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鳖有洞天
怎样才能获得自由?“我”提出疑问。即将毕业,身处异乡,经历过两段与纯粹自由者的爱情后,“我”却发现自己与自由渐行渐远。一直以来都成长在别人的目光中,并在独木桥上努力奔跑,当“我”接触到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后,发现自己竟然失去了获得自由的能力。“我”游走于边界之上,在理想与规则中间苦闷地挣扎。穿插于梦境与现实,过去与现在,“我”被人引领着发现,原来这样的挣扎并非“我”一个人在经历。有很多像“我”一样的人,“我”发现自己竟从未曾孤独过。这样的发现令“我”感动,也让“我”明白如何能够通向自由。我们不是敌人,而是只是一个阵队中向前迈步的人群。因此我们不需要让目光成为枷锁,我们不用畏惧,我们从不孤独。怎样才能获得自由?爱别人吧。什么是爱?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身上,就是“我”能想到最好的爱。胡耀邦与文艺界的拨乱反正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欢呼声、鞭炮声震撼中国大地的时候,历史又欣喜地掀开了新的一页。在批判“四人帮”的勃然呐喊逐渐归于理性的平静后,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的任务凸现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作为“文化大革命”中重灾区的文艺界,拨乱反正的任务尤其艰巨。但是,由于“两个凡是”的禁锢,文艺界拨乱反正的步履也同其他行业一样,非常艰难。当时担任中宣部部长的张平化,因与华国锋曾同在湖南工作,以及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的直接领导,使他在思想解放的潮流和“两个凡是”的交锋中,只能选择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