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钟剑和刘志安在徐家汇找到了耿本轮住的地方，此人确实曾经住在这里，但现在已不知去向。那么耿本轮去哪里了？经过对其住所的搜查，找到了一些属于他本人的物品，其中有一本日记引起了钟剑的注意。仔细阅读后，发现耿本轮有可能已经逃往台湾，且和此案并无关联。
因为日记中详细记述了1948年12月29日这天他正在外地出差，直到元旦过后三天才返回上海，这证明他没有时间参加针对李白的行动。由于耿本轮并不知道要受到侦查，因而日记是真实可信的，不存在作伪的可能。
接着，钟剑进一步从耿本轮的日记中获悉，当时跟他出差的还有一个姓金的特务，经过调查，这个姓金的特务如今还在上海。此人解放后主动去军管会作了登记，交出了藏匿的武器，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军管会鉴于其犯罪程度轻微，未曾逮捕他，只是让他呆在家里反省自己的罪行。钟剑和刘志安赶到金某家时，果然见其老实呆在家里。经过讯问，金某证实了耿本轮确实和他一起去外地出差了，这样就彻底排除了耿本轮参与逮捕李白的犯罪嫌疑。此事很可能是孔老先生认错了人。
这样一来，追查路子嘎然而止，线索由此中断，专案组办公室一片烟雾缭绕，钟剑捂着被子睡了一觉，起来时已是深夜，他二话不说，拖上刘志安就走，刘志安睡意正浓，迷迷糊糊跟着往外走，嘴里还不停嘟哝着：“头，什么事这么急啊？”
“上车再说。”钟剑轰然一声发动美式吉普，一踏油门窜出三丈远，刘志安被一震一抖，便猛然惊醒过来，嘴里也不由得叫道：“好！”
一路狂奔到了蓬莱公安分局，二人跳下车，直奔局长办公室，正在加班的分局长见到他们到来，也抚掌笑道：“来得好，我就知道你们要来！”
三人坐定，分局长给他俩递了烟抽着，从卷宗中抽出一份材料送到钟剑面前：“这是我们今天傍晚刚接到的一份情况反映，是一个留用警察写来的，你看看。”
钟剑一看，脸色立即活泛开来：“我相信应该有这么一个情况——我们知道，按通常的做法来说，警察逮捕犯人后一般是不会转手的，即谁逮捕、谁扣押、谁审讯，这样一来，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的人员当中一定会有人知道，在1948年12月30日凌晨是谁把李白押送的，那么只要找到此人，就能够找到当天的押送者，现在这个人出现了。”
这是一个姓卢的留用警察写来的情况反映，信中说，1948年12月30日凌晨左右，他曾经注意到有几辆警车进出过淞沪警备司令部，当时这种情况时有发生，他也没有太在意。后来上级首长来局里调查取证，并对他们做了动员说服工作，他回家后仔细回忆了一番，忽然想到他曾经和从警车下来的一个警察打过招呼，此人名叫宝得贵。
“宝得贵？”钟剑敲着桌子，自言自语道，“这个线索非常重要，事不宜迟，马上叫来写信的留用警察。”
分局长会意地一笑，冲门口叫了一声，警卫推门而入，将留用的卢姓警察带了进来。“嗬，你小子挺贼的！”钟剑呛了分局长一句，眼里却流露出赞赏之意。
讯问开始，照例由刘志安问道：“宝得贵是什么人？”
“宝得贵是满族人，四十多岁。”卢某交代道，“以前是唱戏的武生，会些花拳绣腿，后来喝酒倒了嗓子，就改行吃起了警察饭，在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当特务。我想来想去，怀疑宝得贵参与了这次行动。”
分局长插了一句话：“听说你跟宝得贵还有点关系？”
卢某一愣，马上应道：“确实如此，我跟宝得贵有点沾亲带故，他的姨姥姥是我妈的表姐。”
“既然如此，那你一定知道宝得贵住在哪里了吧？”
“知道，他原来住在教堂街的明德里弄堂，不过听说上海解放后第三天就不知去向了。”卢某说。
讯问结束，钟剑和刘志安赶紧回局里休息了几个钟头，第二天一大早，二人驾车直奔教堂街，到了街道派出所，所长听了介绍，立即肯定下来，说这明德里确实有一个叫宝得贵的人，解放前是国民党政府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的特务，据说因其抓捕共产党地下特工人员而多次受到嘉奖，刚一解放就没了踪影，派出所派人到处找他，但一直未能找到，听说宝得贵逃往外地了，也有可能逃往台湾、香港等地。钟剑理解派出所的难处，现在刚解放不久，工作千头万绪，警力严重不足，而此时全国许多地方还没有解放，像这种中断了线索的案子，一般只好先放一放了。
线索再次中断，回到局里，刘志安躺到木凳上，一边抽烟一边叹气，钟剑则去了方进的档案室，方进看到钟剑到来，神色诡异地笑了：“头，你真是个鬼精灵，知道什么时候有你要的东西。”
说着，方进拿出一个卷宗放到钟剑面前：“你看看，这是刚到的材料。”
钟剑一看，便沉了进去，三十分钟后，钟剑合上卷宗，只说了一个字：“好。”
原来，这是上海市公安局卢家湾分局局长转来的材料，分局长在翻阅接管的原国民党上海市卢家湾分局的档案中，看到了原该分局巡官史致礼写的一份工作报告，报告很有些邀功请赏的性质，称由他率领十五名警官破获共产党秘密电台一座、抓获共党分子一名。
分局长看到这份材料很警觉，立即向专案组作了汇报，并协同方进一起查阅了上海市公安局的原警察局档案，从中查出了两份有用的材料。钟剑刚刚读到的就是史致礼的报告和两份材料。一份是编号为“沪警49—013号”的上海市警察局奖惩评议会通报，通报称：“巡官史致礼、警士强元贵参加行动有功，各记功一次；其余十四名警士队警士予以嘉奖。”另一份是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于1949年4月15日发出的签准复件：“协助本部破获谍台有功，颁发奖金金圆券伍万元。”
得到这两份材料，钟剑如获至宝，赶紧致电卢家湾分局长落实此事后，及时向杨帆副局长作了详细汇报，杨帆听了汇报十分重视，打电话问卢家湾分局局长：“史致礼、强元贵两人现在什么地方？”
卢家湾分局局长说：“这两人都作为留用人员继续在卢家湾公安局工作。”
杨帆副局长指示道：“好极了！你立即将他们扣押，我派人过去处置。”
钟剑接到命令，马上带领刘志安和六名解放军战士分乘两辆吉普车赶到卢家湾分局，听完分局长介绍情况后，带走了史致礼、强元贵。
回到局里，钟剑率专案组即刻对史致礼、强元贵分别进行了审讯。两犯均供述了他们参与破坏共产党地下秘密电台的罪行。然而，他们破坏的那座秘密电台并不是李白的那一座，而是同属上海地下党的另一座秘密电台秦鸿钧。
那是1949年3月17日深夜，共产党地下报务员秦鸿钧正在浦桥南新里的家中紧张地与解放区发报联络时，突然被国民党特务团团包围，秦鸿钧不幸被捕。当时，史致礼率强元贵等十五人冲进秦鸿钧住处时，秦鸿钧已经从阁楼的天窗上了屋顶，躲藏在邻居家的天窗后面。执行任务的特务们都知道人民解放军已经饮马长江、正准备向江南进军这一形势，大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打算敷衍一下交差了事，看到屋内没人，有人就说，已经逃走了，我们回去吧。其他人顺水推舟，纷纷附和，于是一行人开始下楼。但是，其中的强元贵却偏偏要露一手，他自以为聪明观察到了五斗柜上的脚印，知道秦鸿钧上了屋顶，于是也攀上屋顶，发现并逮捕了秦鸿钧。秦鸿钧被捕时，由于事起突然，没有来得及发出警报，导致次日其直接领导张因斋也不幸被捕，强元贵因此立功受奖。后来，强元贵被人民政府判处死刑。
至此，破案线索再次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