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村长的谈话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对此K自己都觉得奇怪。通过这件事他心里想，根据他到目前为止的经验，同伯爵主管部门正式打交道对他来说都很简单。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处理他的事情上显然给过一个长期适用的、表面上对他很有利的原则；另一方面是由于那种令人钦佩的办事的统一性，特别是在表面上不存在统一性的地方，你会感到它是非常完善的。有时候只要一想到这些事，K对自己的处境就感到满意，虽然每次在一阵高兴之后，他总是很快就对自己说，危险恰恰就在这里。
同主管当局的直接联系并不太难，因为这些主管当局无论组织得多么好，都始终只是在为那些遥远的、看不见的老爷维护遥远的、看不见的事情，而K则要为近在身边的事情奋斗，为他自己奋斗。此外，至少最初他是自己主动进行奋斗的，因为他是进攻者。他的奋斗不单单是为了自己，而且显然也是为了另一些人，这些人他虽然不知道是谁，但是根据主管当局的措施来看，他相信这些人是存在的。正是由于主管部门一开始就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超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对K做了很大的让步，这样一来反而使他失去了轻而易举地取得小胜利的可能性，随之也就失去了胜利的满足感，以及由此产生的继续进行理由很充分的更大斗争的把握。相反，他们让K到处转来转去，爱上哪儿就上哪儿，当然仅仅限于村里，而且还宠着他，以此来消耗他的精力，排除在这里进行任何斗争的可能性，使他过着非官方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异乡陌路的、忧郁的生活。这样，他要是稍不提防，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尽管当局和蔼可亲，他也充分恪尽自己所有被说成是非常轻松的职责，但有朝一日他由于受到优待所迷惑而生活不检点，他就会在这里垮掉，当局——始终还是那么温和、友好——马上就会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姿态，但是根据某项他并不知道的法规不得不把他清除。这里那种惯常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K从来没有见过什么地方像这儿这样，职务和生活纠缠得这么紧，有时好像职务和生活已经换了位置。比如说，到目前为止，克拉姆对K的工作只行使了形式上的权力，同克拉姆在K的卧室里所拥有的真正的权力相比，那种形式上的权力又算得了什么？于是便出现了这种情况：你直接跟当局打交道的时候，有点漫不经心、有点松弛也无所谓，而在其他场合却始终要小心谨慎，每走一步都要先环顾四周。
K在村长那里就证实了他对此地当局的看法。村长是个和气的、胖胖的、胡子刮得很干净的人，他病了，得了严重的关节炎，就在床上接待K。“这位就是我们的土地测量员先生吧。”说着，他想从床上起来欢迎K，但未能坐起来，便又倒下，把头枕在了枕头上，用手指指两条腿表示抱歉。房间的窗户很小，挂着窗帘就更显得暗了。一个不声不响的、在暗淡的光线里几乎像影子一般的女人给K推过来一张椅子，挨床放着。“请坐，土地测量员先生，请坐，”村长说，“请把您的要求告诉我吧。”K先把克拉姆的信念了一遍，接着又谈了几点意见。他再一次感觉到，同当局打交道是极其轻松的。他们简直把任何担子都挑着，你可以把什么东西都压在他们肩上，而你自己则是自由自在的，一点不用费心。看村长的样子，似乎他也感到了这一点。他在床上不舒服地转了一下身子，然后说：“土地测量员先生，正如您所说，这件事我全知道。我之所以还没有做出什么安排，其原因，一是我生病，二是您这么久都没有来，我以为您放弃这件事了呢。如今承您美意，亲自来看我，我当然就不得不把全部不愉快的真情相告。如您所说，您已受聘为土地测量员，但是很遗憾，我们并不需要土地测量员，这里根本没有土地测量员的工作。我们那些小农庄的界线都已标好，并已正式登记入册。更换产权的事几乎没有出现过，小的地界争端由我们自己来解决。那么，我们还要土地测量员干什么？”对于这件事，以前K当然未曾想过，但他现在心里确信会得到类似这样的通知。正因为这样，他才立即说：“这真让我大吃一惊，这样一来，我的全部打算就都泡汤了。我只希望这中间发生了误会。”“可惜没有误会，”村长说，“事情就如我说的那样。”“这怎么可能呢！”K嚷道，“我从老远老远的地方到这里，不是为了让人再把我打发回去的！”“这是另一个问题，”村长说，“这个问题我决定不了，但是那个误会是怎么产生的，这事我当然可以对您做个解释。像伯爵属下这么庞大的机关里，一个部门安排了这件事，另一个部门安排了那件事，彼此没有通气的情况偶尔也会出现。虽然上级监督机构掌握的情况是极其精确的，但是等它来处理的时候就晚了，这是由它的性质决定的，这样就会不时出现一些小的混乱。当然，只是在一些极其细小的事情上，比如说像您这种情况。在大事情上我还从来没见过什么差错，不过这些小事往往也是让人够难堪的。关于您这件事，我愿意把事情经过坦率地讲给您听，绝不保留官方秘密。我的官还不大，也不会那么做——我是农民，永远都是农民。很久以前，那时我当村长才几个月，有天来了一道命令，我不记得是哪个部门下达的了。命令中以那里的老爷们特有的一种毫不含糊的方式通知说，要招聘一位土地测量员，并指示村公所为他的工作准备好一切必要的计划和图样。这道命令自然与您无关，因为那是多年以前的事了，要不是我现在生病，躺在床上有足够的时间来回想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我是不会记起来的。密芝，”他突然中断了和K的谈话，对一直在屋里莫名其妙地飘来闪去忙活着的他的夫人说，“请你在那只柜子里看看，也许会找到这道命令的。”“这道命令还是我当村长不久发下来的，”他向K解释说，“那时候我把什么都保存着。”夫人马上就打开柜子，K和村长都注视着。柜子里塞满了文件，柜门一开，两大捆文件就滚了出来，这两捆文件就像捆柴火那样捆得圆圆的。夫人吓得往旁边一跳。“应该在下面，下面。”村长边说边在床上指挥。夫人听话地用两只胳膊抱着文件，扔在柜子外面，以便拿到最底下的文件。文件铺满了半间屋子。“确实做了很多工作，”村长点着头说，“这不过是一小部分，大部分我都存放在仓库里，当然有些文件已经失散了。谁能把所有文件都保存起来！就这样，仓库里还有好多呢。你能找到那道命令吗？”他又对他夫人说，“你得找那个卷宗，卷宗上‘土地测量员’这几个字下面画了蓝道。”“这里光线太暗，”他夫人说，“我去拿支蜡烛来。”她踩着文件走出了房间。“在繁重的公务工作中，”村长说，“我夫人是我的一大支柱，可是这些工作她只是附带做的。我还有一个助手，是位老师，帮我做些文字工作，尽管这样，还是对付不了那么多事，总是有许多没有办理的案卷搁着，都在那只柜子里。”他指着另一个柜子，“我现在有病，待处理的文件就大量增加了。”说着，他疲惫却又得意地往后一靠。村长夫人拿着蜡烛回来了，正跪在柜子前面找那道命令。K说：“我可以帮您夫人找吗？”村长摇摇头，笑着说：“我已经说过，我不对您保守公务秘密，但让您自己到卷宗里去找可不行，我还不能走得那么远。”现在房间里静悄悄的，只听见翻文件的窸窣声，村长也许还小睡了一会儿。听到轻轻的敲门声，K便转过身来。这自然是他的两位助手。幸亏他们受过点训练，没有马上冲进屋子，而是先从门缝里悄悄地说：“我们在外面冷得很。”“是谁？”村长惊醒了，问道。“是我的助手，”K说，“我不知道该让他们在哪儿等我，外面太冷，在这儿又碍事。”“对我倒没有影响，”村长挺随和地说，“您让他们进来好了。再说，我也认识他们，是老熟人。”“可我觉得他们碍事。”K坦率地说，他的目光从两位助手身上移到村长身上，随后又回到助手身上，发现这三个人脸上都挂着难以区分的微笑。“既然你们已经来了，”接着他便试探性地说，“那就待着吧，去帮那边的村长夫人找一个卷宗，卷宗上‘土地测量员’这几个字下面画了蓝道。”村长没有表示反对。不许K干的事，倒允许他的助手去做。两位助手立即扑到文件上，但是他们只是在文件堆里乱翻，而不是在找。只要一个在读文件上某个字的字母，另一个总要从他手里把文件抢去。与此相反，村长夫人却跪在那只空柜前，她好像根本就不再找了，再说放蜡烛的地方离她很远。
“这么说，您觉得这两位助手很碍事啰，”村长带着得意的微笑说，仿佛这一切都是他的安排，但是这事根本没人能猜得到，“但他们是您自己的助手呀。”“不是，”K冷冷地说，“我在这儿，他们才跑到我这儿来的。”“怎么回事？是跑到您这儿来的？”村长说，“您大概是说，他们是指派来的吧。”“这下对了，是指派来的。”K说，“也可以说他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分配他们的时候没有做任何考虑。”“这里没有一件事是没经过考虑的。”村长说，甚至忘了脚痛，坐了起来。“没有一件事？”K说，“那雇我来这事又怎么说呢？”“聘您来这件事也是经过仔细斟酌的，”村长说，“只是这中间出现了一些不太重要的情况，才把这事给搞乱了，我将用文件来向您证明。”“文件是找不到了。”K说。“没有找到？”村长喊道，“密芝，请你稍微找快点！没有文件我也可以先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您。当时，对于我提到过的那道命令，我们表示感谢，我们答复说，我们不需要土地测量员。这个复文看来并没有送回下达命令的那个部门——我称它为‘A’，而是送错了，送到部门B去了。也就是说，部门A没有得到答复，但是可惜部门B也没有得到我们完整的复文。复文有可能落在我们这儿，也可能在路上丢失了。肯定没到部门B，这我可以担保。总之，送到部门B的只是一个卷宗封套，上面只是标明这份卷宗的内容：内装关于聘用一位土地测量员的案卷——实际上里面没有这份案卷。这期间部门A一直在等我们的复文，虽然在备忘录里记载了这件事，而处长却以为，我们是会给予回复的，收到复文后要么就聘用一位土地测量员，要么根据需要通过书信同我们继续讨论这件事。因此，他没有去翻阅备忘录中的记载，就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这种情况是常常会发生的，完全可以理解，即使在办事最精细的地方，这样的事也在所难免。结果在部门B，这个卷宗封套被送到了一位以办事认真著称的处长手上，他名叫索迪尼，是意大利人。像他那样有才干的人怎么会被安排在一个较低职位上，这一点连我这个圈内人也百思不解。索迪尼当然就把这份只有一个空封套的卷宗退了回来，要求我们把材料补齐。可是，从部门A第一次下达命令至今，如果说没有几年，那也已经好几个月过去了。这事不难理解，因为按一般规律，文件递送途径正确，最晚一天之内可以到达收件部门，并在当天就办理完毕。如果文件一旦送错了地方——我们的组织非常出色，按规定必须积极去查找，否则就找不到了，那么……那么当然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因此，我们收到索迪尼的来函时，只能模模糊糊地想起这件事来。那时只有密芝和我两个人在工作，那位老师还没有分配给我，因此只有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才保存副本。总之，我们只能含含糊糊地回复说，对于招聘一事我们毫无所知，我们这里并不需要土地测量员。”
“但是，”说到这里，村长停了一下，仿佛他讲得起劲，离题太远了，或者至少是可能扯得太远了，“这个故事让您感到厌烦了吧？”
“不，”K说，“这故事真逗。”
村长紧接着说：“我讲它可不是为了逗您乐的。”
“这故事之所以使我乐，”K说，“只是因为通过这个故事我看到了这种可笑的杂乱无章的状况，在某种情况下它会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您还没有看到呢，”村长严肃地说，“我可以继续讲给您听。对于我们的答复，索迪尼自然不满意。我很佩服这个人，虽然他给我制造的麻烦不少。他这个人对谁都不相信，比如说，即使他认识某个人，在种种事情上都证明他是值得信赖的，可是下次他又不信任他了，好像他根本就不认识他，或者确切地说，似乎他是认识他的，知道他是无赖。我认为这是对的，一个官员就要有这种态度，遗憾的是，我这人的天性就是不能遵守这个原则，您看，我把这一切都开诚布公地告诉了您这个外乡人，我可不会别的花招。相反，索迪尼看到我们的答复就不相信。为此我们通了大量的信。索迪尼问：‘不用招聘土地测量员的事，你怎么会突然想起来？’我根据密芝出色的记忆力回答说，最初的建议是根据上面的安排提出来的（这是另一部门提出来的，这事我们早就忘了）。索迪尼反问：‘为什么你现在才提起这件公函？’我回答：‘因为我现在才想起来。’索迪尼说：‘这就奇怪了。’我说：‘这件事拖得这么久了，所以一时记不起来并不奇怪。’索迪尼又说：‘当然奇怪了，因为你记起来的那件信函没有了。’我说：‘信函当然没有了，因为全部材料都丢了。’索迪尼说：‘关于第一封信函总有一份备忘录的吧，可是现在备忘录也没有了。’到这儿我就没再说话，因为索迪尼的部门居然会出现差错，这事我既不敢肯定，也不敢相信。土地测量员先生，也许您心里在责备索迪尼，听了我说的这些，他起码应该想到去向别的部门查问这件事。要是这么做，那恰恰就不对了，我不愿您在思想上对这个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当局的一条工作原则是：绝对没有出现差错的可能性。因为整个组织工作做得十分完美，所以这条原则是有根据的，而且办事要达到极快的速度，也必须有这条工作原则。索迪尼根本不能到别的部门去查询，即使去查了，那些部门也不会给他答复的，因为他们立即就会注意到，准是出了什么差错，所以才来查询呢。”
“村长先生，请允许我打断您的话，向您提个问题。”K说，“您先前不是提到过有个监督机构吗，根据您所讲的这些来看，管理混乱到了这种程度，一个人要是想到监督都不能起到作用，那他的情绪一定很差。”
“您非常严格，”村长说，“但是您的严格即使增加一千倍，同当局对自己的严格相比，还是连边都挨不上。只有一个十足的外乡人才会提出您那样的问题来。到底有没有监督机构？有的，监督机构是有的。当然，它们的任务并不是去查究字面上很难听的所谓差错，因为差错是不可能出现的，即使偶尔出现一次，就像您的情况，谁又能肯定地说，这是一个差错呢？”
“这倒真是新闻！”K嚷道。
“对我来说，这是很旧的旧闻了。”村长说，“我跟您差不多，我自己也确信，是出现了差错。索迪尼对这件事非常失望，因此大病一场。我们很感谢初级监督机关，它们发现了这个差错的根源，并认为这件事确实出了差错。但是谁能肯定二级监督机关也会做出同样的判断呢？何况还有三级以及其他机关呢，它们是否都这样看？”
“兴许是吧，”K说，“这种种推测我还是不介入为好。这些监督机关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对它们自然还不了解。我只是认为，这里必须区分两件事：一是机关内部发生的事，以及事后官方所做的这样或那样的解释；二是我的真实身份。我虽然处在这些机关之外，但由于这个错误，我的利益受到这些机关的损害，而这种损害又毫无意义，所以我一直还不相信其严重性。关于第一点，村长先生您刚才所讲的恐怕已经很清楚了，而且您对整个过程了解得那么详尽，真令人吃惊。现在我也想听您说说我的情况。”
“我也正要谈呢，”村长说，“可是要是我不先说几句，您是不可能理解的。我现在就已经提到了监督机关，这未免过早了。所以，我还是先回到我同索迪尼的争执上来。我刚才已经说过，我的辩护渐渐站不住脚了。索迪尼倘若比某人稍稍占了一点上风，那他就已经取得了胜利，因为这样他的注意力就提高了，精力增加了，也更加沉着冷静了。这时，在被攻击者看来，他是极其可怕的，而在被攻击者的敌人眼里，他是非常美好的。只因为我自己在别的事情上体会过后一种情况，所以我能像自己经历过的那样来谈他。此外，我还从来没有亲眼见过他，他不能下山来，他的工作太多了，分不开身。我听人说，他的屋里大捆大捆的公文摞得高高的，像一个个大柱子，把四面墙壁都遮住了，这些还只是索迪尼正在处理的公文。因为一捆捆公文被不断取走，又不断加进来，而这一切又紧张地进行着，所以这些公文柱子也不断地倒塌，这种持续不断的、一阵阵哗啦哗啦的倒塌声恰恰成了索迪尼工作室的特征。是的，索迪尼是个工作狂，无论事情大小，他都以同样谨慎的态度来加以处理。”
“村长先生，”K说，“您总说我这件事是一件最小的事，可是它却使很多官员大伤脑筋。尽管开始的时候是件小事，但是通过索迪尼先生那类官员的热心参与，它却成了一件大事。可惜，这是违背我的心愿的，因为我的虚荣心不是要让涉及我的公文摞成一个个大柱子，再让它们哗啦哗啦倒下来。我的野心只是当一名小小的土地测量员，坐在一张小绘图桌边安安静静地工作。”
“不对，”村长说，“这不是大事。这方面您没有理由抱怨，它是小事情中最小的一件。工作量并不决定事情重要的程度。要是您那样以为的话，那您就太不了解主管当局了。就算工作量与事情的大小有关，那您这件事也是工作量最小的一件。就是那些一般的事情，也就是那些没有所谓差错的事情，工作量也要大得多，当然也有更多有益的工作要做。再说，您现在对您的事所引起的工作到底有哪些还一无所知，我先把这个情况告诉您吧。起初索迪尼不让我插手，但是派了几个官员来，每天都找一些村里有声望的人在贵宾饭店举行正式查询会。大多数人都支持我，只有几个人感到迷惑不解。土地测量问题很合农民的心意，他们估计，这里面一定有什么私下交易，做了什么手脚。他们还推举了一个领头人。索迪尼根据农民所说的理由，也认为：假如我把这个问题放到村民委员会上去讨论的话，大家不会都反对招聘一位土地测量员的。这样，原来认为不需要土地测量员这件不言而喻的事，现在起码是要好好考虑一下了。在这件事上闹得最厉害的是个名叫布隆斯维克的人，您大概不认识他，他这人也许不坏，却傻里傻气的，异想天开。他是拉塞曼的女婿。”
“是制革匠拉塞曼的女婿？”K问，并把他在拉塞曼家里见到的络腮胡子描述了一番。
“是的，就是他。”村长说。
“他老婆我也认识。”K信口说道。
“那倒可能。”村长说了这句就不吭声了。
“她很漂亮，只是脸色很苍白，有点病态。她大概是城堡里来的吧？”K半问半说道。
村长看了看钟，把药水倒在匙里，匆匆喝了下去。
“您大概只知道城堡里的办公机构吧？”K直率地问。
“是的，”村长说，脸上现出讥讽而又感激的微笑，“这些办公机构是最重要的。至于说布隆斯维克嘛，假如我们能把他逐出村子去，那几乎人人都会感到高兴的，而最高兴的是拉塞曼。但那时布隆斯维克有点影响力，他虽然不是演说家，却会大喊大叫，对有些人来说，这就够了。这样就迫使我只得把这事提到村民委员会上去讨论。讨论结果，起先布隆斯维克胜利了，因为村民委员会的绝大多数委员不愿讨论土地测量员的事。这件事也已经过了好些年，但是这些年来这件事一直没有平息下来，一方面是由于索迪尼的认真劲儿，他想通过处心积虑的调查弄清多数人及少数人这两部分人的动机；另一方面是由于布隆斯维克的愚蠢和野心，他在主管部门中有一些私人关系，他那异想天开的脑子不断想出一些新奇事来，让主管部门来过问此事。当然，索迪尼是不会上布隆斯维克的当的，布隆斯维克怎能欺骗得了索迪尼？但也正是为了不上当，才进行新的调查，新的调查还没结束，布隆斯维克却又想出别的花样来了，他的脑子很灵活，这也是他的愚蠢之处。现在我要谈谈我们管理机构的一个特殊性质了。与其精确性相适应，我们的管理机构也具有高度的灵敏性。某件事情如果长久悬而未决，虽然仍在继续讨论，但往往突然由一个事先未曾料想到的、事后再也找不到的部门迅速解决了，这样的解决虽说大多是正确的，但它的决定却是武断的。仿佛管理机构再也忍受不了同一件本身也许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带来的紧张和长年累月的纠缠，不用官员的协助，它自己就做出了决定。当然，这里并没有什么奇迹，准是某个官员提出了书面解决办法，或者做出了没有书面文字的决定。总之，谁也不知道，至少我们不知道，村里不知道，连部门都不知道这件事是哪位官员决定的，是出于什么原因决定的。监督部门要很久以后才知道此事，而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况且后来谁也不会再对此感兴趣了。我说过，这些决定大多是非常出色的，唯一让人恼火的，这也通常是由事情本身造成的，大家对这些决定知道得太晚。所以，对于这些本已早就做了决定的事情，这期间大家还在没完没了地进行热烈的讨论。我不知道，在您这件事情上是否也有过类似的决定——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要是有这样的决定，那么聘用通知一定寄给您了，您也就千里迢迢来到这里，花了很多时间，而这期间索迪尼还一直抓住这事不放，弄得他精疲力竭，布隆斯维克也在不断耍阴谋，我呢，受到两方面的夹击，苦不堪言。我只是说有这种可能，以下的事实倒是确凿的：这期间有个监督部门发现，多年以前部门A曾就聘用一位土地测量员的事征询村里的意见，但至今一直没有得到答复。最近还来问过我，当然现在整个事情已经弄清楚了。我的答复是不需要土地测量员，部门A对此也表示满意，索迪尼不得不承认，这件事不该他主管，当然他也没有过错，只是白白干了许多伤神费脑的工作。要不是各方面又有新的工作压了上来，要不是您的事只是件很小的事——几乎可以说是小事中的最小的事，我们大家都可以好好喘口气了。我以为，甚至索迪尼自己也可以舒坦一下了。只有布隆斯维克心里不高兴，不过只能让人感到可笑罢了。这件事情愉快地了结了，而且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可您现在突然出现了，看来这件事好像又得从头开始。请您想一想，土地测量员先生，我是多么失望。我已经下了决心，就我来说，绝不让这事再闹腾一遍，这一点您大概是会理解的吧？”
“当然，”K说，“可是我更加清楚的是，现在这里有人正在我的事情上滥用职权，甚至是滥用法律。我将不遗余力地来维护自己。”
“你想怎么做呢？”村长问。
“这我还不能透露。”K说。
“我并不想硬逼您，”村长说，“我只是请您考虑，我是您的——我不愿说是朋友，因为我们完全不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是您的公务上的朋友。只不过录用您当土地测量员这件事，我是绝对不同意的，至于别的事情您可以信赖我，随时找我帮忙，当然是在我不大的权力范围之内。”
“您老是在说该不该录用我当土地测量员的问题，”K说，“但是我确实已经被录用了呀。这是克拉姆的信。”
“克拉姆的信，”村长说，“有克拉姆签字的信，那是很珍贵的，值得尊敬的。这签名好像是真的。否则——我不敢单独对此发表意见。密芝！”他喊道，接着又说，“你在干什么呢？”
两位助手和密芝，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注意他们了。他们没有找到要找的文件，因此就想把这些东西归放到柜子里去了，但由于文件太多太乱，所以还没有放进去。两位助手忽然灵机一动，想出一个办法，现在正在忙活。他们把柜子放倒在地，把所有公文都统统塞了进去，随后便和密芝一起坐在柜门上，想这样把文件慢慢压进去。
“那么，这份文件没有找到，”村长说，“很遗憾，不过事情的来龙去脉您已经知道了，其实也用不着文件了，再说文件肯定还是会找到的，说不定是在老师那儿，他那里还有很多文件呢。密芝，把你的蜡烛拿过来，把这封信给我读一读。”
密芝走了过来，在床沿上坐下，倚在强壮的、精力旺盛的丈夫身上，她丈夫则把她搂着，她显得更加苍白、更加细小了。现在烛光只照着她的脸，脸上的线条清晰而严肃，只是由于年纪大脸上有些衰萎，因而线条不太鲜明了。她把信才瞥了一眼，便把两只手合在了一起。“克拉姆写的。”她说。接着他们两个人便一起读信，互相悄声交谈几句。这时，两名助手高喊了句“棒极了”，因为他们终于把柜子门给关上了，密芝以感激的目光默默地望着他们。最后村长说：“密芝完全同意我的意见，现在我敢把我的意见说出来了。这封信根本不是公函，只是一封私人信件。这从信上第一句称呼‘尊敬的先生’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了。另外，信里没有一个字说您已经被录用为土地测量员了，信里谈的只是一般的差事，而且就连这一点信里说的也没有约束力。信里只是说‘如您所知’您受聘了，也就是说，要证明您已受聘这个任务得由您来负责。最后，这封信又从官方的角度专门指定我这个村长作为您的直接上司，并让我把一切具体事宜告诉您，关于这一点，绝大部分刚才已同您说了。一个善于阅读公函的人，因此更懂得阅读非公函信件，对他来说，事情是最清楚不过的了。您是外乡人，不知道这些，对此我并不感到奇怪。总的来说，这封信只表明，克拉姆本人对录用您去伯爵府上当差这件事是表示关心的，也就仅此而已。”
“村长先生，”K说，“您对这封信的解释真是好极了。照您这么一说，这封信只是在一张白纸上签了个名而已，完全没有别的内容了。您注意到没有，您把克拉姆的名字，这个您表面上非常尊重的名字，贬低到了何种程度？”
“您误解了，”村长说，“我并没有曲解这封信的意思，我的解释并没有贬低这封信，而是恰恰相反。克拉姆的私人信件当然比公函重要得多，只不过您加给它的那种重要性，恰恰是这封信所没有的。”
“您认识施华茨吗？”K问。
“不认识，”村长说，“你或许认识吧，密芝？也不认识？不，我们不认识他。”
“这就怪了，”K说，“他是一位副守卫的儿子。”
“亲爱的土地测量员先生，”村长说，“我去认识所有副守卫的所有儿子干吗？”
“行，”K说，“那您得相信我的话，他是一位副守卫的儿子。我刚到的那一天就同这个施华茨发生了令人气恼的争吵。后来他就打电话到名叫弗里茨的副守卫那儿去询问，得到的答复是：我是聘来的土地测量员。这您又如何解释呢，村长先生？”
“很简单，”村长说，“您还没有同我们的主管部门接触过。您的那些接触全部都是虚假的。因为您对情况一无所知，所以就把这些接触当成真的了。关于电话嘛，您看，我同主管部门的联系够多了吧，我这里就没有电话，像旅店那类地方，电话可能很有用，就像音乐自动播放机差不多，更多的作用就没有了。您在这里打过电话吗？打过？那么，您也许就理解我的话了。在城堡里电话的作用发挥得非常出色。人家告诉我，那里一天到晚都在不断打电话，这当然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那种连续不断的电话，在这里的电话机里听起来是一阵嗡嗡声和歌声，这些声音您肯定已经听到过了。但是，这种嗡嗡声和歌声才是这里的电话机传送给我们的唯一正确和可以相信的东西，别的都是骗人的。往城堡里打电话并没有专线，也没有可以把我们的电话接过去的总机。从这儿往城堡里挂电话，那里所有最基层部门的电话机全会响起，或者说所有的电话机都会响起来。要是不响的话，我可以肯定，那是因为几乎所有的电话机的铃都被摘下来了。但有时也会有某位官员疲倦了，需要消遣一下，特别是在晚上或夜里，于是就把电话机上的铃装上，这样，我们就得到了回话，当然这回话不过是开个玩笑而已。这也是很可以理解的，深更半夜，谁敢为了自己私人的一点小小的犯愁的事而用电话铃声去打断他们一直在迅速进行的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不理解，比如说一个外乡人打电话给索迪尼，他怎么能相信接电话的真的就是索迪尼呢？很可能是另一部门的一位小文书呢。相反，要是有人给小文书打电话，接电话的却是索迪尼本人，当然这种情况是很难碰到的。不过，万一碰上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是，没等对方说话就跑开。”
“这些情况我当然没有看到。”K说，“这些具体情况我并不知道，电话里讲的事我并不太相信。我总觉得，事情只有城堡里的人直接知道，或是直接报告给了城堡，那才具有真正重要的意义。”
“不对，”村长抓住了一个字眼不放，说，“电话里的回答也完全可以具有真正重要的意义。为什么不能有？城堡里官员所做的答复怎么会毫无意义呢？这一点我在看克拉姆的信的时候就已经说过。信上的话一句也不具有官方的意义，您要是认为这些话具有官方意义，那就错了。相反，信上的话是友好的还是敌意的，其私人意义却是很大的，往往比公函的意义要大得多。”
“好吧，”K说，“假如果真如此，那么我在城堡里该有很多好朋友啰。仔细想来，多年以前，那时哪个部门忽然心血来潮，要聘用一位土地测量员。这样说来，这对我是个友好的行动，随后就是一步接一步地走下来，直到这个倒霉的结局，把我诱骗到这里，又以撵我走相威胁。”
“您的看法有一定道理，”村长说，“您认为对城堡里的说法不应从字面上去理解，这一点您是对的。到处都得小心，不仅仅是这里，碰到越是重要的意见，越是要小心。至于您说是被诱骗来的，对此我不理解。如果您仔细听我的解释，那您就一定会明白，关于把您找到这儿来的问题，不是我们在这里经过一次短短的谈话就可以回答的，这个问题非常复杂。”
“那么现在的结论是，”K说，“一切都还不明确，也无法解决，包括把我撵走的问题在内。”
“谁敢把您撵走，土地测量员先生？”村长说，“正因为聘您来这儿的问题还不清楚，所以才会对您那么客气，只不过在您看来确实太敏感了。这里是没有人挽留您，但这并不等于要撵走您呀。”
“噢，村长先生，”K说，“这会儿把有些事情看得那么一清二楚的又是您。我还要给您举出几条要留我在这里的理由：我做出了离乡背井的牺牲，艰苦的长途跋涉，我因受聘于这儿而怀着有充分根据的希望，目前我身无分文的窘迫，现在我已不可能重新在家乡找到相应工作的处境，还有最后一条，绝不是无关紧要的一条，那就是我的未婚妻是当地人。”
“噢，弗丽达，”村长毫不惊奇地说，“我知道，但是无论到哪儿，弗丽达都会跟您去的。至于其他几点嘛，这里当然要给予一定的考虑。我一定向城堡里报告。一旦有了决定，或者在做出决定之前还需要询问您的话，我会派人找您来的。您同意吗？”
“不同意，绝对不同意，”K说，“我不要城堡的恩赐，我只要求得到我的权利。”
“密芝，”村长对他的妻子说，她还一直坐在他身边紧紧倚着他，沉于梦幻似的手里摆弄着克拉姆的那封信，并把它折成了一只小船。K大吃一惊，一把从她手里把信夺了过来，“密芝，我的腿又开始痛了，我们得换绷带了。”
K站了起来。“现在我要告辞了。”他说。“好吧，”密芝说，她已经准备好一张膏药，“这儿过堂风也太大了。”K转过身去，他的两位助手还在极不合时宜地拼命为密芝效力，这时听到K的话，马上去把两扇门打开。为了不让强烈的冷空气吹进病房，K只好匆匆向村长躬身告别。接着他便拉着两位助手走出屋子，并迅速把门关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