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是星期天，我毫无困难地说服自己休假一天。我在电视上看了一个小时左右的美式橄榄球季前热身赛，不过心思没放在上头，只是熟悉一下球员而已。
我每个星期天都固定和我匿名戒酒会的辅导员吉姆·费伯吃晚餐，不过他八月出城一个月。所以伊莱恩和我去卡内基音乐厅对面看了场电影，然后去一家新开的泰国餐厅吃晚饭。吃完后我们觉得，平常去的那家泰国餐厅比较好。
当天我很早就上了床，次日早餐后我去格林威治村。第一站是西十街的第六分局办公室，我向一个名叫哈里斯·康利的警探自我介绍，后来我们就在布里克街转角的一家店里喝咖啡、吃丹麦面包，他把他所知道有关拜伦·利奥波德谋杀案的事情都告诉了我。
之后我到霍雷肖街拜伦所住的那栋大厦，我之前曾跟那儿的门房聊过几句。拜伦被射杀时，他正在当班，所以他才能告诉我先前那位警探不知道的一些事情。他不能让我进去，不过他替我把管理员找来。那个管理员身材矮胖，东欧口音，手指上的烟渍和身上浓浓的烟味都显示他烟抽得很凶。管理员听完我的话，查看了我的证件，然后带我到十五楼，用他的钥匙打开拜伦的房门。
那套公寓是个很大的工作室，外加一个小浴室和简易的厨房。家具很少，而且像是从邮购目录上买来的便宜货。房里有电视机，还有书架，上头堆了书，墙上有一张裱框的海报，是一年前霍普①在惠特尼美术馆的特展。圆形咖啡桌上有一本精装书，是后冷战时期的间谍惊悚小说，里头夹了张纸片标示着他读到哪里——差不多已经看完三分之一。
我从电视机上拿起一个放在木质底座上的小铜象，在手上掂掂重量。管理员在房间的另一头看着我。“你想要的话，”他说，“就藏在口袋里带走吧。”
我把那只小铜象放回木头底座。“我想它的家在这里。”我说。
“住不了太久了。所有东西都要搬走，你倒是告诉我，它现在的主人是谁呢？”
我无法回答。我告诉他，肯定会有人跟他联络的。
“住房委员会想把这里卖掉。利奥波德先生只是租房住，他当初有机会的时候没把这里买下，所以现在房子也不是他的。如果找得到他的家人，我们会把家具和衣服转交过去。有人出面，就可以接收这些东西。要是没有，我们就都送到救世军那儿去。”
“我相信他们会好好利用的。”
“要是有什么好东西，载货的司机会通知旧货商，让他们花几块钱偷走。我刚刚看到你盯着那些书瞧，你要的话就拿走，带回去吧。”
“不，不用了。”
我走到窗边，眺望街对面的公园，又检查了衣柜。
“警方来检查过几次了，”他说，“有个警察拿走了一些东西，虽然我没注意是什么，不过我发现拿走了很多。”
“我相信你会发现的。”
“浴室药物柜里的一些药，床头柜上的一只手表。如果不当警察的话，他会是个好小偷。还有个警察什么都不肯碰，就像这样走来走去，”他两臂紧抱在胸前，“他还以为他碰了什么东西就会被传染，或是光呼吸这里的空气就会感染。真是个白痴，艾滋病才不是这样传染的。”
拜伦·利奥波德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早晨吃了半个甜瓜和一片烤面包。警方在垃圾桶里找到了甜瓜皮，另外一半用保鲜膜封好放在冰箱里，他用过的盘子堆在洗水槽里。他煮了一壶咖啡，装进一个有盖的塑料杯，然后拾起门垫上的《纽约时报》。他把报纸挟在腋下，一手拿着咖啡杯，一手拿着橡皮头拐杖，坐电梯下楼，走过楼下大厅。
这是他通常的行程。天气太冷或下雨时，他就待在公寓里，坐在窗前喝咖啡看报；但天气好的时候，他会出门，坐在阳光下。
他坐着看报，身边的板凳上放着一杯咖啡。然后一名男子走向他。是个白人，而且证人似乎一致指出，此人不老也不年轻，不高也不矮，不胖也不瘦。他显然是身穿浅色休闲裤，不过有个证人记得他是穿牛仔裤。上衣不是T恤就是短袖运动衫，证人的说法不一。我的感觉是，其实在听到枪声之前，没有人真的注意到他。枪声响起后，几个原先没留意的证人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但枪手已经一溜烟跑掉，什么也看不到了。
凶手跟拜伦说了一些话，有几个人听到，其中一个说他喊了拜伦的名字。如果真有那么回事，那就表示凶手不是随便乱挑人，但和我聊过的第六分局警探对那个证人不是很信任。他告诉我，那家伙是在附近街上混的，他的意识通常受到毒品控制，眼力和听力不会比你和我强。
两枪，几乎同时发射。没有人看到枪，一个证人记得他带了一个纸袋，或许吧，果真如此的话，他就可以把枪藏在纸袋里。两枪都射进被害人的胸膛，是从五英尺到十英尺外开枪的。凶枪是点三八口径的左轮，相当有威力，不过不是那种高科技穿甲子弹。如果拜伦当时穿着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所穿的那种防弹背心，他就可以活着告诉我们事情的经过。
可是他没有，两颗子弹紧挨着，一颗在他的心脏上找到，另外一颗在右边约一英寸处。那种疼痛和震惊一定无法形容，但不会持续太久。被害人几乎当场死亡。
两枪，而且在拜伦眼中的生命光芒熄灭之前，凶手就已经拔腿跑掉了。他很幸运，因为他可能被绊倒，或者跑到转角刚好碰到警察。或者即使没碰到警察，也可能会不小心碰到某个看清他的脸的路人。
结果都没有，他干干净净地跑掉了。
那天下午我呼叫TJ，他在两个街区外的一家咖啡店跟我碰面。“我们以前来过这里，”他说，“后来整修过，看起来很不错。”
“干酪汉堡好吃吗？”
他想了想。“有饱腹感。”他说。
“饱腹感？”
“已经被我吃掉，而且吃得很饱，”他说着把盘子推到一边，“你要找我做什么工作？”
“完全用不上计算机的工作。”我说，然后告诉他我所知道的拜伦·利奥波德，还有我对他的死有什么想法。
“跑腿工作开始了，”他说，“到处找人，到处打听。”
“就是这么回事。”
“已经开始算时间了吗？”
“你开始了。”我说。
“意思是你会付钱给我，可是谁付钱给你呢？”
“彼得会付钱给我，”我说，“不过我得找出保罗出了什么事。”
“你把我弄糊涂了，大哥。”
“我有个客户，”我说，“阿德里安·惠特菲尔德。”
“大律师啊！他上了威尔的名单。”
“没错。”
“他跟拜伦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我说，然后解释惠特菲尔德的理论给他听。
“他觉得威尔这是在做热身运动，”他说，“你觉得合理吗？”
“不怎么合理。”
“我也觉得不合理，”他说，“他为什么要练习？他一直做得很好啊。”
假设拜伦·利奥波德的谋杀案是一桩街头犯罪。或许他是因为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激怒了凶手而惹来杀身之祸。或许他是一桩犯罪事件的目击者，或许他曾从他公寓的窗口看见什么，或是在公园板凳上听到了些什么，也或许他是被错认成某个曾在毒品交易中激怒那个枪手或者抢走他女友的人，而遭到误杀。
如果是这类原因，那么有可能街上会传出这方面的消息，所以我派TJ到处去打听这类事情，在这方面他比我有办法。
同时，我可以寻找拜伦生活中的动机。
我拿起电话打给金妮。“谈谈他吧。”我说。
“你想知道哪方面的？”
“有一些事情不太合理。他住在一栋很不错的大楼里，那儿十二年前转为合作公寓，而且他按时缴房租。他符合购屋资格，可以用内部的便宜价格把房子买下来，或者继续租房子。可是他没买，宁可继续付房租。”
“当时他吸食海洛因吸得很凶，”她说，“一般的毒虫在投资判断上眼光不会太精明的。他曾说他真希望有机会的时候买下那套公寓，可是当时他根本没那心思。”
“令人意外的是，”我说，“他居然还能租得起。如果他是个毒虫——”
“他曾有吸毒的习惯，但那不是他的生活方式，马修。他是个华尔街毒虫。”
“你该不是要说他对股票市场上了瘾吧？”
“不是，他对海洛因和酒上了瘾。不过他在华尔街工作。是个低阶层的工作，在证券商那里当负责下单的职员之类的，不过他朝九晚五乖乖上班，没请太多假。他保住了工作，按时缴房租，没有丢掉他的公寓。”
“我知道有些人就失去了自己的住处。”
“醉鬼通常会如此。听到海洛因这个字眼，总会令人联想到犯罪。”
“哦，光是买海洛因就已经是违法交易了。”
“而且是个负担沉重的习惯，大多数的毒虫凭合法的收入无法负担得起。不过如果你有份不错的工作，毒瘾又没那么重的话，你就可以撑得下去。”
“我知道有些中产阶级也吸食海洛因，”我说，“上个月那个女的，嫁给税务律师的那个杂志编辑。不过当然她不用针头。”
“不会在这种艾滋年代使用。拜伦如果晚几年才开始吸海洛因，他也不会用针头的。不过即使是用鼻子吸，那也还是海洛因。吸了会很亢奋，不吸就会犯瘾。而如果吸得太多，你就会死。那个杂志编辑就是因为吸食过量而死。”
我们谈着这件事，然后我说：“所以他这些年都一直在做同一份工作。”
“一直工作到他戒酒后。后来他的公司被收购，他就失业了，但我记得不到两个月，他就在另一家公司找到性质非常类似的工作。然后一直做到他因为健康原因而辞职为止。”
“那是多久之前的事情？”
“我想六个月吧，但可能更久。对，没错，因为我记得他在圣诞节假期之前就辞职了，但他又回去参加公司的圣诞派对。”
“对戒酒的酒鬼来说可真不好受。”
“他后来很沮丧，但我想不是因为周围的人都在喝酒，虽然那也可能是原因之一。我想是因为他了解到自己生命中的某个部分已经结束了，他再也不能回去工作了。”
“有些人认为这是得艾滋的好处之一。”
“就像不必担心得皮肤癌？你说得没错。但拜伦不这么想，他喜欢有份工作。”
“他银行里有钱，”我说，“接近四万块。”
“有这么多吗？我知道他不必为钱发愁，他的健康保险还有效，而且他说他的钱够撑到他离开，他是这么说的。”她沉默了片刻，“去年冬天他说过，他认为自己还有大约一年的时间可以活动自如，可以去户外的时间是两年。除非有什么奇迹之药出现，或者其他的奇迹出现。”
“我知道他立了遗嘱，”我说，“简单而直接，他是用现成的格式，找了两个邻居当证人，把所有的东西捐给几个防治艾滋病的慈善机构。”
“他以前告诉过我他打算这么做。”
“他结过婚吗？”
“他毕业后不久就结了婚，维持了大概一年。然后两个人就离婚了，或者是宣告婚姻无效。我想应该是宣告婚姻无效吧。”
“我想没小孩吧。”
“对。”
“有任何家人吗？”
“一个破碎的家庭，父母亲都是酒鬼。”
“所以他是遗传的。”
“嗯。他父母亲都死了，父亲是很多年前，母亲是他戒酒后没多久。他有一个哥哥，但已经下落不明很多年了，拜伦认为他可能已经死了。还有另外一个哥哥，也已经过世好几年。拜伦说他是死于食道破裂，所以我猜想他一定也是个酒鬼。”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我说。
“老天。”
“你想他那四万元是哪里来的？而且他如果去年圣诞节前就不再工作，一开始一定更多。就算他戒酒后开始每星期存点钱，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存这么大一笔钱也还是很不得了。”
“人寿保险。”
“他是谁的受益人吗？”
“不，他有个特殊的寿险方案，几年前开始有个朋友说服他投保，说是很好的投资。”
“这些年还一直在保着？”
“他说这是发生在他身上最幸运的事情。如果他没钱或忘了缴保费，有一个延期的期限，可是保险公司会自动贷款去缴。所以他戒酒之后，保险还是有效，他就继续缴保费。”
“他的受益人是谁？”
“我想一开始应该是他太太，然后有几年他把他母亲列为受益人，后来她死了之后——”
“怎么样？”
“抱歉，很难讲出口。当时我并不知道，但后来他让我当他的受益人。我猜反正非填个受益人不可。”
“你说你们以前很亲近。”
“亲近，”她说，“你知道我是怎么发现的吗？他寿险结束领钱时，我收到了通知。保险公司规定的，我得签一份文件。我不必同意，但他必须通知我。”
“很多保险公司都有这项规定，”我说，“以防万一保险需要补缴保费，算是离婚条款的一部分吧。”
“他几乎是感到抱歉，马修。‘你恐怕不会成为富婆，金妮。我自己需要这笔钱。’”
“保额有多少？”
“不是什么大财富。七万五千元？八万元？反正不到十万。我不知道他领回了多少。”
“要看投保方案的退保金是多少。”
“嗯，”她说，“我也不知道。无论是多少，反正一定够他度过余生。”
“我自己也不太懂这些，”我承认，“只知道基本上要看你所缴的保费是多少。然后看你所投保的寿险方案，慢慢累积一个现金值。若是终身缴保费的方案，你缴的保费会愈来愈高，累积的现金值就愈多。但若是定期型方案，你缴的保费愈来愈少，但累积的现金值是固定的。当然还有介于中间的其他方案。”
“我不知道他保的是哪一种。”
“不会是定期型，”我说，“因为定期型保险不能贷款。你刚刚说，他停缴保费时，他的保约还是有效的。”
“对，他可以根据他所累积的现金值贷款缴保费。”
“你说得没错。当然如果有任何大笔贷款的话，现金值也会减少。”
“不过他事后还得付清，对吗？”
“不必。这个贷款的利息很低，因为基本上你是在跟自己借钱。比方说你用这个方式跟自己借了几千元，干吗要还给自己呢？有什么动机呢？要是你拖着不还，等到你死了，保险公司就会从保险金里头扣除，让你的受益人少领一点，可是反正你也没法活着听到他的抱怨了。”
“噢，我不知道拜伦的贷款总额是多少，”她说，“或者他有没有还钱。我对人寿保险不是很了解。”
“我也不了解。”
“他也许有其他的投资，或者可能是我记错了保险数字，我对这种事情的记性一向很糟。嗯，这倒提醒了我，你刚刚说你进到他的公寓里了是吧？有没有碰巧看到一个小铜象呢？”
那是他们两个都戒酒后，她送给他的礼物。当时他刚戒酒，记忆不太靠得住。他永远记不住别人的电话，或者钥匙放在哪里。但她告诉他，有了这个铜象，就不会忘掉一切，这变成他们之间的一个信物。
“我想留着那只小铜象，”她说，“不值什么钱，除了我之外，对其他人也不会有任何意义。”
“这对他也一定有某种意义，”我说，“他没有什么摆设之类的，但他把这个小铜象放在电视机上头这么重要的位置。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好会注意到。管理员还劝我把它拿走。”
“你拿了吗？”
“没有，该死，我放回原位了。不过真可笑，因为我原来有个冲动想拿走的。我会回去拿。”
“真不好意思让你再特地跑一趟。”
“我离他那栋大楼只有两个街区，”我说，“一点也不麻烦。”
最麻烦的就是要找到那个管理员。他正在七楼修一个漏水的水龙头，门房花了好些时间才找到他，把他叫下来。这回我没在拜伦的公寓里逗留太久。第二次造访，里头艾滋病的气味似乎更浓了。似乎有一种特殊的麝香味儿可以和那种疾病联想在一起。稍早我检查他的衣柜时就发现了——衣服都有这个味道——但这回整个公寓都闻得到。我拿了那个小象就走了。
注释：
① 指爱德华·霍普（Edward Hopper, 1882—1967），美国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