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造反针对谁？
什么是造反的颜色，什么是革命的颜色，我想大多数人最直捷的回答肯定是红色，尽管红色在某些人的记忆中总与残忍恐怖的景象相连。
红色作为造反标记的历史由来已久，元末反蒙古义军称为“红巾军”，其中一支徐寿辉的队伍，直接就叫“红军”，以后造反的人群不断袭用红色作为旗帜和符号。广东一份县志记载，咸丰年间顺德兴起的红巾军头上戴着红布，身上裹着梨园演戏的服装，打起仗来活像一群戏子上台玩耍，与他们对峙的官军旗帜一律使用白色，被红巾军叫作“白兵”，这活像我们记忆中的“共军”和“国军”互骂对方是“赤匪”“白匪”。此时的咸丰皇帝正为南方各路叛贼蜂起闹得神经衰弱，一个官员又出来给皇上添堵，在奏折里说北方的捻匪也开始松开发辫，头裹红巾罩住短发起来造反，蓄发本是对大清净面剃发禁令的公然挑衅，一向是普通乱民变成真贼的征兆，这消息让咸丰帝更觉烦恼。
民初山东的缨枪会打出的也是“替天行道”的红旗。河南红枪会，顾名思义，枪头上少不了裹上红缨，更不用说共产党搞武装割据，队伍中充斥的红旗、红袖标、红领章，沿袭模仿的仍是过去造反的颜色，尽管此红非彼红。苏区的红旗上赫然绣着镰刀斧头，明显加染了赤色苏俄的痕迹，怪不得总被国民政府当作赤匪加以侦办，甚至死于五卅运动的工人英雄顾正洪，在后来的历史记载里也被悄悄改成了“顾正红”，仿佛不如此更改就不足以昭示出其赤色革命党人身份。我所关切的是，这遍地汹涌的红色到底和小民造反的对象有什么关系？因为无论什么样的谋反叛逆，裹着红头巾的激进百姓都不可能直接攻上朝廷，夺了皇帝的宝座，他们只能寻找周围熟悉的目标权当打击对象。他们抗税抗劳役抗摊派，大多清算的是身边的富户，富户一般又是拥有功名的士绅。
在中国过去的年代，“士绅”通常是指那些有教养的人，他们经过科举制的筛选，有层序地分布在城市和乡村，由于士绅在乡间地位特殊，自然一直就是百姓闹事的首选标靶。既然造反的旗帜和服饰通常都是红色，那么由此推论，士绅的消失肯定与这种颜色的泛滥成势脱不了干系。士绅又是官与民沟通的中介，地位既敏感又尴尬，虽可以两边说话，却又须担载风险，搞得好两边皆大欢喜，搞不好两头都要得罪。当他站在民的立场也许会为百姓说上几句好话，如果只从官的角度设想，可能就会充当皇权插入民间的管道，仗势官府欺压良民。有时民间造反和镇压叛逆统统都由士绅挑头，如太平军首领洪秀全是个落第秀才，湘军之父曾国藩是赋闲在家的侍郎，虽然两人地位悬殊，但到了乡里一层却都是领衔处置地方事务的能人。无论造反还是剿逆，双方比拼不只靠军事实力，还要看各自苦心标榜出的欲望蓝图在多大程度上能打动百姓的心，让他们拼死跟随。
曾国藩搞团练围堵太平军，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事行动，湘军打仗是有道德感做支撑的。道德感靠两个来源激发形成，一是保土保境的家乡观念，二是宗族凝聚的儒家思想。所以他用兵只选朴拙可靠的山野村夫，不用城市油滑之人，曾国藩就凭借这两条道德律令支撑起了大清的半壁江山。这两条律令比起太平军斩尽“清妖”，奔向“天国”的伪基督教指令不一定更挑逗煽情，却保证能够持久。画饼充饥伪造一个天国幻象有点像吞符念咒，药效发挥是有一定时间限制的，耗久了一定露馅。裴宜理曾记载红枪会会员吞吃符咒犹如打上一针兴奋剂，因为符咒用朱砂写在黄裱纸条上（仍与红色有关），这些纸条内含硝石成分，朱砂是一种传统的神经镇静剂，硝石有兴奋剂的功效，两药混合服用很容易产生刀枪不入的幻觉，一旦打起仗来就会不怕死地玩命向前冲杀，妄想着见谁灭谁，疯癫状态可持续两小时左右，足以应付一场小规模的战斗。与此相反，曾国藩的动员手法从不靠装神弄鬼，他反复强调，血缘、亲情、家族等乡土链条的凝聚胶固是击败任何对手的至尊法宝。这想法貌似老套，唤醒的却是沉淀百年的历史记忆。晚清一些读书人特别强调乡土意识的重要性，就是在湘军扫荡太平军之后才慢慢感悟出来的。民初文人动不动就爱把地方自治挂在嘴边，和曾国藩当年对乡土家族根源的追溯与维系多少有着某种关联。
所以，曾国藩和洪秀全互斗起来都是杀人如麻，比赛着看谁比谁残忍，骨子里不过是在兜售一种迷幻心灵的药方，最后比拼的还是谁的精神力量支撑的药力更持久。药性的灌输渠道又全靠哪个首领真能敬宗收族垄断一方，说到底还是士绅在背后用实力说话。罗威廉描述湖北麻城近七个世纪的暴力根源，就发现越是到了近代时刻，无论是圩寨里的匪帮，还是自组的团练，都要依赖谁能更高效地掠夺和控制生存资源，因此各派都纷纷依托强大的宗族势力。至于族众是匪是民，常因身份转换过快，是真是假无从辨析。清朝初年曾严禁士绅与异端秘密会社来往，终究还是挡不住他们与匪类的合流，乡间民众自保与叛逆的边界就这样变得模糊难辨。
士绅：乡村暴力的减震器
士绅在乡村能够托大是因为他既是造反萌动的滋生点又是暴力蔓延的减震器。从长远观察，他对暴力的减震作用当然要大于催生的效果。士绅真正对民间发生影响应该是在宋代以后。人们多有一个误解，以为自汉武帝以来帝王就对儒家言听计从，这分明是被“独尊儒术”的虚伪许诺给蒙骗了。都说儒家满口仁义道德，却不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道德”到底是个什么玩意谁也说不清楚，也没人恪守儒家书呆子般的教条，否则就无法解释汉代以后为什么会紧跟着出现魏晋的肉欲横流和隋唐的胡汉杂糅。在这里，从裸奔嗑药到胡服骑射，所有在后世儒家眼里大逆不道的举动都属正常。那时多教混杂，儒家讲群体仁义，佛家就讲自体隐秘清修，还有道家吃喝玩乐的人生观在叫板，三者交替竞争，谁也说服不了谁。儒家提供的人生价值期许反而还略显单薄，没什么吸引力，这也就难怪宋代以前的帝王从未真把儒家道貌岸然的说辞当回事。唐代的韩愈写了篇《道统说》，硬说儒家的线索从孟子以后就断掉了，到他这里才算接上，这是在骂儒家那么多年真是没用，尽管骂得痛快，韩愈这套讲法还是没人理会，到头来只能是自说自话，道统之争反而间接透露出儒家数千年都没怎么风光过的窘态。
儒家不受待见，是因为帝王总是相信单单依靠暴力统治就足够了，儒家那套虚无缥缈的道德说辞虽然优雅动听却不那么实用，没什么可操作性，在孔孟时代就未见真效。秦朝用酷吏操弄严刑峻法，暴力管制不断升级，倒一时显得立竿见影效率奇高，却因过犹不及，终于酿成官逼民反的惨剧。暴力用到极致，小民没有退路，才轮到儒家这个扮红脸的角色粉墨登台救救场面。陈胜在大泽乡暴雨中说，反也是死，不反也是死，还是反了吧。如果权衡下来造反的成本不见得比忍耐的成本高，选择造反的几率就会相应增大。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暴力实施力度的大小应该与空间的伸缩有关，空间拓展得越快越远，管理成本的投入就会相应增加。秦朝疆域一直延伸到了海南，占据的地盘过大，暴力控制的成本自然很高。试想，如果每个村庄都住着几个酷吏直接管辖，那要付出多少人力物力才能搞定。如果不顾人力透支强行贯彻，最后只有崩盘了事。汉初用黄老之学休养生息就是考虑到了秦朝治理成本过高，只不过清心寡欲无所作为只能算是一种过渡举措。汉武帝表面尊崇儒术，也是觉得秦朝用刑太酷，失掉了人心。汉宫内倒是设有博士之位，据传有学生终日苦读暴死烛下，好像治专门之学活活累死书生犹如旌表劳模，实在是书呆子傻气乱冒，只可当作笑话谈资，与治国安邦的大计毫不相干。可见彼时儒学实属门庭冷落的技艺，完全找不到如何与老百姓亲近的路子。汉唐盛世大致还是靠兵威立国，治理秩序中混合着各种互不相干的怪异思想，远不是后人想象的“儒教国家”那般纯净整肃。直到宋代帝王出面定调，后世仿佛才慢慢找到一系节约统治成本的思路，儒家文士从此趾高气扬，开始大显身手。
有一个现象前人早已注意到，自宋至清，尽管人口密度不断增加，土地开垦范围不断扩大，特别是清代实现疆域大一统后，人口一下子跃增至三亿，官僚人数却增长缓慢，基本维持在前代的水平，这说明一定有一股力量羁绊着王朝暴力直接向下延伸的步伐。这股力量就是民间宗族的崛起，他们承担着扶济族众、化解纠纷和教化子弟的责任，使得小民不至于为官吏所欺，遇事动辄层层上诉，投告无门。他们把原归官吏处理的部分职责揽纳过去，大大节省了行政治理的成本，延缓了官方严刑峻法对乡村的渗透范围和程度。
宗族在民间如何产生是个复杂的话题，宋代以前只有世家大族，也就是所谓门阀世族的势力很大，老百姓并无自组宗族的权限，因为宗族要聚居成势，必须依靠祭祀祖先，修纂谱牒，以达敬宗收族的目的。宋朝之初仍然只有高官贵族才有资格祭祀祖先，修庙设仪，与普通百姓没什么关系。直到朱熹作《家礼》，刻意简化礼仪程序，放松了民间祭祖资格的限制，允许百姓公开祭祀，民间宗族才有机会扩大繁衍人口，一旦扩张开来，就可自定家法规则。宗族首领多由经过科举考试选拔的地方士绅担任，他们把原先需要官府行政机构处理的事务收归民间自主解决，这在皇帝看来是何乐不为的好事。
宋代兵力孱弱，文气弥漫，重文轻武之风特盛，却仍不失为一个清平动人的美好年代。民间宗族在乡村扩张延伸，减小了官家出面办事的概率，承担起了暴力减压阀的作用。尽管后人常常批评宗族戕伐人性，软刀子杀人，如私设公堂、伪道德泛滥（割股疗亲、寡妇殉节等等），却无人否认绕开面目狰狞贪得无厌的吏胥，乡民也可获得律法秩序的关照，这场面给皇朝统治戴上了一副和善（不乏伪善）的面具。当然，上峰办事也不是对宗族乡民听之任之，放手让他们乱搞，保甲制的设计就是柔性管辖的一种补充，人群被限制在一个个规划妥当的空间里，彼此瞪眼盯梢，行动相互牵制。保甲制到底是否有效至今众说纷纭，没有定论。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即使皇上要借保甲限定乡民的人身自由，也要融合宗族的软性管控。即以清帝雍正的办法为例，雍正设保甲时一直挺纠结，从道理上讲，他不得不依靠地方宗族和士绅，却又害怕他们坐拥保甲实位，尾大不掉，对抗王权。所以他总在琢磨着如何将士绅纳入编户之中，目的就是有意不让他们当上领导，卸去称霸一方的隐患。可到头来，这一石二鸟之计仍遭落空，保甲系统的控制还是纷纷落入士绅手中，削弱了衙门吏胥的支配权。由此得到的回报是，公共安全体系慢慢平稳嫁接到了地方财富和血缘脉络之中，和乡土防御机构融合到了一起。帝王对地方管控的效果依然明显。
士绅身份糜烂的后果
宗族、士绅在和平与动乱年代会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他可能是个单纯的读书人，也可能是个宗族族长或团练领袖，或许还是书院山长和私塾教师。如逢乱世，士绅中也不乏摇身一变，拉起一路杆子造反的草莽英雄。正常情况下，士绅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由科举制随机调剂的，普通的读书人一旦中举，就会被分配到不同层级，各安其位地成为中央和地方联系的中介。大清新政废了科举，士绅就没了这中间协调人员的独特身份，一概转化成新式学堂里的理工男或军校出身的混世魔王。清朝的崩毁催生出了各式各样的军阀帮派，大概与众多青年投身军校有关。学堂区别于科举教育，里面缺乏系统的道德规训课程，理工政法军事学堂的终极目标只负责训练专门的行政人员。帝制崩解后，皇帝作为联系政治社会文化的象征符号作用消失了，理工政法男们不用再装模作样地效忠传统道德秩序，人心失去约束，活络异常，极易变成首鼠两端的伪君子，或者干脆沦为靠武力到处趁火打劫的现代强人，暴力的魔盒就此打开了。
士绅身份的变质糜烂深深影响了地方治理技术的走向，前已提及，保甲制的编订虽然属于对乡村实施强力控制的手段，却还是被迫揉进了不少道德的考虑，比如定期宣讲乡规民约，至少让百姓觉得不只是对身心的强制束缚，还有人情脉脉的慰抚。这分明是有文化的士绅动用自身影响力横向牵动的结果。后来蒋介石也想在形式上恢复十户设甲长、十甲设保长的旧建制，却完全用于征兵征税，最终服从于剿杀“共匪”的功利目标，基本没什么道德教化的考量在内。那些残留下来的富裕士绅对此职位毫无兴趣，地痞流氓一看机会来了纷纷抢班夺权，加速了基层权力品质的溃烂。罗威廉说湖北麻城的保长大多是文盲，连简单的账簿统计知识都没有，恐怕这个现象遍及全国，不只湖北一地而已。保甲一职改由恶人庸人充任，自然会蜕化成单纯压榨民间的暴力工具。蒋介石不是没有意识到地方机构中道德滑坡的弊端，曾经发起“新生活运动”力加挽救，只是此运动的范围多集中在几个大城市中，教育普及的目标在农村根本无法兑现。典型的例子是，湖北麻城一个叫余晋芳的士绅只能通过编修县志，怀旧式地记述乡贤中那些礼义廉耻和忠孝节烈的史迹，摆摆响应新生活运动的样子。
国民党在乡间恢复士绅秩序的失败，标志着科举崩溃后遗症的持续发酵。从清中叶起，经过太平军、捻党、红巾军、红枪会、各式军阀、国共党争等各派势力的反复裹胁冲击，士绅最终沦为人见人欺的弱势群体。共产党更是不惜以挖墙脚的手段予以毁灭性的打击。毛泽东当年就浪漫地宣告：“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美梦。”接着既有如下挖宗族墙脚的名言：正因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所以“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列举出农民运动要举办的十四件大事，其中第七件就是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这与他年轻时想法很不一样，毛泽东念书时十分崇拜曾国藩，说过“独服曾文正”这样的话。曾氏作为湖南乡贤绅士，几乎靠一人之力阻击太平军北上，挽救了摇摇欲坠的大清江山，同为湖南人的毛泽东成为曾粉再正常不过。可多年以后，毛泽东在农村严厉打击的对象正是曾国藩这样的士绅大户。在毛泽东的眼中，曾国藩完全不是保境安民的道德偶像，而是虐杀民众的“曾剃头”，只配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面对太平“邪教”，曾国藩坚守儒教立场的英雄形象瞬间泯灭消失。
“五四”青年的转向与启蒙思想的崩解
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到底在哪些方面区别于传统的农民战争，是个争议不休的话题。有一点基本共识是，如何成功地操作出一套道德说辞是赢得革命胜利的重要环节。共产革命在激烈程度上丝毫不逊色于以往的历次动荡，却似乎比任何一次造反都具有更加充分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其背后的秘密在于，毛泽东设法把原来萧条贫穷，让人唯恐避之不及的黑暗农村涂抹上了一层动人的玫瑰色调。在西化思想的长期熏陶下，那时的读书人早已慢慢习惯把乡村看作与现代城市无法相提并论的肮脏场所，必须彻底加以改造。
把农村生活诗意化浪漫化，在城市小资云集的场所是相当困难的，必须有一个机智的设计，方能达到釜底抽薪的目的。把士绅这类乡村里的关键人物妖魔化是颠覆习惯思维的关键步骤。在这一点上，毛泽东表面上倒是和那些大造传统之反的五四青年声气相应，五四愤青们一直嚷嚷着要掀翻孔家店，打倒孔夫子在乡村的代理人，打倒那些掌控家族命脉的士绅土豪，把个人从家庭的束缚中彻底解救出来。这场被称之为“新启蒙运动”的发起者，教育背景不是学堂宠儿就是海归牛人，这批“后科举时代”的新生牛犊，个个觉得舍我其谁，一路打打杀杀，哪里把科举出身的年迈耆老放在眼里，五四期间不断展开的“家庭”与“职业”选择势不两立的讨论，都与这帮五四青年欺师灭祖霸气外露的狂放风格不无关系。从表面上看，他们的攻击目标与乡村共产主义运动打倒土豪劣绅的革命主张是相互呼应的，这就是为什么大批城市激进青年投奔延安，他们并非有人驱赶而是出于自愿，正说明乡村农民革命与城市左翼运动拥有共鸣的基础。
但是，表面的一致无法遮掩毛泽东与五四青年之间存在的巨大分歧。即使双方在清除乡村传统家族势力的观点上相互支持，在如何看待乡村和城市的地位方面也最终难以相互妥协，这几乎成了毛泽东发动整风最重要的理由。令人惊讶的是，在五四运动发生二十年后，毛泽东做出了一个重新评价，他认定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储存了干部队伍，还说五四运动是青年寻找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起点，表面上这更像是个标准的官样党史说辞。一个背后的真相却是，毛泽东从根本上改变了大城市中流行的对五四启蒙的定义。大多数五四青年都认为农村是现代化城市的改造对象，这一点毫不奇怪。自古以来，城市和乡村似乎永远处于对峙的两极，最早的城镇一般是行政中枢、粮库储备和文化中心所在地，与之对立，广大乡村神秘、危险，充满不确定不安全的气氛。每当乡村出现叛乱，城镇为了自保往往都会采取坚壁清野的手段，甚至残忍地烧掉城市周围的房屋，把大批粮食运往城内储藏，以防留给城外的敌人。
共产党当年主要在乡村活动，在城里人的眼中很难与“土匪”切割开来，况且当年苏区“扩红”征调人力的资源有限，不得不大量吸收散落在乡村的游民，或者通过吸收被消灭的国民党整个军队编制的俘虏以充实兵员，甚至不惜与真正的土匪合作。在老百姓眼里，“匪”和“民”的身份是可以互换的。共产党最终还是和一般的匪患区分了开来，其秘诀何在？我认为，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共产党自觉地把城市和乡村的关系重新进行了设定，因为如果不彻底克服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共产党就难以摆脱传统“匪徒”的身份。贺照田说过，黄仁宇认为国民党改造了上层，共产党改造了底层，这种说法给人感觉国共两党好像有了默契分工，说好了一党管上层改革，另一党管下层改革，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太有问题，我很同意。国共两党思想差异的关键在于对士绅存留的态度，国民党想通过新老士绅的合作重建社会秩序，共产党则力求彻底消灭士绅，无论新旧，以便从底层翻转上来，实现乡村的再造。共产党理解的造反绝非重演一番农民对城市精英的仇视，而是恰恰把城市精英的视角整合进了乡村革命的进程之中，形成了“城市”“乡村”关系的全新解释。
乡村被涂上浪漫的玫瑰色是从毛泽东的这段话开始的，他语重心长地教导从国统区跑出来的青年：“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革命根据地无疑已变成了广大乡村蓬勃复兴的隐喻，毛泽东在《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已经扭转了“五四”在城市青年头脑里原先具有的含义，给青年的价值和奋斗方向重新定了位。青年实现理想的唯一正确方向是与工农大众相结合，话外之音就是专指城市青年应该与农民联合摧毁盘踞农村的士绅阶层，清除背后支撑他们的封建主义遗毒。
通过整风运动，五四青年身上的小资意识与农民阶级的朴质观念被摆放在同一个平台上加以评鉴，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两者的位置悄悄发生了倒转。五四青年的批判初衷是反孔和摆脱家族束缚，毛泽东深刻地把青年们的反传统狂想引向了士绅阶层这个具体目标。士绅在根据地话语系统里被彻底矮化为地主劣绅的丑陋形象，使得革命斗争的对象更加具体、鲜明和生动。当年五四青年有些虚化模糊的奋斗理想与农民斗地主的利益诉求通过这个渠道完全结合了起来。经过如此操作，“五四”反传统的启蒙观只是在打倒士绅这一点上被吸收进了整风的思路之中，其城市人的自尊和优越感却被当作垃圾坚决地摒弃掉了。五四青年对乡村的鄙视心理荡然无存，农村中对士绅阶层施加的各种暴力，由于打着摧毁地方封建主义的招牌，统统获得了极高的合法性。此时，由城市知识青年写出的讴歌农村暴力镇压士绅的作品层出不穷，也证明在西方思想支配下传播开来的城乡二元对立思维已经失灵，曾经作为乡村主体支柱的士绅阶层也随之宣告彻底覆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