的代表。然而此时，这些“贤人”已经不能为国家发展推波助澜了。他们削弱了王权，自己也未能获益。“贤人会议”的优势和特质在普遍衰落的大势下不复存在，豪强大族逐渐掌握了会议的控制权。中央权力的削弱导致诸侯并起，群雄割据。自私的地方首领为追求个人和家族利益纷争不断，全国各地狼烟四起。本国民众除在地方冲突和骚乱中饱受苦难外，撒克逊地区和丹麦法区不同风俗也使他们受到了严重制约。一些反常现象和矛盾事务妨碍了司法行政。从西塞克斯的完全采邑制，到东、北部的丹麦法区的自由地制，全国土地制度也不尽相同。贵族与土地没有明确的联系，无论拥有多少土地，他们都须为国王服役。不列颠岛在欧洲的地位已经衰落，国家发展停滞不前。沿海和城镇的防御被人们所忽视，在未来的征服者眼中，英格兰国家的一切，包括社会、道德、政治、军事等都是一盘散沙，脆弱不堪。
我们对忏悔者爱德华只有一种模糊不清的印象。他所笃信的基督教会对中世纪传记进行了细心的裁剪，将他的形象渲染得十分高大。撒克逊英格兰的火光暗淡下去，逐渐融入黑暗之中。一位性格温良，头发花白的老人预言了末日的到来。在爱德华弥留之际，他仿佛受到神启，喃喃说出了这样的话语：一个罪恶的时代即将来临，邪恶将横扫这片土地。这种恐怖的言语使在场之人惊悚不已，但只有忠于古德温的大主教斯蒂甘德无动于衷。这位主教对哈罗德轻声耳语，说国王是因病痛折磨而丧失了理智。1066年1月5日，最后一位撒克逊国王寿终正寝。在这艰难的岁月中，英格兰人的民族情感与教会对国王的感激之情为爱德华国王笼罩了一层神圣的光辉。随着时间的流逝，具有精神感召力的爱德华成为了人们所崇拜的偶像。前往威斯敏斯特国王陵墓朝拜的民众络绎不绝。1161年，国王被封为圣徒。几个世纪以来，他一直活在撒克逊民族的记忆中。诺曼底人也对其十分推崇，认为诺曼底公爵的成功继位，有赖于爱德华国王的睿智之举，因此两岸民众皆对爱德华心存感念。忏悔者圣爱德华一直被视为英格兰的守护神，直到百年战争时才被圣乔治所取代。事实证明，圣乔治显然更能迎合不列颠民众的需要、情绪和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