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的说法来自于古代的“清议”，“清议”既是庙堂之上也是乡里民间的议论，用来作为评判某人品质的标准。早在西汉，官员要晋升必须通过荐举程序，那些在位的官员对入选的新人戳戳点点，想方设法在他们身上挑点毛病，乡间市井的议论也是把挑人的尺子，比在身上量来量去，如觉不符，自动出局。有的人一遭清议，耻辱难当，在亲友间抬不起头来，顾炎武就有过“一玷清议，终身不齿”的恐惧。什么叫“舆论杀人”？看来自古就有。
持乡议的人也许是些在读的学生，他们可以自下而上地批评官府，搅动政局，越界之后这些议论被痛加剿杀，如东汉有党锢之祸，就是因为学生讨论时政被官府镇压，可见持清议的人多是当时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人一旦当了官，反过来同样会被舆论监控，也可能转变成清议的对象，如果气节有亏，难免沦为浊流。这说明清流、浊流可以相互变来变去，但清浊的分与不分、如何分、按什么标准分始终是个争议不休的话题。
按理来说，在清流的眼里，应该是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不宜混淆，但帝王眼里的清浊，标准却可以随意搞乱，常常混搭参用，故意模糊两者的界线，据说这样做容易达到政治平衡的效果。帝王驭人之术，心机太重似乎理所当然，如果换成一些文人也跟着起哄，问题就严重了，严重到丧失评判善恶的标准。比如对明末东林党人的态度就是一例，东林党人苛论时政，臧否人物，对这帮疯子舆论本来就有褒有贬。即使是自居清流之人，面对明朝将亡的残局，也不免抱怨东林党人中不乏小人，只会奢谈高论，没有筹敌制寇之策。可是在崇祯皇帝看来，攻击东林党的这拨人也就是胡乱嚷嚷满嘴牢骚，对朝廷的法纪政事没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和东林党没啥不同。这个观点后来被一些无聊文人附和，添油加醋地夸大成明朝灭亡的主因，特别是心理原因。令人意外的是，这个说法竟然被清廷利用，清朝皇帝就反复提醒：你看，明代灭亡都是这帮文人平时袖手空谈给闹的。
对于此种和帝王沆瀣一气的狗屁士论，黄宗羲挺身而出正色辩驳，矛头直指自杀不久的崇祯皇帝，他说崇祯并非不知道东林党人是君子，只是有个别小人也会混杂其中，因此从整体上看队伍不纯，于是就起疑心，不加信任。他早已知晓攻击东林的人多是小人，只是因为他们可制衡东林的士气，所以才故意把两拨人混搭使用，结果是君子舍他而去，独独留下小人，这才是崇祯失国的主因。从世俗眼光看，如此非议吊死殉国的先皇相当冷血，也不近人情。
黄宗羲断言，君子与小人势不两立，为私家利益不问是非，通过调和善恶的办法大玩平衡政治，结果只能是一个“恶”字了得。“东林”不是个别的例子，因为“凡一议之正，一人之不随流俗者无不谓之东林”。意思是说，“东林”应该变成一个象征，一个应坚守的标准和尺度。而在帝王的思维中“今必欲无党，是禁古今不为君子而后可也”。搞得一团和气的后果是大家一拥而上争做小人，君子反而没人当了。因为当君子不但捞不到好处，成本也太高。黄宗羲所坚守的，就是贯穿千古而不灭的清流精神，拼死也要和浊流划清界限。只可惜，这股精神早已澌灭无存，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上上下下弥漫着的正是争当小人的浊流气象，鼓励的是油滑、世故、苟且和贪嗔，最终是清浊不分，恶人横行。
清流的警示作用还在于尽量使帝王心思偏于“王道”思维。在古代的政治格局中，“王道”与“霸道”之间历来就存在紧张，两者相比，取“霸道”之途相对容易一些，是个捷径。践行王道需君主官员时刻涵养身心，对民生体恤有加，他们会感觉活得太累，过得很不耐烦！所以帝王总是首选霸道，或者是“霸王道杂之”，混搅起来乱用一气。不过在清流看来，君王的统治术中霸道总是比重过高，甚至把使用王道当作滥施人情。
近读彭小瑜先生文章，他谈到蒋介石夺取权力不择手段，打的旗号都是维护党派利益，赤裸裸的功利只要化身为道貌岸然的信念，就可充当一种任行杀戮的理由，这类思维非常可怕，是对人性的一种毒化，因为中国政治文化中缺乏宽恕的精神。他举欧阳修的《纵囚论》为例进行一番讨论。当年唐太宗让一批犯人回家省亲，规定返回后就死。当犯人按约定返回时，唐太宗就全部赦免了他们。对唐太宗的纵囚行为，欧阳修批评说，只有君子才有资格用信义对待，对待小人则应该恰恰相反，必须划分三六九等分别施以刑恩。在欧阳修看来，这些囚徒都是邪恶小人，骨子里就是罪犯。他们一定是揣摩到如果按时回来就会得到赦免，所以愿意用性命做一次赌博，一旦赦免他们岂不是正中了贼人的诡计，对带着侥幸心理的罪犯必须杀无赦，不能抱有恻隐之心。如此缺乏宽恕精神的盘算，一旦扩散成常态的思维，肯定会引发无休无止的暴力相斫。如果遇到帝王不冷静，身边冒出几个书生在他耳边唠叨几句似乎很有必要，这就是清议的力量，在以上的例子中，欧阳修不但没扮演清议的角色，反而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当然，历史上清流也不总是那般纯净，也可能蜕化成浊流。钱穆先生的眼光很毒，他看到明清以后出现了一股浊流压制清流的转向，那就是文书胥吏横行官场，把文字的流转程序统统给档案化了，变成一种套路和技术，文官言行如果受到胥吏束缚，就会产生依赖感。胥吏政治一旦转化成文书政治，对文字的刻意琢磨就会达到变态的程度，严重时可以让官场丧失效率，变成一种极为低劣的冗政。师爷上下欺瞒，四处勾结，压抑士人无法按自己的想法办事。现当今的文牍主义与繁琐哲学大概就是由此演变而来。
古代科举也有清浊之分，科举选官是一种身份分配制度，负责把不同层次的知识精英尽量均匀地撒布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好处是一眼望去清浊分明。进士及第才是清流，秀才举人沉在下面成了浊流，虽在身份上似乎超升无望，却未必不能通过乡党议论获得舆论上的公正评价。
比较有意思的是，近世士大夫中操办洋务的人往往会被清流啐骂，沦为浊流。因为在沉浸旧学太久的书生眼里，放弃祖宗之法，去向洋人的奇技淫巧屈膝献媚犹如士林败类。如坊间就哄传洋务名流马建忠投奔东洋改名某某一郎，为日本人做间谍的故事。马建忠进洋务大员幕府，扮演的就是当年师爷的角色，这职业在清流眼里本就低贱，再加上为洋人打工的把柄捏在人家手里，想不成浊流都难。湖南人郭嵩焘从公使位子退归乡里，被骂成汉奸，差点让乡亲的唾沫星子给淹死。清流党摇身变成维护世道尊严、拒绝西人污染的正义化身，可在洋务派眼中，中国遭千古变局，自诩清流者抱残守缺，冥顽不化。在外交家曾纪泽看来，玩清议的人都是一些死守秦汉旧制，只会发高头讲章议论的老朽腐儒。由此可见，当年畏惧清议和台谏的心理也在悄悄发生变化。
清流批洋务派的理由是，西人也是“夷”，越和“夷”妥协讲和他就越欺负你，但清流也明显感到，空说那套老掉牙的道理打不过西人的长枪大炮，所以他们平时起劲骂洋务大员是浊流，一旦遭遇实际的民生技术问题，未必真有多少底气。面对清流的咄咄逼人，身背浊流之名的洋务派也未必都那么自惭形秽。他们见多识广，知道光凭文人那张嘴皮子根本对抗不了新知识对国人身心的直接刺激。
清浊之分的标准往往随时运流转。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人在精神上极度营养不良，一夕接触西学，无论精粗美丑，一律生吞活剥塞入肠胃，不及消化。这帮文艺青年在过去的清流眼中，就是地道的假洋鬼子附体，绝对是浊流妖鬼再生，必须设法驱除。可在人人自虐亦虐人的年代，这批精神饿鬼引领的是一股时代潮流，这时候如果你不识时务戴着清流面具出来对他们指指点点，不被痛扁一顿那才叫怪呢。如当时有复活国学的提法，但在一片现代化的“浊流”叫嚣声中，国学面目真如“国渣”，凡谈所谓国学者，充其量是挨揍疼得不行发出的一种无奈呻吟，当不得真的。
当代“清流”言论真正得势还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现代化特别是城市化的推进，使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再明快的刀锋如此这般一路斩杀过去也有卷刃的时候，需要旧文人出来激浊扬清，清洗刀口上的污血。清流逆反言辞照样决不中听，仍如当年的倔强，他们认为寻求国家富强是赤裸裸地与民争利，有失王道的敦厚。这里面搅动起的又是“国富民穷”的老话题。当年洋务新政初起时，就是以国家整体富强为目标，没有多少人愿意在民生问题的细节上多动脑子，那些抗议国家一夜暴富、捍卫传统道德、诉求让利于民的清议言辞，完全为富国自强的高调所淹没。一个例子是铁路大兴与民争利，造成依赖水陆运输谋生的民众大批失业，当今房地产商四处圈地，就如当年情景的再现。这时忽见几个当代清流小子跳出来大骂贪官当道，也真如当年一样，是道异样的好看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