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海外文摘·文学版》2018年第06期
栏目：中篇小说
1987年9月初的一个秋老虎肆虐的晌午，正在玉米地里“修理地球”的我，突然做出了一个后来证明是千真万确的、改变了我人生走向的一个关键性的抉择。
我是这年的11月12日参军的，但我始终固执地认为其实从那天起，我就暗地里参军了。可后来在我梳理自己的人生历程时，又从记忆的仓库里惊喜地发现，我当兵的种子，却是在我六七岁那个刻骨铭心的上午埋下的，只不过它一直处于休眠状态，在我十八岁时才发芽了。
玉米地里密不透风，又是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我就像放在锅里蒸着的馍一般。“你就是当农民的命，心甘情愿种地吧，想啥都白扯！”我爹狠呆呆的话一个劲地在我耳边回响，搅得我心乱如麻，想着一个多月来所受的折磨，想起暗无天日的前景，真是欲哭无泪。
“要不，去当兵吧！”冥冥之中好像受到了神灵的指引，这个念头是突然从我脑海里冒出来的。这个想法是我从来都不敢想的，冷不丁生出来倒把我吓得一哆嗦。我家没有吃皇粮的，不是不想当兵，而是这样的好事从来轮不到我家头上，我这个想法无疑是在做白日梦。
可话又说回来，别拿豆包不当干粮，白日梦也是梦。我要当兵的念头闪电般地划过，却没有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是在我脑壁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我像抓住了一棵救命的稻草似的，就算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我也要到了黄河才死心。
我绝没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气概，之所以咬着屎橛子不放，全怪我爹。我爹是一个一条道走到黑的主儿，你说东，他非说西，你说撵狗，他偏打鸡。我是他的“种儿”，不打折扣地继承了他的基因，固执起来别说十头老牛，就是再加上十头也休想拉回来。
锣不敲不响，沙锅不打不坏。我做出这个连想都不敢想的决定，确也是在走投无路后，硬让我爹给逼出来的。高考落榜本来我心里就不是个滋味，你想啊受十年寒窗苦，却没能金榜题名，对于我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的儿子来说，唯一的选择就是跟在我爹的屁股后头“修理地球”了。可我要是长得五大三粗的，对付“地球”不打怵，可我身高偏偏只有一米六多点，体重不足百斤，天天面对的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能不穷则思变吗？
我不但不折不扣地继承了我爹认死理儿的基因，连身高也跟他不相上下。看到这，可能有读者产生疑问，你爹能胜任“修理地球”的工作，你咋不行呢？我爹也精瘦精瘦的不假，浑身却净是肌肉疙瘩，这是长年累月地从事体力劳动的奖赏，我却从来没怎么干过农活，让我成年累月地与土垃坷打交道，简直能要我的小命！
1960年是三年困难时期的第一年，爷爷在那年的夏天全身浮肿了几天，就撇下我的奶奶和我爹咽气了。我奶奶从小裹了足，干不了农活，只有十几岁的我爹便挑起了家庭的重担。我奶奶在世时给我讲我家的“苦难家史”时说，我爹为了多挣几个工分，是起早贪黑地出工，从未耽误过一天，终于练就了一身力气，扛一麻袋的粮食那是轻松加愉快，就像麻袋里装的全是空气似的。别说让我扛一麻袋粮食了，就是扛半袋也会趔趔趄趄，没走几步准会把我压趴下的，我怎能跟我爹比呢！
作为没有离开过土地的我爹，除了有这么一把子力气外，还有一门绝活，开春时抓把土面搓搓，就知道地力怎样，该种啥庄稼，也能大致地判断出年景的好坏。1980年刚实行土地承包，我爹是没日没夜地忙活，恨不能把太阳钉在天空上。那年我家迎来个丰收年，仓房里的粮食多得都快装不下了。“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我爹没有陶醉在丰收的喜悦里，冬天他天天都挎粪筐满山遍野地捡粪，我家积的肥比邻居多老鼻子啦！
一棒子打不出个屁来的人，多半认死理，我爹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家住在辽西的边地，属丘陵地，土薄，一锹多深就是黄色的黏土，再往下就是石砬子了，因为存不住水，十年九旱。我爹却从不抱怨，倒把自家的地都当成了宝贝疙瘩。从播种开始，除吃饭睡觉外，我爹是披星戴月地忙活，直到颗粒归仓我爹几乎没离开田地半步，所以，不管是风调雨顺，还是遇到了干旱之年，我家打的粮食总比别人家的多。村里人不得不佩服：“别看刘老疙瘩一根筋，种地谁也比不过他。”
我一直在说我爹，这时该说说我娘了。我娘在解放前，也就是七八岁之前，可是大户人家的大小姐呀！我姥家有近百垧地，在方圆百里绝对是数得着的富裕人家。解放后，我姥家被划为地主成分，房子和土地都被分了，成了“穷光蛋”。我娘十一二岁那年左腿长了个包，开始时没在意，可越长越大，这才想起去医院，医生看了病情，都无能为力地摇摇头。我娘回来后只能静养，可包出头后左腿却变短了，落下了残疾。“地主崽子”，走路又不利索，我娘二十大几了还没找到婆家，成了姥姥的一块心病。
此时，我爹也老大不小了，还是个光棍，我奶奶就拧着小脚来到我姥姥家，开门见山地说：“我给儿子提亲来了。”这事要搁早先头，我姥姥家的门槛，我奶奶是迈不进去的，但我姥姥家不是被打倒了嘛，早就没有了先前的威风，姥姥正为女儿的婚事发愁呢，怎能不一口答应呢！
不久，我娘便带着可怜的嫁妆，成了我爹的媳妇。开始时，我娘还能到生产队参加劳动，可我长到六七岁时，腿脚越来越不利索了，一次出工时，被生产队队长硬是给撵了回去。那时我的奶奶去世了，家里也正需要一个人喂鸡喂猪、洗洗涮涮、缝缝补补的，我娘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宅妇”，天天围着锅台转。
别看我家人口少，我娘可是个受气的主儿。我爹在外面遇到了不顺心的事，准拿我娘当出气筒。我娘不理论还好，一理论我爹便吹胡子瞪眼地吼起来：“你个‘地主崽子’，还想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呀，现在天变了，我告诉你，你是翻不了天的。到我们这样根红苗正的家，你是烧了八辈子高香。”每当我爹说这话时，我娘立马没电了，只有抹眼泪疙瘩的份儿。
时间长了，我爹说这些像倒粪似的话儿，我都能背出来。我爹没念过几天的书，斗大的字认识不了几个，他能条理清晰地说出这些话，是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批斗会上学来的。这话安在我娘身上，也算活学活用吧。其实，说我娘剥削人，那真是说屈了。可谁让我娘头上顶着一个无形的帽子呢，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了。
村子原来只有一百来户人家，都集中住在一条由北向南流去的小河的东边。后来人口多了，就在小河的西边土地上盖起了新房子。人们称东边的老住户为河东人，自然称西边的新住户为河西人了。等我记事时整个村子已有二百多户人家了。我家原来住在河东，我爹成家了才在河西盖了房子。河西村的房子大多是娶媳妇人家盖的，比较新，就像现在的新城。河东村都是老房子，就像现在的老城。当时农村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新婚夫妇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造小人。几年的工夫，小小子、小丫头便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我也是其中的一员。
孩子们吃了饭，便呼朋引伴地可街桶子跑，打闹声、嬉笑声不绝于耳。可热闹的是他们，不属于我。我一出去，伙伴们就“地主婆、地主婆”地冲我乱叫起来。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十分委屈哭着跑回家：“娘，他们老冲我喊‘地主婆’！”
我娘阴沉着脸，将我紧紧搂在怀里：“栓儿，你爹不是地主，娘不是地主婆，他们那是瞎叫。以后，你和妹妹在家里玩吧，别出去了。”我于是成了小小的“宅男”。小孩子是闲不住的，加上外面伙伴的喧闹声、诱惑力实在太大了，瞅着我娘不注意我便像泥鳅钻了出去，可玩着玩着我就被排挤了出来，又哭天摸泪地回了家。我娘气得疯了似的边狠命地打我边数叨着：“掐耳根子嘱咐你别到外边去，你就是不听，看你还长不长记性。”打得我像杀猪般的嚎，都快哭没气了，我娘才住手。
我娘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也哭了，只不过是无声地哭，哭得肩膀头一颤一颤的，比我还厉害！我闹不太明白，我自己没听话惹了祸，也挨顿狠打，我娘的气也出了，她咋还哭呢？这把我给造傻了。我娘的眼睛哭得通红才不哭了，可能心痛起了我，一把将我搂进怀里，用皱巴巴的脸蹭着我的小脸蛋，哑着嗓子问：“栓儿哪疼，娘给你揉揉。”我娘新流出的泪水热热的，打湿了我的小脸，我忘记了我娘刚打我的凶样，就搬起我娘的脸，用小手轻轻擦着我娘脸上的泪水。不想，我娘的眼泪流得更汹了。
解放前，在上大学的舅舅很喜欢我娘这个最小的妹妹，假期就教我娘识字。我娘小时候长得水水灵灵的，而且还特聪明，一教就会，一点就通，如果我姥家不被打倒，说不定她能成为一名女秀才呢！
我娘和我都平静了下来，我娘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对我说：“栓子，娘教你识字吧。”娘在地上铺了层细土，用树棍在上面写着最简单的字教我，什么“人口手”啦，什么“天地山”啦，反正一天教我一些。那时我根本不知道学习的重要性，一心想着玩，对我娘教的东西一点都不感兴趣，我娘就深深地叹着气说：“你要能赶上你舅一个犄角，我就知足了。”
我对认字没兴趣，还想往外跑，我娘又拿出要打我的架势：“你要是再跑出去，我就打断你的腿！”我娘说得血淋淋的怪吓人的，我不敢跑了，但气没处撒，就学着我娘走路的样子，还一个劲地冲着我娘做鬼脸。我娘气得脸煞白煞白的，狠狠地说：“我这是上辈子做了什么孽了，咋生你这么个孽种啊！”
我闹累了，才坐在一边噘着小嘴生气，我娘也没理我，仍然不停地干活，我和我娘开始了“冷战”。有小半天，我娘都不看我一眼。我无聊极了，就坐在炕沿上踢墙，我娘也像没有看见似的。
“小梅，娘给你讲个‘瞎话’好不？”我娘问我妹妹。我妹妹叫小梅。我妹妹欢蹦乱跳地鼓着小手：“好好！”我们那块管“故事”叫“瞎话”。
我娘就轻轻地咳嗽一声：“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住着一个小老道……”
我嘿嘿地笑了，这可比识字有意思多了，我凑到我娘身边问：“娘，小老道一个人住在庙里不害怕吗？”
“这个小老道是坚强的小老道。”
“那他吃什么呀？”
“他自己开荒种地。”
“他不想娘吗？”
“想娘哭一会儿就好了……”
我娘在讲“瞎话”的过程中，不知被我反复打断过多少次，不知不觉间我也成了“瞎话”的创作者。听“瞎话”的时间过得就是快，一上午或一下午在没留神中就过去了。我娘肚子里的“瞎话”可真不少，每天讲两三个，就是不重样。听多了，我也记住了不少，还能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二度创作。一天，我娘在讲“瞎话”之前，我突然说：“娘，我给你讲个吧！”
我娘吃惊地睁大了眼睛，连连说：“栓儿会讲‘瞎话’了，我得好好地听听！”
我也学着我娘的样子，先是轻轻咳嗽了一声：“从前有座山，这山可高可高了，如果要是爬上去得好几天，这山上有座庙，庙可美可美了，人们都想去庙里当和尚，可谁都爬不上去，只有一个小孩却成功了……”我这个“注水”的故事讲得老长老长了，直到我嗓子讲哑了，说不出话来才结束。
我娘像是不认识我似的，上上下下打量了我好一会儿，粗糙的手摸着我的头：“栓儿你有讲‘瞎话’的天分，以后呀你就天天在家里给娘讲‘瞎话’吧。”
可当时我毕竟是个贪玩的孩子，根本不想被囚在家里，瞅我娘不留神我还是悄悄地溜了出去，不想却差点酿成了大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