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内容简介
山清水秀的钱塘江沿岸，分布着星罗棋布的村落，1927年侵华日军登陆杭州湾前夕，有一位名叫郑铁头的年轻人，在九坝村成立了一支武装，被浙江省军管区任命为小队长，他们摩拳擦掌准备保卫杭州湾。他的姆妈冯桂子从小奶过两个孩子，一个叫郑福土，是郑宅绅士郑大杭的孙子；一个叫马春秀，是郑宅三姨太太的姨外甥女。郑铁头爱上了马春秀，他俩的狂恋很快地传遍整个村落和杭城。郑铁头和奶弟郑福土在一次为浙江省军管区押送物资时，和土匪冲突，郑铁头落入兰江，大家都认为他牺牲了。奶弟郑福土回来后开始追求奶妹马春秀。郑福土的爹爹（爷爷）郑大杭为了遏止这种行为，便偷偷把马春秀卖到上海去了。郑福土和爹爹（爷爷）大吵一架，率队员赴上海救回马春秀。二人晚上举行婚礼时，郑铁头率领一支收编的队伍回来了。失望之际，郑铁头还是成全了奶弟郑福土和奶妹马春秀的婚事。
郑铁头的姆妈、阿爸怕儿子和马春秀再有纠缠，便替他娶了一位杭城大律师之女阿巧为妻，而贤淑的阿巧，也受到全家人的喜爱。在成长的过程中，郑铁头加入杭州地方共产党组织，率领这支地方武装打击和日本人勾结的土匪、抓日本特务，和侵华日军抢潮头鱼，与侵华日军面对面拼过刺刀。后来，郑铁头的姆妈、阿爸、妻子阿巧和妹妹阿花，均被侵华日军飞机炸死了。侵华日军偷袭登陆杭州湾，几支地方武装保卫杭州湾的战斗失败，奶弟郑福土被俘，马春秀又回到了郑铁头的身边，成为抗日情侣。小说全部重大而多方面的内容都是通过郑铁头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经历而联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尤其叙述了我党在地方武装中的活动和影响，使郑铁头从九坝村小队队长、钱塘江中队中队长、钱塘江大队大队长、杭州地方武装独立团团长，成长为我党领导的浙东第三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独立支队支队长，他的形象得到小说里最多方面深入细致的描写，在他身上倾注着作者的全部思想和艺术激情。
2.美学追求
长篇小说《潮涌钱江》的审美体验，艺术的构成了该长篇小说的审美特质亦即美学追求。也就是说，作者审美体验的理论，实际上折射出了希望接通中国文学传统的精神血脉，希望在古典与现代之间架设一条有益的桥梁的美学理想。
现在，以抗战为题材的作品，层出不穷，但大多是以英雄人物为主人公，歌颂他们高尚的品质、为抗战献身的英雄主义精神和艰苦奋斗的英雄事迹。这样一批文学，多有“应命”文学的痕迹，塑造人物上有“高、大、全”式的弊病，虽然自称“现实主义”，但都具有粉饰和拔高的不“现实”的通病。而长篇小说《潮涌钱江》却是一个例外，作者从另外一个美学视角展现了较为真实的抗战，也就是说，是从“人”的角度来审视抗战的，而不是从演绎的角度来拔高“人”的。在这里，作者的现实主义与人道主义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继承并发展了中国文学道德意识与审美意识相结合的美学传统，以一个艺术家全部的良知，直面现实，怀着深厚的人道主义同情，谱写了一曲悲壮主题的近代史诗。为了实践这种人道主义追求，在长篇小说《潮涌钱江》中，作者运用了真正的现实主义原则，即：不粉饰现实、不拔高人物、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这几点说起来虽然简单，但万马齐喑的中国文坛却是非常勇敢和难能可贵的。文学情怀说到底是一种人文情怀。作者一贯坚持艺术真实要遵循生活真实的原则，坚持做一个有文学情怀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崇德笃学的人，一个为文学艺术献身的人。作者曾经是一位新闻工作者，也是一位大学教授，他的文学情怀，他的艺术视角，对于他如何思考人生，关注抗战时期江南农村状况和农民命运，在描写不同历史阶段农民的肉身生存体验方面一脉相承。挖掘这种描写的文化蕴含，以及这种描写所塑造的抗战时期的政治和文化典型，使他的《潮涌钱江》能够清晰地把握中国近代乡土人生的发展轨迹，看到现实主义在中国作家群中的历史演变，并了解对现代现实主义文学特有的贡献，敢于面对现实，敢于秉笔直书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这是作者艺术的良知，也是他在现实主义美学上的独创性。
3.主题：
相对于波澜壮阔的抗战题材而言，个人不过是旋涡中的一滴水。滚滚向前的时代车轮在行进的路上，不可避免地要碾碎许多个人的美梦。在长篇小说《潮涌钱江》中，作者正是以悲悯的情怀，通过描写主人公郑铁头与时代的复杂关系，从普通人的角度反观大时代里的大变动，从而唱出了一首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壮歌。长篇小说《潮涌钱江》全书十三章，50万余字，据统计共写了近百人。而在这样宏大的篇幅中，主人公郑铁头的命运始终处于小说的中心位置。郑铁头有两大追求，一是作为共产党人的荣誉，二是爱情与婚姻。而在爱情与婚姻方面，他的结局是曲折的。在个人生活中，他动摇于妻子阿巧与奶妹马春秀之间，使这两个都深爱他的女人为他而焦虑痛苦——阿巧怀疑丈夫的不忠，甚至想远赴延安而去；马春秀在与郑铁头的感情纠葛中，违心地和自己不爱的郑福土生活在一起，受尽磨难。在这支地方武装视为天职的战斗生涯中，郑铁头加入中共杭州地方党组织，义无反顾地坚决贯彻执行我党在地方武装中的活动和影响，使自己从九坝村小队队长、钱塘江中队中队长、钱塘江大队大队长、杭州地方武装独立团团长，成长为我党领导的浙东第三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独立支队支队长，他的形象得到小说里最多方面深入细致的描写，在他身上倾注着作者的全部思想和艺术激情。尤其是郑铁头落入兰江，身陷土匪围困的穷途末路之际，他不顾生命危险，力陈抗日大义，把一支贫苦农民组成的土匪队伍收编为抗日武装，壮大了杭州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
1932年元月，第一次淞沪抗战暴发，上海的守军第十九路军几乎没有棉衣，将士身着单衣，短裤露膝，在冰天雪地里同日军作战。不仅衣着没有，而且武器装备也不足，尤其战役开始后，明显感觉到手榴弹供应不上，国民党中央政府更是始终不予以回应，只好发动上海和近在咫尺的杭州民众赶制土制手榴弹。杭州民众踊跃支前，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支援第十九路军抗战的运动。虽然十九军开始没有后退并且取得了一定战役成果，但是在陈铭枢的电报下，蒋光鼐和蔡廷锴下达了停止进攻的命令。所有将士都不相信这道命令，认为是通信员误传，甚至认为通信员是奸细，不断将通信员扭送军部或者求证命令的真实性。得知真的停止进攻后，不少将士嚎啕大哭，有的人抱起步枪冲向了日军阵地，随着几声枪响，倒在血泊中。第十九路军浴血英勇抗战的事迹，深深感染了杭州人民。在杭州城乡逐渐形成了带有相对自治性质的民团组织，他们是当地军队兵力的主要来源，抗战前夕开始成为特殊的地方武装阶层。特殊的历史一方面使地方武装保留了许多封建思想，另一方面又使他们酷爱自由，粗犷善战。可以说，杭州地方武装最大的矛盾是：内心向往自由，身份上又是国民党地方当政镇压自由的工具。郑铁头就是在矛盾的地方武装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个青年代表，他有责任感、有良心，有地方武装特有的群体归属意识，也有自己桀骜不驯的性格。地方武装自身的矛盾性决定了郑铁头不在迷惘，他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荣辱与沧桑，第一次淞沪抗战吹响的号角，在硝烟弥漫中应声倒下的一个个鲜活的十九路军战士的生命，都在他心中掀起波澜。在萧山南阳与日军的遭遇战中，他勇猛地挥刀砍杀了三个十六、七岁的日本兵，之后又趴在地上大哭起来：“我杀死的还是小伢儿呀？造孽呀，让豁闪之雷劈死我吧。”
几乎是叙事特征的长篇小说《潮涌钱江》是一部诗画般的小说。所谓诗画，是指比较全面地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和人民生活，具有结构复杂、画面广阔、内容丰富、意义深刻等特征的长篇叙事作品。这部作品所涵盖的时间很短，约从1937年的8月至11月中旬，所触及的空间从怒潮彭湃的钱塘江的乡村到硝烟弥漫的杭州湾战场，从混乱的浙江省军管区到杭州城区的大街小巷，从侵华日军侵入的上海到金华、临安等中小城市。而这种广阔的时空性质又不同于其他的史诗性作品。同样是规模宏伟、气象万千的长篇巨著，与一些开放性结构的小说不同，长篇小说《潮涌钱江》具有的是一种纺锤性的网络结构，其纺锤的中轴乃是支配作品情节发展和人物命运拓宽的历史潮流。历史与人物命运的勾连处则是战火纷飞、狼烟遍地的抗日战争，其主要网络体系乃是主人公郑铁头驰骋疆场的足迹。简单而言，作者没有如一些作家那样样，高屋建瓴地给历史的来龙去脉以高度理智的分析；也不象一般的史诗性作品，把故事放在大事年表上，犹如在写什么历史的编年体讲义。作者本人隐退在叙事之后，隐退在主人公之中，这样一来，作者与作品中的人物同命运、共呼吸，就象实际生活中一样，他和主人公一起欢笑，一起哭泣。可以说，作者的视角与主人公的视角一致，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艺术视角，也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视角。因为从真实的角度来衡量，人活在历史之中，但历史事件只有与个人命运相交织，方才显现出历史对于个人的真实面貌。简而言之，长篇小说《潮涌钱江》之所以是现实主义杰作，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史诗性与独特个人视角相结合的艺术特色。
4.长篇小说《潮涌钱江》杭州方言的运用
方言，是人类自我认知的试金石。在长篇小说《潮涌钱江》里，作者确实在有意识地建构属于他自己的美学世界。这个美学世界在地理学意义上划定为杭嘉湖平原的杭州城乡，作者在这个地域里寻找灵感、故事和人物。他在这里不是还原一个故乡，而是创造出来一个故乡。其中运用了大量的杭州方言——杭州是个方言岛，非典型的吴语从古至今都不是文学作品的宠儿。不管怎么样，用杭州方言进行创作，作者倒也算是第一人了！杭州老城区的方言，是江南吴越地区最好懂的一种地方话。杭州话的本质，是一种吴语，说的人虽少，却是吴语一宝。吴语受北方话影响，北方话也受吴语的影响，既不同于现在的北方话，也不是什么“纯粹”的吴越土语。在江南，只有杭州话保留有这样的特点。——杭州话所以那么好懂，就是因为它曾经是一种官方语言，它是唐宋官话与吴越方言交融的结晶，是北宋以后江南官话的代表。
南宋迁都临安后，杭州话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外来人口中以汴京（今开封）为最多。据《咸淳临安志》，从乾道到咸淳的一百余年间（1165-1274年），临安府治所钱塘、仁和两县人口数量增加了三倍多。可以推测，南宋时期临安城里的居民绝大多数是北方移民。由于人口数量众多，加上政治、文化等因素的作用，移民所带来的北方话对杭州话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促使它变成一种带有众多官话色彩的方言。
长篇小说《潮涌钱江》里出现的方言构成了风格迥异而又肌理一致的民俗民风和人文语境，使我们的传统文化出现了多姿多彩的地缘性。应该说，长篇小说《潮涌钱江》正因为使用方言，才让读者感受到逝去的旧杭州的世界，展现独特的地域文化。作者认为，“文学中方言不仅是一种表达的工具，而代表了作者的生命体验和思维方式，体现作者的“想向读者敞开的世界”，如果变成普通话写作，会丧失原有的调性和韵味。”文学作品以塑造人物形象为重心，口语、对话以及使用的词语正是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巧妙运用方言能更好地体现人物性格，同样也能体现出方言的特色和魅力。
在长篇小说《潮涌钱江》里，作者大量使用杭州方言，但他本人却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作者本人的钻研学习精神可见一斑。作者说，“杭州方言里有厚重的历史，许多方言记载和保留了古汉语的特色，不仅是发音（入声），就是在语义方面也有历史的色彩。小说作为文学的基本形式，要恰当地展现历史和民族的文化脉络，仅仅使用规范的语言是不够的，其手段和目的也是不和谐的。只有纯正、地道的方言才能把那种民族的文化的味道完完全全地表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