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发动的武装侵华事件。它一直被说成与日本政府和天皇无关，只是少数少壮军人发了昏，蛮干出来的。这完全是欺人之谈。实际上，它是日本裕仁天皇一手暗中筹划或导演的。
但裕仁并不是独自产生侵华恶念，而是继承其曾祖孝明天皇和祖父明治天皇的侵华衣钵，并从而发展和完备化。
孝明天皇于1862年正式批准了长州藩的《长州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步，实现内部联合和国家现代化，主旨在于增强国力。
第二步，向海外扩张，在日本与西方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地区，也就是“统一”亚洲，由日本人做盟主。
这个政策，成为日本以后的基本国策。但此国策又在历史的变迁中，不断予以修改，增加内容和扩大规模。
明治革新后，明治天皇又进一步把《长州计划》肯定下来，并准备付诸实施。为此他在各方面从事积极准备。主要是进一步学习西方科技；积累资金和皇室财富，扩充军备。1867年皇室财富为五万一千美元，到1912年就积累到四千万美元，居全国富户之第四位。
1894年，明治天皇开始实施侵略计划。同年7月，首先促成朝鲜内乱，继而侵占朝鲜；并和中国援朝军开战。旋打败了我国入朝陆军，又侵入了我国东北。同年9月17日，日海军又于黄海对中国北洋海军进行袭击，激战五时余，互有胜负，最后中国海军失败。中国陆军继续失败，旅、大陷落。1895年1月，中国北洋舰队于威海卫被日军全歼，丁汝昌自杀殉国。日军接连侵占山东半岛之牛庄、营口、田庄台等地。中国政府在军事上完全失败，于4月17日，被迫签订了丧辱的《马关条约》。中国赔款二万万两白银；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给日本；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船可直驶内河到达上述各口岸；承认朝鲜“独立自主”，亦即归日本所有。
这是明治天皇的第一次侵略行动，可以说是恶人“天相”，达到了预期的初步目的。
1912年7月29日，明治天皇患胃癌死去，大正天皇继位。大正继承父志，更希望日本也像法国、德国那样强大，并希望他能和俄国的亚历山大、法国路易十四，以及德皇相“媲美”。他的侵华行动是于1916年10月策划刺杀张作霖，以吞并东三省。但此次刺杀计划并未成功。到1921年12月，大正天皇便因病不能理事，由二十一岁的儿子裕仁摄政。裕仁于摄政前，游历了欧洲各国。其间于6月7日，和东久迩宫共进午餐时，进行了组织御用基层小组织的长谈。7月6日，又于法国巴黎为驻欧洲的武官和观察员举行了几次宴会。最后一次他发现了那么多的青年军官齐集欧洲大陆，甚是高兴。从此裕仁就在他们当中搜集了骨干人物，建立御用秘密集团。这些年轻军官，以后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骨干。他们当时主要是在巴黎、苏黎世和法兰克福三角地带刺探和获取最新工业技术，并用其变为日本国的新工业技术。这些人是一批工业间谍。
裕仁于同年9月3日归国。11月4日，日本政友会首相原敬被刺。11月25日，裕仁摄政。在裕仁归国后，10月27日，其御用的秘密集团在瑞士的巴登一巴登矿泉疗养地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有三个主要主持人，他们是永田铁山、小烟敏四郎、冈村宁次（巡回武官）。后来日本陆军中对此三人即称作“三乌羽”，意即三只乌鸦。正是他们三人，帮助裕仁实现侵略中国的计划，并使日本陆军现代化。
他们当时大都是陆军少佐。三人之首为永田铁山已升少校。裕仁一直对他十分敬重，1945年8月裕仁在商讨投降的地下室还挂着他的遗像。永田的父亲是一个医生。永田本人陆大毕业，1935年被东久迩宫杀害。东条英机也参加了这个密会，但因他是士官毕业，低人一等，很少发言。东条是永田的门徒和忠仆，并专替永田点烟和从事会议警卫工作。
小烟为第二号人物，陆大毕业，后因主张北进，为裕仁疏远。
冈村宁次，为武士后代。陆大毕业，名列三人核心中的第三位，在随裕仁访法时留在巴黎。在以上二人失位后，他就成了裕仁天皇的惟一的秘密集团的主角。以后成为侵华军总司令。
这次巴登一巴登会议，主要决定改组陆军，使之现代化，学习法国，恢复国力，清除长州和萨摩藩军人对陆军的控制。同时选择十一个人作为亲信，贯彻这个纲领。十一人中，当时只有两人出席本会议。其他九人分布于中国东北、西伯利亚、日本，都是1904年至1905年的士官毕业生。其中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和东条一样最臭名昭著。
这些御用人物，当时主要任务是窃取欧洲军械和机械室的机密。
裕仁回国摄政后，又答应元老西园寺的要求，谨慎地装扮成一个宪政统治者，以和平鸽的形象出现于世人面前。同时又建立一个秘密组织，以宫廷气象台为活动地点和领导中心。关于这个中心，世人很少知道，只有1946年美国陆军谍报处一篇未公开的报告中一笔带过。至本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才较多地谈到此事。“在这里，即在皇宫的附近，拟定了日本企图征服半个世界的一些原始的简略计划。在这里结下的军人友谊和工作关系一直到1945年还在支配着日本。被盟国法官在1946年到1947年审判的每一名甲级战犯，都在这里研究过问题。……只有在这里，所有日本的罪犯，能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共同策划阴谋。”
这个中心，最初叫社会问题研究所，后来起代号为“大学寮”。凡参加的青年军官均视此为殊荣，“因而参加的人在以后的年代很少有背叛天皇的。”
大学寮的学监，是大川周明博士。大川于1922年1月任职。他大力鼓吹由日本“解放”全世界：
“日本人民必须成为解放人类的旋风中心。日本民族注定要完成世界的革命化。这一理想的实现，及对日本的军事改组，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产品。我们认为我们的任务不仅仅以日本的革命或改革而告终，但我们必须首先满意地进行我国的改革，因为我们对日本解放全世界的使命抱有信心。”
毫无疑问，大川当时已怀有日本将统治全世界的野心。
1921年大学寮开学。大学寮研究班开有各种课程，训练年轻官员，主要为军官。课程中有儒学、武器发展史、应急计划的制订、陆军改组、日本北一辉的地缘政治学语录、天皇地位等。主要由巴登一巴登核心和十一人骨干教学。此外还有各种秘密警察、商业间谍、贩毒老手、妓院老板、恐怖分子、审讯专家，也各讲其绝技。这完全成了一个无所不会的特殊的天皇御用秘密团体，其实就是裕仁的特务团体。这些教职员上完课后，就去品茶和狎妓。以后任参谋总长的松山元和任海军大将的山本，均是研究班的教员。松山曾用餐巾蒙上脸跳滑稽舞；山本五十六则倒立和变戏法作乐。
饮茶期间，他们讨论日本在战后的世界地位。并制定了秘密发展日本海军的计划。该计划于1922年底得到裕仁的批准，并开始实施。
此外，裕仁又于1923年开始以自己的大学寮军官取代长州藩的军官，即以少壮派取代山县的元老派势力，以便使陆军完全为裕仁所控制。
1925年5月12日，日本政府又通过“治安维持法”，以后的日本首相近卫从中起了重大作用。他是裕仁的老大哥辈亲信人物。这个治安法，允许镇压持不同政见者，为实行法西斯独裁政治，建立法律根据。
在国外方面，大学寮毕业生铃木贞一，受参谋本部派遣，到中国作谍报工作。从1920年就在蒋介石周围观察。1923年，铃木又到广州，接近蒋介石，探访各方面情况。1926年北伐时期，铃木寄回东京一份报告。他认为蒋介石会成为一个领袖人物。这个报告，由中国通们交给了裕仁。裕仁立即派一批年轻的文武官员到中国帮助铃木“工作”，直接“研究”时局。其中就有松冈洋右。他们一致认为蒋介石值得支持；但又认为蒋并不完全可靠。而蒋之愿意使东北、蒙古独立的想法，又使日本可以不受到“威胁”。
1926年12月25日晨，日本大正天皇死去。裕仁即位（1927年加冕），发布了第一道诏书。书曰：
“要以简朴来代替荣浮，要以独创精神来代替盲目模仿，要考虑到时代的发展而向前迈进，要紧跟文明的进展实现改革，要使全国在意志上和行动上和谐一致。”
他有远见地为实现其军事和社会现代化，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浮华，紧跟现代文明而又不盲目模仿，力主发挥独创精神。如不用于发展军国主义，这无疑是非常杰出的富国强兵上策。就这点而论，裕仁实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物，就可惜他的心思完全用在了对外侵略的罪恶目的中。侵华之罪，裕仁天皇为最大。
当得知大正天皇逝世消息后，裕仁的大学寮毕业的一群青年军官们，由阿南惟几领着，到宫墙以东的神田学生区举行欢宴，大川为日本将来侵占我国东三省而举杯祝贺。东条英机则提醒大川说：“如果天皇不发话，我们绝对不能调动军队。”大川则夸口说：“噢！那不要紧，我会让我的朋友内大臣牧野去说服天皇。”
1927年，日本天皇欲不费一枪一弹而获取我国东三省，为此发动了一次外交攻势。裕仁的党羽，在中国和蒋介石进行了秘密磋商。裕仁支持蒋介石反共，但要蒋只统治长城以南的中国土地；长城以北的满蒙地区则由日本控制。等蒋介石的个人的统治建立后，裕仁还希望蒋把西方的企业家赶出上海，以独占中国。李宗仁则说蒋介石于访日期间出卖了东三省，等他完成统一之后，又将他在日本订的密约从日本人手中骗回销毁，使日本人无凭而罢。这种说法，无文字可以证实，日本方面也讳莫如深，不敢讲于光天化日之下。所以一般认为并无此密约。但从以后事态发展看，则又颇与密商之说相吻合。此处仍采用密商之说。但可不叫密商，而叫无文字的口头默契，因为立下文字密约，蒋介石是决不会干的。而且此口头许诺，也不是和田中之间达成的。
蒋介石虽答应了裕仁的要求，但并不甘心卖国，只是策略问题，裕仁则认为这项计划已经成功，就着手进行第二步计划，即实施占领东三省计划，叫张作霖不得干涉。这就是放弃张作霖，利用蒋介石。为此，他需要一个更强硬的日本内阁，于是裕仁选取了田中义一组阁，来推行他的强硬的侵华政策。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日本外交要由裕仁的小集团少壮军人和阁员负责。
田中的朋友们认为，“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就足以使天皇满意。”田中也就于上台后，立即召回张作霖的军事顾问，要他和张商谈关于东三省建设五条铁路问题。他认为“此举可能有助于平息天皇的那些贪婪的少壮鹰派。”
本年5月，铃木贞一一度回到日本，接受新的任务，帮助近卫和外务次官，到东北实现裕仁集团的第二阶段计划：使张作霖保持中立；日本获取满蒙。同时铃木又倡导由大学寮毕业的少壮军人组建“中国问题研究会”。该会成员之一是以后具体发动“九·一八”，侵占沈阳的石原莞尔。该研究会的任务是起草几份为裕仁集团计划进行辩护的报告。这些计划要交给元老们和行政官员、殖民长官，在正式秘密会议上进行讨论。这个会议安排在本年6月末举行，以求取得全国上下的一致支持。
当裕仁集团正准备侵华报告时，田中义一已劝张作霖从华北撤回东北。张则非常生气，他愤然地质问田中：
“我自己向北京进军，并正在向共产党势力开火。我进行的战争就是日本要打的战争。尽管事实是这样，但日本帮助已经赤化的蒋介石，又劝我回满洲去，叫我如何能相信日本的诚意呢？”
张作霖已知日本要转而支持蒋介石，他已不再相信日本，便独立地自行其是，欲在军事上摧毁国民革命军，以保己位，使日本无法换马，也无法将他抛弃。这时，蒋介石为使日本不以武力干涉他的北伐（仍怕日本武力），便假意答应裕仁条件，而张作霖又深恐自己失败被日本放弃和踢开，就独立行事，向南京进军，而不能互相团结，共同对付日本侵略者。这真是中国之大悲剧。这是因为均以依靠外力为立足点，便必然对外屈服，而对内火并，如同木偶之受制于人，令人痛心不已。因之，只有以依靠本国人民、本国经济和科技力量为主的政府，才会是完全独立的人民政府。
于张作霖安国军向南京进军时期，日本召开了著名的东方会议（自6月27日至7月7日），参加会议的是各地殖民总督、驻中国公使馆情报人员等。7月25日，田中义一根据东方会议的精神，写了一个奏折，上奏天皇，提出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这个《奏折》，是田中上奏的，是东方会议的精神，也是裕仁的意思。田中曾因该奏折被透露出来，而否认是他的本意。也或许田中当时并不想马上以武力侵占东三省，认为武力准备尚不够，仍想利用张作霖当作代理人，因为张尚未失败。但这个侵略政策，无疑是田中上奏的。只是发动时间有差异而已。《田中奏折》是由旅日华人蔡智堪亲自从日本皇宫中秘密抄写出来的，蔡氏后来居台湾，曾写过专门文章谈他如何打通层层关系进入皇宫夜抄《奏折》的经过，甚是详细。《田中奏折》是无庸置疑的。日本怕暴露丑事，把原件毁掉，死不认账，也是枉然。日本不但不承认《田中奏折》，也企图把南京大屠杀的照片、文字一概毁掉，从而否认罪行，但铁案如山，惨绝人寰，岂容抵赖！
田中欲保留张作霖统治东北，作为傀儡，他对他的“老友”张作霖显然更为信任。但裕仁则要换掉张作霖，欲完全占领东三省。在这个问题上，裕仁天皇和田中首相发生了矛盾，田中坚持不让步。故当蒋介石于本年12月在日本访问他时，他明白表示，反对蒋介石打过长江。并以后于1928年派兵于济南制造了大惨案，企图使蒋屈服。蒋因和裕仁有以长城为界的暗诺，就强抑忍辱，继续北上。
蒋介石进军的胜利，益使裕仁急于换掉张作霖。1928年5月18日，皇族元老闲院宫代表天皇的意旨，向关东军（侵驻我国东三省军队）发出一道命令，准备夺取东三省铁路系统，如张作霖军队撤回关外，就解除其武装。当然这无疑是很困难的。田中义一坚决反对。最后，裕仁又改变主意：炸死老张帅，控制小张帅。因为他认为，张学良很敬佩蒋介石，可以理解蒋介石和裕仁的默契，而甘当日本傀儡，又会和蒋介石和睦相处。这就是裕仁天皇的如意算盘。
决定此计之后，裕仁就由闲院宫委派裕仁党羽建川美次少将执行。他这时在日本驻北京大使馆任职。建川立即派随员到东北送计划与关东军司令官。当随员离开司令部时，碰到了“巴登一巴登”十一亲信之一的河本大作。河本主动要求执行这次爆炸任务。建川又命田中隆吉大尉，于北京火车站调车场了解各车次与线路情况。5月30日，田中隆吉向河本发出电报，告知张作霖的车次。
张作霖因怕出意外，就专门找来闲院宫的忠仆义贺信也少佐陪同坐车。他以为有他在身边可保无虞。但义贺于爆炸前夕，就逃出了张的车厢，跑到公务车上躲避起来。结果张作霖等被炸死，他却安然无恙。
炸死张氏后，裕仁欣喜异常，但又假惺惺地要田中义一追查凶手，对当事军人进行假审判。以掩人耳目。但田中义一却将此事拖了下来，不予审判，只说与警察有关。这就等于告诉世人，此事牵扯裕仁天皇。裕仁为此勃然大怒，于1929年6月28日一次召见田中时，竟挥手令田中退下，并冷冰冰地说田中的话前后不一。事后又对铃木贞一说：“我不明白田中的话，我再也不想见他了。”
当田中听说天皇不再召见他时，凄然泪下，遂辞去首相职务。9月29日，田中义一就在忧愤中死去了。据说田中是喝醉酒后，死在艺妓怀里的。
田中辞职后，裕仁将河本进行了“处置”，剥夺了他的军职，并给一年反省时间，就这样结束了刺杀案件，以示裕仁与此并无关系。实际上河本被派任了东北企业界领干薪的闲差，又积累了一定的资财，致使其子河本敏夫成为当今的有名工业家和议员，以及自民党的核心成员。至于其他帮凶，自然都逍遥法外。
1929年8月，建川提升为参谋本部陆军情报部部长，官运亨通。义贺信也则于1938年1月24日被张学良的刺客处决于天津，张学良总算报了杀父之仇。
但张学良突然于1928年12月29日易帜使裕仁计划落空。裕仁便产生了武力侵占我东三省，驱逐张学良的念头。在裕仁的密谋和策划下，发生了“九·一八”事变。
为了发动侵华战争，裕仁的党羽们首先于1931年以“三月事变”的手法将骑墙人物陆相宇垣大将搞掉。先假意叫宇垣领导政变，掌握政权，并说这是天皇的意思。以便以此政变之罪治其罪。但尚未等到发动时，宇垣就冲昏了头脑，说出了天皇如不批准，他就切腹的蠢话，因而被免去陆相官职，发配朝鲜出任总督。
陆相除掉后，换上了听话的南次郎。但裕仁的党羽们的一切武力侵华计划的核心部分却均不告诉他。裕仁通过他的党羽，直接指挥侵华战争的发动。1931年4月，滨口辞职被刺身亡，继由若槻组阁。
1928年，石原写了《占满蒙具体计划》。裕仁对此计划很是欣赏，决定于1931年8月以前予以实施。
武力侵略方针既定后，裕仁和关东军便积极地从各个方面开始准备。
7月13日，宇垣在赴任朝鲜时，途经大阪，于第十师团驻地访问了本庄繁。他对本庄透露将选他这个与东北有“老关系”的人任关东军司令官，并透露裕仁已和蒋介石商妥，蒋愿意由日本占领东北，因为蒋认为日本占领该地以抵消苏联的威胁，“是必要的”。这是裕仁的一个最重要的准备。
关于关东军司令官人选裕仁选中了本庄繁中将。本庄已五十二岁，深受士兵拥戴，又是不问政治，有干才的职业军人之一。他与张作霖又是老朋友，坚信“中日合作”。于是7月15日，裕仁正式在本庄调令上盖了大印。继任土肥原贤二为驻奉天（辽宁）政治间谍机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和本庄很熟，便于和本庄配合。再任命东条英机为参谋本部组织动员科科长，从东京传达命令，具体指挥。
自本月开始，裕仁的党羽们便奉命开始寻找种种借口，准备发动战争。
7月10日，板垣、石原等组织“北满参谋旅行”。于黑龙江省昂昂溪获悉中村、并杉等失踪（井杉妻子告知）。7月17日，哈尔滨满铁公所雇员佐藤向关东军特务机关报告两名日本人于苏鄂公府被中国驻军处决的事情。
中村震太郎，1928年日本陆军大学毕业。1931年（昭和六年），为现役大尉，以参谋部部员身份，奉关东军密派，到洮北刺探军事情报。其同伴井杉为骑兵伍长，在昂昂溪由老婆出面开旅馆。他们被当地驻屯军第三团团长关玉衡处决。根据中村档案中的记载，处死中村是在5月25日。
7月2日，武装日警三十名到万宝山，以“保护”韩人田地为名，开枪射击华人，有多人死伤，中国政府却不敢出面保护。美其名曰，为避免发生冲突。
自7月3日起，韩人受日本政府和军人挑拨离间，子仁川各家日文报纸上广刊华人屠杀韩人之“万宝山事件”，造谣惑众。韩人不明真相，遂于仁州、平壤、新义州、元山、汉城等地同时闯入华人区，进行抢掠和惨杀，华人死者五百余人，伤二千余名，房屋十之八九被毁，商店全被捣毁无余。日警更从中助威和参加。此次暴乱至8日始止。
7月13日，日本政府和军人即疯狂地大喊大叫，说什么“借此机会，永久确保日本帝国在满蒙既得权益”。
7月19日，日本首相若槻礼次郎在秋田市召开民政党大会，表示强硬态度。他说：“我国在满蒙地方，享有因和国民生存紧密相联的相应权益，为了保护我国家的生存，必须不惜任何牺牲，毅然奋起。”
8月13日，石原给日本参谋本部写了一封要求在最短期内使用武力的信。他认为，侵占满蒙依靠军事力量，“在最短期内，即可获得成功”。
8月17日，日本陆军省公布被他们歪曲了的“中村事件”，煽动国内反华情绪。关东军又派“满洲青年联盟”的负责人冈田猛马、小泽开策、永江亮二等人，回日本国鼓动侵占满洲，并于各地举行演说会。
8月20日，本庄繁就任关东军司令。就职前本庄繁特上陆相南次郎对华侵略政见书，可作为日本政府和原明治天皇的侵略总政策的注释，特将此意见书摘引于下：
“支那之复兴，及赤俄之存在，美国太平洋之东侵，均为我帝国立国政策根本不能相容者也。”
“但欲阻美势之东侵，非先充实帝国陆防之巩固及物质之独立不可。故在未与美战之前务必先使帝国军力在俄、支两国占得优越之地步，使俄、支两国一蹶不振。即或不能全灭其势力，亦可使其较短期间，不能对我有攻击之能力，及复兴之机会。”
“然后我帝国可获得新占领地之广大富源，利用之以充实帝国海防之用，以驱美势力于夏威夷以东。届时，菲律宾之归我管理，毫无问题。”
“故对西太平洋面，可以独占，而无人能与我争衡矣。美力东去，英力即在新加坡、香港亦不足为我患，且不久亦必为我海军所扑灭。而支那南海，亦且为我管领焉。”
“如此则支那四百洲在我掌握，而全亚统一，欧洲征服，均不难实现矣。”
“试以其进行次第而论之：第一步，应先占领支那之满蒙，使为满蒙独立国。”
“第二步，应利用东清铁道，以攻入西伯利亚，占领上乌金斯克，强使赤俄划勒那河以东至白令海峡之大地归我。而我则辅翼白俄，或布里雅孜人，使成为远东独立国。则此二独立国（指满蒙及远东），均应由我派统监管理之。如此则鄂霍次克海为日本海，均完全为我所有，而我帝国海上之防御，仅在东、南两面。倘上述地界归我管领，考其宝藏，实使我帝国成为金城汤池之一等国也。”
“考支那之满蒙，及为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及内外蒙古之极东一部，广袤七万四千余方里，大于我内地三倍；俄之勒那河以东大地，即后贝加尔州、雅古茨克州、阿穆尔州、沿海州及北桦太岛是也，广袤三十余万方里，大于我内地七倍强焉。统计两处之人口，不足四千万，仅及我全人口之半（合朝鲜、台湾而言），以如此广大之土地，仅有若许之人口，我帝国能利用之，二百年内不虑人口无消纳地也。”
“且其农矿林牧渔业之丰富，直无可计算，而其长大之河流，巨大之湖泊，更可宝贵。其水力可供给此大地全体工作发电之用，而松花江平原、嫩江平原、辽河平原、黑龙江沿岸，均为绝大之膏腴地。以帝国之技术开发之，其农产物百分之三、四，即可补帝国今日之缺数。而其百分之八十以上，足供世界商场之用焉。……”
“金则巨量含藏，而俄、支二国已经开掘者八处矣。当此金产缺乏之时，能以我帝国之力，极力发掘，则国富之增益，可加百倍。”
“煤铁更无论矣。以我内地之贫乏状况比之，真不啻天壤之差也。我利用之，工业前途曷可限量。”
“林木之富，可比坎那大（加拿大）。我之制纸业利用之，可横行于世界市场。倘以上各地归我经营，不需十年，我帝国富力可超过美国。届时世界将有何国是与我抗衡者乎。”
“以此财力用此物力，我虽练倍于俄、支两国之陆军，等于英美两国之海军，亦毫无困难。”
“则我驱美于夏威夷以东，屏英于新加坡以西，掌握西太平洋全面之霸权不难也；而荷属之南洋诸岛，以及英领之澳大利亚洲，纽芬兰各地，直在我帝国掌握中耳。”
“据此形势，进而征服支那全土，以及全亚，并进而征服全欧及非洲，掌握东半球大地，以与美平分世界、此为我明治大帝之遗训，亦我大和民族所应有之职责也。”
“现时俄、支二国，尚在复兴预备时期，力量微弱，我以强大之陆军临之，直如摧枯拉朽。倘舍此时机不图，坐使支那统一完成，蒋介石复兴支那之雄图得达，而赤俄五年计划之告成，不独帝国前途之希望全成泡影，且恐帝国之大祸临头矣。……乞明察焉……”
这是本庄繁对明治天皇遗训的阐述，非常具体、清楚。这个方策，是和《田中奏折》不尽相同的，也与裕仁的侵略政策不尽相同。它是先满蒙而后西伯利亚（远东独立国）。然后独霸西太平洋，掌握澳大利亚、南洋诸岛、纽芬兰等地区。到这时，再折转来，灭亡我中国，再侵占非洲、欧洲、统治东半球，与美国平分世界。
而《田中奏折》则是先侵占满蒙，再侵占全中国，然后再侵略东南亚、西太平洋，并要战败美国，征服全世界，野心更大。
其原文此处略引有关部分如下：
“东三省在政治上为远东一残破不整之区域，帝国为自卫卫他计，非毅然采取‘铁血政策’决不能排除东亚之障碍；但采行此项政策，吾人非与美国冲突不可。中国以夷制夷政策之煽动，正与我国为敌，吾人欲于将来控制中国，必先打倒美国，一如过去日、俄战争之打倒俄国者然。吾人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此次仁川暴乱发生后，日本政府即向我国东北增兵。原外相也对沈阳总领事发训电，指出准备发生军事侵略。他说：“……是此时难保不再发生昭和二年之不祥事件（济南惨案）……倘或中国官宪漠视再三之警告，则日本政府由保护满洲日侨之见地，不得不敢正当之处置，结果或酿成极重大之局面，亦未可料。……”
这说明9月18日之前，日内阁和外相就都已经一起在准备“九·一八”的侵华事件。9月17日，大阪《朝日新闻》刊登了土肥原大佐的一段谈话如下：“此次陆军与外务省商议之结果，我自己活动之基准，明白指示，能够自由活动，所以我非常愉快。因为历来一切交涉，完全由外务省方面专断，陆军仅在背后支援。但自今以后只要得领事谅解，便可直接出头与中国折冲。……纵令中国已经承认杀害中村大尉之事实，然倘不能容纳日本所提出之条件，当然事犹不免重大化。至于彼时如何举动，陆军意见已经决定。”这时，日内阁和陆军部已在天皇导演下议决发动武力进攻沈阳。以土肥原传达此决议与本庄繁。
中村大尉穿便装进行军事调查，出入危险之区，因逃跑被击毙，本很正常，而日本政府军人却凶横异常大喊大叫，土肥原也特意对此加以强调，表示决心诉诸武力，并说：“吾人想借中村事件，解决历年来许多积累之满蒙问题，自不待言。”
而我国在朝华侨被杀五百余人，他们却一字不提。日本政府这种凶横无理之态，既是世间无双，也是欺人太甚。他们所以敢于如此疯狂者，全因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之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一贯政策。此政策的目的在于自保宝座为第一要务，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为第二位事情。
日本既蓄意要侵略中国，征服中国，则不论蒋介石如何妥协，只要他不投降，就不会停战休兵的。
而蒋氏却尚未“彻悟”此道，仍然寄存幻想，无意抵抗。张学良也因而未能戒备于先。
7月12日，蒋就对张学良发电，谓“此非对日作战之时。”7月13日，于右任又电张学良：“中央以平定内乱为第一，东北同志宜加体会。”7月23日，蒋向全国发出《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电》，正式提出“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国策。他说：“盖攘外必先安内，革命即为救国。亦惟保全民族之元气，而后方能御侮；完成国家统一，而后乃能攘外。”所谓元气、统一者，乃是“消灭赤匪，保存民族之元气；削平叛乱，完成国家之统一”。
8月22日，蒋更说出“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为奴隶亦不可得”的话。
9月12日，蒋亲到石家庄，在火车上和张学良进行了密谈，令张不要抵抗，而求助于“国际联盟”。外国军队侵入国土，不敢抵抗，拱手出让，再求诸“国联”，世界史上哪有这样的爱国主义者？16日，蒋又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这是蒋介石在裕仁翻脸后，被迫实行他和裕仁的暗诺，让出满洲，而又假托国联解决，以应付国人。
日本政府为于“九·一八”发动侵华战争，在5—6月间已开始军事方面的具体准备。先于5月租借延吉市一块土地建造兵营。
7月25日，又在我沈阳架起两门大炮。8月3日，军部召集全国军队师团长以上军官开会。在会上对“满洲问题”和“满洲作战问题”作了说明。同时，裕仁天皇又分别接见各司令官，暗示他知道并批准了刻下将发生的武装侵略中国东北，进攻沈阳的军事计划，以鼓励各司令官放心大胆地蛮干一番。
但裕仁极为狡猾，不敢公开承担责任，故不公开出面。内阁也不敢公开出面。这叫贼人胆虚。于是就制造一个由少壮军人不听军令的骗局，为天皇和政府承担责任。主意既定，就由建川出面暗示，制订三个方案。
一个对国际；一个由裕仁天皇左右的人知道；一个对国内，说明侵华有理。
真可谓精心筹划骗局，骗道“超凡入圣”。至于《田中奏折》，天皇更抵死不会承认，当然不会留着原稿，作自己的罪状。望世人切实以君子之心，度裕仁和军国主义分子之腹。日本天皇裕仁和军国主义分子们，骗可谓多而且“精”矣。
9月7日，日军守备大队第三大队向沈阳附近集中。8日，日军在沈西站筑炮台三座，9月10日竣工。同时日军即纷纷迁入兵营，并派大批密探潜入各地调查军事。然而东北当局、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并不戒备。9月13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由旅顺抵长春，有板垣中佐、武田大佐、石原少佐、中野大尉诸参谋随行。14日，检阅第四联队和第三旅团。并于西公园大营大放厥词，动员军队为保卫日侨而战。15日，赴四平、公主岭、范家屯等处兵营检阅军队，积极准备作战。
同一天，由建川出面，给日本关东军（驻旅顺）司令官本庄拍了第一个电报，说他于本月18日晚7时5分到达沈阳，希望在沈阳与本庄相见。这是暗示关东军可于18日晚，建川到达前，发动侵华战事的暗号。
紧接着，日本政府外务部的中国课课长又给板垣征四郎（关东军司令部参谋人员）拍了一个电报，说是建川前去沈阳，是为阻止侵华战事发生的。俄国课课长板本又随之发给石原的助手第三封电报，说“事机已露，请在建川到达前行动。”7月15日是一日三电，事情紧急。
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在旅顺对以上一系列的电报深感迷惑不解，不知如何处置才对，非常心急，可以说有些团团转，就于17日到辽阳，去见访问奉天归来的本庄司令官。看来，板垣并不那么头脑简单和蛮干，得不到明确指示，他是不敢自负重责的，他也负不起此重大责任。
这时，铃木老将军（闲院宫的亲信人物），也到了辽阳。板垣见了两人后，本庄对板垣说，建川替铃木，铃木替闲院宫，闲院宫替天皇，一层一层掩盖责任。板垣和石原则替本庄，本庄替建川掩盖责任。本庄遂明确指定于18日晚行动。然后板垣又于18日到本溪车站去截火车，亲自面见建川，一同乘车到了沈阳。到沈阳后，建川则说：“等我睡一宵后再说吧！”
板垣又于18日晚，向旅顺的本庄司令官打电话作最后的请示。本庄再次明确指示于本日晚行动。
板垣这才亲自指挥第二师团于当日晚10时10分向沈阳发起攻击，继而包围沈阳驻军营房北大营。
事件爆发后，建川正在文菊茶馆（沈阳），假装不管，并大声说，要和姑娘们睡觉去了。然后从后门溜走，手持指挥刀亲自参与指挥进攻北大营。夜11时30分，本庄假装事前不知，批准了此次“军事行动”。
日寇在攻击发起20分钟后，又派假扮中国军人的日本军人，将沈阳到文官屯段铁路拆毁，史称“柳条沟事件”，当作其发动武装侵华的借口。同时枪杀所雇穿中国军服之华人乞丐十余人，并拍照片，诬赖中国军人拆毁此段铁路，以为开战借口。
日人《盛京时报》9月19日上午6时发出号外，将发动进攻时间由10时10分改为11时。但不管报纸如何撤谎，实际上，日军进攻沈阳是在10时10分，而铁轨之毁则在10时30分，已晚于开战二十分钟，反而弄巧成拙。
日军进攻沈阳名义上的总指挥为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实际上是建川和板垣。具体进攻军队为日军第二师团及龙山调来之敢死军一个联队，共四个联队，分三路进攻。第一支队为步枪队；第二支队为机关枪队；第三支队为炮队。三路直攻北大营，一时炮火连天，将北大营团团包围。
当时守北大营的是东北陆军王以哲第七旅。王旅长18日晚尚在同泽俱乐部出席水灾筹赈会，毫无准备。10时30分炮响后，营房被击，七旅始向军署参谋处长荣臻报告。王以哲即与荣臻、朱光沐、臧式毅、吴泰勋等在朱宅开紧急会议；并立即以电话报告张学良。张学良当然答复不予抵抗，令军队撤退。很快，日军攻入营房，将北大营一火焚之。11时，日军向城内进攻。东北当局向日领事交涉，日领事竟答以军事行动，外交官无法制止。日本又军队与政府相分立了，他们真是可以信口胡诌而不脸红。
然后，日军第二路军继向城东东山嘴子东大营进攻。东北军因奉不抵抗命令，又一枪未放响，让出东大营。日军第三支队为炮队，分三路进攻沈阳城。第一路攻南市场，第二路攻北市场，两处军警，多被关押，甚至枪杀。第三路专攻城内，有日军七百余名，分由大小西关两股侵入城内。两处日军均缒城而入，斩杀守门士兵。
19日上午5时30分，日军占领沈阳全城。日本的太阳旗遂高挂沈阳城头。张学良家私也多被日军抢走和毁坏。
第七旅死伤官兵三百二十二名。王以哲于19日下午4时，化装逃出沈城，辗转将部队带回锦州。
19日日军侵占沈阳后，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特出一个布告，说明兴兵侵占沈阳原因。他说：“为布告事，照得昭和六年九月十八日午后10点30分时，中华民国东北边防军之一队，在沈阳东北侧北大营附近，爆破我南满铁路，并驱其余威，敢于袭击日本军守备队，是彼开始敌对行动，自甘为祸首。……本职夙负保护铁路之重责者。因为拥护其既得利权，确保本帝国之威信，兹方执机，断然处置，无敢所踌躇。……昭和六年九月十九日。大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
本庄繁一转手间，便无中生有，把一切责任完全推到中国军队身上。
东北军虽一枪未放，拱手让出沈阳，本庄繁也未因此感念中国当局“忍让之德”，或无口可借，便停止继续侵略，而是变本加厉，迅速侵占东三省锦绣河山。日军侵略中国国土，中国军队进行抗战理由正当，有何成为“借口”可言？一面抗战，一面请国联解决，也完全可以。所以，怕日人找“借口”，并不能成为不抵抗的理由。
9月19日，日军侵占安东、营口、田庄台、抚顺、盖平、复县、海城、凤城。9月24日，侵占开原。9月25日，侵占四平。10月8日，侵占本溪、铁岭。10月11日，侵占梨树。10月15日，侵占通辽。10月24日，侵占新民。10月25日，侵占洮南。11月13日，侵占怀德。
9月19日晨2时，日军第三旅团开始侵占吉林省。11月12日，日军进攻黑龙江省。
此间有马占山对日军之江桥抗战，旋因后援无继而失败。19日至20日，马占山军退出黑省。日寇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惨无人道。
就这样，蒋介石一枪未放将我东北国土让给日本侵略者。他虽不是以文字让土，而确是从实质上出卖了东三省，则毫无疑问，这是世界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奇迹”。
此后，国人为谴责这种辱国行为，给张学良以“不抵抗将军”的绰号。
9月19日晨，日本首相若槻匆匆到宫内见裕仁天皇，假意要求不扩大事态，并使日本关东军撤回军营。裕仁当然“不会反对”，便点头应允。下午8时，裕仁的主要顾问在宫廷树林中召开紧急会议，最后决定由天皇负责支持日军侵占东三省，若槻首相可以认为与此无关。然后又将天皇裕仁隐于幕后，把责任推给少壮军人的擅自行动。并以此对外发表消息，以蒙骗世人。其实，日本天皇的权威世人皆知。而军人竟敢不听命令，擅自为之，在日本军中尤其不能。裕仁发动对外侵华，原是路人皆知的事实，掩盖也毫无用处。所以美国总统里根最近又一次指出，是裕仁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九·一八”日军侵占沈阳，继之侵占东北后，国民政府对一枪不放、放弃东北的原因解释为：中国科学落后，不能和日本从事科学的战争；而且“当时中国的封建势力、反革命势力依然存在，也不能进行全民的战争，因此第一条路不能走。”
无力抵抗当然不是理由。如果依此理由为理由，那么中国永远也没有资格对帝国主义作战。清政府当年也不应当进行抗法战争。
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当时命中国出席国联的代表施肇基于9月21日也向国联提出控诉：
一，制止事变扩大。
二，立即恢复冲突前原状。
三，决定中国应得赔偿及数量。
并请国联派一个调查团负责调查。这当然是作给中国人民看的官样文章。但日本政府反对调查，强调由中、日两国共同解决。9月23日，蒋以国民政府名义向全中国人民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其中特别强调如下一段：“政府现时，既以此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希望我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须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至对于在华日侨，政府亦严令各地方官吏妥慎保护，此为文明国家应有之责任。吾人应以文明对野蛮；以合理态度显露无理暴行之罪恶，以期公理之必伸。然为维持国家之独立，政府已有最后之决心，为自己之准备，决不辜负国民之期望。”
这段声明有两个重大特点。一个是它与清政府一样，在洋人行凶杀人后，仍大力保护洋人安全，而镇压人民反抗；第二个特点，是前后矛盾的，前面既然已说无力进行抗战，后面又说已为自己做好准备，决不辜负国民期望，这不是矛盾的吗？
10月22日，国联理事会会议主席法国白理安提出决议草案四条：（一）日本下次理事会（11月16日）以前，应将军队撤至铁路区域以内；（2）重申中国保护日侨诺言，并请中国同意各国代表视察此诺言之实行情形；（三）撤兵实现后，中日应即开始谈判；（四）设调解委员会。24日，国联理事会以十三票赞成通过，日本一票反对。24日休会后，日军即进攻锦州，并开始炮制伪政权。11月16日，理事会在巴黎开会时，中国代表要求国联派驻中立国部队。日本为拖延时间，就提议派调查团到中国实地调查。12月10日，国联接受日本要求，派李顿组织调查团。
1932年8月30日，李顿勋爵草拟成《报告书》四百余页送交国联（日内瓦）。但《报告书》是用温和的调子谴责了日本侵略行为。虽然调子温和，而裕仁天皇也拒不接受，竟于9月15日向全世界宣布承认伪满洲国，作为对李顿勋爵的回答。11月8日，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次年2月17日，国联十九人委员会建议国联采纳李顿《报告书》。并发表批评日本政府的一万五千字的结论。这个结论向全世界公众广播了达十小时之久。24日，国联大会以42票比零票，一致通过谴责日本和不承认伪满。
12月11日，日本若槻（次郎）内阁全体总辞职。由政友会犬养毅组阁。但是，犬养毅组阁后，对奉行军国主义政策不力，但也无力阻止日军侵略，因为日本的一切军事侵略，由裕仁天皇直接策划。日军侵占东北后，又接着侵占上海。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纷纷谴责蒋介石卖国，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太原、长沙、西安、开封、广州、武汉、福州、南昌各大城市学生和工人游行示威，掀起了抗日运动。12月，平津等地学生代表陆续到南京请愿，请蒋抗日，在抗日大潮冲击下，蒋亲自接见了学生代表，并许以“我如不抗日，可杀我蒋某之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