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旅馆，我在前台停下来。没有信件，没有留言。回到房间里，我打开一瓶波本威士忌并倒了一些在玻璃杯里。我坐了一会儿，翻阅着一本平装本的《圣人传记》。这些殉教者对我有一种奇特的魅力，他们竟能找到如此多彩多姿的死亡方式。
数天前，报纸上有一则报道，嘲讽一名一年前在东哈勒姆两个女人的公寓内犯下命案的嫌犯。受害人是一对母女，被发现陈尸在卧室里，两个人的耳后都挨了子弹。由于凶手犯案手法异常残酷，警方一直在努力缉拿凶手。现在他们逮捕了一名十四岁的男孩，那两名受害妇女被杀害时，他才十三岁。
故事的最后一段说：这桩命案发生后的一年内，被害人住处附近另有五人被杀。报道中没有指出这五件命案破案了没有，或是被拘押的那个孩子是否有嫌疑。
我的心老是想到别的地方去。现在，我又把书放到一边，发现自己想着芭芭拉·埃廷格的事。唐纳德·吉尔曼也说她父亲可能怀疑某人，他心里有数但不说出是谁。
也许是她丈夫。配偶总是最先受到怀疑。如果芭芭拉不那么像是系列受害者之一的话，道格拉斯·埃廷格早就要被反复拷问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主动接受中城北区刑警的讯问。除了讯问外，他们没有做什么别的。他不但是死者的丈夫也是发现尸体的人。他工作完回家，在厨房里惊见尸体。
我看了笔录。做笔录的人先入为主地认为谋杀案是冰锥大盗干的，所以他问的问题集中在芭芭拉的行程上。她是否有为陌生人开门的习惯？她是否曾经提到有人跟踪她或有人形迹可疑？她最近是否为骚扰电话所困扰？有人打电话来不说话就挂断吗？有可疑的人说他打错电话吗？
在讯问过程中基本上要假设讯问对象是无辜的，这种假设在当时确实符合逻辑。显然，道格拉斯·埃廷格的态度没有什么令他们起疑的地方。
我已经不止一次试着要唤起对道格拉斯·埃廷格的记忆。我总认为我一定见过他。中城北区的人从我们手中接走这个案子前，我们已经在现场了。所以，当我站在厨房仔细查看伸开手脚摊在油毡上的尸体时，他应该在现场附近。我也许曾对他讲过几句安慰的话，应该会对他有印象，但是我一点也想不起来。
也许我在那里的时候，他在卧室里和其他刑警或第一批到达现场的某个巡逻警员谈话；也许我从未正眼看他；也许我们谈过话，但我完全把他给忘了。从事这个工作多年，我看过太多刚刚痛失亲人的人。在混乱的记忆里，这些人无法一个个如浮雕般清清楚楚地浮现出来。
我很快就要去见他一面。我的当事人没说他怀疑谁，我也没有问，但显然芭芭拉的丈夫列在名单之首。如果杀死芭芭拉的人伦敦并不认识，那么，伦敦可能就不会觉得如此沮丧，不管杀她的人是芭芭拉的情人还是朋友，对伦敦都不重要。但是，如果她是被她自己的丈夫，被这个伦敦认识的人，被这个在事后多年出现在伦敦太太丧礼上的人杀死的话……
我房里有电话，但是电话要经过总机。尽管我不在乎接线员有没有在偷听，但我讨厌这种方式。我到楼下大厅打电话给我在黑斯廷斯的当事人。他在电话铃响第三声的时候接了起来。
“我是斯卡德，”我说，“我要你女儿的照片，任何一张，只要看起来像她本人就可以。”
“我有很多相片簿，但大部分都是芭芭拉小时候的照片。你要的是最近的照片吧，我想？”
“越近越好，有没有结婚照？”
“哦，”他说，“当然，那张照片他们两人都照得很好，照片装在银色的相框里放在起居室的桌子上。我想我可以去复印一张，你需要我这么做吗？”
“如果不会太麻烦的话。”
他问我要不要邮寄过来，我则建议他下周一带到他的办公室去，我会先打电话，然后过去拿。他问我展开调查了没有，我告诉他我已经在布鲁克林花了一天的时间。我问他两个名字：唐纳德·吉尔曼及贾尼丝·科温。但这两个名字他都毫无印象。然后，他也试着打听我是否找到头绪了。
“想要找到有力的线索很困难。”我说。
我没问他到底怀疑谁，就把电话挂了。实在定不下心来，于是我决定到街角上的阿姆斯特朗去。走在路上，我真希望我刚才能用点时间回去拿件外套。因为有风，天气更冷了。
我和几个罗斯福医院的护士们一起坐在吧台。她们的其中一个叫特里，她刚结束为期三个礼拜在小儿科的工作。
“我想我喜欢值班，”她说，“但是我受不了，因为他们都是小孩子，只要失去一个，就会让人感到十分难过，而且他们之中有些勇敢到让你的心都快碎了。我没有办法应付，我真的没有办法。”
埃斯特利塔·里韦拉的影像在我心中一闪而过，我没有试着把它留住。另一个护士把眼镜拿在手上。她说，整体而言，比起苦杏酒她还是比较喜欢茴香甜酒，还是反过来，我忘了。
凌晨已过，我才就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