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就是这么个刘峙，竟在中原战场即将爆发大战的1948年5月被任命为国民党徐州“剿总”的总司令。为什么？这其中有以下几个原因：（一）由于国民党军队中讲资历、讲关系，派系严重，等级分明，要找一个能指挥得动几百个将军、几十万人马的人，在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中并不容易。在当时的中原战场上，蒋介石既然设了两个“剿总”，其中华中“剿总”的总司令是桂系首领白崇禧，则徐州“剿总”
的总司令必须是资格老、级别高，属于蒋家直系、能与白崇禧相抗衡的人。（二）这个时期，国民党直系部队的兵团司令和军长的这一级，绝大多数都是黄埔学生，他们的长官，最好是当年黄埔的教官这一个级别的元老，方能有些威信。（三）这个人必须要对蒋介石忠心耿耿，要对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毫不怀疑，坚决支持。在当时，具备上述三个条件的人选的确不多，在号称国民党军队的“五虎上将”中，只有蒋鼎文、刘峙二人可派。蒋介石也曾经考虑过当年曾经当过孙中山副官和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队队长、抗日战争中当过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蒋鼎文。可是考虑到蒋鼎文生活糜烂，日嫖夜赌，不大理公事，当年在西安担任陕西省主席时为强行娶京剧名角粉牡丹而闹得满城风雨，在部下面前大失威信。再加之这时国民党的高层领导整个出现变动，陈诚在内战中接连失利，被迫下台，何应钦上台就任了国防部长。由于刘峙和何应钦的特殊关系，于是就选定了刘峙来担任徐州“剿总”的总司令。当刘峙的任命宣布之后，国民党军界内部议论纷纷，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徐州是南京的大门，应派一员虎将把守；不派一虎，也应派一狗看门；今派一头猪，眼看大门会守不住。”这话当然也传到了刘峙的耳朵里。在一次高级军官会议上他竟然这样说：“有人说我刘某不是虎，不是狗，而是一头猪。是的，我就算是一头猪。要知道，猪平时是不动的，可是如果有谁把猪逼急了，猪真的发起威来，猪的牙齿是会把什么都咬碎的。”
这里谈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对于刘峙这一头蠢猪式的“福将”，我华东野战军的政工干部也十分了解。为了鼓舞广大官兵进攻徐州、奋勇杀“猪”，当时在鲁东南地区曾经广为张贴的传单中，有一张是这样写的：
国民党在徐州，来过三员大将。前年来的叫薛岳，打了败仗撤掉了。去年来了顾祝同，庸碌又无能，我们把他赶走了。
今年来的叫刘峙，他是有名的大笨猪。我们要想生活过得好，就要勇敢上前，打开徐州去杀“猪”。
对于刘峙这样的“福将”，蒋介石和何应钦心中当然是很清楚的，让他出任徐州“剿总”的总司令，其主要目的是要刘峙利用他的资历和人缘把队伍组合起来，门面撑起来，秩序建立起来，而不可能指望刘峙能为蒋介石和何应钦打胜仗，因为刘峙上任时只是准备打仗而还没有打起来。对于刘峙自己来说，他也并非没有一点自知之明，知道在他的学生一辈的中年将领中有一些比他更能指挥作战的人，他也需要利用这样的人。所以他上任之后，就接受了由杜聿明出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的任命，并让杜聿明兼任第二兵团司令，让他的这位学生来助他一臂之力。
杜聿明从东北战场上灰溜溜地下来之后，一直在上海养病，1948年7月到徐州上任，就碰上了解救济南之围的难题。济南失陷之后，他正在为如何保卫徐州而犯难时，10月15日，突然又是被蒋介石派去解救东北蒋军即将全军覆没的危机。这时，徐州局势已经相当紧张了，真正打起仗来怎么办？蒋介石和何应钦心中有数，真正打起来了，作为大局上的指挥员并不是徐州的总司令，而是南京的蒋介石自己，只需要到时候任命一位能打仗的黄埔学生来做副总司令，忠实地贯彻蒋介石的意图，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就行了。这种人事安排是蒋介石多年来的一贯做法，作战时越级指挥下级是蒋介石的一贯作风。在东北战场上，任命卫立煌做总司令其实也是如此，其主要目的是要让卫立煌以他曾经是东北主力部队几位军长过去的老上级的这一优势来服众，真正打起来之后，蒋介石一直是在越过卫立煌直接指挥。现在的中原战场上，蒋介石的打算仍然是任命一个黄埔学生来做副总司令，以便全面地贯彻和执行他这位校长（在国民党军队中，凡是出身黄埔的高级将领，当着蒋介石的面，都是称蒋介石为校长，以示自己是天子门生，真正嫡系，蒋介石也乐意这种称呼）的意图与命令。在当时的黄埔系军人中，在何应钦心中已经选定到徐州指挥作战的合适人选有两个，一个是杜聿明，另一个是宋希濂。只要中原大战打响，就把这二人之中的一个调来做刘峙的副手，担负指挥作战的实际责任。这两位中将级兵团司令是当时国民党军队中黄埔学生出身将领中的佼佼者，能打仗，其身份地位比他其他同学要高出一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这两人都对陈诚十分不满，都是国民党军队中何应钦派的骨干。
蒋介石在密切注视着中原战场。杜聿明或宋希濂到徐州上任之时，也就是中原决战打响之时。
四、从“小淮海战役”到“大淮海战役”
1948年9月24日，我华东野战军攻克华东重镇济南，活捉了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山东省党政军统一指挥部主任王耀武，山东省基本上全部解放。到这时，任何人都会明白，华野兵锋所指，必然就是紧接着山东边界的徐州。但是，这时的徐州是国民党中原战场上屯兵最多的军事枢纽，不是随便就可以打的。所以，这一战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打和如何打的问题。
就在9月24日这一天的早上，当我华野已经突入济南城的东南角和西南角，向济南城中做纵深发展进行巷战的时候，华野代司令员兼政委粟裕向中央军委发出了一封电报，电报同时也报华东局和中原局，“建议立即进行淮海战役”，因为，如果“全军即进入休整，如此对部队有好处，但易失去适宜作战的秋凉气候和济南失守后加于敌人之精神压力”。为此他向中央提出了三个方案：（一）举行淮海战役，就是乘徐州南边地区的淮安、淮阴一带敌人力量空虚，由华野的苏北兵团（即第四兵团）攻占淮安、淮阴、高邮、宝应等运河沿线城市。华野其他部队此时须在宿迁一线布防，严防徐州之敌向南援助。等到运河沿线城市解放之后，再向东进攻，解放海边的海州和连云港。此战结束之后，徐州的南边和东边地区就基本上被我控制，而北边和西边早已是我军控制地区，徐州就处于我军的四面包围之中。这时我军再作休整，准备下阶段更大的战斗。（二）只打海州、连云港地区，解决徐州东面的敌人之后，部队即进行休整。这样打可以使部队较早得到休整，但对今后攻打两淮不利，因为敌人可能向两淮增兵。（三）只歼灭敌人从徐州向济南方向增援之敌，但如果敌人不来增援，就无法消灭敌人。在上述三个方案中，粟裕自己认为以第一方案为最佳。
这时，粟裕虽然只是在计划华野在济南战役之后如何打的问题，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如何对付徐州刘峙集团的问题，提出了打“淮海战役”，即如何解决淮河流域到海边这一片军事要地上的国民党军队的问题。
粟裕把他的这份电报同时也发给了中原野战军的刘伯承和陈毅。9月25日，也就是粟裕发出电报的第二天，刘伯承和陈毅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明确表示，“济南攻克后，我们同意乘胜进行淮海战役，以第一方案攻两淮，并吸引打援敌为最好”，支持粟裕的第一方案。
就这样，日后名震全国的“淮海战役”这四个大字放到了毛泽东的面前。
毛泽东在西柏坡认真考虑了粟裕的方案。在毛泽东的心中，当然想到了华野拿下山东全省之后下一步如何打的问题，他当然也认为淮海战役是必然要打的，是顺理成章之事。所以，毛泽东在9月25日这天立即回电粟裕和当时的华东局书记饶漱石：
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目前不需要大休整，待淮海战役后再进行一次休整。淮海战役可于10月10日左右开始行动。你们应利用目前半月时间，使攻济部队获得短时休息，然后留一个纵队位于鲁西南，起牵制作用，吴化文亦应移至鲁西南（按：这是指在济南战役中起义的吴化文部），其余全部南下，准备进行几个作战：（一）估计不久邱清泉兵团将退回商丘、砀山地区，黄百韬兵团将回至新安镇、运河车站地区，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二）歼灭两淮、高宝地区之敌，为第二个作战；（三）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为第三个作战。进行这三个作战是一个大战役。打得好，你们可以歼敌十几个旅，可以打通山东与苏北的联系，可以迫使敌人分散一部兵力去保卫长江，而利于你们下一步进行徐州、浦口线上之作战。因此，你们应在10月10日以前做好有关这一战役的充分的准备工作，要开一次像上月曲阜会议那样的干部会，统一作战意志，调整内部关系。
从上述电报可以明显地看出，对于这一仗应当怎么打，当毛泽东刚刚接到粟裕的电报时，他的决定是先打黄百韬兵团。这是因为，在徐州地区的敌军之中，3个绥靖区的部队不是机动兵团，也不是蒋军主力，可以先放在一边，以后顺便来解决。在4个机动兵团中，黄百韬兵团距徐州最远，其东边就是大海，对我军的攻击行动很有利。另外，黄百韬兵团在蒋军中不算嫡系，如果被我围攻，其他几个兵团不大可能进行拼死相救。根据这种考虑，作为一个卓越的军事家，毛泽东很快就作出了先打黄百韬的决定，所以他在上述电报中明确告诉粟裕“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
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的几个估计都完全正确，就在3天之后，黄百韬兵团的确就到了新安镇地区，邱清泉兵团也的确就到了商丘地区。这就是说，无论是粟裕，还是毛泽东，这个时期在心中所考虑的“淮海战役”，并不是后来实际进行的淮海战役，我们可以姑且称之为“小淮海战役”，其目标是夺取两淮（淮安、淮阴）和海州（这也就是当时称之为“淮海战役”的原因），占领徐州的东边和南边的部分地区，打通山东和苏北解放区之间的联系，威胁长江北岸，为下一步在徐州、浦口一线作战创造有利条件。所以，9月28日，毛泽东在给粟裕的电报中指出：
黄兵团调回新安镇地区业已证实。你们淮海战役第一个作战，并且是最主要的作战，是钳制邱、李两兵团，歼灭黄兵团。新安镇地区距离徐州甚近，邱、李两兵团赴援甚快。
从这封电报中完全可以看出，这里所考虑的淮海战役，其规模是“比睢杞战役也可能要大”，“最主要的作战”只是“歼灭黄兵团”，这不是后来决战淮海的那一场淮海战役。不过，首先要消灭黄百韬兵团，这一点却一直是没有过任何变化的。
这个时候中原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为了准备对付我华东野战军的进攻，已经组成了一个以徐州为中心的纵深防御体系，其部队的编制与年初已经有所不同。徐州“剿总”所指挥的有4个机动兵团、3个绥靖区的部队，这些部队在1948年9月的分布是：黄百韬的第七兵团有4个军，分布在徐州以东陇海线上的新安镇地区。李弥第十三兵团有两个军，在徐州以东陇海线的曹八集地区，距徐州较第七兵团更近。邱清泉的第二兵团有三个半军（第十二军只有两个师），在徐州以西陇海线上的黄口、砀山地区。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有3个军，距徐州稍远一点，在徐州西南的蒙城地区。作为徐州“剿总”直属的还有第七十二、第一○七、第一一五3个军。李延年的第九绥靖区有第四十四军，驻在东海边上的海州。冯治安的第三绥靖区有第五十九和七十七两个军，驻在徐州东北的韩庄、台儿庄地区。刘汝明的第四绥靖区有第五十五、第六十八两个军，驻在徐州西边陇海线上的商丘地区。除了上述部队之外，原来属于武汉“剿总”的黄维第十二兵团的4个军已经向平汉线移动，用于牵制我中原野战军，支援徐州。以上共有24个军约70万人，加上部分其他军事力量，总兵力超过80万人。在济南失守之后，蒋介石知道徐州即将成为我华东野战军的主攻目标，他必须“坚固两淮、徐蚌”，遂命令刘峙将太靠北的菏泽、定陶一带的军队全部南撤，用于以徐州地区为中心的“攻势防御”。
这时，我军能用于徐州战场的部队是华野的16个纵队、中野的7个纵队，有兵力51万人。华东军区和中原军区的地方部队有21万人，共约72万人。虽然华野的兵力要少于刘峙集团，但是如果把华野和中野这两支大军联合起来使用，就将是另一个局面。正如当时担任中野参谋长的李达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说：“从打郑州开始，淮海战役即成为华野、中野两支大军共同执行的任务了。正如邓政委引用毛泽东主席说过的一句话：两个野战军联合在一起就不是增加一倍力量，而是增加了好几倍的力量。”
毛泽东已开始制定一场空前规模的大战蓝图。这场大战，双方将投入150万以上的兵力在中原逐鹿。下面是毛泽东将“小淮海战役”逐步发展为淮海决战的“大淮海战役”的简明时间表：
10月11日，毛泽东给华东局和华野、中原局和中野的电报（也是后来收在《毛泽东选集》中的《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一文）中指出：
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为达到这一目的，应以两个纵队担任歼灭敌一个师的办法，共以六个至七个纵队，分割歼灭敌二十五师、六十三师、六十四师。以五个至六个纵队，担任阻援和打援。……以上部署，即是说要用一半以上兵力，牵制、阻击和歼敌一部。
在这里，毛泽东特别强调了把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强调要以绝对多数去有把握地将敌人各部分别予以全歼，不打破袭战，不打击溃战，更不把争城夺地放在心上。在这里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就是强调打援的重要性。除了上述指示以外，在关于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作战的指示中，也再次强调要以“主力担任打援和钳制”。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叶剑英在《伟大的战略决战》中是这样讲的：
敌人重兵密集，便于机动，增援迅速。若要攻歼其任何一部，必须首先拦住敌人的援兵，才能赢得时间，保持主动。这是华东战场与其他战场截然不同的特点，也是影响战役胜败的关键。
以后战事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预料，淮海战役中的主要战斗并不是围歼，而是截击与阻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