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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夫子入党
谭运长:比较长时间以来,大概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反思五四开始,到现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评价、再认识,已成为学术界、思想界的一大潮流。最明显的就是王元化,从新启蒙向新国学的转变。很早的时候,大概就是1989年,我看到他在我老师(徐中玉先生)主编的那个杂志《文艺理论研究》上面,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叫《五四断想》,就是纪念五四70周年引起的各种思考,里面就有很多反思。 一方面他讲到五四是个新传统,五四反传统,也是我们传统文化自身的选择。另外一方面,他认为五四当时的一些具体做法,特别是那种激进主义的态度,值得反思。皇朝大人们
一直在犹豫踟蹰,怎样才能向今天孜孜以求的年轻人准确地说明创作的用意,选取历史上二十多位声名显赫的大人,堆砌起这几十万字,并非志在作传,——叙写他们生平的文字早已汗牛充栋,我只是像本山大叔小品里那个光头的王小利一样,抢过话筒来要往祖坟上刨。功名利禄人人向往,有人所向披靡,有人却捉襟见肘,在这条荆棘遍布的仕途上奔突驰驱,是需要些内力和手段的。信仰固然重要,谙熟政治的波诡云谲,厘清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才是宦海弄潮的基本功。我们都被正统的文字蒙蔽误导了,信以为“天生我才”。剥开灵魂给你们看看,但求后来人少走些弯路。这或许正是书写他们的初衷。为不致寂寞生涩,我不时伴着现时的影像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