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前夕喜庆传，一场大病的命运
孔祥熙自称是孔子的后裔，他的家乡是以“金太谷，银祁县”著称的山西太谷，他出身于败落的半儒半商家庭，这对他的一生有重要影响，早年的孔祥熙比较不幸，但一场大病却改变了他此后的命运！
太谷县，位于山西省的腹地，榆次的西南，距离太原90里地。这里自然环境一般。太谷县称得上是中国华北地区典型的高原气候。
受这种气候的影响，这里一年四季分明，冬冷夏热，春旱秋涝。每年一到秋天，太谷县境内便呈现出一派的萧条和凋敝景象：凉风习习刮得树叶枯黄满地飘零，秋雨绵绵下得一地泥泞难以落脚。据说，当年太谷人大多不愿意在家乡待见那令人沮丧的秋季来临。虽然，惯常的秋天都是收获的季节，是令人欣喜、令人满足的日子。可在太谷则就不然了。贫瘠的山地加上恶劣的气候，十年倒有九年令种地的庄稼人失望，以至满面愁容无可奈何地打发着眼前那令人寒心的秋天。但是太谷的百姓却很富有，因为他们几代人经营“票号”。山西太谷城内孔祥熙的早年旧居。
票号，就是过去的银行。清朝时，我国尚没有银行，交通又不太方便，经商作吏的不便携带许多金银，于是有银钱便托给票号转寄。太谷人最精于此道。传说，有一位商人出外，托寄银子500两，不幸途中患病而死，太谷的一家票号等了3年不见其人，于是到处查找此人的姓名，3年以后，找到其子，将6年的本利一起给他。就这样靠着太谷票号的信义，太谷人也因此而发财致富。当时，有人戏称，在太谷、祁县做县长的人，不出3年，不贪污也有几万两银子进入腰包。
太谷的孔家，出自山东曲阜小孔村。据记载，明朝万历年间，孔子第62代裔孙孔宏开被派往山西任职，他清正廉洁，后来死在交城，留下了妻子和分别为9岁、6岁的两个男孩，遗妻无力带幼子返回山东，只好落籍在交城。
孔宏开的两个儿子易学渊源，满腹经纶，但是2人一生都不曾赴试科考，因此最终断送了仕途之路，以经商谋生。二儿子孔向复，经营有方，家道日富，渐趋兴旺，后由交城迁往太谷。到清朝乾嘉年间，已成为太谷的名门望族。
也许是沾了老祖宗孔圣人的光，孔家在程家庄算得上是名门望族，说话办事在村里都很占分量。孔氏家族在村里一共拥有9幢房屋，其中1幢有井，俗称“井儿院”。
自当年的知县孔宏开之后，这里孔氏族人中就再没有官宦仕途的人，孔家人倒都是自食其力，凭本事靠力气辛辛苦苦挣下了一份殷实的家业。这里倒并非孔门后人才疏学浅，因而难以金榜题名。孔圣人的后代，家学渊源自是非同寻常。只因当年孔宏开孔知县的遗孀孔夫人有训曰“不为鞑虏做官”，儿孙们个个不敢违背所致的结果。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百余年的沧桑变迁，孔门后人对当年的祖训就渐渐地淡忘了。孔宪昌——孔子的第七十二代裔孙亦即孔祥熙的曾祖父自幼聪明过人，少年有为且又刻苦努力，好强争胜，16岁时应童子试竟荣获头名成绩。
当下血气方刚的孔宪昌在族人的激励下，暗下决心要在下次乡试中再夺魁首，以壮孔门。当时恰巧有一位同乡，亦即亚圣孟子的后代孟洋，对他威胁最大。两人的学识相差无几，但孟洋的书法要略强于孔宪昌。所以孔宪昌每天发奋练习书法，一写就是几个时辰。果然其书法的技巧大见长进，只是因长期的疲劳过度，致使孔宪昌的体质极为虚弱。
所谓人意拗不过天意。乡考的前一天，孔宪昌自感身体不适。但为了与孟洋一决高下，第二天孔宪昌还是勉强支撑着虚弱的身子赴考。结果，体力不支加上精神紧张，孔宪昌当场咯血，元气大伤，未能坚持到终场就抱憾先退。最后自然是孟洋荣登榜首，孔宪昌数载寒窗苦读，毁于一旦。
孔宪昌悔痛自己的半途而废，忧郁中结，这使他新病旧疾积于一身，从此病卧不起。临终之前，他拉着年仅9岁的儿子孔庆麟的手，说出了他所立下的家法：
“读书所以致用，凡我子孙，但求读书明理，经邦济世。能这样，便是孔家的好子弟，千万不要再应科考试，重路我的覆辙，切记切记。”
应该说，这是好事，让太谷孔门摆脱了科举制度的樊笼。从此，太谷孔氏门人便开始弃儒经商，搞起了票号经营。但为了不失孔氏“书香门第”的门风，仍代代均请了塾师教导子女，使其不失儒学，形成了太谷孔门儒商世家的独特风格。后来孔祥熙时常文诌诌的来上两句“子曰”“诗云”，正是为了炫耀他的出身“名门”，表现他的儒商世家的风格。这孔庆麟便是孔祥熙的祖父，字瑞堂。孔庆麟的叔父，即孔宪昌的弟弟孔宪仁。创设了“志成信票号”，自任经理，后利润猛增，业务发达，成为太谷3家规模最大的票号之一。但是，孔宪仁膝下无子，于是把事业交他的长侄孔庆麟继承。
孔庆麟在经营志成信票号的同时，自己又另行开设了一家“义源盛票号”，经营金银买卖与汇兑业务，兼办苏广杂货。他眼光远大，为了扩充业务，经常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全国各大商埠，不断扩展孔家的票号、商行。在他的一手操持下，陆续在北平创办了“老一堂票号”，为官商保险，扩送现金，还有“会通盛”镖局，从事存放业务，“会通远”从事汇兑业务；此外还有“义合昌”。在广州、祁州、太谷间有以经营药材为主的“广茂兴”；在沈阳，孔庆峨设有“源泉博”，以及从别人手中买下来的太谷“三晋源”。
这许多的分支行号，在全国各地又大都设有分支机构，远至外蒙的库伦、新班的迪化，乃至安南的西贡。义合昌在日本设立的支店，独家经营中日间的汇兑业务，成为日本许可外商设立分号的第一家。至此，太谷孔家成为山西巨富，孔庆麟俨然是一位全国性的金融领袖。
走南闯北使孔庆麟见多识广，胸襟豁达，在旧式商人中可以称得上是开明人士，他富而不骄，自奉节俭，却又能扶危济贫，每年回到老家，都各处走走探访亲友，问问有无需要帮助做的事情，对于有困难的鳏寡孤独者，他常常给予一定的帮助。
为了避免官府习气凌浸孔家门庭，保持简朴、淳厚、友善的家风，孔庆麟立下一条不成文的家法：儿子一概不许高攀，不准选择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为媳妇；嫁女则不在其列，可以随意。
他还特地亲自撰写一副对联，晓谕儿孙如何做人处世：
上联是“做几件学吃亏事以百世使用”
下联是“留一点善念心田使儿孙永耕。”
横批：‘虚心味道’
后来这副对联被孔祥熙带到他一手创办的铭贤学校的书房，作为勉励全校师生的座右铭。
孔庆麟有5个儿子，除长子孔繁泰，因学业繁重、身体不佳，尚未学成而立，即早早病殒外，其他4子都天资良好，事业有成。次子孔繁恩是志诚信票号西北区的总经理，3子孔繁慈先在北京义合昌任文书，后尊从父命回到太谷主持义盛源和三晋源，4子孔繁忠在义合昌任总账，5子孔繁杏，天赋良好，落笔成章，他违背祖训，16岁时应科考，中秀才第一名而后赴北京就读于北洋政法学堂，毕业后被分派到直隶任知县，并光后赴任过保定藩台衙门承审官、直隶省新城县、大城县、盐山县，山西省榆次县的知县。在保定时，曾跟随北洋军阀吴佩孚，组建过孔教会，被推举为会长。
孔庆麟虽有5男3女，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却人丁单薄，有的膝下无子女，有的子女早逝。惟有3儿子孔繁慈生有一儿一女——孔祥熙和孔祥贞。此外，孔繁杏也生有1子叫孔祥珍，字聘之，因为奔走革命，辛亥年被清军枪杀于保定。
1840年，爆发了中英鸦片战争，“大清帝国”紧闭的国门被英军的坚船利炮轰开，这头沉睡的东方睡狮尝到了闭关锁国的苦果。当我们正躺在5000年灿烂的文化上陶醉，欣赏着我们“大清帝国”的地大物博时，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把文明古国远远抛在脑后。殖民者来到中国，不像郑和那样给别人带去礼物收获友谊，他们带来武器收获金钱，鸦片战争的失败是中华民族屈辱历史的开端。随后，帝国主义列强接踵而至，灾难步步加深。鸦片的输入和商品的输入让中国的经济走向破产，中国人民深受其害。
孔祥熙是鸦片战争后的一个双重受害者，商品的输入导致中国的经济破产，也导致了“志诚信票号”的破产；鸦片的输入使其父孔繁慈吸食鸦片，加速了孔家由富足到穷困的过程。
1870年，孔祥熙的祖父孔庆麟病逝时，“志诚信票号”已经惨淡经营了，后来每况愈下，再后来，“志诚信票号”宣布破产，孔氏一家只好离开太谷，搬到乡下居住。他们居住的地名叫程家庄，是一个只有百来户人家的小村庄。家产所剩无几，田产面积不到30亩，主要在北寺石（武家堡村），而且是比较贫瘠的薄田；房产是一个小的四合院，由于院内有一口水井，所以孔祥熙称之为“井儿院”。“井儿院”的房屋只不过有二十五间，基本上是传统的中国古代建筑格局：内院是四合院，东西正房各五间，南房四间，中间是二门，院内有一井。外院是厨房和门道，还有几间茅草房，外面是门楼。如此家业属于孔祥熙父辈五兄弟共有，人均只不过房子五间，薄田六亩。由此可见，“志诚信票号”倒闭后的孔家，只不过是一个中下等人家了。这时候，孔繁慈吸食鸦片的毒瘾正大，这点家业要开销巨额的毒资，家庭经济的惨淡可想而知了。正在孔家走向衰败的时候，孔祥熙出生了。
1879年孔繁慈正好年满18岁了。经媒人提亲，他决定迎娶太谷城西南15里之南张村庞宝恒的女儿庞三奴为妻。南张村坐落在太谷东山根下，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村落。庞宝恒祖居此地，乃地地道道的太谷人，且几辈上均以务农为生。直到庞宝恒这一辈上，也是受世风影响兼之生计所需，庞家才在务农之余兼顾着经营起小杂货的买卖来。当时庞家的景况虽谈不上十分的富足，倒也不缺穿戴吃喝，也算一个小康水平的温饱之家吧。如此的岳丈家境，倒也成全了孔繁慈保守孔门一贯的俭朴家风的心愿。因为孔家祖上有训，后代子弟一律不准迎娶豪门富族的千金小姐为妻。
再说那位正处豆蔻年华的庞三奴，出落得丰满合度，端庄秀丽。加之她的性情极好，为人善良谦和，话语含笑；且又能背诵许多的古代诗文，还写得一手娟秀的蝇头小楷，故在当年堪称太谷的一枝花，人见人爱一般。为了这样一位标致可人的姑娘，当时登上庞门说亲提媒的人简直络绎不绝。甚至当时就有几位做官的或经商的达官贵人，亲自上门攀亲。然而到底还是三奴姑娘慧眼识人，加之父亲庞宝恒深明大义，于是绣球最终抛向了才貌俱佳的孔家三公子。就这样，在一阵喧嚣热闹的鞭炮声和锣鼓声中，那如花似玉的庞姑娘给仪表堂堂的孔繁慈娶回了程家庄井儿院。
新婚燕尔，两小夫妻婚后的生活自然是卿卿我我，好一番的恩爱美满，相敬如宾。很快的，小夫妻俩便欢天喜地地迎来了他们幸福生活的第一颗果实，这便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孔祥熙出生了。
1880年的9月11日，旧历八月初七，距传统的中秋佳节还有8天时间了。在太谷程家庄，人们依旧为生计忙碌着，并且准备着要过八月十五的中秋节。忽然，一阵劈劈啪啪的鞭炮声从井儿院孔宅内传出，紧接着便是“哇”地一声婴儿响亮的啼哭传出。那啼哭清脆稚嫩且又格外震耳，仿佛真在提醒着人们，别忘了这一天不同寻常一般。
这一天便是孔祥熙的生日。
根据乾隆皇帝当年的钦示，凡孔氏家族所生子嗣，均要依照族谱规定的世系字辈取名。如有不依字序随意取名者，当逐出本族不准加入族谱。可以说，孔氏家族所以千百年来世系不乱且敢于号称“天下孔姓为一家”，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恐怕就在于孔门的族谱规定十分严格。依照当年乾隆皇帝钦定的字序，孔繁慈这一辈用了一个“繁”字，那么紧随其后的便是个“祥”。于是孔繁慈就给刚刚出生的儿子取了一个正好吉祥且又温文尔雅的名字：孔祥熙。
1883年孔祥熙3岁时，母亲庞氏又给他生下一个妹妹。依据族谱，父亲孔繁慈给这个妹妹起了一个名字叫孔祥贞。令人扼腕慨叹的是，果真“好人没长寿，赖人活个够”。自孔家添了女儿之后，那庞氏身上的负担更重了。她不仅要看顾嗷嗷待哺的女儿，又要督促心爱的儿子读书习字，同时还有不少的家务要她照管。终日过度的操劳，最后竟累垮了庞氏的身体，她不幸染上了当时称为痨症的肺病，身体日愈的虚弱下来。但为了夫君也为了孩子，庞氏依旧苦苦支撑着不肯躺下，以至终于有一天她病倒了，并且一病不起。当时孔繁慈虽然也终日在外为生计奔波，但由于他已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恶习并且毒瘾一度很重，导致家中境况一落千丈。待其妻庞氏病重躺倒时，孔家居然拮据得拿不出钱来为庞氏治病了。后来孔繁慈所以终身未再续娶，除了考虑儿女不会受委屈之外，恐怕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当年对爱妻的负疚心理起着作用。
没过多久，庞氏这位年轻贤惠的母亲，便望着自己那一对可怜的小儿女，眼中噙着泪水，依依不舍地撒手去了。
7岁丧母的孔祥熙，被推进了绝望的生活深渊。孔繁慈丧偶之后，带着对妻子的愧悔，离开了“井儿院”，投奔距县城十五里的南张村岳父家，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岳父家的生活也很拮据。迫于无奈，他只好办了个私塾，当起了教书先生。当时农村经济凋敝，再加上他是一个名声不好的“烟鬼”，所以初期只有八、九名学生。孔繁慈就用这微薄的收入，在岳父的接济下，哺育着孔祥熙和小女儿祥贞。人生有三不幸：少年丧父，中年丧偶，老年丧子。其实，少年丧母也是同样的不幸！孔繁慈一手拉扯大两个孩子，从此未娶，也难为他了。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孔祥熙很小就担起了生活的担子。他跟父亲学习诗书，当了一个小学生，从《三字经》到《百家姓》，从《千字文》到《论语》。他是一个最小却又学得最快的学生。但是，每逢假日，年仅七岁的孔祥熙就加入了拾煤渣的行列。那时，每天早晨，他就像那些拾煤渣的老太婆、小孩子一样，背着背篓，早早来到太谷城里。城里人家，把烧过的煤渣倒在垃圾堆里。煤渣有三种：一种成粉末，即煤灰，无用；一种呈黄色的块状，是煤中夹的矸石烧成的，也无用；第三种，呈黑色的块状，是未燃尽的煤，这种黑色的煤渣可以再用来烧。若非贫困至极，谁会到垃圾堆里拾煤渣！“美国的煤油大王绝不会理解北京拾煤渣的老太婆的辛酸”，是的，拾煤渣的人，生活当然最辛酸！
直到后来，入学的孩子逐渐多了起来，一来因为孔家乃方圆数十里内最有名的书香世家，开馆设塾亦算家传；二来孔家几代人的人品名声俱佳，乡亲们觉得把孩子交给孔繁慈心里放心。再到后来，路远一点的甚至要托人说情方可入学，最后入学的儿童陆续增加到30多名。孔祥熙也做了一名父亲私塾里的学生，而且是一名年龄最小的学生。
孔繁慈对孔祥熙的学习要求相当严格，没有因为孔祥熙是自己的儿子，就在学习上或其他方面给予优待。相反，孔祥熙在背书、习字和阅讲等方面，都要按照私塾中的规章认真完成，一招一式从不马虎迁就。
孔祥熙被父亲带到了一个全新的充满乐趣的世界里，朗朗的读书声强烈吸引了他。而孔祥熙也确实没有辜负父亲对自己的厚望，他严格要求自己，苦练基本功。从6岁到10岁四年的寒窗苦读，使孔祥熙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同时，他也逐渐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对《诗经》、《礼记》等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至后来孔祥熙到教会学校读书后，每次放学回家他都仍然请父亲为他讲解一会儿《诗经》或《礼记》。而且，直到后来孔祥熙留美归来办起了“铭贤”学校，他自己也每每亲自上讲台讲授《诗经》、《礼记》。后来，当孔祥熙跻身政界后，在一些社交活动中，他习惯在谈话或讲演中经常地夹带几句《论语》和《孟子》中的警句，显示其相当深厚的国文功底，此一点已被世人公认。孔祥熙一生崇奉的两句话就是：“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应该说，孔祥熙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蕴，首先是得益于其父所办的私塾，而且他真正的启蒙老师，便是他自己的父亲。
正当孔祥熙在父亲开办的私塾里苦读诗文。培养本领之际，不期祸从天降。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病袭来，竟差点要了他的小命。然而也正是因为这场大病，就此改变了孔祥熙一生的命运。
对洋人的科学生兴趣
一场大病，孔祥熙被洋医生救治康复，使得孔祥熙对基督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执意进入基督教会开办的华美公堂的举动引起了孔氏家族内部的轩然大波。
帝国主义的侵略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扛着枪的军人打开了清政府的大门之后，紧接着进来的是拎着钱袋的商人和捧着《圣经》的传教士。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天津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中国传教的权利。他们租田地，建教堂，办学校，进行疯狂的文化侵略，为其宰割中国服务。他们勾结地方官绅，无恶不作，但是他们却装着一副假惺惺的面孔。
1880年，美国俄亥俄州欧柏林大学的一些毕业生，成立了一个叫公理会的基督教团体。他们派出了一些教士到中国传教，称为“中华团”。1883年，“中华团”成员德富士、卫禄义、高雅格、贝如意、文阿德等人，先后到达山西。他们来到山西太谷后，选准了距太谷城约二十五公里的美庄村，开始了传教活动。
起初，他们的传教活动收效甚微。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各种思想根深蒂固，孔子的儒家正统思想统治着中国人。宗教方面，佛教的传人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道教的创立也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佛道两教统治着中国的宗教界。受正统思想束缚，而又生活在闭关锁国政策下的中国人，都有着“尊王攘夷”的观念。他们把外来的新事物通通斥为异端，把金发碧眼鹰鼻的洋人视为怪物，把他们的传教活动视为洪水猛兽。初来太谷的传教士们很难打开局面，他们走上街头，人们会像看珍稀动物似的围观，评头论足，甚至有人从背后指脊梁骨，扔石子瓦片。他们散发的传单、教义，人们把它用来包装东西，剪鞋样甚至擦屁股。他们的布道演讲，人们会起哄，嘲笑，像逗弄一个疯子。
直接的传教布道的路走不通，他们就针对当时中国贫穷落后的弱点，改变方式，从生活上入手，他们兴办慈善事业，办学校，设医院，修教堂，从生活上接触影响中国人，把他们的思想渗透给中国人。针对中国人贫穷的弱点，施以小恩小惠，往往一本万利，收效很大。免费就诊，免费给药治病，对穷得无法付诊金药费而又想活命的人来说，无异于给了一条天堂之路。免费读书，这对请不起塾师、世世代代从未识字的中国农民，又是有着何等的吸引力！这些小恩小惠，骗取了一些人的信任，使一些人逐渐出现了信仰的转移，开始抛开了孔圣人、如来佛、太上老君而相信了耶稣基督，相信了上帝，他们在精神上被帝国主义俘虏，成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达到了帝国主义精神侵略的目的。事实证明，精神侵略的效果远远超过了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一个传教士抵得上一营军队”，事实上，一个传教士不仅仅使一个营以上的人在他面前放下武器，甚至可以使他们为他卖命，成为他韵军队。“为传教事业花一镑，就能推销十镑的货物”，因为“投资传教事业，可以从商业中获得十倍的利润”。他们的小恩小惠，以极小的代价，获得百倍，千倍，乃至万倍的报酬，其原因是，“其秘密就在于它是宣扬善意，友谊的活动”，具有欺骗性和蒙蔽性，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刀。
孔家虽因商而富，但神龛子上供奉的既是家祖更是儒祖的孔夫子之位，而并不奉赵公明（财神）为尊，足见孔家是固守儒家教义的。孔家治病，非中医国药不治，认为儒、医相通，不可违背。
出巧的是孔祥熙10岁时，癞疮从头顶下延到了后颈，穿衣、卧床诸多不便。而且，癞疮被认为是贫贱小子的特有恶疾，礼义传家、书香门第的后人是桂花蔸子，怎可患此贱恙！孔祥熙以帽遮头，越遮越露馅，人见人厌。孔家到处延聘癞症专家、国药老手，什么外擦内服的国药都试用过了，就是不见效果。
万般无奈之下，孔繁慈终于背起儿子走进了教会的仁术医院。
仁术医院是公理会办的一个教会医院，位于太谷县城南街，跟学校、教堂、育婴堂等一样，教会医院也是教会的“慈善机构”中的一种，他的目的并非治病救人，而是以治病为手段，达到施惠、笼络的目的，最终为教会扩大影响，为传教服务。从这种意义上说，教会医院也是传教的工具和机构，正因为如此，虽然医院设备先进，技术现代化，仍是冷冷清清，门可罗雀。
孔繁慈在万般无奈下才来教会，原本是因为他并不了解基督教。然而在太谷的基督教的传教士们，却大都知道中国的孔子——孔圣人，甚至了解孔圣人的后代孔繁慈。
当时大部分中国人都是尊孔信孔的，他们认为只有孔子是最正统的，只有用孔子的思想才能治理好国家，使国家逐渐富强起来。从客观上讲，这些人自觉不自觉地抵制了基督教的传人，使洋人的传教事业从一开始就举步维艰。现在，连孔圣人的后代都主动上门求医，对那些洋教士来说可谓“福从天降”，高兴得他们有些手足无措，直认为这是上帝的安排。传教士认为传教十个中国下层社会的贫民，顶不上传教一个有影响的上层社会分子。孔祥熙父子即是圣人之后，名门出身又知书达理。眼下小祥熙既是他们的病人，更是他们值得培养的一个对象。从这个中国少年身上或许能打开与中国上层社会联系的缺口，从而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开拓出一个崭新的天地。这应该是一个难得的宣传机会。立此存照，孔家父子本身就极具说服力。
出于这些目的，传教士对待孔祥熙格外地亲切和蔼，彬彬有礼。10岁的孔祥熙毕竟因为一直生活在封闭的环境里面显得有些“不开化”，刚刚接触这些金发碧眼的外国传教士兼医生时，难免有些局促不安。一位洋医生高雅格大夫给孔祥熙做了初步诊断和处置后，告诉孔繁慈保证为他的儿子精心治病，而且表示几天就能治好。为了让孔祥熙更好地配合医治以便好得更快些，洋医生还要求他住院治疗。但小祥熙怎么也不肯答应。洋医生恐怕由此闹僵甚至吓跑这父子二人，只好作罢。他们最后决定，孔祥熙每天上午到医院门诊。于是，孔祥熙的病情很快便得以控制。
仁术医院开设在太谷县城南街，在当时是一座设备较为先进的现代医院。由于中国人吃惯了膏散丸丹，不相信西医西药，所以生意一直很冷清。当时人们还不了解，西医西药是很先进的一种治疗方法，对某些疾病尤其像孔祥熙这种生疮的病，医治起来要见长于我们的传统中医。
这天晚上，在仁术医院的办公室里，太谷教会中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来了。他们对孔祥熙就诊一件事，作了专门的研究。
高雅格大夫先介绍了孔祥熙来就诊的情况和他的病情。
“孔氏既然来了，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把他征服，使他对我们有好感，最终加入我们教会，信仰我们的上帝。”主持人卫禄义首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孔氏世家在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贵族世家。他们的历史比我们基督教的历史还早五百多年。如果征服他们，那将是我们最伟大的胜利！”最先接触孔氏的高雅格大夫说到这里，有几分激动，也有几分得意。
“孔子的思想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孔子的思想是中国人认为最正统的思想，认为它可以安邦定国，在中国根深蒂固。中国人都崇拜孔子，这也是我们辛辛苦苦传教却收效甚微的主要原因。”另一个自称“中国通”的传教士的发言一针见血。
“如果征服了孔氏父子，胜于征服一万名普通的中国人；那将是我们教会在中国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届时，中国人会说：‘大家瞧瞧，孔子的第七十五代孙都信基督教了，我们还信什么孔夫子！’所以，无论用多大的代价，都要征服孔氏父子！”卫禄义作出了决定。
最后，他们通过讨论认为：目前，孔氏父子对他们还不够信任，所以当务之急是先求得孔氏父子的信任，就是说，先要治好孔祥熙的病，让孔氏父子体验教会的能力。但又不能操之过急，必须把治病的时间尽可能地拖长一些，以增加孔氏与教会的接触时间。最好能说服孔祥熙住院，让他进入教会的包围圈。
孔祥熙每天一趟门诊，一连去了两个星期。实际上用不了这么长时间，传教士为了多接触孔祥熙而有意拖延了，病情大大好转，溃烂的疮口不仅已经被止住而且四周开始长出嫩肉。随着病情的好转，孔祥熙的心情也渐渐开朗起来。和洋大夫接触时，他话也多了，脸上也有了笑容。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高雅格大夫婉转地问孔祥熙：“你可不可以到我们医院住几天？这样，你的病会好得更快。”
孔祥熙想了一会儿，想到每天从家到医院足有6华里，实在不方便，赶上刮风下雨，更是对病情好转一点益处没有，甚至还可能会出现反复。再说仁术医院的免费治疗和热心周到的服务，都使孔祥熙的内心深处发生了“质”的变化，他慢慢地已不再畏惧洋人了，而且愿意多和他们亲近亲近，多聊几句天。
在盛情难却的情况下，孔祥熙点头答应了。
孔祥熙在仁术医院住院期间，教会方面在他身上可谓煞费苦心。医院里的每一个人。包括医生、护士、传教士和有关人员都争先恐后地抢着为这个中国男孩做这做那，忙个不停。特别是专门护理孔祥熙的那位看上去恬静文雅的女护士，对孔祥熙更是格外热心，百依百顺。这位西方式的美人儿不仅打针换药时动作轻柔，面带微笑，而且只要有空就拉着孔祥熙的小手，给他讲圣经故事和童话故事。虽然10岁的孔祥熙这时还难以理解基督教义中博大精深的真谛，但基督教中的一些人物和故事，如耶和华，耶稣以及安息日、十字架等已深深印入了孔祥熙的脑海之中。在外国医生、护士的精心治疗和苦心照料下，入院一周以后，孔祥熙的病果然痊愈了，疮口也平复如常。孔祥熙高高兴兴地回到了父亲孔繁慈的身边。
仁术医院不仅治好了孔祥熙的病，高雅格大夫还给了孔繁慈戒烟药，使他多年的恶习终得改正。“来而不往非礼也”崇尚儒学的孔繁慈当然知道礼尚往来的道理。孔氏父子双双得利，可谓双喜临门。孔家不仅按照中国的习俗一敲锣打鼓，放鞭炮，献“华佗再世”的锦旗谢医，孔繁慈还东挪西借，给高雅格大夫送来一份厚礼。但是，孔氏父子的礼，他怎么会收呢？孔繁慈执意要送，近乎哀求了。
“高雅格大夫，救犬子之大恩，不敢言报，区区薄礼，尚望笑纳。”
“孔先生，仅为举手之劳而已，何必多礼。”
“大恩不言谢，仅表寸心而已。”
“何必谢呢？我身为神父，奉上帝旨意，救人于苦难，此乃我辈天职。”“奉上帝旨意？”“是的。如果要谢，您就谢谢上帝吧。”“谢上帝？”“是的，我们是为上帝向你们传播福音的。是上帝救了您的儿子。”
从此，孔氏父子不只是欠高雅格大夫的情，欠仁术医院的情，也欠了上帝的情。后来，孔氏父子与教会的交往就密切得多了。高雅格大夫经常给他们父子二人“检查身体”，同时也宣传一些基督教的知识。他们还邀请孔祥熙参加一些宗教活动，如郊游、参观教堂、观看宗教仪式、听唱赞美诗、听布道演讲等。孔祥熙逐渐地对儒家文化以外的新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不到十岁的孔祥熙，对洋人的科学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多么的难能可贵！他朦朦胧胧地觉得，父亲让他背的四书五经，远远不如洋人学校里教的东西有用。况且，洋人办的学校不收学费。到洋人办的学校读书，还可以给家里节约一笔学费。因此，当孔祥熙听说华美公学要招收新生，便向父亲提出要到华美公学读书。
为此孔氏家族内部掀起了轩然大波，闹得整个太谷县里全城皆知。族里人认为，孔圣人的后代，进入洋人所办的学校，简直是不伦不类，败坏孔家的门风，不成体统！
于是，族中的长者专门质问做父亲的孔繁慈：
堂堂孔家玄圣的后裔，竟然降格以求洋毛鬼子，信奉洋教，这不仅仅是孔门的耻辱，而且更有失神明华胄的体面！小孩子不明事理，你怎么可以答应他的？
孔繁慈无可奈何，只好赔笑应道：“进洋人的学校，不一定就非信洋教不可。”
孔繁慈知书达理，又有着经商的经历，是一个开通豁达的人。并且对儿子更是娇宠万分，几乎是有求必应。因此，站在了孔祥熙一边，支持他去学洋学。
结果，事情闹僵了，守旧派眼看着孔繁慈父子屹然不为所动，而华美公学开课在即，孔祥熙的入学将成事实，在多方施力都不奏效后，于是请人出来折中，进行调解。
族中人提出的条件是：让孔祥熙当众答应“只在教会学堂读书，不许信奉洋教”。
谁知，小小的孔祥熙的个性相当倔强，在众目睽睽之下，族中长老一问再问，他硬是紧闭双唇，不肯开口，几乎闹成僵局。幸亏，调解的人出面排解说：“他并没有申辩么，那当然就表示他是接受了”。
这样，孔祥熙父子才如愿以偿了。
华美公学的教员除了一位教授四书五经的先生是中国人外，其余教师都是由美国传教士担任。最初的课程仿效国外，设有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和《圣经》摘要，一年后，又增加了哲学等课程。此外，每天早晨要做一次礼拜，每周，有一次祈祷讲经会。
每周一次的祈祷讲经会，是孔祥熙最感兴趣的，也是他最可引为自豪的一门课，这门课程有别于中国学塾里那种只许老师讲、不许学生言的规矩。每当师授课完毕，余下的时间里，学生可以自由发言。
由于自幼饱读孔儒诗书，加上受到父亲自由思想的熏陶，孔祥熙对事物有着自己的见解和基本立场，他接受基督教义的灌输，绝不是盲从，也绝不随声附和，自由发言给了他一个畅所欲言的极好机会。
他经常提出各种疑问，而且往往语惊四座，使他在同学中间，出尽了风头。
有一次，当主教讲述上帝创造万物。而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操诸上帝之手的教理时，孔祥熙在请准发言后，以辩难的态度问道：
“老师传授我们科学学说时，说一切风云雷雨都是自然现象，这话对吗？”讲经的老师不假思索地答道：“当然是对的。”
孔祥熙则提高声音再问：
“既然风云雷雨都是自然现象，为什么老师您又说，世界一切事物都操诸上帝之手呢？”
当时，在座的中西教员，以及全体学生，都为之惊讶，讲经的老师本是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这时却变得无言以对，难以自圆其说了。
尽管如此，在华美公学读书的5年中，由于孔祥熙的天资好，功底厚，聪颖灵敏，并且，他的父亲孔繁慈不顾族人的反对，毅然进入这所学校，使洋教士们大为震动，他们认为这种举动是基督教会施教于中国人的一大胜利，因此，对他优待有加。
一八九五年，十五岁的孔祥熙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在华美公学毕业，在美国传教人员魏禄义的推荐下，他继续升入潞河书院读书。孔在校学习勤奋，由于国学根底较好，在随同教士到校外讲道时，能把儒家思想和基督教义结合起来以增强宣讲效果，因而受到书院的重视。潞河的女传教士麦美德对孔尤为关注，引导他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
孔祥熙自从加入基督教会那一天起，就把自己押在了上帝那一方，有时甚至忘了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洋教士们在孔祥熙身上所花的小小施舍，几十年后何止于万倍地获得了报酬。孔祥熙把搜刮中国人民血汗达三十二亿美元之多，把它送入了美国，当然，这是后话。
为留学美国铺路
滁州学院的生活让孔祥熙接触到了自由、民主思想，开始对清王朝的腐败不满，同情革命运动，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孔祥熙一面庇护山西的洋教士，之后又奔走京城，促成了山西教案的解决，从而为自己赢得了多方面的好感和赏识。
在潞河书院学习期间，孔祥熙以他的聪明伶俐，很快赢得了同学们的尊敬。老师们也都非常喜欢他。老师们的“宠爱”，并非只因为孔祥熙聪明伶俐，更重要的是，他们把孔祥熙接受基督教洗礼并进入教会学校读书，视作来中国传教的重大收获和成就。
因为，潞河书院的教师教书一般都属“第二职业”，传教才是他们的主业。平日里，他们传教遇到的最大麻烦，就是中国士大夫阶层对基督教的指责。当时，许多中国士大夫指责基督教为：“崇天主之教，弃孔氏之经，但知有天，无所谓君；但知有天，无所谓父。蔑中国之人伦，从夷狄之谬妄。”面对这些指责，西洋教士往往是张口结舌，无言以对。现在则好了，连孔圣人的后代——孔祥熙都来了。传教士们认为，孔祥熙到教会学校读书，本身就是最有价值的宣传。所以，每当出去布道总要带上他，让他以身说教。
孔祥熙既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又接受了西方基督教义的洗礼，加上他的伶牙俐齿，他确实能自圆其说地找出儒学和基督教相似的地方来。孔祥熙向人解释说：基督教称天为父，称一般男女为兄弟姐妹。而《论语》中就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之训，宋代人也有“民吾同胞”之说。所以，从平等博爱的角度看，中西学说可谓殊途同归。渐渐地，孔祥熙成了传教士讲经传道的得力助手。
就在这时，传来了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的消息。1895年春天的日本下关，清政府在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上签了字。该条约规定：
（一）中国承认朝鲜“独立自主”、实际上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二）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以及附近岛屿给日本。
（三）中国赔偿军费库白银2万万两。第1年交一半，余分6年交清，未交清前每年须偿付利息百分之五。
（四）添开沙市、重庆、苏州和杭州为通商口岸。
（五）开辟内河新航线，一自宜昌上溯长江至重庆，一自上海沿吴淞江和运河至苏州及杭州。
（六）日本人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市任意设厂制造货物，并运销中国内地，且只按进口货例纳税，免除中国一切内地税。
《马关条约》是个极不平等的条约。它的签订，标志着西方列强侵略中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随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掀起了一个划分势力范围的新高潮，中国近代社会亦更进一步殖民地化了。所以，《马关条约》签字的消息传出，便激起了中国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慨。尤其是台湾人民，得知割台消息后群情激愤，哭声四起。人们一致表示：“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
孔祥熙所看到的和听到的此时皆是西方列强横行霸道、侵略中华大好山河的种种劣行，以及中国的清朝政府腐败黑暗，皇宫贵族穷奢极侈。连年的战争和对内横征暴敛造成国家日见贫穷，人民屡遭涂炭。这铁一般的事实，使得孔祥熙周身热血沸腾。他在心灵深处萌发了一种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青年人所特有的狂热和责任感，激励着孔祥熙决意要做出几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来。
在听到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和兴中会的革命宗旨后，深受启发和鼓舞。孔和同学李进方于1899年在校秘密组织“文友会”，联络同学探讨新思想。早在几年前，孔祥熙就听说他在日本檀香山成立了一个叫做兴中会的反清革命组织。变法的路走不通，只好走革命的路了。这时的孔祥熙，对孙文是相当崇拜的，并渴望加入其组织。当然，后来孙文成了他的襟兄，并对他的崛起起了重要作用，此系后话。
国家的贫穷落后，遭到了列强的侵略。国人的麻木不仁、不思进取，洋人的歧视、凌辱，使孔祥熙产生了一种责任感，一种安邦定国、辅政安民的使命感。国家的落后，也使他产生了科学救国的思想。于是，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知识的海洋。刻苦的学习，使他成了潞河书院最优秀的学生。
自从西方教士跟随各帝国主义列强用大炮和精神鸦片打开中国大门的那一天起，中国民众自发兴起的反洋教运动就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在中国各地城市及乡村焚毁教室、杀戮传教士的事件此起彼伏，愈演愈烈。待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方惨败、各帝国主义列强因此又掀起一股瓜分中国的狂潮时，多年都积在人民心中的仇视洋人洋教的怒火便再也无法抑制地爆发出来。于是，中国民众又一轮反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浪潮又掀起了，其发展势头迅猛如燎原之火，很快就遍及大河上下，长江南北，这便是世纪之交震惊中外的伟大的义和团运动。当时反洋教运动最初的一个著名的口号就是：“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我官可玩，而我民不可玩！”这个口号，可以说典型地反映了清朝末年中国百姓的苦闷心声。中国人民再也不能忍耐下去了，他们要奋起，要抗争，要夺回失去的大好山河，要重铸迷失已久的中华民魂。就这样，以义和团为首的各地反帝群众运动，终于在山东等地率先揭竿而起，锋芒所向，直指各帝国主义列强及其他们在华的侵略急先锋——洋人教会。
正因为如此，1898年11月，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正式开始了。义和团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把矛头指向帝国主义及其急先锋——教会。他们拆毁、焚烧教堂，杀戮传教士，驱散教民，给予教会势力以沉重的打击。1900年开始，运动中心由山东逐渐转向直隶。孔祥熙就读的通州潞河书院距北京城仅有40华里，并且是南北交通的枢纽，所以，义和团运动中心转移到直隶以后，通州当然就首当其冲了。义和团运动发展到了通州，潞河书院的外国教师（当然都是传教士）们闻风丧胆，纷纷逃亡或者藏匿。潞河书院不得不停课放假，学生各自回乡。1900年6月，就在孔祥熙毕业的前夕，学校停课，他只得返回山西太谷。
1900年6月，孔祥熙从通州潞河书院动身，返回老家山西太谷。他途经保定、石家庄、太原、榆次，沿途所见，都是焚烧教堂、杀戮传教士的轰轰烈烈的场面。那些头裹红巾、赤身裸体、腰缠神符的义和团民，其革命热情让他胆颤心惊。他惦记着太谷城里的那几个恩师。他很清楚，义和团的火已经烧到了山西，烧到了太谷。他的几位恩人高雅格、卫禄义、贝如意……也许他们正在灾难之中，等着他去拯救。
此时的山西，义和团运动也正轰轰烈烈。此时的山西巡抚毓贤是刚从山东调来的。毓贤是一个仇视洋人和洋教的旧官僚，在任山东巡抚时，他便利用义和团打击洋人。由于对义和团围剿不力，1899年10月，美国公使康格向清政府总理衙门提出把毓贤撤职的要求，清政府于是便把毓贤调任山西巡抚。毓贤到了山西，对洋人恨之入骨。山西紧邻直隶，义和团运动发展的速度也很快。毓贤于是暗中指令义和团在太原烧教堂、杀教士，在太原制造了几个教案。
孔祥熙回到太谷家中，情况正如他预料的那样糟糕。父亲孔繁慈告诉了他太谷县义和团运动的情况：义和团民烧毁了太谷的教堂，解散了华美公学、仁术医院以及其它所有的教会机构。抓捕了高雅格、卫禄义、贝如意等人。调查、了解教民，关押、杀戮有罪的教民。
一定要救他们！孔祥熙坚定了自己的信念。高雅格对他有救命之恩，卫禄义有慈父之情。“知恩不报非君子，万古千秋作骂名”，即使要冒生命危险，也在所不惜。
第二天，孔祥熙向父亲撒了个谎。他说他要点钱去探望一外国在华教士与教民。些亲友。孔繁慈没有犹豫，他拿出平时积蓄的钱，全部交给儿子。孔祥熙把这些钱拿去买通了看守，终于见到了那些关押着的洋人。卫禄义等人见到孔祥熙，即惊又喜。他们自从被关进来以后，与外界隔绝，提心吊胆地等死。孔祥熙的出现，给他们带来了一线生的希望。孔祥熙告诉他们，在这里只有等死，没有谁能救他们，唯一的办法只有越狱逃走。他把自己设计好的越狱计划告诉他们，并且把剩下的钱交给卫禄义，叫他找机会送给看守，制造越狱的条件。
两天以后，孔祥熙再次探监。他把这两天多方筹措的一大笔钱交给了看守。与看守和卫禄义等人商议了具体的越狱办法。他希望传教士们都能逃出去，了却一桩心愿。当然，他又给洋人们送去了一笔不小的“路费”。
几天以后，麦纳、麦美德等三名传教士越狱逃跑了。但不知何故，卫禄义等六人，越狱竟未成功。后来，麦纳女士对孔祥熙感激不尽。她专程到太谷了解孔祥熙的家世，到华美公学和通州潞河书院了解孔祥熙的事迹。她把孔祥熙的事与潞河书院另一个救过洋人的费起鹤的事合在一起，写了一本书叫《华夏两英雄》，在英国出版。于是，孔祥熙在洋人中名声大噪，这为他留学美国铺平了道路。
只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孔祥熙的行动再诡秘，也逃不过众人雪亮的眼睛。当义和团得知孔祥熙看望并放跑3个传教士的行为后，团众们不禁个个怒火满腔，声言抓到孔祥熙要立即处死。并由此将孔祥熙这个名字，列入义和团通缉的名单。
没办法了，孔祥熙在父亲的帮助下，东躲西藏。但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紧急中孔祥熙的父亲只好求助于他的五弟孔繁杏。
孔繁杏时任榆次知县。对于子侄辈，孔繁杏最偏爱的就是孔祥熙。在孔祥熙眼里，除了父亲，最能谈得拢的就算这位小叔叔了。在孔家人的眼中，叔侄二人都是违背祖训的叛逆者，一个应科考走官场，一个背家训皈依基督教。相同的经历，使得叔侄二人同命相怜，心心相印。怎么救呢，也是急中生智，孔繁杏想出一条妙计：他托辞回老家搬运器物，带了县府内的一批人马，鸣锣开道回到太谷。他们把大木柜底部打了几个通气孔，把孔祥熙藏在其中然后抬上骡车。就这样孔祥熙从义和团群众的眼皮底下溜走了。
就当孔祥熙在太谷老家营救洋教士的同时，1900年八月下旬，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和天津。这是继40年前的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以后，北京城再一次沦陷为帝国主义强盗所占义和团团员。北京沦陷的时候，慈禧太后携了光绪皇帝和一些皇族大臣，仓皇离宫自北京城西北出德胜门逃走了。一路上他们经昌平、出居庸关，辗转进入山西省境内。一时间，大内无主，真是天下大乱了。
侵略军占领北京以后，并没有停止进攻。当年8月20日侵略军进至保定，稍事休息后又向南攻至正定一带，并做出了要进兵山西省的姿态。当时应侵略军的要求，在直隶省境内的清军都自动向西撤退，一直退到了山西省灵丘和平型关一带。同年12月德法两国军队由正定向西出兵，清军再次后退至娘子关。次年3月，法军又进占了娘子关。后来也是侵略者自感兵力不足，才放弃了攻占山西的计划。
大约也就在此时，孔祥熙接到潞河书院发来的复课通知，于是他便收拾行装从山西返回北京通州。
但是，当孔祥熙回到北京通州后，并没有立即回校上课，而是穿梭于外国传教士之间，与他们频繁地接触起来。孔祥熙先后拜见了英国传教士叶守贞和李提摩太。
叶守贞是英国贵族，有30年在中国传教的历史，精通多国语言，现正在八国联军总部担任要职，干着有损于中国人民的罪恶勾当。李提摩太也是一个有名的英国传教士，在上海办有广学会，侨居中国多年，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当时正应李鸿章的邀请，帮助协调中外关系。孔祥熙不愧是基督教会培养出来的好青年，很会揣摩洋人的心理。当叶守贞询问“山西教案”的情况时，孔祥熙特别解释道：“山西教案完全应由山西巡抚毓贤一人负责，与一般平民无关。”并进一步提醒说：“教案之发生，纯因人民无知所至。为求永息教案，必须先开通民智，提倡科学及兴办新文明教育。”孔祥熙还请求二位传教士，用他们的地位去影响八国联军，停止对中国的进攻特别是对山西的进攻。由于彼此气味相投，孔祥熙当即得到了叶守贞和李提摩太的欣赏。
不管是不是真的由于孔祥熙的乞求，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当义和团张贴的宣传单。时八国联军果真停止了对山西的进攻。对此孔祥熙在1943年11月1日，其就任财政部长10周年纪念会上，曾非常生动并大加渲染地描述了他一生中这段最为得意的一页：
“当八国联军占了北京、天津，将要再向西进攻的时候，清廷恐惧万分，以为如果再攻山西，和议必不能成，国家就要全盘动摇了。当时，我接到潞河学院通知，复课在即，我便赶回北京，希望完成毕业考试。”
“到京后，有英国的叶守贞大夫来询问其在山西太原所设立之医院情形……当他问到山西拳匪杀害教士教民的情形，我就特为解释，并述明晋省的拳匪暴乱，完全应由山西巡抚毓贤一人负责，与一般贫民无关。例如巡抚衙门门口200余外国男女老幼之屠杀，即为毓贤卫队以红布包头，伪装拳匪所为者。叶大夫听到我的报告以后，他又转知（告）了李提摩太先生……固自教案发生以来，议和大臣李鸿章在外交上十分困难，为了便利外交工作的进行，他就聘请李提摩太先生协助，代为折冲此案。”
“当时问题的症结所在，就是联军对山西进军一事，主张分歧。李鸿章的意思，希望借重李提摩太先生的关系，来设法阻止联军向山西进攻。倘使能将山西教案作一合理公平的解决，就使交涉上便利的多了。同时他还拨出库平银75万两，作为山西殉难教士的抚恤金，交付李氏处理。李提摩太先生由叶大夫处知悉我来京捎息，次日即来访我，我们二人当天曾作了一次很深很长的谈话，谈话内容是先将教案之经过详细说明，其次将拳匪倡乱动机仔细剖解，结论指出，此案之发生，纯因人民无知所致……”
“李鸿章虽身为议和大臣，而清廷却无人主政，办理交涉，颇费周章，尤以德法意三国力主向山西进军最感棘手。由我对叶、李两氏说明山西教案之真相，而英美乃坚定立场，决定由联军要求清廷惩办祸首毓贤等，不再进军扰民。于是联军入攻山西计划，就因外交之折冲而作罢。”
“联军方面的放弃山西，连李鸿章都觉得有些奇怪，他摸不清联军的态度何以会由强硬转为缓和了，就向各方面打听其中的缘故……吴挚甫（汝给）知道联军态度转变，其中有一部分是我的作用，所以就把这始末根由向合肥（李鸿章）说了。”
“合肥那时已经七十有八岁了，凭他几十年办理外交的经验，知道折冲是很难办的一回事，这个刚刚走出茅庐的后生晚辈，居然可以片言解纷，化干戈为玉帛，替国家在外交上解决了重大的困难，使他非常警异，凭着他那喜欢‘奖掖后进’的脾气，立刻命吴挚甫……来找我，约去谈话，并且想要邀我出来‘参办教案’，给我一个‘帮办洋务’的名义。但是我因前时曾发誓不与西太后主持下的政府合作，同时觉得要为国家做事非求新知不可，所以就谢绝了李合肥的好意。”
“后来我想起山西那几位被害的传教士，有两位是美国人，曾经托我把他们的信送回家去，我借着这个机会，何不到美国去一趟，而且顺便在美国读书深造呢？我把这个意思间接和李鸿章说了，李鸿章很表同意，……发给了我一个赴美的护照，动身的时候，李鸿章还电我国驻美公使伍秋府关照。这种殊荣，简直就不是我始料所及的了。”
就在孔祥熙为阻止八国联军进军山西一事奔走的同时，他参加了潞河书院的毕业考试。1901年3月，他结束了潞河书院的读书生涯。掐指算来，他从入学华美开始，在教会学校里已经是“十年寒窗”了。
留学美国“海归”露头角
在义和团运动中的“出色表现”，赢得了教会方面和清延当权派两方面的好感，遂以滁河书院第一名的身份赴美国留学，在美国先后入俄亥俄州欧伯林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在耶鲁大学，孔祥熙碰到了一个重要的人物，他未来的襟兄：孙中山。
1901年2月，潞河书院应届毕业考试完毕。平时成绩并非科科都是突出的孔祥熙竟然一举夺取头名，同班同学费起鹤也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有些人认为孔祥熙的成绩有假，心中不服。但因只是猜想，所以也就私下里嘀咕嘀咕了之。
通州潞河书院是美国欧柏林大学通过公理会办的一所学校。通过校方的考核，以及特别欣赏孔祥熙的麦美德女士的争取，校方决定派孔祥熙和费起鹤“公派”留学美国欧柏林大学。
对于孔祥熙来说，出国留学无异于是一条通往天堂的路！因为孔氏家族虽然历史渊源久远，但朝廷中没有高官作靠山，又不是皇亲国戚，“官费”留学不可望及；家中没有富商巨贾，没有万贯家私，“自费”留学无力负担。每年五、六千块大洋，五、六年，甚至七、八年下来，这个数字是谁都能算出来的。孔祥熙这种“公派”留学，是当时千千万万贫困百姓学生梦寐以求的。孔祥熙得到一个“公派”留学的机会，相当于给家中节约了四、五万大洋！
前面我们讲过，孔祥熙在协助洋人处理“山西教案”时给李鸿章这位握有清朝外交、军事大权的实力派人物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所以李鸿章才邀请孔祥熙出来“参办教案”，并授衔“帮办洋务”给孔祥熙。因孔祥熙当时无意于此，所以拒绝了李鸿章。但为此两人并没有“割袍断义”，当孔祥熙为留学之事求见时，李鸿章破例召见了他。而且，那天这一老一少和洋人有着特殊关系的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李鸿章很赏识孔祥熙这个从著名教会学校出来的青年人，一再挽留他，要他留在国内；做官也好，读书也罢，都不必远涉重洋。并带着一种对青年人的关怀，责问孔祥熙道：“难道中国的书不够读吗？”
孔祥熙答说：“倒不是我国的书不够读，学生只是想到外国去求些切合实用的学问。”
李鸿章有意要测试一下这位小青年，随即问道：“什么是切合实用的学问？”
孔祥熙答道：“窃以为富国强兵之术，都是切合实用的学问。为了获此学问，研究声光化电之学，显系当务之急。西人每谓：声光化电是发达实业之母，而发达实业又为富国强兵之基……这些只不过是学生的一得之思，管窥之见，还请中堂大人有以教之。”
李鸿章听后对孔祥熙说道：“你的见解，透辟得很！我们堂堂中华，泱泱大国，其所以被外人侵扰，疆土日蹙，利权外溢，多半是我们咎由自取。这咎便是我们不能富强安乐，跻身世界大国之林，跟他们并驾齐驱！你年纪小，居然能有此见识，有此抱负，有此眼光，有此志向，可见得你来日必定前程远大，光芒万丈。不过，老夫今天有句话要奉送给你：‘见闻宜广，学贵专一’。”那一天恰巧李鸿章的兴致很好，于是便海阔天空地跟孔祥熙抒发一番感慨，其中不外是吹嘘自我如何如何等。当然，对眼前孔祥熙这个年轻人，李鸿章也以过来人的身份和口吻，着实地嘉奖和勉励一番。青年孔祥熙得到李鸿章的赏识，被其派往美国留学，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
孔祥熙在李鸿章的官邸拜见了他。这次相会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难得的聚会。一个是近代前期叱咤风云的人物，一个是近代后期炙手可热的枭雄。两个人由于互相的钦佩而成了“忘年交”。可惜这次聚会是两人的第一次聚会，也是唯一的一次。李鸿章心目中的人才，竭力培养的国家栋梁，几个月后抵达美国去留学，而他自己，几个月后却一命呜呼，登上了天堂之路。
真可谓“运来铁也成金”，孔祥熙既有教会学校的“公派”留学的资助，又有政府“官费”留学的银子，还有李鸿章私人的赠银。留学经费太充足了。“条条道路通罗马”，一条通往美国的留学之路，竟是如此宽广。
1901年春之际，孔祥熙在启程赴美以前先请了一个月假，回太谷省亲，同父亲和尊长亲友辞行。他先去拜访了五叔孔繁杏，再回到太谷看到爱子无恙，并且学有所成，出国深造在即，孔繁慈心中快慰不已。
就像当年入华美、升潞河一样，出国一事自然又是遭到族人的痛击，但是，此时的孔祥熙已经有了自己的主见，他不再需要别人帮忙去同那些族长们理论，他的翅膀已硬，他要远渡重洋去自由自在地飞翔。
1901年秋天，孔祥熙和费鹤两名中国学生，由麦美德女士亲自护送，自天津塘沽启程，乘坐海轮途经上海，东航日本横滨，转赴美国。
船抵旧金山。由于李鸿章给了孔祥熙“全权议和大臣随员”的名义。于是孔祥熙的行李铺盖，乃至他所持用的护照，全部列有‘议和大臣随员’的头衔，轮船停泊大港口，美国海关和移民局的官员登船检查，无意之间发现船上有这么一位中国高官，当时甚为紧张。立即拜见，见面以后却又觉不像。
因为在他们的印象里，中国的官员都是身穿长袍马褂，顶戴花翎的斯文老者，哪有二十几岁，西装革履，操一口流利英语的翩翩少年？但是他们还是不敢怠慢，双力都在绕着圈子进行试探最后，经过麦美德女士出面解释，才使一场误会化解事后孔祥熙觉得很懊恼，毫不迟疑的将行李上的官衔全部撕掉了。
在麦美德女士的护送下，孔祥熙、费起鹤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俄亥俄州欧伯林大学，麦为二人安排好食宿便离去。
进入欧柏林大学后。孔祥熙算得上是一个勤勉的学生。他埋首课业，孜孜不倦。惟恐落在美国学生的后面，被人家看不起。在潞河学院，他的英语已有根基，并且成绩列在前茅，但是学习理化课程时，由于专业名词太多。他依然觉得有些吃力，于是他付出了几倍于其他同学的时间，几乎放弃了一切课外活动，废寝忘食地攻读，终于攻克了语言关。
从1901年到1905年。孔祥熙在欧柏林大学就读四年，前两年他学习理化，后两年又攻读社会科学，原因是他最初立志建设实业，使国家趋于富强，同时他又在探讨社会科学方面的问题，听课外演讲，看书报，使他的兴趣有所转移。他便想从改进社会入手，使人们生活安乐、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两种矛盾的心情使他举棋不定，踌躇了很长时间，最终改学社会科学，而结果是理化不曾修完，社会科学也不曾学好。
孔祥熙每每总结这段经历时，都会痛切自悔地说：“一个人要学商便学商，想学工就学工，必须就个人志趣之所在，早早拿定主意，万万不可脚踏两只船，犹豫不决。脚踏两只船的结果，准定是跌到河里成了落汤鸡。”
1901年孔祥熙赴美留学，是他的第一次出国。虽然他在国内从小上的教会学校，受的是新式教育，思想上和生活方式上受美国的影响很深。但是孔祥熙初到美国还是感到很不适应，中国和美国判若两个世界，清政府给人民带来的生活中的两大累赘——男人的辫子和女人的缠足，在西方人的眼里真是太可笑也太落后了。孔祥熙决心在生活上先做一个反叛者，他当机立断地剪掉了那条拖在脑后的长辫子。
1905年，孔祥熙4年的欧柏林大学生活结束了。他取得了毕业文凭。可这文凭对他来说又有什么用呢？理化和社会科学，二者平分秋色，都是半途而废。谈什么学以致用呢，回去之后又拿什么来报效祖国呢？毕业文凭对孔祥熙来说只是一张废纸。只能说明一个人喝过“洋墨水”或“镀过金”了，实际能力一点也说明不了。
1905年，孔祥熙在欧柏林大学毕业。正由于他学业未成，他决定继续在美国深造。他吸取前四年欧柏林大学的教训，认为应该“学贵专一”。否则，自己留学的结果仅仅是取得一纸文凭，没有真正的一技之长，归国后何以报国呢？这年秋天，他经教会推荐，考入耶鲁大学研究院。在选择专业时，他又回到实业救国的道路，选择了矿物学，理由很简单，发掘地下宝藏，是一切实业的基础。中国地大物博，只要能发掘地下矿藏，就可以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
耶鲁大学是在美国与哈佛大学齐名的一所名牌大学。其位于美国康纳狄克州的钮海文市，创办于1701年，已经有200多年历史了。由于耶鲁大学对学生的素质要求很高，所以孔祥熙成了当时唯一的一名中国学生。考进耶鲁大学，是孔祥熙留学生涯中又一个意外的收获。
但是，孔祥熙人耶鲁大学学习的最重要的收获却是结识了孙中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