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嘉祐辛丑年，画家崔白完成了他的传世杰作《双喜图》，数年后它被收入秘阁，随之是千年世代更替，沧桑兴废，斗转星移。今天，它沉静地躺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库中，是镇馆瑰宝之一，并且出现在几乎任何一部谈及中国宋代花鸟绘画的美术史著作之中。小说《孤城闭》的尾声，正是《双喜图》第一次收入内库的时刻。
那日翰林画院内侍梁怀吉将《双喜图》存入内库，似乎是一个普通不过的内侍黄门，在履行一项普通不过的书画入库的工作，宫墙内桃花盛开，这是神宗熙宁四年的一个宁静的春天。梁怀吉沉默地离开，宫门在他身后掩上，深锁住芳菲深院、缱绪红尘，寂然的背影没入历史的深潭，从此无人相问。
小说《孤城闭》正是把今日享誉于华人世界的传世名画，与理没在历史中的故国往事联系起来，宛若一条贯穿时光的长廊，径直即响千年前的那道宫门的门环，带着我们重温那时的昼夜与春秋，目睹那座宫城内外，人们的起居和生平，朝堂上下，他们]的抑郁和释怀。
《孤城闭》上半部，始于兖国公主夜叩宫门人诉，为全书设置了悬念，而这个悬念的解开，则主要在下半部：公主与夫婿如何“积不相能”，《双喜图》又如何描述了公主的悲剧，而这看似琐碎的儿女家事，又如何能折射出北宋仁宗时代的政局。
公主拒绝与夫婿同席，却依恋个内侍，站在历史的彼岸望去，以这一千年以来中国历史的多灾多变，宋仁宗御宇的时代可谓四海升平，他女儿的婚姻实在是无关宏旨的小事，从来为历史学家所忽略，可以安全地归为茶余饭后的闲话，何况这情节在今日无疑也是坊间流传的有趣绯闻，以此题材发展为畅销小说，可以绘声绘色地写畸恋，可以缠绵悱恻地写苦恋，可以讽刺，可以猎奇，可以煽情，然而《孤城闭》却没有走这些容易的途径。
小说的真正关注点并不在于公主的婚恋本身，也并不在于当时朝堂上下沸沸扬扬的议论，它宛如把一滴水珠放在阳光之下，折射出阳光中的七彩，而在这七彩的衬托之下，那滴水珠才格外晶莹。
王安石曾称，宋仁宗为君，“仰畏天，俯畏人”，正是这种谨慎保守的风格，使他左右权衡，为当时唯一的女儿设计了场看似安全的姻缘——作为帝王，他不希望公主的婚姻破坏他苦心经营的政治势力平衡；作为父亲，则希望爱女能拥有忠心不贰的丈夫。这两个目的他都达到了，然而他的女儿在这场婚姻中奋力挣扎，朝野皆知，几近于丑闻。
但这丑闻并不仅仅是丑闻，它转而变成了对皇室的压力，这依然是宋仁宗时代的特色：强势的台谏制度，使得君主无法像一个普通的父亲一样怜爱女儿，更不可能像一个有权有势的父亲一样，将女儿救出苦闷的婚姻。为着臣子期望的清平盛世的皇家威仪和道德标本，他被困在自己设下的棋局中一筹莫展。
但这僵局并不仅仅是僵局，它转而成为福康公主的生命哀歌。身为帝王唯一的骨血，她幸运地享受着平民女儿一般的家庭天伦之爱，她自然地成长，却突然发现公主这一头衔宛如高墙，将她困在荣耀的孤城中，竟然无法逃脱。纵然锦衣玉食，也无非行尸走肉，尊贵的孤城中唯有梁怀吉安慰她的寂寥，她对他的依恋也终于被公主头衔的尊严所不容，她无祛像国人期望的那样成为一个心如止水的贤媛邦姬，一切悲剧最终乃是性格的悲剧，她激烈地抗争、呼救，而竟然无法获教，乃至过早凋零。
正如王安石也不得不承认，在仁宗那个朝代，时所谓的天下才士，罕有不见被拔举任用的，而这样个面面俱到的局面，难免不以某些个体的牺牲为代价。亦如小说结尾，欧阳修对紧怀吉所言，“我们都曾被时代误伤”，但是欧阳修依旧欣然于生逢斯世。
我把《孤城闭》看作一种含着眼泪的微笑，或者一种心境清明的饮泣，而最能代表这一意境的，应该是小说贯穿全文的叙述者梁怀吉。他特殊的宦官身份，他正直淡泊的天性，注定了他一生与人世间的辉煌和甜蜜绝缘，他谦卑而安静地旁观着朝堂和宫廷的风雨，专注而深情地陪伴公主。公主在岁月蹉跎中困顿孤城，少女天真曼妙的心事落空，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命运促成了爱情，由于他们]两人的特殊身份，这爱情沉重到难以为继，最终化为孤独而绵长的守望，室迩人远，人去楼空。
这是一个清平的时代，但和理想永远有一步之遥，而这不可抵达似乎早已命中注定。《孤城闭》中没有彻底奸恶的人物，没有不可饶恕的罪行，哪怕是李玮之母也并未被一味地刻画为一个粗俗的恶婆婆，人人都情有可原，却又互不相让，他们似乎都通情明理，却又顾虑重重，他们良好的初衷、各自的努力却常常造成南辕北辙的尴尬。李玮始终得不到公主的青眼，杨氏始终没有得到一个真正的儿媳，无论家庭细故，还是朝政大事，皆是如此。一个过于精密的平衡局面，往往令局中人举步维艰。
“莫组东风当自嗟”，《孤城闭》写的是那样一个时代，人文昌盛，言路开明，春风扑面，却难以释怀。作者写那千年前的故事，不取巧，不猎奇，沉静而又不乏同情，宛若清茶，耐人寻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