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作家》2008年第02期
栏目：记忆·故事
自从1999年2月11日老伴儿萧乾去世以来，我只身回到复外木樨地这座单元房里的家，生活了将近八年半。我是个从小就很会安排生活的人。1941年6月，我三姐常韦患骨髓炎住进东单三条胡同东口的日本同仁医院，足部动手术。妈妈原先是让四姐和我轮流陪床照顾病人，然而四姐只值了一天班，三姐就不要她了。四姐天分高，擅长弹钢琴，没看她怎么用功就通晓了英法德日文。她亲口对我说过：“我能一目十行。”但压根儿不知道该怎样护理病人。于是，由我当全职护工，一直陪三姐在病房里住到八月底出院。当时我在圣心学校读英文，学校就坐落在三条胡同西口。中午休息的时候，赶回医院去，跟三姐一道吃饭。七、八两个月放暑假，一天功课也没耽误。
三姐是在家境最困难时生病的。住进日本同仁医院，图的是省钱。日本庸医，开刀把脚踝里的脓汁剔除，接着打了石膏，就完事大吉。姐姐不甘心休学，架着双拐，成了辅仁大学西语系三年级的一名住宿生。上学期还没结束，她忽然感到伤口剧痛，用剪刀将石膏豁开，只见整个脚面都溃烂了。三姐只好立即回家，从此再也没迈进校门。家里想方设法为她延医。最后找到四大名医中的一位：赵炳南。经过他的精心治疗，三姐那只伤脚的脚面变得像点样子了，不过，仍有两处流脓，中医无法根治。
1942年1月至8月，我在家自学，因为实在交不起圣心学校的学费了。9月，考入辅仁女中初三，一直念到1946年高三毕业。当年盛夏，我到沙滩北大红楼去参加高考。我是从当时我们居住的府学胡同以北的桃条胡同步行去的。考生三三两两在考场外面等待。我忽然发现，忘记了带准考证。于是，直奔到附近的公用电话阁子，拨通家里的号码，请弟弟赶紧把准考证送来。他骑自行车，不到十分钟就送到我手上了。我如愿以偿，被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录取。
我大姐在我家的地位，与严复的孙女严倚云相似。严倚云三岁时跌了一跤，成为残疾人，在家中备受歧视。严复的大儿子严伯玉将她收养。严复对这个义孙女疼爱有加，赛过亲骨肉，送她到学费不菲的圣心学校去学英文和法文。1921年，她九岁时，严复去世，家道逐渐中落。自1929年起，十七岁的严倚云就在课余兼教职，还教家馆，供养大家庭中众多弟妹的生活。
我父亲在民国时期的驻日使馆任职二十年。1936年的“二·二六”事变是发生在日本首都东京的一场震撼全世界的政变事件。由于军阀集团内讧，政变以失败告终。叛乱被平定，十七名主谋及右翼分子北一辉、西田税被处死刑。然而这次叛乱使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更加趋向反动。
父亲失业后，年仅十八的大姐课余教家馆。大学毕业后，边工作，边读硕士，1947年赴美国。1953年，她和一个比自己小九岁的美国博士生结婚。这时，我和弟弟都参加工作了，再也不需要她接济啦。1983年和1986年，我两次陪萧乾赴美，大姐都和丈夫、女儿一道来看望我们。大姐来回嘱咐我：“千万不要在美国定居，你会变懒，荒废光阴。”大姐在美国生活了六十年，只有一部题作《十二生肖》的英文长诗问世。她的母语中文荒废了，英文也没有取得长足的进步。长诗是自费出的，未产生社会效应。
光绪元年（1875年，乙亥），我祖父文明钦（字静川）中举人。他将妻子和一对儿女留在家乡贵阳，只身赴北京应考进士。光绪十五年（1889年，巳丑）考中，先后在广西灵川、藤县，山西潞城、右玉、广灵等县任县官。他当上县官后，将家眷接到衙门里。发妻刘氏于1893年生第二个儿子时，死于难产。那时祖父已四十九岁。他对这个次子格外疼爱，延名师让他受到当时最好的教育。少年时代就派他协助自己从事公文、书信工作。六十年代我听钱稻孙说，跟他同龄的叔叔钱玄同生前是我父亲的挚友。钱玄同多次对钱稻孙夸奖过我父亲文宗淑的文笔好，说不定就是在县衙门里练出来的。
辛亥革命后，祖父携家带口到北京颐养天年。他在北京购置了两座四合院。宣武门内上斜街那座，图的是离他的同乡、忘年交姚华（茫父）的寓所莲花寺不远。安定门内北剪子巷桃条胡同那座呢，距位于府学胡同的文天祥祠只有几十米。据我小时看过的家谱，我们文家是从江西迁到湖南，又从湖南迁到贵阳的。我的姻戚、著名书法篆刻家姚华的孙女婿邓见宽为我复印了一份“贵阳毓秀路文氏家谱”寄了来。前言中写道：“本族于清咸丰年间由湖南永州府东安县迁来贵阳，住北门总地（即现毓秀路），入黔始主为生贵公。”按照定居贵阳后的“文氏家族系统表”，生贵为第一代，文明钦为第六代，我父亲为第七代。
我祖父于1875年出黔后，再也没回过故乡。他在北京上斜街安顿下来后，为长子宗沛娶了姚华的千金姚銮。我大舅万勉之是贵阳人，出生于1881年。他是我国早期的植物学家、园艺学家，毕业于日本仙台东北帝国大学农科。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农业大学、河北大学、贵州农业改进所、敬之植物园等处工作。大舅妈叫李淑兰，是清末维新派李端（芬木）（1833～1907）的侄女。梁启超正夫人李惠仙是李端（芬木）的堂妹，李淑兰称梁启超为四姑丈。婚后，万勉之赴京延试，考取七品小京官。举家迁京时，他把五妹万佩兰也带了去。当时借住俗称“小贵州会馆”的姚华寓所。经姚华介绍，万佩兰与文明钦的次子文宗淑结缡。文宗淑、万佩兰就是我的父母。
1916年，文静川客死上斜街的家中，享年七十二岁。遗体停在庙里。大儿媳妇姚銮体质弱，送走公公两个半月后就去世了。我父亲把两副灵柩运回贵阳安葬。回京后，二十三岁的他以优异的成绩通过高等文官考试，被派到日本担任外交官。他是只身赴任的，年年回国探亲。
1918至1931年，我母亲总共生了九胎。怀第四胎时，算命先生告诉我父亲这一次还是个女婴。他就逼我母亲吃堕胎药。岂料胎儿没打下来，足月生下的却是个孱弱的男婴。父亲哑巴吃黄连。他当然知道，究竟是谁把娃娃害成这个样子的。哥哥的小名儿叫东城，因为他是我们搬到桃条胡同后生的。他只活到三岁，跟他挨肩儿的一个女婴，还没满月就走了。母亲将养了一个时期，接着又在六年之内生了四胎，最后两个是男孩子，这才满足了父亲传宗接代的夙愿。
七个兄弟姐妹中，至今健在的尚有四个，大姐、我和两个弟弟。这还得感谢我们的父母。母亲烟酒茶都不沾，上火时偶尔喝点菊花茶。父亲不抽烟，不打麻将，惟一的爱好是读书。
1934年晚春，我二姐追随她孔德学校时期的老师，到上海去了。那位老师有妻有女，所以闹得沸沸扬扬，还上了北平的小报。吴祖光是我大姐的孔德同学，他告诉我小报上画的是我二姐骑着一只毛驴，牵驴者是那位老师，背景为西山。当年七月，父亲把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六人接到东京去受教育。此行最大的受惠者是我。大姐常笑着说：“你直到七岁才开明悟。”
出国前，我在孔德学校念过一年书，成绩平平。赴日后，有父亲指引，优秀的家庭教师今野精心辅导，四姐、我和弟弟几个月就闯过语言关，1935年1月插班人麻布小学，成绩优良。
最倒霉的是我三姐。她和孔德学校的一个同班男生通信，被父亲发觉，把她毒打一顿，硬给拆散了。很多细节我是1993年姐姐去世后才知道的。我替三姐常韦惋惜。寸金难买寸光阴，她把如此宝贵的光阴用在写信上，挨打后，不知哪根神经出了毛病，扭伤了脚，硬挺着，以至发展成骨髓炎，贻误终生。几十年过去，二人在北京重逢。她孑然一身，对方早已儿孙满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