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季，各种奇葩新闻满天飞，考生家长和广场舞大妈两支最强悍队伍展开较量；考场旁边的钟点房要价两千一晚上；因为认为电梯噪音影响考生休息，家长要求15层高楼住户全部拾级而上；某县城，考生家长对着佛像一步一叩头，烧天价香……
从这些轰轰烈烈的新闻里，我看到的是两个字：恐惧。我没有经历过这种恐惧，在离它一步之遥时，我逃开了。
起初，是物理课上和老师的一个小小龃龉，下课时我做出了重大决定——退学。这是1994年初，我读高二。表面上看，我是负气离开，但我始终都明白，课堂上的这个小风波，不过是将长久的困惑推向紧要关头。
从进入高中起，我都不太清楚我坐在这里干什么。以我当时偏科的程度，不大可能考上像样的学校。接下来的情况可以推想：煎熬上一年半之后，拿到一个惨不忍睹的成绩，再靠家人想方设法，进入某个末流大学读个大专，出来，再继续混惨白的、没有边际的人生。
明明有更有意思的事情可以去做嘛：阅读、写作、去淮北乡间了解风土人情、打听家族往事的细枝末节。我当时已经发表了一些作品，早想好了要当个作家，为什么还要在这里随波逐流，任凭命运将我推动？
第二天，我没有去上学，背着书包去郊外溜达，去某大学的教师阅览室看书——我的初中是在那所大学的附中读的，阅览室就在教室楼上，工作人员跟我们一个楼梯上下，彼此都已面熟。
记不得这样的日子过了多久，好像也没太久。当小城里飘起了第一场雪，无论是去郊外，还是去阅览室，道路都变得泥泞。我已经厌倦了东躲西藏的日子，心一横，在某个夜晚，对我爸说出了真相。
我爸的反应应该不太严重，否则我不会这么没印象。他劝了我一下，但我强调我现在的情况，不宜于再回学校。他思索了一下说：这样，也好。你就在家里写作吧。老爸工资一个月五百多，还有稿费，还可以帮人打印材料挣点钱，再养活你二十年也没有问题。
但是，我爸说，你现在年龄还太小，在家写作不现实，你还是应该去学校学习。要是你觉得中学的课程没有意思，我们可以想办法去大学旁听。听说有些大学开设了作家班，我托人打听一下，看看有没有渠道。
我于是先去了看书的那所大学旁听，搬个桌子就进了历史系的教室。同学弄不清我什么来头，也不问，只是有次我说起害怕蠕虫，同桌那个男孩说，我以为这世上没有什么是你害怕的呢。我和他接触不多，我在他心中如此勇敢，大约与贸然出现有关。
如是过了大半年，有天我爸下班时，带回一个信封，里面是复旦大学作家班的招生函，我爸说，他已经联系过了，像我这样的，可以入学。我们这两天就出发吧。
我们是在第三天出的门，小城去上海的火车票基本上买不到，正好邻居叔叔单位有辆车去蚌埠，我爸觉得从蚌埠转车更方便，毕竟是交通枢纽，有T字头的快车。
没想到我坐不惯小轿车，一出城就吐了个天昏地暗，只好下车，在路边等大巴。终于等到一辆，到了蚌埠火车站，发现这里情况并不像想象中那么乐观，坐票早就卖完，我爸买了两张站票，我们需要站上一夜。
那是我一生里坐过的，啊不，站过的最拥挤的火车，甚至不能将整个脚掌着地，更要命的是，随时会有售货员推着小车穿行而过，两边的人压缩再压缩，有人就踩着椅子旁边某个可以搭脚的地方，悬空而立，售货员倒愤怒起来：“那里怎么可以踩？你看你像个蝙蝠似的。”
“无立足境，方是干净”，就在将重心在两脚之间不停置换的同时，我爸已经兴致勃勃地和我谈起文学和理想来。乐观如他，认为这是我人生的一个新境界，从此，我要在世界一流大学里，汲取更多更有效的知识，展开崭新的生活了。
天亮时我们下了火车，坐公交车来到邯郸路上的复旦大学，很快办好了入学手续。我爸带我来到宿舍，帮我安置了一下，便匆匆离开。我奶奶身体不好，他当晚就要赶回。
那天晚上，对着窗外的晚风，我哭了。一方面是对尚在火车上受罪的父亲的愧疚；另一方面，是对于像夜色一样深不可测的未来的恐惧。在家乡小城时，我可以认为我的人生还没有开始，只是个预备状态，现在，在复旦，人生正式启动，我要赤手空拳打个天地，于穷途中开一条道路，我没有信心一定能做到。
寝室里住了六个女生，有学英语的，有学计算机的，还有两个作家班的同学，都是文化局和作协的在职人员。每个人都像蚂蚁似的，目标明确地忙叨着自己的那点儿事，我因此看上去非常奇怪，很少会有人真的将自己当作家来培养。
我去听作家班的课，也去听中文系其他班级的课。与小城那所高校不同，复旦老师开课非常自由，愿意讲论语就讲论语，愿意讲老庄就讲老庄，还有世纪初文学、魏晋文学等特别门类。我蜻蜓点水般一一试听，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骆玉明先生，他讲课时，有一种魏晋士人的不羁与锐感，常常在不那么正经的谈吐中点中本质。这种点评方式帮我甩脱了资深文学青年自建的窠臼，到现在，我都不喜欢太正式的论述，着迷于小李飞刀式的见血封喉。
还有郜元宝、李振声、陈思和等诸位老师，他们在不同的领域里都各有建树，想想看，那个时候，我可以站在一长排的课程表前，按照自己的喜好，制定我的特色菜单，这是多么奢华的一件事。而在上课之外，我亦在我的老乡、作家戴厚英的引荐下，走进自称为“活着的纪念碑”的贾植芳先生的家门，听他，以及在他家邂逅的读书人，聊聊关于文学和文人的那些事。
归来之后，总是按图索骥，到图书馆和书店里找相关内容的书，把头发扎成一把，顶在头上，穿着拖鞋，在自修室读到深夜。
但人毕竟是个复杂的动物，在这种如鱼得水的学习之外，还有一件事，占用了我一半的精力，那就是恐惧。虽然我当时已经开始在《萌芽》《散文》《随笔》上发表文章，但这些零零散散的小散文，不能让我看上去像个作家。在当时，还没听说谁靠在家写散文吃上饭，我爸是说可以养活我二十年，但我不能容忍自己落到那步田地。
许多个中午，下课归来，阳光还没有化开，混混沌沌地飘在前面的路上。旁边，一家面包店刚刚开炉，香气炸开，蓬勃若有隐形的蘑菇云，这些统统让我茫然。我在思考那个终极问题：我，向何处去。心里瞬间就像被虫噬一样变得斑驳起来。
结束了两年的作家班学习，回到小城，这问题真切地逼到我眼前。我不是学成归来，没有锦衣可以堂皇地还乡，我只是多发了几篇文章而已，而这些，不足以让我在小城里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
我多次写过那种惶恐，很多个夜晚，我睡不着，直到听见鸡叫，是另外一种心惊，我觉得我像一个女鬼，在光天化日下无法存身。但同时仍然在写着，投向各个报纸杂志，上帝保佑，这些虽然不足以让我在小城找到工作，却让我来到省城，顺利地考入某家新创办的报纸，做了副刊编辑。
似乎生活从此走上正轨，也不尽然，毕竟别人都持本科学历，这种先天不足，使得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担心被辞退。那时是冬天，寒风萧瑟，落叶在脚下翻卷，我走在街上，看到旁边小店里挂出招工启事，写着“月薪五百”。我就想，要是我失业了，能到这里当个售货员吗？就算人家收我，那工资，也只够交房租而已，我这样一步步走来，难道就是为了当个售货员吗？那时，我恨我自己放弃高考。
请原谅我这种“政治上不正确”的想法。我知道有人会说，当售货员和当所谓作家没什么区别，相对于这种过于高大上的理论家，我更愿意理解当年那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子的惶恐，只是，让这种惶恐跟随自己好几年，也太过分了。
即使工作得到领导和读者的认可，我还是能感觉出自己和别人的不一样，我想，别人看我，也一定是不一样的吧。犹如带病生存，我带着这种惶恐生活了好几年，直到2004年前后，我在天涯社区上写的一组文章引起了一点反响，接着，出书、写专栏、获奖……我还没有成为我理想中的那种作家，却靠着写作，给自己赢得了一点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在我三十岁那年，我不再害怕和别人不一样。而到了现在，我觉得，和别人不一样，其实也挺好。
我退学，是在1994年初，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年，我不是一个真正具有流浪精神的人，我其实挺胆小，挺追求安稳，所以我多次深刻地后悔过。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人，在二十年后，仍然觉得，我应该后悔的，并不是逃开高考，而是在逃开之后，没能一不做二不休，将错就错，彻底跟那个主流路线分道扬镳。
假如我当时不那么害怕没工作，假如我就按照我爸规划的那样，困窘而自由地展开我的写作，假如我无视别人异样目光，专心于更有价值的事情，我敢说，我也不会像我当时以为的那样穷困潦倒，没准会过得更好。
生活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可怕，它尊重才华，也尊重努力，不管你选择怎样的道路，都别犹豫着老想折回。我怀疑大多数人都是被自己吓住了，为了不必要的隐忧浪费太多时间，不然也许普遍能过得好一点。
有一年，纵贯线全球巡演，来到本地。我买了票，坐在体育场高高的看台上，看那四个老男人嬉皮笑脸地出场，听他们唱：
出发啦/不要问那路在哪/迎风向前/是唯一的方法
出发啦/不想问那路在哪/
命运哎呀/什么关卡/
当车声隆隆/梦开始阵痛/
它卷起了风/重新雕塑每个面孔/
夜雾那么浓/开阔也汹涌/
有一种预感/路的终点是迷宫……
这歌词像暴雨，兜头而下，粗暴地敲打着我的神经。它的名字叫作《亡命之徒》，看上去不是什么好词，但打出生起，有谁不是行走在亡命之旅上？哪有绝对的安全？又哪有绝对的不安全？不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路在哪儿并不关键，你走到哪儿，哪儿就是你的路。
当然，也许，我更幸运的一点是，有一个尊重子女的选择，并帮助子女成就梦想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