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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一、塞维鲁的帝位传承与崩逝(208—211 A.D.)

人之能臻于伟大境界,务必心存积极进取的精神,运用天赋能力克服艰难险阻;但是获得帝王的宝座,并不一定能永远满足个人的抱负。塞维鲁承认此一令人遗憾的真理,并且深以为憾。他凭借着功勋和机运,能从籍籍无名而身居帝王之尊,最后还自谦于“历尽世事沧桑之人,毫无功成名就之心”。他所烦恼的事并非创业而是守成,年纪和病痛的折磨,使他满足于既有的权力,不再追求更大成就。因而,他已不寄望于自己未来的雄心壮志,唯一的希求是发挥父爱的仁慈之心,渴望家族和睦兴旺,永葆盛名。

塞维鲁就像大多数的阿非利加人一样,非常喜爱研究巫术和占卜,能够详尽解说各种梦境和预兆,而且精通星象和子平之学[277]。除了当前因科学昌明影响力衰弱外,几乎在过去每个时代,这些命理都能发挥支配人类心灵的作用。他在任职里昂尼斯高卢总督时不幸丧偶,续弦时就挑能够给他带来好运的女子。等他知道在叙利亚的埃米萨有个年轻淑女,生下来就有“金枝玉叶”之命,便赶紧前往求婚得以结成连理。[278]朱丽亚·多姆娜确实如星象推断般贵不可言,天生丽质不因年华老去而稍减魅力,何况还有丰富的想象力、坚定的意志力和正确的判断力,这种才华在妇女中如凤毛麟角。她具有和善乐观的气质,对于丈夫阴沉猜忌的性格,倒是没有发挥多大的影响力。但等到儿子登基后,她亲自处理帝国重大事务,用审慎的态度支持皇帝行使权力,也采用温和手段来规劝他那狂放的奢华生活。朱丽亚致力于文学和哲学,且颇有成就,带来相当大的名望,同时也是各种艺术的赞助人,成为当代才智之士的朋友。文人雅客满怀感激而赞赏不绝,无不称誉她的懿德洁行;但是,如果我们相信历史所记载的绯闻,则朱丽亚皇后的贞节不无非议。

她在这场婚姻里有了卡拉卡拉[279]和格塔两个帝国的继承人。他们自负而虚荣,以为运道可以取代功绩和勤奋,因而表现出坐享其成的懒散态度,使得他们的父皇和罗马世界都大失所望。这两兄弟自小就对彼此产生水火不容的反感,从来没有在德行和才能方面相互勉励,随着年岁的增长,双方的厌恶不断加深。原本像孩童般的争吵,在佞臣的煽动下,愈演愈烈。怀着对两边主子的希望和恐惧,最后剧院、赛车和宫廷都分为两派,私下明争暗斗不已。行事审慎的皇帝用尽各种劝说和权谋,想要化解日渐增长的仇恨。他深知这种尖锐对立使得他一切的打算,全部蒙上不祥的阴影,而且会使他那费尽辛劳、流尽鲜血、耗尽钱财以及伤亡无数士兵打下的大好江山,毁于儿辈的手中。他对两人同样喜爱,毫不袒护,都授予奥古斯都的位阶和安东尼的尊号,使得罗马世界第一次同时出现3个皇帝,[280]纵然是如此的公正,也只会激起更多的竞争。生性凶狠的卡拉卡拉保有长子继承权的优势,而性格温和的格塔赢得人民和军队的爱戴。失望的父亲痛苦万分,塞维鲁预言会出现兄弟阋墙、弱肉强食、煮豆燃萁的后果,胜利者也会因所犯的恶行而遭到报应。

在这种环境之下,传来不列颠的战事和北方蛮族入侵行省的消息(208 A.D.),塞维鲁听到甚为高兴。他的儿子沉溺于奢华的生活,心灵受到腐化,整日争斗不休,现在可以有借口让他们离开罗马,趁年轻时多加锻炼,使他们能习惯战争和政事的劳苦。虽然他老迈年高(年过六十)且患有痛风,必须用担架抬着行进,但还是在儿子和整个朝廷的陪伴下,率领兵强马壮的大军深入遥远的离岛,越过哈德良和安东尼所建的两道边墙,进入敌人的国度,按计划征服不列颠,完成帝国长久以来所期盼之伟业。部队贯穿岛屿直达北端,未曾遭遇敌军,但是喀里多尼亚人全部埋伏起来,藏匿在罗马大军的后方和侧翼。据说天候的酷寒,以及越过苏格兰的山岗和沼泽进行的艰苦冬季行军,使罗马损失5万人马。喀里多尼亚人抵抗到最后,还是屈服在猛烈而持续的攻击之下,为了求得和平宁愿缴出部分武器,割让一大块领土。但是蛮族表面归顺,实则只是为了免于当前的恐惧,等到罗马军团撤离,他们又满怀敌意恢复独立。这种反复无常、毁约背信的行为,使得塞维鲁大为震怒,重新派遣大军进入喀里多尼亚,下达充满血腥的命令,不是降服而是灭绝当地的土著。所幸傲慢自大的敌人塞维鲁不久驾崩,土著才免于灭族之祸。

喀里多尼亚战争没有出现重大的事件,也没有产生关键性的结果,并不值得我们重视。但是据说塞维鲁的入侵行动,很有可能与不列颠历史和传说里的光辉时代联结起来。芬戈尔的名声连同那些英雄豪杰和吟游诗人,他们口口相传的诗句经由印刷出版,又重新在我们的语文中复活。也就是他在那个紧要关头,领导喀里多尼亚人避开塞维鲁的锐锋,在卡戎河的两岸赢得重大胜利,迫使世界霸主的儿子卡拉库尔曳兵弃甲而逃。有关苏格兰高地的这类传说,至今仍被疑云笼罩,就是现代的评论家进行最深入的探索,[281]也无法完全澄清难以理解的传闻。设若我们能够平和地沉醉于欢愉的想象之中,认为芬戈尔确有其人而奥西恩确有诗歌流传于世,这两个相互对抗的民族之间的实际状况和处世态度的强烈对比必会使达观的头脑感到极大的愉悦。要是我们拿塞维鲁的无情报复与芬戈尔的慷慨仁慈相比较,拿卡拉卡拉的怯懦残暴与奥西恩的勇敢高雅相比较,拿基于利益和恐惧心理服务于帝国旗帜之下的雇佣军头,与受到莫尔文国王[282]感召而披甲上阵的自由武士相比较。总而言之,要是我们想到未受教化的喀里多尼亚人,全身散发着自然的温暖德行,堕落的罗马人沾染着铜臭和奴性的卑贱恶习,这样的对比之下,接受教化的人民又有哪些优势可言。

塞维鲁年老体衰,久病难起,激起卡拉卡拉的狼子野心和阴毒邪念,他急于登基称帝,不愿将帝国分而治之。他曾经不止一次想要缩短他父亲余日不多的残年,尽力在军中煽起叛变而未能成功。这位老皇帝经常批判马可过于宽厚,若能断然采行公正措施,就可使罗马人免于孽子的暴虐统治。现在他所处的情况如出一辙,终于体会到法官的铁面无私,很容易在父爱的亲情下冰消瓦解。他何尝没有深思熟虑,也曾疾言厉色地加以威胁,明知逆儿不孝但依旧无法下手处置,最后只有法外施恩。他这最后的一次宽容,对罗马造成的危害比他之前所有的残暴行为更大。他的心神不宁使得病体更为痛苦,因求死不得而烦躁难安,最后总算能够得到解脱。塞维鲁驾崩于约克,享年65岁(公元211年2月4日),光荣而且卓然有成地统治帝国18年之久。

临终之际,他劝告两个儿子要同心协力,要求军队拥护这对兄弟。这两位任性妄为的年轻人根本听不进老父的逆耳忠言,也丝毫不受感动。但是领受遗命的部队,没有忘记忠诚的誓言和先帝的权威,他们拒绝卡拉卡拉提出长子继承权的请求,宣布两兄弟同时为罗马皇帝。两位新皇帝不久恢复了不列颠的和平,就离开喀里多尼亚回到首都,以封神的荣耀为父王举行盛大的葬礼,被兴高采烈的元老院、人民和行省承认是合法的君主。兄长的位阶似乎较为尊贵,但两人共同以平等独立的权力治理国家。

二、卡拉卡拉与格塔的阋墙之争(211—213 A.D.)

像这样一个权力无法集中而形成分裂的政府,即使兄弟之间手足情深,也会成为不和的根本因素。更何况双方对立势如同寇仇,无法达成共识,那就绝不可能长久维持共治并存的局面。显而易见的后果是只有一个在位,另一个必须下台,于是双方都在用尽心机来算计对手,并且用高度的警觉来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以免受到刀剑的攻击或毒药的谋害。他们从高卢回到意大利,一路行进极为快速,两人既不同桌用餐,也不共处一室,这种兄弟阋墙的恶形怪状,全让行省民众看在眼里。他们返回罗马以后,立即将范围广阔的皇宫区隔开来,[283]两个生活区域之间断绝来往,所有的门户和通道加强戒备,卫兵的站岗和换班,就像处于围城之中,控管得非常严密。两位皇帝只在公开场合,在他们万分悲痛的母亲面前相见,这时每人身边也都环绕着全副武装的随从。即使在参加重大的庆典和集会时,宫廷无论怎样加以掩饰,也无法遮盖他们心中对彼此的恨意。

两位皇帝间所潜伏的内战诱因,使政府无所适从,一定要设法让敌对的兄弟都能蒙受其利。有人遂提议,双方既已无法和睦相处,不如将帝国划分开来,以符合各人利益。条约内容已详细拟定,卡拉卡拉是长子,保有欧洲和阿非利加西部,把亚细亚和埃及的统治权让给格塔,格塔可以住在亚历山大里亚或安条克,这两个城市的财富和雄伟都不比罗马差。这样一来,双方的军队配置在色雷斯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都把对方当成敌国严加防范。[284]此后,从欧洲挑选出来的元老院议员,只承认罗马主权;亚洲的人民和土著,就追随这位东方的皇帝。进行中的谈判被朱丽亚太后的泪水打断,这个主张刚提出来时,就让每个罗马人心中充满恐惧和愤慨。罗马帝国这片广大疆域,是长期征战的产物,在时间和政策的捏合下紧密结合成整体,需要强大无比的力量,才能将它撕成两半。罗马人非常担心,这被分割的两部将很快经由一次内战,恢复成一人统治的局面;若分裂永久存在,就会因行省的分治而造成帝国灭亡,就算目前的根基再坚固也无济于事。

若条约付诸实施,欧洲的君主不久就会成为亚洲的征服者,但是卡拉卡拉获得了一个轻易却充满罪恶的胜利。他假装同意母后的恳求,答应到她的寝宫和弟弟见面,双方和平修好(公元212年2月27日)。正在他们谈话时,原来就埋伏好的百夫长,拔剑冲向不幸的格塔。惊慌的母亲用手臂来保护自己的小儿子,但是已经无济于事,连自己的手也被砍伤,身上沾满幼子的鲜血,这时竟还看到长子正在大叫,起劲为那些凶手助威。卡拉卡拉在犯了这件滔天大罪以后,带着满脸惊怖的神情,匆匆跑到禁卫军的营区,好像那里才是唯一的庇护所。他跪倒在军营保护神[285]的雕像前面,士兵想要扶起他来给予安慰时,他语无伦次断断续续地述说刚刚遭到一场大难,侥幸得以身免,暗示他已经阻止了敌人的阴谋,决心要与忠于他的部队存亡与共。格塔虽深受军队的喜爱,但抱怨已毫无意义,采取报复行动更是危险,何况他们对塞维鲁的长子仍有敬畏之心,于是这种不满在窃窃私语中逐渐消失。卡拉卡拉接着拿出父亲在位期间累积的财富来犒赏禁卫军,令他们相信他采取自卫的正当性。军心向背对他的生命和权势极为重要,军方的拥护可以左右恭顺的元老院议员。议会只知道一味地奉承,对于命运的安排毫无异议地加以批准。卡拉卡拉为了缓和大家的情绪,免得引起群众的愤怒,在提到格塔此一名字时还带着几分尊敬,把他当作罗马皇帝举行隆重的葬礼。[286]后代人士因为同情格塔不幸的遭遇,也就不提他所犯的过错。我们总认为这位年轻皇帝是他充满野心的兄长手下无辜的牺牲品,但是没有想过,他之所以没有进行报复和谋杀,不是不愿,只是缺少这样的力量。

卡拉卡拉的罪行没有受到惩罚,但是在他处理公务和享受欢乐时,即使听到更多奉承的言辞,也无法逃避良心的谴责。他承认自己的心灵受到折磨以致痛苦万分,常常在狂乱的幻想中见到他的父亲和弟弟,面带怒容像生前那样对他威吓和责备。要是他真有这种犯罪的自觉,那就应该用德治向世人表示,过去的血腥行为是基于形势所逼,乃情非得已的手段。但是卡拉卡拉的忏悔,只是想让他的罪恶和谋害手足的行为从世界上的一切记忆之中消失。他从元老院回到皇宫,看见他的母亲在几位贵妇的陪同下,为幼儿死于非命而悲痛哭泣,猜忌的皇帝竟然用立即处死来威胁她们。马可唯一留下的女儿法迪娜,被逮捕以后遭受处决的命运。甚至就是伤心的朱丽亚也只有止住悲戚,无可奈何地压下叹息,对于谋刺事件用笑容表示赞同。据估计,以格塔的友人为名而被处死的男女将近2万人,举凡他的卫士和自由奴、替他处理事务的大臣、陪着他消遣的同伴、那些走他的门路在军队和行省得到升迁的官吏、与他有深远关系的随从人员,都包括在告发名单之内,无一赦免。

所有与格塔有来往的人,甚至就是悲悼他的死亡,或仅仅提到他的名字,[287]全部都受到株连。希尔维乌斯·佩尔蒂纳克斯是先帝的儿子,因为几句不适当的玩笑话而丧生。家族具有热爱自由传统的赛拉西·普里斯库斯,由于出身良好,被罗织成重大罪名。[288]最后连毁谤及嫌疑的特定理由都已用完。有位议员被控暗中与政府为敌,只因为他是个具有财富与品德的人,这样的证据就足以让皇帝满意了。他经常拿这类自以为理由充分的原则,做出最血腥的推论。这么多无辜的公民受到杀害,他们的家人和朋友莫不暗地里落泪悲痛。

禁卫军统领帕皮尼安之死,被悲叹为国家的灾祸。在塞维鲁统治的最后7年,帕皮尼安负责处理国家的主要事务,发挥影响力使皇帝迈向公理正义之路。塞维鲁对他的德行和才华深信不疑,在临终的病榻前面,要他尽力维护皇室的昌隆和团结。[289]由于卡拉卡拉对父王所留的大臣不满已久,帕皮尼安的鞠躬尽瘁,更引发他埋藏在心头的恨意。格塔被谋刺以后,这个统领奉命用他那雄辩的技巧,为此一残暴事件提出让人接受的辩解。想当年具有哲人风范的塞涅卡,曾经用亚格里皮娜之子的名义为杀害其母的事件,给元老院写过一封类似的信。[290]帕皮尼安加以拒绝,他极为严正地答复道:“犯下杀害亲人的罪行,远比为之辩护要容易。”他毫不犹豫地在死亡和真理之间做出自己的选择,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出淤泥而不染的凛然正气,不参与宫廷的勾心斗角,也不舍弃自己应有的立场和原则,较之他所有的职位、丰富的著作和身为名律师在罗马法律史上所享有的盛誉,使帕皮尼安的大名更能永垂不朽。

三、卡拉卡拉的暴政与覆灭(213—217 A.D.)

自古以来,罗马人之所以特别感到幸福,即使处于恶劣状况仍能获得最大安慰,就是因为皇帝的德行可以积极发挥,恶行受到无形约束。奥古斯都、图拉真、哈德良和马可,经常亲自视导辽阔的疆域,所到之处能够表现出睿智和仁慈的行为。提比略、尼禄和图密善的暴政,所及的区域不过是罗马或近郊的庄园,[291]限制在元老院的议员和骑士阶级。但是卡拉卡拉可说是人类的公敌,在谋害格塔以后仅仅过了一年(213 A.D.)就离开首都(从此没有回来过),其余的统治期间全部在帝国的几个行省,他特别喜欢流连东方,所到之处相继成为他蹂躏和掠夺的对象。元老院的议员被迫同行,无不恐惧他那善变的性格,每天提供巨额经费供他享乐花用,而他毫不放在眼里,随意丢给卫士瓜分。除此之外,卡拉卡拉在每个城市兴建宏丽的行宫和剧院,有的他根本就没有去过,也不下令停止修建。大多数富有的家庭因为处以罚金或籍没财产而家破人亡,一般人民也因巧立名目和日益增加的税赋而苦不堪言。国家太平无事时,他稍有不如意便勃然大怒。他在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发布大屠杀的命令,从位于塞拉比斯神庙的行营,亲自监督杀害几千公民和外国人。他从不在意要杀多少人,也不管他们有没有犯罪,只是冷酷地通知元老院,所有的亚历山大里亚人,不管是被杀死还是已经逃走,全部同样有罪。[292]

塞维鲁明智的教诲,没有在他的儿子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不是他欠缺想象力和辩才,而是他没有判断力和人性。有一个为暴君所喜爱的格言,虽然会带来危险,但卡拉卡拉不仅牢牢记住,还无限制地滥用,那就是“掌握军队,欺压民众”[293]。他的父亲对军队的确很慷慨,还能审慎地加以约束,对部队有时会纵容,但由于他的坚定和权势,也让状况缓和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但是儿子把“纵兵殃民”当成统治策略来推行,使得军队和帝国全部难逃覆灭的命运。士兵作战的勇气,不是通过军营严格的纪律得以加强,反而在城市的奢侈生活中消磨殆尽。他们的薪饷和赏赐大幅增加,使国家的财政极为困难,[294]而军队却人人发财,想要他们在平时守法重纪,战时为国效力,一定要靠清苦的生活才能维持。卡拉卡拉举止傲慢,态度粗暴,但是和部队相处时,往往忘记自己的尊严,跟士兵在一起打闹,忽视将帅的职责,极力模仿普通士兵的穿着和习惯。

卡拉卡拉的个性和行为,无法受人爱戴,但只要他让军队得到好处,便无兵变之危,后来发生阴谋活动结束他暴虐的统治,完全是猜忌性格引起的后果。他将禁卫军统领的职责分由两个大臣负责,军事部分交付给亚得文图斯,一位经验丰富但才能较差的军人;民政事务由奥皮里乌斯·马克里努斯掌理,他凭着熟练的行政能力,加上公正的处世态度而擢升到高位。但得到宠幸与否完全随着皇帝善变的性格而定,只要他起了猜疑之心,或是发生突变状况,他们的性命便随时不保。

有一位自称通晓未来的阿非利加人,做出非常危险的预言,说马克里努斯和他儿子命中注定要登大宝。消息很快传遍行省,后来此人被绑送罗马,还在郡守面前坚持预言不会有错。郡守曾接到处理有关“卡拉卡拉继位者”这项传闻的紧急指示,立即将审讯阿非利加人的情形,报告设在叙利亚的行宫。尽管信差的传递速度很快,马克里努斯的一位朋友还是想尽办法,把迫在眉睫的危险通知他。皇帝收到来自罗马的书信,正好要参加赛车,就将未拆封的文件交给禁卫军统领,指示他赶快处理,并就其中重要事项提出报告。马克里努斯看到文件,知道在劫难逃,决心先下手以求自保,于是他挑起下级军官的不满情绪。其中有个名叫马尔提阿利斯的士兵,最近在升百夫长时遭到否决,感到很失望,马克里努斯希望能假他的手来行事。

卡拉卡拉对宗教很虔诚,要从埃德萨到卡雷的月神庙[295]去进香朝拜。他在一队骑兵伴护下前往(公元217年3月28日),途中稍作停留,卫士在外围保持相当距离。这时马尔提阿利斯借口执行勤务接近皇帝,并拔出短剑刺死皇帝,凶手随即被皇家卫队射杀。卡拉卡拉就此结束一生,罗马人能忍受他这么多年的统治,真是人类的耻辱。对他心怀感激的罗马士兵只记得他的偏爱和慷慨,根本不管他的罪行。

卡拉卡拉曾强迫元老院出卖人格和宗教尊严,把他尊为神祇。这位神祇在世时,亚历山大大帝是他心中唯一的英雄,他使用亚历山大的名号和标章,组成一支马其顿方阵卫队,还迫害亚里士多德的门徒,[296]好表现他无聊的热情,以让人知道他对德行和荣誉的尊敬。我们由此想到,查理十二[297]在纳尔瓦会战[298]和征服波兰后,还吹嘘他的英勇和宽大可与亚历山大媲美(虽然他缺少腓力之子那种高不可仰的成就)。但卡拉卡拉一生中,除大量谋杀自己和父亲的朋友外,没有一件事的表现能与马其顿英雄稍为类似。[299]

四、马克里努斯篡位后的施政(217 A.D.)

塞维鲁家族绝灭以后,罗马世界3天没有主人,军队的选择(元老院距离遥远而且无能为力,因此不予理会)在急迫的状况下悬而未决。没有人在身世和功勋方面出类拔萃,能赢得他们的爱戴,获得大家一致的同意。禁卫军的决定可以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使他们的统领燃起希望,两位极有权势的大臣自认为有继位的合法权利。亚得文图斯是资深统领,年纪大且身体多病,加上名望和才干都不足以服众,就将这个危险的宝座让给野心勃勃的同僚马克里努斯。马克里努斯装出一副哀恸欲绝的样子,使人无法怀疑他就是杀死皇帝的主谋。军队对他的为人处世既不喜爱也不尊敬,想四处找一个可以竞争的对手。后来因为他答应给一大笔的犒赏费和维持禁卫军原有的特权,大家就勉强同意。他登基(公元217年3月11日)后不久,就赋予10岁的儿子迪亚杜米尼阿努斯帝国的荣衔和安东尼的封号。这个少年以其俊美外表和额外的赏赐,拿盛大典礼做借口,想获得军队爱戴,确保马克里努斯尚未稳固的帝座。

新皇帝的权力因元老院和行省的欣然接受,得到合法的承认。大家原先根本没料到能从痛恨的暴君手下脱身,因而无不欣喜若狂,所以对卡拉卡拉的继位人是否具备应有的德行和条件,似乎没有在意。等到惊喜的心情平静下来,大家开始以批判性的眼光来审视马克里努斯的优点,这才指责军队的推选太过于仓促。皇帝必须由元老院选出,统治权虽然不再掌握在元老院手里,但会托付给元老院的议员负责行使,这迄今为止仍被视为政体的基本原则。然而,马克里努斯并不是元老院议员,[300]他地位的急遽提升显露了出身的低下,何况是皇帝这个对元老院议员的生命和财产握有生杀予夺权力的重要职位,一向由骑士阶级出任。这种愤慨的窃窃私语四处可闻:帝王的紫袍竟然穿在了一个缺乏显赫家世,也没有建立非凡功勋的人身上,[301]而没有把帝王之尊赋予出身和地位与帝国荣誉相当的元老院议员。马克里努斯一旦被不满的目光进行深入的审视探查,就很容易发现他的败德行为和重大缺陷,他任用大臣时,遭到很多非议,不满的人民以其一贯的直率,立即非难他疲软的怠惰与过分的严厉。[302]

马克里努斯的问题在于过急的野心使他爬上很难站稳的顶峰,稍有不慎就会摔得粉身碎骨。他受的训练是宫廷的应付技巧和文官的办事形式,等站到凶狠无纪律的群众面前,虽然他有统治的权力,还是会紧张得不知所措。他毫无军事指挥才能,个人的勇气受到怀疑,军营中流出耳语,揭露他对付前任皇帝的秘密阴谋。卑鄙的伪善更加重凶手的罪恶,使军方对他产生的轻视和厌恶与日俱增。马克里努斯挑拨士兵下手,引起暴君的灭亡,在获得成功以后缺少作为一个改革者应有的条件,这是他命运中无可奈何之事,迫不得已只有尽量运用禁卫军那惹人讨厌的机构。卡拉卡拉奢侈挥霍,留下一大堆难以处理的后遗症。若那位一无是处的暴君能够知道,他所犯恶行造成的后果,会为谋害他的继位人带来不幸和痛苦,一定会偷笑于九泉之下。

马克里努斯在着手进行必要的改革时,非常谨慎小心,想用一种容易而且很难觉察的方式,使罗马军队恢复生气和活力。对已经在军中服役的士兵,他取消了卡拉卡拉所赐予的危险特权和额外待遇;对于新兵,他运用塞维鲁循序渐进的训练制度,逐步养成他们守法和服从的习性。[303]但不幸的是,一个致命的错误破坏了原来计划所能获得的良好效果。前任皇帝在东方集结很多部队,马克里努斯没有立即将他们分散到各行省,反而在登基那个冬天,让他们全师驻扎在叙利亚。部队整日无所事事留在军营,在盘算他们的实力和数量,交互传递各种怨言,心中想要发起另一次革命,好获得更多利益。老兵没有受到优厚待遇,反而识破皇帝的别有用心而深感不满;新兵进入军中服役,看到皇帝很吝啬又不对外征战,工作增加,报酬反而减少。所以大家的心情非常阴郁,军中不满的耳语传播开来,慢慢形成煽动性的嚣闹,接着是局部哗变宣泄出愤怒的情绪,只须等待很小的事件爆发以引起全面的叛乱。状况既然如此发展,机会很快就会来临。

五、埃拉伽巴卢斯的崛起(218 A.D.)

朱丽亚太后体会到造化弄人和天理循环的无奈,从寒门出身到贵为至尊,尝到了乐极生悲的苦果,命中注定要悲泣幼子的冤死和长子的被杀。卡拉卡拉惨遭报应的命运,以她的智慧知道这是必然的结局,但作为人母及帝国之后,仍然无法克制悲愤之情。篡位者对塞维鲁的遗孀仍然尊重,她在痛苦挣扎中降为一介平民,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随后在焦虑羞辱中自杀身亡。她的妹妹朱丽亚·梅萨被迫离开安条克宫廷,带着20年宠幸所得的庞大财富退隐于埃米萨[304],两个女儿索阿米娅斯和马梅娅在身边陪伴。她们两人也各有一个儿子,索阿米娅斯的儿子名叫巴西努斯,献身于太阳神庙当祭司。[305]叙利亚青年只要获得这个神圣的职位,不论是出于审慎或迷信因素,就会受到罗马帝国的重用而青云直上。

许多部队驻扎在埃米萨,马克里努斯要求严明的纪律,为了让他们过艰苦的生活,命他们进入冬营加强训练。士兵成群结队在太阳神庙休息,看见这位年轻大祭司雅致的服装和漂亮的面容,在表示尊敬之余,还认出这个面孔很像他们仍在怀念的卡拉卡拉。政治手腕极为高明的梅萨,看到士兵的这些表现,为了孙子未来的命运,不惜牺牲女儿的名节,暗示巴西努斯是被谋害皇帝的私生子。她派出密使慷慨散发数量庞大的金额,大家很高兴地收下并不拒绝,默认了他与皇帝的血缘关系。年轻的安东尼(他僭用并玷污那受人尊敬的名字)在埃米萨被部队拥立为帝(公元218年5月16日),发表声明说他有世袭的权利,并且向军队大声疾呼,要他们追随在年轻而高尚的皇帝大纛之下,协助他报杀父之仇,反抗军事专制的压迫。[306]

妇人和宦官的阴谋配合极为严密,行动非常迅速果敢。马克里努斯要是采取积极的作为,还是能粉碎羽翼未丰的敌人,但是他却在恐惧和安全之间举棋不定,只守在安条克屯兵不出。这样一来,叙利亚各地的军营和守备部队,全部弥漫着反叛的气氛,很多派出的军队中发生杀害长官[307]、投效叛党的事件。同时他们把马克里努斯迟迟不愿恢复军人待遇和应有的特权,归咎于他的软弱无能。最后马克里努斯从安条克发兵,与年轻的皇位觊觎者兵力大增且斗志高昂的军队遭遇。他自己的部队上战场时看起来很不心甘情愿,但是等到会战[308]到了紧要关头时(公元218年6月7日),禁卫军在自动自发的驱策下,发挥勇猛的斗志和训练的优势,使叛军的战线崩溃。

叙利亚皇帝的母亲和祖母按照东方的习惯随军出战,看到状况不利就从篷车中跳出来,以激发士兵的同情心,尽力鼓舞斗志消沉的士气。这位安东尼在这一生中从来不像个大男人,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却能证明自己是个英雄,他骑在马背上领着经过整顿的部队,手执长剑冲向层层密布的敌军。甘尼斯是个宦官,生长在东方温顺奢靡的环境,主要的工作是照顾妇女,今天的表现却像才气横溢的大将。战场上杀得天昏地暗仍是难分胜负,要不是马克里努斯放弃大好机会很快逃走,可能会获得胜利。他的怯懦只让他多活了几天,不幸的结局还让其蒙上了羞耻的污名。他的儿子迪亚杜米尼阿努斯落得同样的命运,详情也就不多说了。顽抗的禁卫军得知他们为之奋战的皇帝已经逃走,也就放下武器投降。罗马军队交战的双方,一起流下愉悦和激动的眼泪,大家团结在卡拉卡拉儿子的旗帜下,东方各省很高兴承认第一位有亚细亚血统的皇帝。

早先,马克里努斯很客气地去函给元老院,提到一个叙利亚骗子引起了轻微的骚乱,于是通过一个敕令,宣布叛徒和他的家族是公敌,只要受骗的支持者立即回到原来的岗位,答应赦免他们的罪行,并且让他们还有立功的机会。安东尼从宣布继位到获得胜利,只花了20天的时间(决定罗马世界的命运何其短促),这段时期的首都和东部各行省,陷入希望和恐惧交织的混乱中,因为不论是谁能在叙利亚获胜,谁就统治整个帝国,不必引起大规模的流血牺牲。年轻的征服者用立场严正的信函,将胜利的消息通知恭顺的元老院,语气显得尊敬和稳重。他把马可和奥古斯都光辉的例证,作为用人行政的最高指导原则。他的年纪和运道与奥古斯都相比颇有相似之处,这使他感到非常骄傲,因为他们都在少年时代打赢一场硬仗,报了杀父的大仇。他身为安东尼(这是卡拉卡拉的封号)的儿子和塞维鲁的孙子,同时也接受马可·安东尼的名号。元老院还未以正式敕令授予他护民官和代行执政官头衔之前,他就老练地向帝国要求世袭的权力,这样做是犯了罗马的大忌。他率先违反体制的不聪明举动,可能是叙利亚朝臣的无知,或者是军事参赞人员的过度傲慢。

六、埃拉伽巴卢斯的淫乱奢华及其被弑(219—222 A.D.)

新即位的皇帝从叙利亚到罗马(219 A.D.),一路上花费几个月时光寻欢作乐,他在尼科米底亚度过了胜利后的第一个冬天,一直拖延到来年夏天才凯旋进入首都。他的一幅栩栩如生的画像先他而至,被送到元老院,奉令置放在胜利女神祭坛上,让罗马人民瞻仰他那叫人无法恭维的风采。他在画里穿着米底人[309]和腓尼基人宽松飘逸缀以金丝的袍服,头上戴着高耸的冠冕,项圈和手镯镶嵌极为名贵的宝石,眉毛涂黑,双颊抹上粉彩和胭脂。严肃的议员很感叹地说道,罗马人长久以来吃尽自己同胞暴政的苦头,现在居然苟延残喘于阴柔奢靡的东方专制政体之下。

供奉在埃米萨的太阳神被尊称为埃拉伽巴卢斯[310],其用一块黑色圆锥形石头作替身,大家都相信它是从天上降落到这一处圣地的。安东尼认为他能当上真命天子,完全是这位神祇的庇护。如何用虔诚的祭典表示全心全意的感激,是他在位期间最重要的事务。埃米萨的神明胜过世间所有的宗教信仰,是他崇敬和荣耀的最大目标,埃拉伽巴卢斯的称号(他身为大祭司和受宠者,已经僭用那个神圣的名字)对他而言,比帝国所有伟大的头衔更为亲切。庄严的行列经过罗马街道时,路面洒上金粉,四周镶着名贵珠宝的黑色石头,置于六匹乳白骏马所拉的华丽座车之中,所有的马匹均覆盖丝绣的马衣。虔诚的皇帝握住缰绳,大臣在旁边扶好,慢慢向后倒退表示敬谢,这样他就永远享有神明降临的无上幸福。在帕拉丁山[311]建造一座雄伟华美的神庙,埃拉伽巴卢斯神的祭器供奉,极尽铺张和隆重之能事。在神坛上摆设丰富的美酒和大量的祭品,燃烧着昂贵的香料,叙利亚少女围绕神坛,在蛮族的音乐声中,跳着有挑逗意味的舞蹈。严肃的高官显贵和文武大臣穿上腓尼基式的长袍,参与不登大雅之堂的祭典仪式,装出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内心里气愤万分。

对于这处罗马的宗教信仰中心,他狂热地想要把战神盾牌、智慧女神神像[312]和崇敬努马的神圣誓约全部搬离这个地区,再用一群位阶较低的神祇,安排在不同的位置陪祀来自埃米萨的伟大神明。但是除非让一个闻名于世的女神祀奉在他的寝宫,否则对他的宫廷而言,还是不够完美。最初他要选帕拉斯[313]做他的配偶,但是害怕她那好战的性格,吓坏温柔纤弱的叙利亚神祇。倒是阿非利加人以阿斯塔特[314]为名所供奉的月神,被认为适合陪伴日神。于是他将月神的神像连带神庙里丰富的祭器当作嫁妆,从迦太基运到罗马,这场神圣的婚礼,是罗马和帝国最重要的节日。[315]

喜好美色是人的天性,但一定要顺乎自然而有所节制,并以正常的交往、亲密的联系,以及对外观的鉴赏与想象力来增进感官的满足。但是这位埃拉伽巴卢斯(就是用这个做名字的皇帝)却被他的青春、他的国家和他的时运所毁败。他疯狂陷溺于低级趣味的淫乱之中,不久就因过度纵欲而产生厌倦,要借助人为的刺激力量,那就是成堆的女人和各种美酒佳肴、精心设计的各种姿态和春药,来挑起他那衰退的欲念。这是皇帝唯一关心和支持的学问,[316]这方面出现的新名目和技术的创新成为他统治时期的特色,也使他留下千载的骂名。埃拉伽巴卢斯缺乏品味和风雅的气质,只能纵情声色任意挥霍,在疯狂的浪费中耗尽人民的财富。身边的谄媚之徒对他随声附和,认为这是温和的前代皇帝时期闻所未闻的精神面貌和宏伟气象。打破时节天候的规律、[317]戏弄臣民的情感和爱好、破坏自然和社会的法则,这些可以给他带来极大的愉悦。排列成队的媵妾和更换频繁的妻子,其中还有一位灶神处女被人从神圣的处所强抢出来,仍然不能满足他已无能为力的情欲。罗马世界的霸主喜欢像女人一样着装打扮,手里宁愿拿梭杆也不要权杖,将政府的重要职位授予他无数的爱人,以致国家的尊严扫地,甚至有一位公开运用皇帝的称呼和权力,他只好称自己是皇后的丈夫。[318]

埃拉伽巴卢斯的罪恶和愚行,难免因想象或偏见而有所夸大。[319]然而,我们仅就公开暴露在罗马公众面前并能得到当时一些严肃的历史学家所证实的情节来看,那种卑鄙污秽的下流程度,实在是任何朝代和任何国家所仅见。东方帝王的纵欲微行,局限于后宫的高墙之内,将人们好奇的眼光隔离在外;荣誉和高贵的情操,使现代欧洲的宫廷讲究娱乐的高尚、礼法的规范和舆论的尊重。但是罗马贵族的堕落和富有,竟将各民族和各习俗所产生的罪恶汇集以供他们享乐,无惧于法律的惩处,也不在意舆论的批评,他们生活在奴隶和食客的百依百顺之中,既无因犯罪而受到惩罚之忧,也不怕任何人的批评。至于皇帝更是处于高不可及之处,以极其轻蔑而漠不关心的态度,对待各阶层的臣民,完全可以毫无顾忌地享受放纵奢华的皇家特权。

世界上最无用的蠢材,也敢于指责别人不守法的行为,即使他自己和别人一样;而且他很容易找出彼此年龄、性格和地位上的微小差异,振振有词地认为应该有不同的待遇。权势熏天的军队拥立卡拉卡拉荒淫的儿子为帝,他们为这可耻的选择而感到羞愧,厌恶了这位魔头想另作打算,转而对皇帝的表弟产生好感,也就是马梅娅的儿子,品德和操守良好的亚历山大。精明的梅萨深知她的孙子埃拉伽巴卢斯必然毁于自己犯下的滔天大罪,为了预留后路,应该替家族找更有力的支撑。她把握住了一个祭神的良机,趁着年轻皇帝心情很好时,劝他收养亚历山大,授予“恺撒”的荣衔(221 A.D.),这样他的神职就不会因要处理政务而中断。

性情和善的王子是帝国仅次于皇帝的二号人物,很快就赢得民众的爱戴,但却激起暴君的嫉妒,决心要他败坏品德来同流合污,再不然就取他的性命,以结束这危险的竞争关系。他空洞的计谋很快因自己多嘴而泄露出去,被谨慎的马梅娅安置在她儿子身边的谨慎而忠心的仆人给破坏。埃拉伽巴卢斯急于完成这件事,发现靠诡计没有效果,决心要用武力来执行,于是下达了一项专制的命令,把他表弟恺撒的地位和荣誉予以撤销。元老院接到消息后毫无反应,在军营里却引起轩然大波,禁卫军发誓保护亚历山大,要向那羞辱皇位的人报仇。浑身发抖的埃拉伽巴卢斯泪流满面地求饶,并保证只留下所爱的希尔罗克里斯[320],才消弭了他们的愤怒。禁卫军的首领既可以照顾亚历山大,也可以看管皇帝行为,这才让他们满意。

双方的妥协不可能维持很久,即使像埃拉伽巴卢斯这样卑劣的人,也不愿在屈辱的条件下,让人牵着鼻子去治理帝国。不久以后,他想出一个很危险的方法,要去试验军队的反应,于是放出风声说他的表弟已经死亡。人们自然认为是他下的毒手,在军营中激起大家的狂怒。这场风暴显然只能让受欢迎的亚历山大出面,并且恢复他的权力,否则无法平息。皇帝由这件事看出大家喜爱他的表弟,对他本人非常讨厌,一时怒气大发,想要处罚几位领头闹事的人。他这种无理性的严厉态度,马上使他的亲信、他的母亲和他本人走向死亡的命运。埃拉伽巴卢斯当场被禁卫军杀死(公元222年3月10日),肢解的尸体被拖过罗马街头丢进台伯河中。元老院对他的盖棺论定是遗臭万年,后人认为这个评价非常公正。[321]

七、亚历山大的即位及其德性善行(222 A.D.)

亚历山大取代他表兄埃拉伽巴卢斯的位置,被禁卫军推上皇帝的宝座。他与塞维鲁家族的关系以及所僭用的名字,完全和上一任皇帝相同。他的德行和所遭遇的危险,使得罗马人对他产生好感,热心慷慨的元老院,在一天之内授予他代表帝国尊严的各种头衔和权力。[322]但是亚历山大是位谦和孝顺的青年,年纪只有17岁,政权遂落入两位妇女——他的母亲马梅娅和他的祖母梅萨——手中。后者在亚历山大登基后不久逝世,马梅娅成为她的儿子和帝国的摄政者。

在每个时代和国家,两性之中比较聪明或强壮的一性掌握国家的政权,另外一性去管理家庭生活和传宗接代。世袭的君主政体之中,尤其是现代的欧洲国家,基于骑士精神和继承法则,使我们习惯于一种很特殊的例外:在文治和武功这两方面都一窍不通的女人,也能够在伟大的王国具有绝对的统治权。但是罗马的皇帝仍然被视为共和国的军事统帅和行政首长,他们的妻子和母亲虽然享有“奥古斯塔”的称号,但是个人毫无权势。要是让女人来统治国家,在古代那些有婚姻而无爱情,或者是相爱而不知道体贴和尊重的罗马人看来,真是不可思议的事。[323]傲慢的亚格里皮娜将帝国的权位授予她的儿子,实际上自己也想分享这份荣誉,但是她那疯狂的野心,为关心罗马尊严的公民所厌恶,在计谋百出的塞涅卡和比罗斯手中遭到挫败。

后继各帝无论是睿智或平庸之辈,都不愿冒犯全国臣民之大不韪。只有淫乱败政的埃拉伽巴卢斯,会用他母亲的名号来污辱元老院的名声,索阿米娅斯就坐在执政官的旁边,以合法成员的身份签署立法机构的敕令。她的妹妹马梅娅非常谨慎,拒绝接受像这样一无是处且易引起反感的特权,后来制定严谨的法律,禁止妇女进入元老院,凡恶意违犯者可将其头砍下奉献给地狱之神。马梅娅万丈雄心的目标在于实际的权力,不是虚荣的表面,要在儿子的心目中维持一个绝对永久的帝国,她的母爱不容许有任何敌手存在。亚历山大得到她的同意,和一位贵族的女儿结婚,但是他对岳父的尊敬和妻子的爱情,与马梅娅的爱心和利益发生冲突。那个贵族立刻被控以叛国罪处死,亚历山大的妻子受尽羞辱后被赶出宫廷,最后被放逐到阿非利加。[324]

纵然这种因嫉妒而产生的残酷行为及在某些方面的贪婪,使马梅娅受到责难,但整体而言,她的用人行政都符合她儿子和帝国的利益,并得到了元老院的同意。她选出16名在智慧和德行上都优秀的议员,组成常设性的国务会议,每件重大的公共事务都经过讨论再做出决定。名声显赫的乌尔比安,不仅精通罗马法律且极受罗马人民的尊重,由他担任会议主席,发挥贵族政治的持重和坚定,恢复政府的秩序和权威。他们首先要完成的目标,是杜绝城市里外来的迷信和奢侈,再就是清除埃拉伽巴卢斯贪婪暴虐所留下的痕迹,接着便将政府各行政部门安插的佞臣全部遣散,用一批有才德的人来取代。文官的推荐标准是学识和公正,武职的任用资格是英勇和纪律。

但是,马梅娅和那批精明的顾问最关心的事,还是如何陶冶皇帝的性情。罗马世界的祸福安危,视他个人素质而定。肥沃的土壤使得培植容易,甚至用不着人力的耕耘。亚历山大具有优越的理解力,能够领受德行的益处、知识的愉悦和努力的必要,自然流露出善良温和的气质,使他不受外在刺激和罪恶的诱惑。他对母亲始终保持孝心,对睿智的乌尔比安像对待严师一样的尊敬。乌尔比安庇护着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免于谄媚和奉承这类毒药的腐蚀。

亚历山大日常起居很简单,显出有为皇帝令人激赏的一面,[325]容或生活习惯有所差异,仍值得当代帝王效法。他很早起床,每天第一件事是个人的礼拜活动。他的私人教堂墙上挂满英雄画像,他们改善人类的生活,理应受到后代子孙崇敬。但他认为神明最愿意接受的祭拜方式,是对人类的服务。因此他早上大部分时间花在主持会议、讨论公务和裁定诉讼上,所表现的耐性和见识已超出他的年龄限制。公务的枯燥乏味由文学的魅力来纾解,他用一部分时间研究所喜爱的诗歌、历史和哲学,维吉尔和贺拉斯的诗及柏拉图和西塞罗的《论共和国》[326],是他最感兴趣的作品,可以增加他的理解力,并使他对人和政府都有了最崇高的认识。心灵的陶冶之后便是体能活动,亚历山大身材高大,体格强壮且动作敏捷,精通各种运动,都能出类拔萃。在沐浴后,吃个早餐恢复精神以后,他再次活力充沛地投入一天紧张的工作中。晚餐才是罗马人的主餐,他在秘书的陪同下进食,阅读和答复世界各地写给皇帝的大量信件、备忘录和陈情书。他的饮食非常简单节俭,经过挑选的朋友都是很有学问且品德高尚的人,为了供他咨询,也来参加这样的餐会。乌尔比安就经常受到邀请,他们的谈话很亲密而且具有启发性,偶尔停下来背诵一些令人感到愉悦的作品;而一般有钱和奢侈的罗马人,则是经常召来舞女、小丑和角斗士。亚历山大的穿着朴实无华,举止谦恭有礼,温文儒雅。在适当的时间,他会将宫殿开放给所有的臣民,进入的人好似可以听见一个声音,像伊琉西斯仪式[327]中发出的有益身心的训谕:“进入这座神圣的宫殿,要有纯洁无邪的心灵。”

八、亚历山大的治绩与军队的暴乱(222—235 A.D.)

这样一种始终如一、不给邪念和恶行留下多余时间的日常生活,比起保存在朗普里狄斯作品里面那些琐碎的细节,更能证明亚历山大的智慧和正义。自康茂德即位以来,罗马帝国在40年之间,接连经历4位恶贯满盈的暴君,等埃拉伽巴卢斯死后,才享有13年(222—235 A.D.)国泰民安的岁月。行省从卡拉卡拉和他的冒牌儿子无所不用其极的苛捐重税中得到纾解。各级官员配合施政作为,在和平安定的局面里逐渐兴盛繁茂。官吏从既有经验中得知,赢得人民爱戴,是获得皇帝重用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对于罗马人民不太过分的奢华,增加某些较温和的限制措施,在亚历山大身为君父的关怀下,物价和利息都能降低。他谨慎而慷慨的恩赐,既满足了大多数群众的需求,也不会伤害勤劳人民的积极性。他恢复元老院的尊严、自由和权威,每位德行优良的议员都可以接近皇帝,无须畏惧,更不必羞愧。

皮乌斯和马可的崇高德行,使得安东尼的称号极其高贵,这个名字曾通过领养的方式传给荒唐的维鲁斯,再以世袭的权利传给残暴的康茂德,后来成为塞维鲁之子的荣誉称号,接下来授予年轻的迪亚杜米尼阿努斯(马克里努斯之子),最后为埃米萨最高祭司(埃拉伽巴卢斯)的丑行所玷污。元老院虽然深怀戒心,还是诚恳地一再要求,使亚历山大感受压力,他用高贵的气度拒绝剽窃的名声,情愿全心全意恢复安东尼时代真正的荣誉和幸福。[328]

在亚历山大文官政府的努力下,智慧的作用因权力而加强,人民可以感受到公众的幸福生活,以敬爱和感激回报他的恩主。但是还存在着极其重要而必需的工作,执行起来又极其困难,那就是军事改革。长久以来,军队因利害关系和暴力习性而免受惩罚,不愿接受军纪的约束,无视民众的安宁和福祉。为了执行这个危险的计划,亚历山大隐藏对军队的恐惧,表面上装出爱护的样子。政府各级行政单位执行严格的经济管控,供应金银成立基金,作为军队的日常支出和额外奖赏。在军队的行军中,他放松每人应肩负17日份口粮的严厉规定。[329]道路旁设有大量仓库,里面装有充足的粮食,但只要一进入敌人的边境,因士兵懒散成习,就必须准备大批骡马和骆驼来运送给养。亚历山大对矫正士兵奢靡的效果感到失望,最后,他把目标限于军容的装饰、优良的马匹、华丽的盔甲和用金银来镶嵌的盾牌等方面。他同时也与士兵一起习于劳苦,亲自访问病人和负伤人员,把他们的服役记录和他自己的感谢之辞,全部保存下来。不论在何种场合,尽量向这些人表达热烈的感激,因此他故作姿态地宣布,他们的幸福与国家的荣誉休戚相关。他用最温和的方式力图唤起暴乱的群体的责任感,至少要恢复原已式微的军纪,罗马帝国之所以能战胜那些尚武精神、整体力量均在他们之上的国家,全归功于军纪的要求。但他的谨慎是徒劳的,勇气是致命的,改革的企图只是让他所要治疗的疾病,不仅无法痊愈而且提前发作。

禁卫军拥戴年轻的亚历山大,把他看成温柔的学生那样爱他,将他从暴君的虎口救出,安置在帝座之上。和蔼可亲的皇帝深知自己应尽的义务,对军队的感激限制在理性和正义的范围之内,于是军人在不久以后,就对亚历山大的德行感到不满,觉得还不如埃拉伽巴卢斯的恶行来得好。他们的统领是睿智的乌尔比安,身为法律和人民的朋友,却被军队视为敌人,认为每项改革计划都是出于他恶意的建议。他们的反感借着一些微小的事件,爆发成为狂暴的叛变。罗马城内的内战猛烈进行了3天,在这个时候,那位卓越大臣的生命受到心存感激的人民的保护。最后,看到一些房屋被烧毁,同时受到全城陷入火灾的威胁,人民在叹息之下,只有放弃不幸的乌尔比安,听任命运安排。他被追到皇宫的殿堂,就在皇帝面前遇害,即使用紫袍来覆盖,也无法取得冷酷士兵的赦免。这就是软弱政府的可悲之处,皇帝要是不采取忍耐和伪装的手法,就无法替被谋杀的朋友复仇,为自己被侮辱的尊严雪耻。叛变的主要首领伊帕戈苏斯被调离罗马,荣任埃及的行政长官,再从这个高阶的职务被贬到克里特政府。最后,等待时间和离职抹去他在禁卫军中的名望,亚历山大再给予他罪有应得的惩罚。[330]

皇帝用公平和正义来统治全国,军队怀疑忠诚的大臣意图矫正他们的混乱,竟然发生暴行处死大臣,这真是天理难容之事。历史学家迪翁·卡修斯用古代遵守军纪的精神,领导驻潘诺尼亚的军团,那些罗马弟兄却以军队拥有特权这一低劣的理由,要砍掉改革者的脑袋。然而亚历山大并未屈服于士兵的嚣张气焰,为了恪尽自己的职责,任命乌尔比安的同僚卡修斯为执政官,同时拿自己的钱财支付乌尔比安尊荣葬礼所需的费用。但让人担忧的是,士兵公开宣称要是看见卡修斯运使执政官的职权,就会让他血溅五步以报复他的无礼。于是在皇帝的劝告下,国家最高职位的官员从城市隐退,把所余任期的大部分光阴,花在坎帕尼亚庄园中。

皇帝的仁慈使军队更加傲慢,军团也效法禁卫军,以同样的狂暴和固执,保障他们无法无天的特权。亚历山大的德政善行,无法对抗时代的腐化和堕落。在伊利里亚、毛里塔尼亚、亚美尼亚、美索不达米亚和日耳曼,不断爆发新的叛变,他的官吏被杀害,他的权力被凌辱,最后他的生命也牺牲在军队的极端不满之下。有一特殊事例值得注意,因为它说明了军队的态度,显示出恢复责任感和服从心的状况。在远征波斯时,皇帝进驻安条克,有些士兵因在妇女浴室洗澡而受到处罚,导致他们所隶属的军团叛变。亚历山大登上将坛,以谦和稳重的态度向武装部队讲话,对于前任皇帝所引起的恶习,他痛下决心一定要予以矫正,只要稍为松懈,罗马的令名和帝国的前途,全部将因颓丧的军纪而覆灭。这时,下面叫嚣不断,一片喧闹声音打断他温和的劝勉。英勇的皇帝说道:

你们这样的喊叫,到战场上向着波斯人、日耳曼人和萨玛提亚人去吼吧!在你们的君王和恩主面前要保持肃静!因为是他给你们粮食、衣物和金钱。肃静!不然我不称你们是军人,要叫你们老百姓[331],就像那些蔑视法律的人一样,要把你们当作贱民看待。

他这种带有威胁的语气激怒整个军团,他们挥舞着武器想要杀他。亚历山大毫无畏惧之心,继续说道:“你们的勇气到战场上去表现吧!那会更高贵些。你们现在可以杀害我,但却吓不倒我!共和国的严刑峻法会惩罚你们的罪行,为我报仇。”军团仍然叫嚣不已,皇帝以坚决的口吻大声地说:“老百姓!放下你们的武器,安静地离开,回到你们的营房去吧!”暴风雨立即停息下来,士兵满面羞愧,默认处置的公正和军纪的权威,把武器和旗帜交了出来。大家在混乱中退开,并没有回到军营,而是在市内找几个旅店住下来。在这30天内,皇帝很高兴看见部队受到他的教化而幡然悔改,在处死几位纵容叛变的护民官之后,才恢复他们以前在军中的阶级。满怀感激的军团,誓以必死之心报效疆场,尽忠皇帝。

群众通常在一念之间做出决定,瞬息万变的情绪可以让暴乱的军团在皇帝的面前将武器放下,或刺进皇帝的胸膛。或许,如果将这个非凡的和解事件交给哲学家深入研究,可以知道在那种情形下,赢得军队服从的原因,是皇帝大无畏的精神。然而,如果这件事要经由公正的历史学家来叙述,就会知道亚历山大·塞维鲁的举动可以与恺撒媲美,使他的品格也接近同样的水平。但是这位和蔼可亲的皇帝,他的能力无法处理当前困难的局势,他行为的坚定不及他动机的纯洁。他所具有的德行,就如同埃拉伽巴卢斯的恶习一样,在出生地叙利亚温暖的气候里,感染了东方那种软弱柔顺的色彩。虽然他因外国血统而感到羞愧,但是一位奉承的家谱学者,经过考证以后,认为他出自古代罗马的贵族世家,[332]让他听了非常满意。他母亲的骄奢和贪渎,为他登基以后的光荣投下阴影。当他是个不知世事的少年时,固然应该听从母亲的安排,但等到成年以后,竟还是同样的唯命是从,这就使得这对母子的人格[333]成为了公众冷嘲热讽的目标。令人疲倦的波斯战争引起军队的不满,屡次出师无功使得统帅的声望跌落到连低阶士兵都不如的地步。所有原因的形成和状况的发展,都像是要加速促成一场革命,使罗马帝国因持续的内乱而走向崩溃之途。

九、罗马帝国的财政状况(222—235 A.D.)

康茂德的荒淫暴虐以及因他死亡而引起的内战,再加上塞维鲁王朝奉行新的政策原则,这些因素使军队扩大了危险的权力,抹去了罗马人民铭刻在心中残留的法律和自由之微弱形象。我们尽全力合理而清晰地解释那些摧毁帝国基础的内部变化。每位皇帝个人的性格,以及他们的胜利、登基、愚昧和运道,与君主政体的衰亡息息相关,更使我们感到极大的兴趣。我们一直留意这个重大的历史主题,所以不能对卡拉卡拉的诏书毫不理会,因为就是这份文件将罗马的公民权给予帝国所有的自由臣民。但是我们要知道,他那毫无限制的慷慨并非来自广阔的胸襟,而是基于贪财的动机所产生的卑鄙结果。基于这种种缘故,我们要从共和国的凯旋时代开始,到亚历山大·塞维鲁临朝为止,对帝国的财政进行研究并加以说明。

围攻伊特拉斯坎的维爱[334]是罗马人第一次重大的冒险行动,前后花了10年的时间。这并非因为城池的形势险要,而是围攻的部队缺乏攻城技术。虽然战地离本土不过[335]0英里,2但长年辛苦的冬季战争,需要特殊的鼓励。元老院替士兵建立一套定期酬金制度,所需经费来自一般的贡金,按照公民的财产公平分配来课税,很好地平息了沸腾的民怨。征服维爱以后的200多年,共和国虽然所向无敌,但只给罗马增加了权力,而没有创造太多财富。意大利各城邦仅缴纳军事服役的贡金,在布匿战争时代,所运用的庞大陆海武力,都由罗马人本身的经费来维持。那些斗志高昂的人民负担非常沉重,但却乐此不疲,认为努力之后,必然能迅速享有丰硕的成果。他们的期望终于达成,在这段期间内,叙拉古、迦太基、马其顿和亚细亚的财富,随着凯旋式带进罗马,仅战胜佩尔修斯[336]所获得的财富就有200万英镑。罗马人民成为各国的主人,从此不再受重税之苦。行省与日俱增的赋税和贡金,足以支付战争和政府的一般费用,多余的金条和银块储存在农神庙[337],以备国家不时之需。

奥古斯都呈送给元老院的遗嘱,附带其中的详尽记录已经遗失,这可能是历史上最难以估计的巨大损失。在那份遗嘱里,经验丰富的皇帝很精确地平衡罗马帝国的税收和支出。由于缺乏清楚而全面的估算,我们只好引用古人若干不完整的资料,他们刚好舍弃了抽象的文辞而注意较实用的细节。据称,亚细亚被庞培征服后,每年的税收从5000万德拉克马增加到1.35亿德拉克马,大约是450万英镑。在托勒密王朝昏庸统治的末期,埃及每年的税收据说已达1.25万泰伦,大约是250万英镑。后来,由于罗马人的俭省,以及与埃塞俄比亚和印度的贸易增加,在获利方面有很大的改善。在高卢是靠纵兵掠夺和贩卖奴隶发财,就像埃及是靠通商贸易一样,就帝国而言,这两大行省的贡金收入,几乎可说是不相上下。罗马征服迦太基后,要求对方在50年内赔偿1万优波克或称迦太基泰伦,[338]相当于400万英镑,就当时看来罗马可是发了横财。等到肥沃的阿非利加海岸成为罗马的行省,原先那点赔偿,跟之后从土地和居民那儿征收的税金来比,真是不算什么。

西班牙的状况非常特殊,等于是古代世界的秘鲁和墨西哥。这块富庶的西方陆地是腓尼基人发现的,单纯的土著受到迫害,被拘留在自己土地上的矿场,为外乡人的利益而卖命工作,与近代西班牙美洲的模式完全一样。[339]腓尼基人只熟悉西班牙的海岸地区,贪婪和野心使罗马人和迦太基人带着武器进入这个国家的内陆,几乎所有的地点都能发现丰富的铜矿、银矿和金矿。靠近迦太基纳的一处矿场,每天生产2.5万第纳的银币,相当于一年300万英镑。每年却能从欧斯图里、加利西亚和琉息太尼亚这几个行省收到2万磅重的黄金。[340]

十、罗马帝国的税制及对后世的影响(222—235 A.D.)

罗马帝国那些有影响力的城邦之所以被消灭,我们需要时间和资料才能进行非常正式的探讨。不过要是看见他们为取得钱财,连荒芜贫瘠的地方都不放过,而行省的大量财富或来自于天,或成之于人,就会对税收有些概念。奥古斯都有次接到吉阿鲁斯居民的陈情,非常谦恭地请求他免除“三一税”的沉重负担。他们的税金总数不过150第纳,大约5英镑而已,但是吉阿鲁斯是爱琴海的一座小岛,也可以说只是一块岩石,缺乏清水和各种生活必需品,只居住着一些可怜的渔民。

虽然资料来源有限而且残缺不全,我们还是可以得到两点结论:首先,罗马行省的正常收入(时间和环境的差异可以略而不计)不会少于1500万英镑或2000万英镑。[341]其次,如此庞大的税收,对奥古斯都依据稳健原则所建立的政府,足够支付所需的费用。那就是说他的宫廷简单朴实一如议员的家庭,他的军事建设经过计算可用来防卫边疆,既没有激起征战的旺盛企图心,也没有外来侵略的严重顾虑。

纵使这两种结论从表面看好像很有道理,但至少后面一点,无论是从奥古斯都的言辞还是作为来看,都是绝对办不到的,也就是说收入不敷支出。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很难断定,他到底是罗马世界的国父,还是自由权利的压迫者;到底他是希望解除行省所受的各种不平等待遇,还是要让元老院和骑士阶级陷入赤贫的地步。从他一开始掌握政权,就经常暗示贡金不足,有必要以适当比例对罗马和意大利增加公共负担。在执行这些失去民心的方案时,他一直很谨慎,经过权衡轻重后,一步步实行,最先是实施关税,接着就是建立消费税,在查定罗马公民的个人实际财产后,再据以完成税务计划。要知道,这些人已经有150年未缴纳各种税金了。

其一,像罗马这样伟大的帝国,金融的自然平衡必须逐渐建立。征服者以强权为手段将行省的财富送到首都,其中大部分再借着商业和技术,用温和的方式反哺给勤劳的行省。在奥古斯都和后继诸帝统治下,各种商品均需课税,并经过1000种不同的路径,进入富庶和奢侈的帝国中心。不论法律怎样为之解释,支付税收的都是罗马的购买者,而不是行省商人,税率从商品价值的八分之一到四十分之一不等。若假定税率的变化是由政策中不可改变的原则所引导,像奢侈品比必需品要课更高的税,帝国劳动人民生产制造的产品,比从阿拉伯和印度运来的[342]无益但受欢迎的商品,所受的待遇要相对宽容。现仍存有一份商品目录,项目很多但不完整,在亚历山大·塞维鲁时代必须纳税的物品有:肉桂、没药、胡椒、生姜、所有香料、各种宝石(其中以钻石[343]价格最昂贵而翡翠最为耀目)、帕提亚和巴比伦的皮革、棉花、生丝和丝织品、黑檀木、象牙以及阉人。[344]我们可清楚看到,用来侍候人的柔弱女性化奴隶,他们的用途和价值随着帝国的衰落而兴起。

其二,奥古斯都在内战之后设立消费税,虽然全面实施,还算非常有限,很少会超过1%。但是项目却包罗万象,无论是市场出售或者公开拍卖,从土地和房屋的大宗买卖,到民生的日常用品,即使价值微不足道也都包括在内。像这样的税收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计,所以经常引起反感以致怨声载道。皇帝知道国家的需要和财源所在,只有公开发布诏书表示:军队的需求大部分要依靠征收消费税。[345]

其三,奥古斯都为了使政府能够抵御内忧外患,决定成立一支常备军,就设立特定的财库,用来支付士兵的薪饷、退役老兵的酬金以及战争的额外费用。消费税是大宗收入,专门拨作这方面使用,但发现还是入不敷出,为了弥补其间的差额,皇帝建议对遗产课征5%的新税。但是罗马的贵族把金钱看得比自由还重要,奥古斯都听到愤愤不平的怨声,还是能保持平常心,公开将整个案件提到元老院来讨论,要求他们对于军中服役所需经费问题,提供不会引起反感的权宜办法。元老院各持己见无法做出决定,而且对整个问题感到非常困扰。奥古斯都对他们暗示,元老院要是冥顽不灵,他将不得不提出更高的土地税和丁税,这样一来,大家只有默然接受。对于遗产和继承的课税会因某些限制条件而予以减轻,缴税的对象除非继承的金额很大,可能要到达50或100个金币,否则不会进行征收,对于父亲一方的直系亲属[346]也不会强制索取。由于亲属及穷人的权利都受到保障,如果陌生人或者是远亲意外获得一笔财产,这时为了国家的利益,会很欣然缴纳二十分之一的遗产税,这似乎是相当合理的事。

富裕的社会继承税收的金额非常庞大,看来最适合罗马人当时的情况。无论是出于理智的考虑或随心所欲,可完全依据自己的心愿写遗嘱,根本不受近代有关限定继承人和决定财产分授家属之限制等规定。基于各种原因,父亲的偏心与不公,对于共和国热心奉献的爱国人士,或是帝国生活放荡的贵族,都会失去影响力。只要父亲将财产遗留四分之一给儿子,那儿子就不应提出任何合法的诉求。但一个年老而无子女的财主,在家庭里是暴虐的主子,个人的权力随着年龄和日渐衰弱而增加。一大堆奴婢之辈围在身边,把他当作法务官和执政官来侍奉,希望博得他的微笑,赞美他那些愚蠢的行为,尽量满足他的欲望,然后焦急等待他的死亡。随侍和奉承的技巧成为最赚钱的一门学问,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宣称它完全配得上一个特殊的称号。根据讽刺诗的生动描述,整个城市分为两大部分,那就是猎人和猎物。每天都有这样多失去理性和毫无节制的人,受到狡诈之徒的摆布,非常愚蠢地在遗嘱上签名同意。当然,也有一些人抱着对理性的尊重态度,受到别人德行的感召,留下合理而公正的遗嘱。西塞罗在当律师时,用辩护来保障当事人的生命和财产,曾接受合法的遗产达17万英镑。小普林尼的朋友对这位和蔼可亲的雄辩家,在遗产的赠与上也一点都不吝啬。[347]不管立遗嘱的人有什么动机,国库全部一视同仁地索取他们财产总值的二十分之一,这样过了两三代以后,臣民的全部财产便逐渐落入国库。

尼禄登基之初,皇帝渴望获得民心,或许是一念之慈的盲目冲动,希望能废除关税和消费税。聪明的元老院议员赞颂他的慷慨行为,但却转移计划执行的方向,因为这样做会扼杀共和国的财源,瓦解帝国的力量。如果这个美梦可以实现的话,像图拉真和安东尼这样仁民爱物的皇帝,早就热烈地把握如此光荣的机会,将重大的恩惠赐给帝国的臣民。他们以减轻大众的负担为满足,但还是不会将这些税收完全除去。他们用法律的温和与精确,以订出税务的原则和措施,保护各阶层的人民,防止任意的解释、过时的要求和租税承包商的肆意妄为。因而,在每个年代,即使是罗马最仁慈最明智的行省总督,也还是坚持贯彻租税承包商那有害人民的手段,至少也要用来搜刮主要的关税和消费税,这说起来真是一件怪事。[348]

卡拉卡拉的想法和做法与安东尼大不相同,他完全不顾国计民生的后果,甚至可以说是讨厌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他发现必须满足自己在军队里引发的无穷贪婪。奥古斯都所设立的几种税制,以遗产税抽取二十分之一的金额最庞大,运用的范围也最广泛,影响力并不限于罗马和意大利。税捐收入随着罗马疆域的扩张而加剧,新的公民虽然在相同条件下缴税,[349]但可以因此取得阶级和特权,获得更丰富的补偿,像是地位和财富的光明远景,可满足他们出人头地的野心。但是这些显示着身份差别的好处,却在卡拉卡拉的奢侈浪费下完全丧失殆尽。毫无意愿的省民被迫接受罗马公民的头衔,得不到一点利益,却要承担罗马公民的实际义务。塞维鲁胃口奇大的儿子,对前任所制订的税务措施感到不满,认为其过于温和。他把遗产税从二十分之一提高到十分之一,并且在统治期间(在他死后又恢复过去税率)施展铁腕强制执行,全帝国的臣民无不叫苦连天。

当所有省民以罗马公民的身份尽义务纳税时,对于过去以臣民的条件所奉献的贡金,应依法予以豁免。但卡拉卡拉和他的儿子并不采纳政府的税务原则,要求旧有的贡金和新加的税捐同时征收。到亚历山大当政,才大幅度解除省民的痛苦,将登基时所收税捐的总额减少到三十分之一。[350]虽很难了解他基于何种动机,愿将危害大众的残余罪恶予以铲除,但带有毒素的种子并未清理干净,还滋长蔓延开来,在后续朝代,为罗马世界投下了死亡的阴影。在本书中,我们经常提及的土地税、丁税及谷物、酒、油和肉类的大量征用,全部来自行省,供宫廷、军队和首都之用。

只要罗马和意大利被尊为帝国的中枢,保存于古代公民的民族精神中,就会在不知不觉之中灌输到新加入的公民身上。军队的重要指挥官由受过通才教育的人来充任,他们体会到法律和文学带来的益处,经历各种文官和武将的职务,[351]依据功绩逐渐向上升迁。在帝国最初两个世纪的历史中,军团之所以听命行事,部分要归功于他们言传身教的影响。

当罗马制度最后一道藩篱被卡拉卡拉踩倒,职业的隔离逐渐成为阶级的区别。内部行省最有教养的公民,才够资格充任律师和行政官员。当兵吃粮的粗活丢给边疆的农民和蛮族,他们只知军营而不知国家,只懂战争而不懂学识,当然更不了解民法和军纪。他们以血腥的双手、粗暴的习性和搏命的决心,固然有时可以保卫紫袍,但是更多时候却颠覆了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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