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福建文学》2012年第05期
栏目：重点推介
1976年春节刚过，家里便来了三位客人，可以说是稀客。他们是大姑、大姑丈、小姑。虽说是至亲，但父亲过世后，我们再也没有回过老家，非常明确地与老家断绝了关系。所以他们忽然降临，带给我们的更多是惊诧、狐疑，和强烈的陌生、不安。这陌生、不安更多来自这三位客人的严肃、郑重、冷漠。从他们的架势来看，他们显然是有备而来的，是为处理大事而来的。家里顿时弥漫着一种剑拔弩张的气氛。
大姑拿出一毛钱，让我带弟弟到小店铺买葱头糖吃，还特意叮咛买回来后就在庭院里吃，别进屋去。我知道她是想把我和弟弟支开。
一会儿，我和弟弟坐在台阶上吃葱头糖。葱头糖黏黏甜甜的，还有馥郁的猪油葱花的浓香。对于那时的我们来说，这东西确实是一大诱惑人的美味。屋里不时传来争执声，我感到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肃杀气息，不禁冷冷哆嗦，六岁的弟弟还是一个混沌小子，没有我女孩子的敏感，他很享受地咀嚼着，眼睛清纯而明亮。那一年，我八岁。
那天大人争执的结果是我和弟弟被三位客人带走。我们乘船过轮渡，又乘汽车回老家，回我们非常陌生的老家。中途颠簸了好几个小时，又转了好几回车，反正是历尽千辛万苦，到达老家时已是晚上，我们胡乱吃了点饭就上床睡觉。
他们带我们回老家的理由是：游玩。非常单纯、响亮、光明的理由。
然而临行时母亲搂着我们痛哭的凄凉、悲伤，是笼罩在我心头的一片阴霾，他们匆忙快速抢夺行李的怪异举动也让我疑虑不安。
我们的老家在海边，是一座古老的村庄，一条狭窄的幽长的碎石板路，就是村里唯一的街，村里的繁华所在，村里的经济大动脉。我们老家就在中街亭一条小巷的深处，一座两层的红砖小洋房。村里的人们对我们好奇又友好，总会主动跟我们打招呼，给我们自家蒸或煎的糕或粿吃，小孩也会主动找我们玩。我们很快便与街头巷尾的伙伴混熟了，整片角落乃至整条街都成了我们游戏的场所。那里的生活氛围与厦门鼓浪屿截然不同：这里显得单纯、宁静、轻松。老家那村子很小，可能不上五百户人家，因为华侨多，盖的小洋房多，所以叫作洋房村，后来也有人叫番客婶村。乡村富裕又贫瘠，富裕的是财富，贫瘠的是人丁，这里很多家庭间隔一段时间就能接到汇款、包裹，很多家庭不事劳作便可过着比普通人家宽裕的生活；这里的人宽裕的还有时间，多得只好靠瞎聊天来打发时间，很多人以聊天为职业，为生活内容与乐趣。但这里男丁奇缺，特别是成年男子多往港或去菲律宾谋生，留守在村里的男性多为老弱病残的。总体来说，这里宁静、祥和、从容。时间显得特别缓慢，缓慢得每一天都像天长地久似的，人生活在其间就像要沉淀下去。
元宵节过后，我们还是没有被送回去，母亲也没有来接我们。我们想家了，屡屡提出回家的正当要求，但没有人回应与理睬。
开学了，我被送到离家只有五十米路程的一所小学去，当了二年级的插班生，这是村里唯一的一所学校，因为没有幼儿园，弟弟只好呆在家里，继续和周围的同龄人玩耍，由两位姑姑照看着。
我们开始哭闹着要回鼓浪屿的家，我们自己的家，两位姑姑告诉我们，那是不可能的。我毕竟年长两岁，很快就向现实妥协，擦干眼泪后背着书包就去上学，弟弟则经常突发性的哭天抢地般大闹，当他闹到姑姑们受不了时，她们便会威胁他：回去会被她害死。弟弟在颇有威胁性、恐吓性的言语面前，宣告失败，他有点破罐破摔地变土变野了。
一件事情更让我们真正感到回家无望了，那就是大姑开始翻箱倒柜把表哥、表姐们褪下的旧衣服拿出来，和小姑动手拆改，改给我和弟弟穿。那时，大表哥已上初中，两个表姐一个上小学五年，一个上小学三年。小姑结婚多年，但没有生育，小姑丈在香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从此，我和弟弟融入他们，搭成一个临时的大家庭，开始了乡村的生活。
