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江南》2017年第04期
栏目：中国往事
黄郛那年去北方，目的地是北京，却在天津停留了下来，这是因为，新婚妻子沈亦云十三岁入读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在此地有许多旧日同学，老夫少妻，这点小愿望岂有不满足之理。这是一九一二年冬天的事。那时他刚解散沪军廿三师，做了一名有名无实的陆军中将，帮盟兄陈其美打前站，前来联络出洋考察事宜。与他们一同北上的，是另一对恩爱夫妻，刚刚在上海基督教怀恩堂行过新式婚礼的张群、马育英夫妇。
新婚妻子沈亦云是嘉兴人，时年十九岁。嘉兴沈氏虽非簪缨世家，却也因出了沈氏三姐妹在民初政坛广受瞩目。三姐妹中的长女沈性真（后改名沈亦云）、次女沈性仁、小女沈性元，都是雅好文史、见书辄喜的小家碧玉，人也长得漂亮。三姐妹出生于嘉兴东栅口一个家风严谨的读书人家，父亲沈秉钧是前清举人，教过书，后来成了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一名资深编辑。她们中，行事最为爽快泼辣的是老大沈亦云，据她自己说，小时候虽未出家门百里，但在嘉兴城里到处疯跑，十天穿破一双鞋，很是有些史湘云的野气。父母不强令她学女红，反使她无意中从墙上挂的对联、椅背上刻的唐诗，多识了几个字，小小年纪便在女儿国中鹤立鸡群。
上海光复后，这个自封为北伐女子敢死队队长的十八岁女子，一片报国热忱，领着一班和她差不多大的如花少女，做制服，睡地铺，穿黑衣，上街头募捐，吃青菜豆腐大锅菜，还梦想着上前线，但革命已经成功，女子各有学业、家事去做，她便拉了闺蜜郑仲完，来向都督府报告敢死队解散事宜。那天接待她们的正是时任沪军参谋长兼总师干黄郛。被这倾心革命、又不失闺秀书卷气的女子吸引，黄郛一路猛追。但沈父开始并不想把女儿嫁给黄郛，嫌他比女儿大了整整十四岁不说，还早有家室，又嫌他才华太露，怕其寿不永。黄郛给未来的岳父写了一封长信，详述自家身世，承诺“后半世学问事业，视长者之一诺”，最终以诚意打动沈父，夫妻自此结俪。沈氏三姐妹各有归宿，性仁嫁给北大教授、社会学家陶孟和，性元嫁给钱昌照，那都是后话了。
“二次革命”后，夫妻俩逃亡日本，后转赴美国，直到袁世凯去世，他们才回国。北京十年，黄郛经历了民初的一连串乱局，当了几届内阁的部长，冯玉祥的国民军进入北京赶走曹锟的“首都革命”时，还一度出任摄政内阁总理，想要实施自由派的“第三条道路”救国。到冯玉祥下野赴俄，府院之争愈闹愈烈，夫妻俩要觅地蛰居，第一选的，还是天津。
先是住在沈亦云的同学家里，然后出去找房子住。政坛多事之秋，由北京跑来天津租房子住的人极多，行情节节看涨，庆幸的是，总算在意租界找到了一栋两楼两底半独立的小洋房，门前有小小空地，后面厨房，楼上亦有两间小房。沈亦云虽在天津多年，却也没到租界地盘住过，只是说：“住租界诚可痛可耻，不得已而为之，我对之都茫然。”
据女主人介绍，他们的房子距老火车站很近，方便南来北往的朋友吃饭或留宿，客人多的时候，床不够用，连客厅的长餐桌上都睡人。几件旧家具由上海搬到北京，又由北京搬到天津，越搬越旧。爱结人缘的女主人还特意将从北京添置的两把橡木藤心大靠背椅带来，套上黄卡其布套以作招待。除了梁启超、严修偶尔来作客，来得最多的是住在四马路的张绍曾。北方人有盘腿坐炕的习惯，谈得起劲时，这位前国务总理就会脱鞋坐到黄家那张橡木厚垫大椅上。
那几年在天津，看着政海里的人杀来杀去，夫妻俩安心读书写作，日子过得水波不惊。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一封南方来信打破了他们的平静生活。信上称黄郛“二兄”，“久未会晤，渴望殊深”，邀他公务之暇南下一叙。写信人是率军北伐已到武汉的蒋介石。京津信件检查向来严格，这封“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用笺”的南方来信，令黄郛夫妇既惊且喜。未及回信，一个月后，老朋友张群来天津，他现在是南方政府的总参议，带来了蒋的第二封亲笔信，说“渴念既殷，欲言无由”，要他这个结义兄弟出山相助。
南军北伐，从来没有人打到过武汉，顾念太平天国时，洪杨所部，也不过掠扫两湖，能有如此傲人战绩，他的盟弟实为第一人。其时，在江西吃了败仗的孙传芳正在天津活动，嗾使张作霖共组安国军反扑南方，双方势均力敌，未知鹿死谁手。接连几日，与张群畅论时局及革命军情势，黄郛终于下定了决心，无论公谊私交，他都要南下助蒋。
本只想孤身南下，但沈亦云亦是个女中丈夫，婚后十余年，乃至亡命海外，去日本去美国，也都同甘共苦，于是商定黄郛先行，亦云安顿好孩子，随后南下。天津这几年，朋友笑话他们是隐居在海河边的神仙眷侣，的确那三年的读书闲居，他们连书房都是用的同一个，他的两本讨论欧战后世界秩序的新书，也都是他写一章，亦云誊录一章。她是伴侣，也是离不了的助手和保姆。
元旦刚过，黄郛从天津坐船南下，预备先到上海，再逆江而上去汉口。本来，走陆路要快许多，但其时津浦路和沪宁路控制在奉鲁军手里，生怕横生枝节，只能舍快就慢。船上巧遇一人，是西北军原参谋长熊某，留京办理善后的，此时也脱险去沪，于是一路交谈，倒也颇不寂寞。
此番南下，黄郛也不是空手去见他的三弟，他是带了一份厚礼的。他口袋中藏着一张密函，此密函是他离津前，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璈指示中行总管理处让他带给汉口分行代经理汪翊唐的。同时有话传达，国民革命军进抵汉口后，一旦需用款，凭此密函，即可向汉口中国银行借支一百万元。先前不肯借款给北京政府的张公权，出手变得如此阔绰，其结纳、示好之意，黄郛岂会不知。惟此大变革年代，人人都要找个依傍，不好苛责，惟有心底叹息。
在上海访问故旧，盘桓几日，即坐船西进。沿路都是孙传芳的地盘，检查甚严，幸尔一路平安。船抵九江，有人接着，送至南昌，下榻中国银行。正在召开军政联席会议的蒋介石推开众多应酬，特为设宴款接他的这位秘密南下的“二兄”。自沪军都督府时代至今，南北睽隔，各走各路，兄弟不相见也有十几年了。
一月七日，南昌军政联席会议闭幕，蒋总司令总算有了时间来陪二兄，黄郛为盟弟指点天下大势，先从军事入手：北洋军阀虽近尾声，直奉合作，则北军势力尚在国民革命军之上。内战损耗国力，当尽力缩短战祸。南人乡土观念轻，受北军荼毒少，出长江往北，这些优势就尽失了，用兵就会渐形困难，北方的阎锡山、冯玉祥两股力量，若能引为同调，则可减少内争，尽早致统一。
日后北伐结束，蒋阎冯中原混战，酿成一“新军阀”时代，耗尽国力不说，且引奉军入关，糜烂华北，空虚东北边防，致有日本侵略满洲事发生，那都是一九二七年初的黄郛不曾预料到的。
黄郛还谈到他一路南下的观感，从广州到武汉，北伐节节胜利，然而所到之处，人不安居，不乐业，于是招致其他各地摇摆踌躇，上海房屋大量空置，而京津地价暴涨，成为中产阶级的避难所，就是国人不了解、不信任南方之一证，为今之计，当收拾人心，明示各项政策，使国民真正了解到北伐是南方革命力量发动的正义之战。
在黄郛看来，日本固然不善，苏俄比日本更可怕。苏联人从中国北方割去了广袤千里的土地，这是那些健忘者应该猛醒的。“醉心主义”固然要紧，“忘记国界”实属不该。他专门研究过中俄边界问题，也曾经和自称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朋友一道，辩论探讨平均分配之可能性，结论是绝对的平均是不存在的，而残民自逞，更不可能长久成功。他告诉蒋，中国两个邻居都不善，若是个家，我早已搬了，如今是个不可搬的国，只得先顾缓急轻重，何者为急、为重？那就要改变一边倒向苏俄的做法，先谋日英两国之谅解。
一月初的军政联席会议开成了僵局，蒋主张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留在南昌，武汉的左派坚决不同意。双方意见反差如此之大，稍为超脱者都已看出两派势不能同舟共济。令黄郛没想到的是，国民革命军的内部竟然还有桂系、粤系种种派系。派系二字，是他最厌恶的。他觉得自己不入党是对的。当蒋又一次要拉他入党时，他明确说，自己只以私人身份相助。
沈亦云把女儿托与三妹，从天津坐“通州”轮到沪，复又坐船西来。黄郛在九江接上妻子，带她到处看看市面。市面甚为萧条，也无甚可看，在旅馆住过一宿，就匆匆带她上了庐山。
雪迟迟未下，但春节已然临近。这个年，黄郛夫妇是在庐山上过的。国民革命军司令部包下了牯岭仙岩旅馆的全部，一排平屋和一幢楼房。蒋介石让出了自己的卧室给盟兄夫妇住，还调给他们一个排的警卫，自己搬到了别一处僻静的地方。整日里，黄郛和张群总是在蒋的屋子里。
山上苦寒，饭厅在平房里，有火炉可烤火，开餐时间大家都可聚在一起。年轻帅气的总司令也同来吃饭。旅馆的侍者总是把蒋介石和黄郛的饭巾放在相邻的位置。蒋介石如果比另外的客人先到，就会把已经摆好的座位再作调整，把一套饭巾摆到稍远处。因为黄郛和他一天到晚都在一起，不好吃饭也坐在一处了。
黄郛总不在，也很少与她说武汉那边情形，沈亦云读书写字，倒也不感寂寞。山上虽平静，但这个凡事用心的女子会抓着线头去推理，早就看出平静之下蕴藏着一个极大的变化。只是这样的事黄郛不说，她是坚决不问的，甚至不露一点口风。
在仙岩旅馆同住的，除了总司令部的人，还有第二批离开广州北上的政府要员。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一个模样清瘦的书生，每天坐在走廓里看一本很厚的德文书。走廊人来人往，他也能读得很专注。每次看见她，总要问答几句，黄先生在何处？在蒋先生处？四年后，他竟然会被蒋介石这个昔日的搭档在南京杀死，世事人情，也真是翻覆无常。
蒋介石和黄郛后来不与众人同吃了，或者先吃好离开。这样大家吃好后就可在饭厅烤着火谈天。谭延闿和张静江在这些人里年纪最大，人都尊称谭先生、张先生的，不去陪蒋的时候，也和大家有说有笑。谭延闿身着长袍布鞋，身材扎实，戴着眼镜，举止缓慢从容，严肃起来像一位学者。中央执委主席张静江是个传奇性人物，据说在巴黎开过好几家古董店，把赚来的钱都投到了革命中去，不过那时的他已经半身不遂了，进出都需人抬，脸色也憔悴苍白得难看。戴季陶喜欢讲故事，有渲染，加一点工架，逗大家发笑。亦云开玩笑说，倘他日入了史馆，要写一篇戴先生世家。有一次晚饭，邓演达闹酒，想要醉大家，结果他自己先醉了。谭延闿酒量最好，举重若轻，那晚一点没事，他说少时奉长辈座，奉命喝酒，早就练出来了。众人皆叹服，姜到底是老的辣。
二月一日，是旧历的新年，不知哪一位发起，说不要吃旅馆的西餐，请太太们做一桌中国菜。那一日每个太太都出了力，做的菜南式北式，广式淮扬，摆了满满一长桌，大家都吃得开开心心，在这个世俗化的节日里，好像每个人的愿望也都那么容易满足了。
在牯岭过完新年，山上的人渐渐分批下山了。此时经连日密谋，已经计议停当，东进规复南京及肃清长江中下游。春季军事行动即将展开，山上诸人除了张静江有事回上海，戴季陶负秘密使命前往日本，其他人继续赶往汉口。
黄郛在山上时与蒋介石朝夕相从，曾有建言：建国以储才为急，应开放门户，不限一党一派；联络北方阎冯力量，以期缩短战争时间，早致统一；底定东南后，所重者为经济与外交，须预作未雨绸缪之谋。惟当时武汉与南昌之间，左派与右派之争，已经渐趋激烈，黄郛深以为忧，但他一个党外之人，也想不出好法子来调解，只有先去武汉看看再说。
第一批下山的是谭延闿。第二批是张静江他们。张静江行动不便，让沈亦云印象至深的是，当时张静江已经坐上了藤轿，蒋让等等，返身入内取出一个枕头来，垫在张的背后，这让在场的人看了都不胜感动。
隔一日，蒋介石自己也下了山。黄郛夫妇是最后一批下山的。和他们一起从莲花洞坐车走的，还有顾孟余夫妇、戴季陶夫妇和邓演达。当时只知劲敌在前，马上就要与北军开仗，武汉方面又不太平，出于保密的规矩，各人都神情严肃，到何处也都各不相问。沈亦云只是隐隐约约知道，那个爱讲故事的戴季陶先生，好像是要去日本的。在车上，戴季陶和邓演达坐在一起，别人问他，他只说和择生（邓演达字择生）一同往汉口，并说他的铺盖行李都是择生的当差代为料理的。沈亦云暗想，戴先生东行的消息不确，难道他要到了汉口再向东行？直到赶了大半的路，戴先生忽喊肚子痛，将到九江，他说不能再走，请邓演达叫当差的把他的铺盖行李放下。这段盘马弯弓之计，看得知悉内情的亦云暗暗发笑，众人知情，也不道破。
黄郛夫妇到得武汉，市长刘文岛是军校政治教官出身，接待甚殷。连空气中都飞扬着革命因子的武汉，果然与他们经行过的天津、上海、南昌大不相同。面临着大街的窗口，时常飘进歌声，唱的是“打倒列强，打倒列强，国民革命成功，齐奋斗”之类。革命同志中有许多是广东口音，有人听错广东话“齐奋斗”三字为“吃饭茶”，说革命成功大家有饭吃有茶喝，亦可发笑。苏俄元素成了这个城市的流行色，一个苏联红军歌舞团来汉口巡演，团里一个叫马露西的女演员特别漂亮，革命女青年都在谈论这个女演员，模仿着扎一个三角形的头巾。
整个城市似乎沉浸在了革命的节日中。街上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令人兴奋的红色。红旗、红绸布、红色的标语。几乎天天都在集会、游行、罢工。海员罢工，电厂工人罢工，米行罢工。争工资，争权益，也与帝国主义争。争到后来，突然发现米贵了，钞票不值钱了，所有日用品都买不到了。
妇女的地位倒是显见得提高了，国民革命军治下，职业妇女也日渐多了起来。她们的特征很好辨认，迈着匆忙的小碎步，脸色潮红，眼睛像小红鼠般明亮，大概一个社会在穷则思变的时候，人们的心理总是往往一面兴奋着，一面恐惧着。虽然店铺萧条，但革命女青年还是喜欢成群结队，去被她们高呼打倒的列强的商店，采买式样新潮的服装。
应酬场中，最时髦的话题照例是苏俄顾问鲍罗廷和他的夫人。说得最多的是谁家子弟要去苏联了，不去的嘴里也说要去，似乎不去苏联就不革命了。
也搞不清谁是共产党，谁是国民党，真的共产党可能不愿暴露身份，而非党的人又可能赶时髦故弄玄虚。这样热烈的空气下，黄郛夫妇就像飘入了太空舱一般无所适从，他们觉得，满大街都是革命这出剧中的演员，而自己只是看客。
黄郛应邀去作了一次演讲，却在报纸上大受攻击。原因说来好笑，他在演讲中说中山先生，没有称总理，被革命群众指责为大不敬。再一日，黄郛应友人之邀赴宴，黄接到密报，说激烈分子已开会议决，要对他动手，问了刘市长，说不能证为无事，再找卫戍司令陈铭枢，也说形势复杂，爱莫能助。急迫之下，躲到日本人开办的同仁医院。午夜，亦云赶去，夫妻相见，不期说出一句同样的话：不料在北方多年不肯做的一件事，今日竟在国民革命军治下做了！武汉是呆不下去了，次日夜里他们就坐船去了九江，转往南昌去了。
住进江西督署的总司令部，墙上是用全新白竹布代替粉刷，用图钉钉住，简陋得很，他们倒喜其素雅。庐山的那班人马大都还在。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山上受了寒气，正病着，请了一个日本医生来诊治。亦云去看望，她说，当年在日本，同盟会开会，她专门管进门各人的鞋子，藏起来以防警察注意。亦云知她能画，向她求画，她推说自从仲恺先生死后，已多时无心动笔了。
他们日夜在谈的，还是庐山话题的余绪，东征进军沪宁的事。举凡克复后的财政金融规划、外交部署，都须一一预为筹谋。黄郛认为悠悠万事，惟财政为大，应加紧与江浙银行家们的合作。黄郛与上海金融界素有缘源，受命“居沪运筹”。临行前，蒋嘱黄郛全权处理上海事宜，并交给他一册空白任命状，嘱他遇机密酌情填发。时人热衷革命，求官者不在少数，日后他到上海，也不见委任谁做何官，可见隔膜，难怪沈亦云说，膺白一生失败，就在不谙人事。
离开九江东下时，为防万一，夫妻俩同船而不作一处坐。过了安庆，已是北军地界，检查甚严。过南京时，码头上正杀过人，几颗血淋淋的脑袋悬在那里。大战在即，陆路都已戒严，去上海要从海道绕行。船过吴淞口，要塞稽查长上船检查，此人系黄郛都督府时旧部，佯作不识，夫妻俩方平安抵沪。
当其时，何应钦部自闽，白崇禧部自赣，已相继入浙，奉鲁军已沿着沪杭线逐次退往江北。国民革命军陈兵上海郊外时，策动海军司令杨树庄反正，许以每月支付海军军饷35万元，蒋介石不想让特派员钮永建参与其事，海军饷项和交涉事都是交给黄郛去做。黄郛转嘱陈其采、吴荣鬯，通过上海中国银行照拨了这些款项。
日后，张嘉璈撰文述到此节，说国民革命军由粤北进中，黄郛居上海，时常与他商讨如何帮助北伐军饷糈，“国民政府成立初期之财政，得免于匮乏，膺白先生从旁诱掖之功不可没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