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廷荣在上海法租界的权势和财力非同一般，他是唯一能与杜月笙抗衡的人物。
魏廷荣是位天主教徒，精通法语，曾留学法国，与法租界当局关系密切。
早年，此人经营地产，在徐家汇一带拥有大量的地产。上海人传说徐家汇三分之二的土地属于魏廷荣所有。他的岳父朱葆三，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法租界第一条以中国人命名的马路就是朱葆三路。
魏廷荣靠着精通法语，到过法国，又靠着岳父的牌头，成为特别受宠于法租界当局的人物。
黄金荣曾和魏廷荣争夺过美女吕美玉，结果迫于魏的权势，向魏让步。
魏廷荣不仅担任中法银公司经理，兼营地产、古董业，还担任法租界公董局的华董兼法租界华人商团司令（又称法租界义勇队总司令），并与驻沪法国领事及其所属各机构上层人物关系密切，是个“兜得转”的头面人物。
1929年7月24日上午10时50分左右，魏廷荣携带三个年幼子女乘自备汽车从设在朱葆三路（今溪口路）、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口的中法银公司向西行驶。
不出1公里，前面一辆小汽车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几个持枪的人跳下来，把魏廷荣的司机和两个孩子赶下车去，然后跳进车内，把车向南开去。
车到民国路口时，绑匪又把第三个孩子赶下车，只押着魏廷荣急驰而去。
途中，绑匪用浸了蒙汗药的手帕蒙倒了魏廷荣，剥去魏的衣裤。车到南码头，绑匪们把魏廷荣抬上小船。经二三小时的行程，来到南汇县六灶村樊庭玉家中。
六灶村位于浦东远郊，河流纵横形成水网，除小船之外，无任何交通工具与外界相通。
樊庭玉是地保，没有人敢来寻他的麻烦。魏廷荣在樊家被藏匿50天，居然没有一点风声透到上海。偶尔有邻人到樊家串门看到魏时，樊庭玉说是自家亲戚在此养病，邻居们也就信以为真。
樊庭玉是位农民，秉性善良，对魏廷荣十分友好。
魏廷荣被绑架的消息使全上海受到震动，法、英两租界巡捕房及华界的警察局十分紧张地部署侦破任务。各车站、码头、关口、要隘都被封锁，严密检查，同时又利用流氓帮会从黑社会内部突破，但都未有结果。
魏廷荣被绑三天后，他原配夫人的长女朱二小姐收到绑匪一信，约定她夜间去杭州碰头并警告其不许向警方报案。绑匪向她交了魏廷荣亲笔写的纸条，说明魏活着，要家中人准备赎票款项。并出示了魏随身佩带的金壳怀表作为信物。
分手时，绑匪向朱二小姐敲诈，要“见面礼”1000元，但未宣告勒赎金额。
魏廷荣被绑票后，新闻界大肆渲染，更加引起各方注意。朱二小姐和魏的爱妾吕美玉不断收到各种来信和报告，巡捕房疲于奔命，但毫无进展。
8月24日，一封署名“大侦探密告”的信邮寄到贝勒路（今黄陂南路）天祥花园魏宅，信中说：“廷荣被绑去至今无信，侦探捉强盗只捉外人，所以自己人做绑匪，侦探天大本领也捉不住。何况这个人是拜山人做老头子，而又是商团教操官，是自己人，只是手里没有钱，所以他就横了良心做绑匪，绑了自己的连襟。”
吕美玉接信后，大为吃惊，连忙找朱二小姐商量，决定将此信交给巡捕房。
“大侦探密告”中所说的那位魏廷荣的连襟是赵慰先。
赵慰先早年留学法国，经赵的母舅朱竹坪介绍认识了魏廷荣，魏将其安排在中法银公司当职员，以后又请他在法租界义勇团当教操官。因住在魏家，认识了朱葆三的小女儿朱九小姐，最终和朱九小姐恋爱、成婚。
赵慰先住在魏家时，伪装得非常老实、正派，不仅穿着打扮很朴素，而且说自己不会抽烟、喝酒、赌博。可是，当他和朱九小姐结婚后，真面目便暴露出来了，不仅吸烟、喝酒，而且经常到杜月笙所开设的赌场里赌博。
不到二三年，赵慰先就把朱九小姐陪嫁的数万元家产输得精光，于是就在魏廷荣头上打主意了。
9月15日上午，康脑脱路（今康定路）304号发生凶杀案，巡捕们在现场捉到凶犯一名。该犯恰巧也是魏廷荣被绑案中的一名绑匪，他交代出魏被藏在六灶村樊庭玉家中。
公共租界捕房急忙把这一信息报告法租界捕房。法捕房当即派出西捕头目鲍尔第和华捕探长金九龄等人赶往六灶村。
当中西探警突然闯入樊庭玉家中时，樊家却空无一人。
巡捕们唤醒村民询问，将魏廷荣的照片拿给村民辨认，村民说曾在樊家看到过此人，但谁也说不出现在到哪去了。
原来，9月15日傍晚，樊庭玉的叔父、绑匪樊仁根突然来到樊庭玉家，说是康脑脱路有人被捕，巡捕房已经得知魏廷荣藏在这里，最迟明天就会赶来，樊仁根对樊庭玉说准备“撕票”灭迹。
但是，秉性善良的樊庭玉执意不肯“撕票”，两人争吵得几乎打起来。
魏廷荣跪在地上，苦苦哀求樊庭玉救他一命。
樊庭玉说：“我如果救了你，他们这些人不会放过我的。”
“樊先生如果救我，我定将养活你终生。”
樊庭玉动了恻隐之心，终于决定救魏廷荣出险。两人商定，先一起赴苏州，到魏廷荣娘舅家避避风头，后来魏经其母舅王晋康联系，在上海法租界义勇团的保护下，回到上海家中住了三天，又启程赴北京避风头。
后来，魏廷荣果然实现诺言，报答了樊庭玉的救命之恩。
有关魏廷荣遭绑架的侦缉事宜，上海法租界捕房先后查获有关人犯朱竟成、陈仲衡、唐士良三人。
1929年10月4日，法捕房将朱、陈、唐三犯解往会审公廨受审，审讯结果，宣布该三犯各押西牢五年，期满后驱逐出境送内地官厅按律究办，另赔偿被害人纹银1两，由三犯共同负担，此属于规定的象征性赔偿。
在案件审理的第一阶段中，除了魏家接到的具名“大侦探密告”的信件外，未发现赵慰先与魏案有关系的证据。
赵慰先仍逍遥法外。
1931年6月，公共租界在处理别的案件中，案犯蔡维才供出曾参与绑架魏廷荣。法捕房闻讯，于6月6日要求公共租界法院把蔡移提到法租界，就魏案重行侦讯。
蔡维才供认，魏案的教唆者是徐忠清、吕若望、樊仁根及一刘姓人，真正教唆者是赵慰先。
会审公廨对赵慰先、吕若望等发出缉捕文票。
吕若望被押沪后于7月2日受审，据供，赵慰先要绑架魏廷荣是由在逃的邹慎恩透露给他的，绑魏案是邹托徐忠青帮忙邀人进行的。
这期间，恰逢会审公廨正在撤销，直到8月7日吕若望、蔡维才被解到新成立的法院开审。蔡维才此时却翻了口供，说在捕房的口供被外国翻译译错了。
很显然，这幕后另有原因。
同时，由魏廷荣委托为代理人的徐延年律师向法庭请求对被指为主谋犯的赵慰先拘案法办。
但是，赵慰先在1931年以前已离开上海，就任财政部税警独立第六营营长，驻在苏州。法捕房请魏廷荣状请法院补办到内地捕人的手续。并要魏派其长子魏元生伴同捕房探目，携公文赴苏州。
8月21日，他们投请吴县警署侦缉队协助，在赵慰先乘坐自用包车驶过三多桥附近时，由魏元生拦车指认，逮捕了赵慰先。
次日，赵慰先被押回上海。24日，解到法庭归案审讯。
当天，由捕头鲍尔第及译员王均把吕若望及已判刑的陈仲衡押到法庭与赵对质。
吕若望、陈仲衡均供认此人为赵慰先，并说听到赵慰先谈过魏廷荣为富不仁故要将其绑架。
但是，赵慰先坚决不承认指证他的人与他相识。
法庭又两次开庭，提讯陈、吕，口供都没有变化。可是，同案犯朱竟成，不仅没有说赵参与此案，反而说魏廷荣曾指使180号巡捕和魏自己先后到押所三次，唆使他要他供出赵慰先来，被他拒绝。
魏廷荣和主持追诉的法捕房都驳斥了朱的供述是反诬。
赵慰先通过他的辩护律师，提出了财政部税警团的公文，辩称不论赵是否犯了罪，因为他有现任军官身份，都不应受通常法院审判。
1931年11月28日，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宣告判决，对吕、蔡两犯以共同掳人勒索罪，分别判无期徒刑及20年有期徒刑。
对于赵慰先，法院却宣布不予受理，因为他被捕时确系军人身份。
1933年5月30日，设在法租界内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把一直在押的赵慰先提庭，宣布移送淞沪警备司令部归军法审判。
不料，这时法捕房却突然撤回了对赵慰先的控诉。
原来，赵慰先被捕后，朱葆三家的兄弟都气愤万分，主张严办，唯有朱九小姐、赵班斧（赵慰先之胞弟）等不断地向魏廷荣求情。
朱九小姐多次跪在魏妻朱二小姐面前哀求；当时任上海社会局长的赵班斧断指写血书，请求魏廷荣手下留情。
魏廷荣是个感情丰富的人，这一来，就做了感情的俘虏，亲自去法捕房，把对赵慰先的控诉撤回了。
法捕房宣告撤回控诉后却仍把赵慰先移解到上海警备司令部。
赵慰先很顺利地通过了军法会审，于1933年6月15日由上海警备司令部和军法处当局判决宣布赵慰先无罪。显然，赵慰先背后有得力靠山帮助他打通了上海警备司令部军法部门的关节。
赵慰先获释后，不顾赵班斧在法捕房所具的书面声明中提出的“保证慰先决不对于魏君有所误会”的诺言，在上海各报上以大字标题，登载启事，说他被逮捕幽禁是由于魏廷荣唆使已判刑的罪犯诬陷他赵慰先及“上海名人某公”所致。
这里的名人某公，就是指杜月笙。其实，在上述案件过程中谁也没有提到过杜月笙，赵却主动把后台人物暴露出来了。之后，赵慰先向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反诉魏廷荣教唆诬告，请治以应得之罪。
魏廷荣不是军人，赵慰先不应向军法部门反诉魏，而军法部门也不应当受理赵的控告，奇怪的是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却遵从赵的要求，连续两次签发传票，甚至直接派便衣士兵进入法租界魏的寓所传唤魏。
不料，军法处第二次派人到魏宅传唤魏时，被巡逻的探捕扭进了捕房。因为法捕房自魏廷荣遭绑架后，常派探捕在魏宅周围警卫，以防不测。
军法处的便衣被探捕抓住后，军法处就以魏廷荣“托庇租界妨碍公务”的口实，对魏下达了通缉令。
但是，华界军方不能进入法租界捕人，赵慰先只好请警备司令部把他提出的反诉移送到法租界的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核办。同时，他又向法院提出了自诉状，控告魏廷荣和他的儿子魏元生分别犯有诬告等罪行。要求法院从严惩处。
法租界当局得知消息，马上派出顾问律师到法庭上要求参加诉讼，其出发点在于保护魏氏父子。
此时，魏廷荣的好友、上海帮会界首领徐朗西出面，劝魏廷荣“烧点锡箔灰退了鬼”，劝魏拿出3万元交给赵慰先，去安排司令部里的人，另一方面他请朱竹坪去劝赵慰先。
经过几天活动，双方逐渐达成了共识。
在双方同意后，徐朗西出面请客，魏廷荣、王晋康、朱竹坪、赵慰先一齐到场。
魏廷荣当场打开一只装着3万元现钞的箱子，由王晋康点交朱竹坪，朱竹坪转交给赵慰先。
从此，上海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就不再对魏廷荣通缉了。赵慰先也避不到案，至此这一案件永远“延期审理”了事。
赵慰先终于从魏廷荣手中获取了一定的赌博本钱。
这一案件经过曲折变幻的过程，最后不了了之。
在案件变幻过程中，很显然有人幕后操纵。从被绑架者魏廷荣提供的材料和其他多方面的迹象来看，幕后的操纵者是杜月笙。
杜月笙当时和法租界当局关系密切，和魏廷荣在法租界的势力不相上下，但他所掌握的帮会势力却远远超过魏廷荣的义勇团的势力。加上在租界之外的国民党当局军警各界的关系，金融、工商界的势力，魏廷荣此时就显得弱了，虽然魏的经济力量不在杜月笙之下，但其政治势力，尤其是社会势力远不如杜。
绑匪朱竟成在法庭上受审时，曾供述绑架魏廷荣的动机：“这次绑魏并非完全为金钱问题，实缘原告魏廷荣，身为教友，不应娶伶人吕美玉为妾，又将吕之照片刊印于美丽牌香烟上卖钱，又将以义勇团名义在法国公园内募捐所得之款，匿不报销，又开中法银公司及交易所，紊乱金融等种种不良行为，故此起意绑架，惟民人等实际上确有强暴行为，违反法权，而对于主义上，并不为罪，实寓有警惕原告之意思。”
朱竟成的这番活，暴露出绑魏主要为了两点：一是魏娶吕美玉为妾；二是魏在法租界金融等方面势力大而狂妄。绑魏不仅是为了勒索赎金，也是为了打击魏的势力。
这充分说明，绑魏案不是一般绑匪为金钱目的策划的，而是有与魏争雄的“大亨”在幕后操纵。
被绑者魏廷荣自己也意识到这个幕后人物非同一般。他在事后写的材料中称：“我和杜月笙之间向有矛盾，古话说‘两雄不并立’，那时在法租界我和杜月笙各有一部分势力，而法国领事比较信任我，在杜月笙看来，我不能成为他的心腹，就必然会成为他的敌人。事实上，我是不肯和他同流合污的，在某些方面还和他对立。”
杜月笙在经营烟土方面、赌场方面、组织“自卫团”武装方面，都遭到过魏廷荣的反对，双方矛盾很尖锐。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杜月笙等组织恢复“中华共进会”拉魏入伙，遭拒绝。杜月笙为此对黄金荣、张啸林说：“这家伙自以为是上等人，看不起我们帮会界。”
杜月笙曾经向魏廷荣表示要换帖，结为异姓兄弟，受到魏的冷落。
后来当杜家柯堂落成典礼时，英、法租界当局，国民党一些党国要人都前去祝贺，连蒋介石都送了亲手题写的匾额和亲笔道贺信，而魏廷荣却仅随份送礼，没有前去道贺。
由于有这些情况，所以正如魏廷荣所说：杜月笙“势必要拿点颜色给我看看”，“适逢赵慰先有绑架我的企图，经过一些绑匪的串连，于是杜月笙就成为这一案件的幕后人物了”。
魏廷荣对于自己当时在法租界的地位有较切实的估量，在他亲自写的《杜月笙与绑案关系》的材料中指出：“凭着我当时在法租界的地位，一般的匪徒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人撑腰，怎敢动我的手。”“赵慰先和杜月笙原非素识，但是赵从上海警备司令部释放出来后，就和他的妻子朱九小姐经常在杜家出入，杜还介绍他在警备司令部当副官长。”“赵慰先被释后，登报指责我要绑匪朱竟成诬陷赵慰先和‘名人某公’。朱竟成在法庭上只说我要他检举赵慰先，并没有说我要他检举‘名人某公’。在声明中，赵慰先却把杜月笙扯上，如果没有杜的授意，赵敢这样做吗？”
显然，赵慰先在报纸上的声明有杜月笙的授意，在案件的变幻过程中，赵班斧断指写血书使魏廷荣撤回起诉，然后赵再来个反诉，而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随便插手军法处之外的诉讼而又明显地偏向赵。
这一系列问题，都暴露了杜月笙是在幕后操纵的。
早在魏廷荣脱险后，赵慰先被捕之前，杜月笙曾登报声明他与此绑案无关，这是由于杜对魏脱险的背景，特别是魏与警方对这一绑案的内幕所掌握的情况心中还没有底。这确实是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声明。
赵慰先及其胞弟赵班斧后来都成了杜月笙的门徒。赵被捕后为其辩护的两位大律师，这是当时已赌得倾家荡产的赵慰先请也请不动的。而这两位大律师都与杜月笙有密切的关系，很有可能足杜月笙为赵慰先请出来的。
其实，魏廷荣被绑案幕后不仅有杜月笙的背景，还有黄金荣的背景。
自从魏廷荣从黄金荣手中夺去美女伶人吕美玉之后，黄金荣一直耿耿于怀，伺机报复。黄金荣曾与杜月笙、张啸林等策划过绑架魏廷荣，杜月笙也曾布置过对魏的绑架行动，但由于魏周围有义勇团保镖，又受到法租界巡捕保护，绑票未成。
1929年赵慰先对魏的绑票是前一次未遂行动的继续。杜月笙利用魏的连襟赵慰先绑架魏，实现了他打击魏的威风，削弱以至打垮魏的势力的目的；又通过在诉讼方面的幕后活动，不仅使魏对赵慰先的诉讼夭折，反而通过赵对魏的反诉迫使魏拿出3万元。
通过这一曲折的案件，魏廷荣从此屈服于杜月笙的势力，才39岁就辞去一切职务，蛰伏在家里，深居简出。偶尔出门，也总是提心吊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